宋代的“举遗逸”与士人的文学交游
——以“隐士”投献为考察中心

钱建状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以粉泽太平、移风易俗、网罗奇才、遗才为政治目的，宋朝政府在科举、门荫之外，又另设“举遗逸”一途。“举遗逸”是在宋代尊隐尚贤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选官机制，在宋代的选官体系之中，以“举遗逸”而入仕的士人，数量不多，官品较低，但它毕竟是一种选官机制，卓绝能文而失意场屋者，或藉之以起家，退处求志者，亦可藉之以成名。因此，尽管这一取士制度，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在宋代士林当中，所造成的振荡却不容小觑。宋代的士人，因各种原因退处之后，尚能砥砺名节、修身养德，以道德自律，坚守儒家伦理规范与核心价值，又常能潜心著述，以期有用于世，并能与地方政府、朝廷中的名臣、重臣保持良好的学术互动与文学交游，部分原因，或可从这一制度中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宋代“举遗逸”的政治文化功能

“遗逸”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汉书》卷二十七载，武帝元狩六年，“是岁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节巡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1〕遗逸，乃在野遗贤、逸民之省称。《后汉书》有《逸民列传》，典出《论语》“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矣”，〔2〕宋代诏举遗逸，亦多用此典。因此，宋人所谓“遗逸”，大致与今人通称之“隐士”相近。《宋史·隐逸传》所列四十余人，与《宋会要辑稿》“举遗逸”名单高度重合。《宋史·选举志》言“举遗逸”之政治文化功能，一曰“幽隐必达，治世之盛也”，一曰“振清节、厉颓俗”，都是正史隐逸传常见用语。所以，宋代荐举遗逸的主要对象是隐士群体，大致不错。

不过，从宋代“举遗逸”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举荐的对象远不止为隐士群体，其所发挥的政治文化功能也不止于粉泽太平、美化政治和移风易俗。盖宋代科场以文词、经术取士，而人之才性又各有偏擅，能诗赋者，未必深于儒术，能经义者未必能文词，而科场考试文体则相对固定。每开科场，必有遗珠，又考试过程中常有取士不公的现象发生，故士林之中，每有遗才之叹。此其一。

其二，宋代科举取士，数量虽不少。但被黜落者、屡试不第者，则数倍、数十倍于中第者。这些场屋失意之士，多有积怨，散在民间，是一股不稳定的异己力量。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富弼上奏朝廷，曾忧心忡忡地说：

窃思近年数牓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者何？盖此处人物禀性质鲁，不能为文辞中程试，故皆老于科场，至死不能得一官。岂三路之人独不乐富贵哉？盖求之而不得也。今纵有稍在显官者，亦不过三五人而已。此数路之人虽不能为文辞，若其大才大行及强悍奸雄，则诸路不及。向时天下无事，则此等人或在场屋，或在农亩，或为商贾，或为僧道，屈伏不能有所为，但怨望思乱而已。〔3〕

富弼将求官而不得、失意场屋之士与强悍奸雄联系在一起，并非危言耸听。而辟“荐举”一途，既是牢笼有才行士人的一种手段，也是安慰失意士人的一种权术。因此，各地落第之举子而有名望者，往往成为荐举之对象。宋代大规模地征召“遗逸”，一在嘉祐六年(1061)，一在熙宁三年(1070)。《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载：“(嘉祐)六年五月七日，舍人院试诸州敦遣进士：徐州颜复、成都府章禩、润州焦千之、开封府韩盈、荆南府乐京、许州辛廱、大名府李抃策、论第三等下，赐进士出身；相州刘安道、安州赵畴、邵武军王景、潭州陆湘策、论第四等上，赐同进士出身；渝州牟载、赵州左用策、论第四等下，通州随翊、潭州廖倚、太原府崔远策五等，并为试秘书省校书郎。”〔4〕“(熙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舍人院试诸州敦遣人：滨州刘蒙、处州管师常、阆州贾蕴、雍之奇、嘉州李逵、衢州周颖、齐州胡鄢论、策并第三等下，赐进士出身；太原府李抗，忠州谭立之，眉州孙潜，太原田籍、张由，剑州陈舜岳，大名府尚景淳，汉阳军窦恂论，策第四等上，赐同进士出身；眉州任通夫、邢州国采、荆南伊瑑论、策并第四等下，并为试衔知县、判司簿尉。时蒙号处士，师常等皆进士。”〔5〕两次征召共34人，除刘蒙一人号称“处士”，余皆是进士。

《宋史·选举志》“举遗逸”条说：“科目既设，犹虑不能尽致天下之才，或韬晦而不屑就也，往往命州郡搜罗，而公卿得以荐言。若治平之黄君俞、熙宁之王安国；元丰则程颐，元祐则陈师道，元符则徐积，皆卓然较著者也。”〔6〕由此来看，宋朝政府设荐举之制，征召“遗逸”，除了达到振清节、厉颓俗、粉泽太平等政治用意之外，还兼有在科举取士之外，牢笼失意士人，搜罗奇才、异才的用意。这从《宋会要辑稿》“举遗逸”所载若干以某种著述被荐命官的事例，也可见出此点：

1.(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十五日，以怀安军鹿鸣山人黄敏为本军助教。敏明经学，著《九经余义》四百九十篇。益州路转运使滕涉以其书上，诏下两制，晁迥等言有可采故也。〔7〕

2.(同年)六月二十九日，以湖州进士许既济为本州助教。既济词学为州人所推重，两浙转运使得其所著《四民论》上之，故有是奖。〔8〕

3.(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梓州草泽东方自牧为本州助教。自牧表上所著《易论》，故有是奖。〔9〕

4.(仁宗)嘉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以草泽宋堂为国子四门助教。堂，成都双流人。……著《蒙书》数十篇、《春秋新意》、《七蠹》、《西北民言》。颇究时务，数为近臣所荐。至是，翰林学士赵概又上其所著书，特录之。〔10〕

5.(高宗绍兴)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诏抚州草泽邓名世令阁门引见上殿。以吏部尚书胡松年看详到名世所著《春秋四谱》六卷、《辨论谱说》十篇、《古今姓氏书辨证》一十四卷，学有渊源，辞亦简古，考订明切，多所按据，故有是命。后赐进士出身，充史馆校勘。〔11〕

仁宗嘉祐四年十月，朝廷下举遗逸之诏，有曰：

学术行能，见推乡里，困于草野，是谓遗贤。属我治朝，所宜搜采。应天下士人，素敦节行，兼通学术，又为乡里所推者，委转运使、提点刑狱臣僚同加搜访，每路各三两人。仍与本处长吏具从来所为事实及所通学术，连书结罪保举闻奏。委中书门下再行询察，如非妄举，当议特加试用。〔12〕

节行与学术皆为乡里所推者，才能称得上“遗贤”。若德行有亏或才学无闻，皆不能被荐举。今存宋代士大夫的荐举遗逸的荐章，基本上是按这个原则来揄扬受荐士人，并且按照惯例，要附荐章呈上士人之“所业”，也就是受荐者的著述，以便中书进一步审察。以范仲淹荐举李觏为例，其《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核心内容有二：

1.李觏退隐养亲，道德可称。辩博明达，有孟轲、扬雄之风：

臣伏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前应制科，首被召试。有司失之，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乡曲俊异，从而师之。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杨(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赐采收，识者嗟惜，可谓遗逸者矣！〔13〕

2.介绍李觏的著述情况，并拟附上所业：

臣观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业《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编为十卷，谨缮写上进。伏望圣慈当乙夜之勤，一赐御览，则知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14〕

荐章言及李觏之德行者，仅“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一句，其余的内容皆为称扬、介绍李觏之学术特点及其卓绝之处，其写作的重心实际上是围绕李觏的学术才能展开的。欧阳修荐苏洵之荐书，也有类似的特点。嘉祐五年(1060)，其所作《荐布衣苏洵状》曰：

往时自国家下诏书戒时文，讽励学者以近古。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胜数。而四海之广，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闻。此乃如臣等辈所宜求而上达也。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其所撰书二十篇，臣谨随状上进。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15〕

荐状从文、行两方面揄扬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守道安贫，不营仕进”二句，言苏洵之德行。余则以飞扬之笔，从辞辩闳伟、博古宜今、言有可用、言有可采等诸方面点评老苏之才、之文，以此证明苏洵正是朝廷孜孜以求的通经学古之士。言其德行较虚，乃当时通行荐举处士之常用词，而言其文，乃就苏洵二十篇所发，实为玩味已久、确有所见之言，故较实。老泉一生著述之特点及其属词命笔之用意，于此荐章也稍能见出。

由以上所论可知，宋朝政府诏求“遗逸”，其主要政治用意之一，是在科举取士之外，搜罗文、行兼备之士。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文学上的才能，也就是宋人常称的与“行”并举的“文”，是宋人所谓“遗贤”最重要的精神内涵，也是士大夫在搜访、推荐“遗逸”时，尤其要属意之处，也是朝廷循名责实，复核、考察“遗逸”，并决定是否命之以官的最重要的硬性条件。因此，无论是士大夫主动荐贤推善以报国，还是士人希求荐举而求官。才学与著述，往往是联系上与下、尊与卑，官与民、举主与被荐者最重要的纽带。正因为如此，宋代的荐举遗逸，才有可能促进了宋代士人之间的文学交游。

二、宋代的“隐士”及其文学交游

如前考述，进士、隐士是宋代“举遗逸”的最主要的征召对象。进士是入世的，隐士是避世甚至是出世的。从对政治的疏离感与社会参与度来看，二者自当有所区隔。但是从宋代征召、荐举的实际运行来看，“进士”与“处士”“布衣”“草泽”等名称，经常是互相替代的，二者的区隔与界限并不明显。北宋中期，在荐举遗逸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朝入科场，暮为敦遣者”〔16〕的现象，由此引起士论的不满。进士、隐士在名称上的混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隐士群体产生的制度背景是科举取士，宋代下第之举子，实际上是宋代隐士群体的最主要来源。《宋史·隐逸传》所列举的一些著名隐士，不少都有应举的经历。如与苏洵齐名的蜀人张俞(愈)，“游学四方，屡举不第”；〔17〕王安石、曾巩的友人孙侔，“志于禄养，故屡举进士。”〔18〕为西昆诗人杨亿所推赏的周启明，四举漕试，皆为第一。后又举贤良，“既罢归，遂不复有仕进意，教授弟子百余人，时号处士”。〔19〕名列闽中四先生之一的陈烈，“尝以乡荐试京师不利，即罢举”，〔20〕亦号称处士。前引熙宁三年惟一以“处士”应召的刘蒙，曾游于京师，“负其千镒之宝，欲求良工大贾而售之”，〔21〕以文求知，以此求应制举。今之“刘处士”，即昔之“刘贤良”，并非不事科举。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应举不第，甚至是屡举不第，退而求其志，也就是由进士蜕变为“隐士”“处士”，是不少宋代士人的人生轨迹。“道穷吾何之，只得归荷锄。”〔22〕这是一群因科场蹭蹬而不得不退隐田园的士人群体，与避世、避祸、愤世嫉俗、待进而动、以退为进、求仙问道、奉养父母、向往山林等主动退隐的士人相比，宋代的这一批“隐士”“处士”，或多或少，普遍性地带有以下若干特征：

1.出身寒微，舍科举无以起家。

2.多次应举不第。

3.才性偏擅，在学术、文学方面有自己的特长。

4.不甘沉沦与无名，退隐之后，能潜心著述。

5.思想上信奉儒家，能恪守儒家道德规范。

6.退而为乡绅，仍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7.群体意识较强，与朝野士人学术、文学交往频繁。

8.一旦有机遇，愿意出仕。

以上特征，落实到个人，可能有所缺省和变异，但总体来看，以宋代隐士的家世、出处、交游为线索，结合宋代荐举遗逸的制度背景，来揭示宋代隐士群体的人生轨迹与心理世界，常常能知微见著，有所发现。以下试以李觏、吕南公为例，来对这一问题详加说明。

李觏为宋代大儒，其生平事迹，详见门人陈次公所撰《墓志铭》，以及宋人魏峙所撰《直讲李先生年谱》，《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有传。今人论宋代隐士，多引其事迹，〔23〕但李觏晚年出仕，且以儒业名世，所以不能入《隐逸传》。陈次公《墓志》、魏峙《年谱》皆不录李觏的家世。李觏为其生母撰《先夫人墓志》，提及“先父府君”，“先君尝学，不应举，以教其子作诗赋，亦乐施惠”。〔24〕其母姓郑氏，三代皆不仕。因此，无论是从父系还是母系来看，李觏皆为平民出身，他并不具备门荫入仕的可能性。李觏生十四年而其父没，“是时家破贫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亩，其余高陆，故常不食者。”〔25〕家境的贫困，迫使李觏不得不走读书应举之路，“家世贫乏……饥焉而无田，寒焉而无桑”，故“喁喁科举，求不可望之禄以为养”。〔26〕但是他的应举干禄之途并不顺利。其《上余监丞书》曰：“十岁知声律，十二近文章……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而公不举于州郡，私不信于闾里，梯天莫见明主，穷海未遇知己。”〔27〕其《上苏祠部书》曰：“生长好学，由六七岁时，调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年二十七矣……进不得州郡举，退不得乡曲誉。”〔28〕大约在李觏二十七岁前，他并没有获得州郡发解的资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李觏二十八岁时，他由家乡南城赴京城汴京，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京师忠贤所萃，策试亡私，奔走西向，将觊觎其万一”，〔29〕希望能在京城获得开封府发解的机会；一是通过投献，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在赢得社会誉望的同时，走荐举入官一途。由于景祐三年，朝廷未开科，“贡举已罢”，李觏科举入仕的希望再次破灭。但通过向京城闻人如宋庠、李淑、聂冠卿、叶清臣等投献，其所著如《潜书》十五篇、《野记》二篇、《礼论》七篇，及其《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等，学术、文学价值得到了朝野士人的重视，李觏在士林中的声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京师归乡，李觏一方面潜心著述，著《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等，拟应制科。同时，以投献为中介，与当时士大夫保持密切的文学与社交活动。景祐四年(1037)，李觏由京师往饶州见范仲淹，并以《潜书》《野记》《礼论》等写为一册，及平时所业五卷为贽。饶州之行，意义非凡。自此李觏受知于范仲淹，其政治上有见识的构想，在范仲淹所主导的庆历革新中，依稀可见。〔30〕而范仲淹对于李觏的荐举，也一直不遗余力。庆历二年(1042)，李觏制举落第，下第后，李觏再次潜心揣摩时事，作《庆历民言》三十篇、《周礼致太平论》五十篇，并于庆历四年投献给范仲淹、富弼。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向朝廷荐举李觏，并上李觏所著《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次年，范仲淹再次荐举李觏，敦促朝廷劝奖其人，并再录其《明堂图》并序，同年，朝廷特旨授将仕郎、太学助教。李觏是以隐士的身份被荐举的，所以范仲淹在荐章中说：“建昌军草泽李觏，前应制科，首被召试，有司失之，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但考之李觏自己的心迹，他自称无位，实际上“其所留心，何尝不在天下国家”，〔31〕他曾向范仲淹坦言：“执事表知乐之士，有自褐衣而得召者。如觏等辈，庶可依归。”〔32〕并不隐瞒他儒者的用世之心与企望由获荐举入仕的动机。李觏是大儒，是一个入世甚深的士人，也是一个屡举不第的进士。他的被迫退居，以及退居后频繁的文学、学术交游，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吕南公，事迹入《宋史·文苑传》。他出生于建昌军南城，系李觏的同乡。李觏卒时，吕南公才13岁。从时代上看，他们是前后相继的两代人。吕南公之世系，详见其所著《吕氏家系》，其曾祖、祖、父，三代不仕。其父“少孤，不及仕学”，〔33〕吕南公《上知县书》说：“昔者先人有户于此邦，而生是寄焉，则据之以为家。方缘贫苦之故，未免随应举觅官之后，则虽食无田而栖无山，犹不可以舍而之他也”，〔34〕可见其出身之贫寒。与其同乡李觏相似，吕南公出生于贫寒的农家，并无荫补之可能。读书应举，既是其惟一的入仕之路，就不可能不专意于此。吕南公善于古文，而不善于辞赋、经义，因此屡举不第。〔35〕《宋史》吕南公本传说：“熙宁中，士方推崇马融、王肃、许慎之业，剽掠补拆临摹之艺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时好，一试礼闱不偶，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36〕所谓“一试礼闱不偶，退筑室灌园”，并不符合实际。考之本集，《上曾内翰书》曰：“某再以举子绌于有司。”〔37〕《请见叶太守书》：“某……犬马之齿三十五矣……再三至京师，经由郡国不啻十五数。”《请见郑太守书》：“某昔在举场十许年间，经见五守令。”〔38〕等等，乃多次应举之明证。本集有《上曾内翰书》，为曾布而作，开篇曰：“往在熙宁之初，阁下以令长进京官，遭值圣君贤相，留神至治，而阁下遂为参赞新美之腹心。当是时，某再以举子绌于有司去。”〔39〕曾布赞新政，为熙宁三年，是年，吕南公已再绌于有司。《送刘进士序》：“余从熙宁以来，深于冻馁之忧，亦隐忍于白襕以随群辈步武，盖四往而三黜。”〔40〕熙宁共开科三次，则至元丰初，南公仍在应举。吕南公归隐时号“灌园”，其《中山感怀》一诗，提及两次下第。第一次下第：“春官未相识，退作暴腮鲤。惆怅问乡程，东随汴波驶。……稍赴建康城，筋骸倦如死。”〔41〕第二次下第：“颠沛翅便垂，思山对蟾朏。……倍道怯粮空，逢人类囚罢。……无数吊唁声，伤怀泪如洗。”〔42〕写两次科场铩羽而归的疲惫、倦怠与落魄，乃多次失意科场的痛定思痛之作。诗末有“柴薪渐营度，且阅灌园枝，必可了余生，功名付尘滓”〔43〕等句，流露了明显的退隐田园的心理。诗的开篇自称“西村灌园生”，则“灌园”一号，是吕南公屡试不第而归隐田园的自白。其始称“灌园”不知何时，本集中，《测幽记序》作于“熙宁八年”(1075)以后，《讲师李君墓表》作于熙宁十年，自称“灌园公”，《庐陵徐俊和画像赞》作于元丰四年(1081)，《石陂寨新置军储仓记》作于元丰六年，《普安院佛殿记》《真如禅院十方住持新记》作于元丰八年(1085)，末皆署“灌园吕某”。本集中，又有《老懒轩记》，作于屡试不第、心灰意冷之时，文中流露出了浓厚的处顺委蛇、与世浮沉的遁世思想。是文作于元丰四年(1081)，“年中半于七十”。〔44〕由此看来，随着科场的一再失利，至熙宁末，吕南公渐有归隐之意，至迟在元丰四年，吕南公已决绝退出科场而安心归隐。南公卒于元祐元年(1086)，真正归隐的时间，约为五年，时间并不长。

吕南公以文学自期，其用世之心本不强烈，加之心性谦退，因此交游并不算太广。但自其应举时，他与同时代的朝野士大夫，特别是宦游、占籍江西的士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交游关系。其《请见郑太守书》曰：“昔在举场十许年间，经见五守令，乃至苟有位在此，皆纳谒而造请”，〔45〕证之以本集《请见张太守》《请见蔡太守》《请见叶太守》《上知郡郎中书》《请见韩签判书》《请见蔡签判》《请见曾签判》等书信，可见此言不虚。在多次应举皆垂翅而归后，南公渐生退隐之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唯当勒成一家，俟之百世”，〔46〕期以立言不朽。熙宁十年前后，南公以“杂文一卷”，投献给古文名家曾巩。在《上曾龙图书》中，南公表达了志于文学的心迹，以及多年来的文学追求，并希望曾巩“收拾引掖，使至有闻”，〔47〕成为自己的知己。这次投献，获得了曾巩的首肯。曾巩在《与王向书》中说：“比得吕南公，爱其文。……吾子与吕南公、黄曦皆秀出吾乡，一时之俊。私心喜慰，何可胜言！”〔48〕喜得英才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此后南公与曾巩多有交游。元丰六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藉着地缘及与曾巩的交游，约在元丰八年前后，南公先后上书曾肇、曾布。其《上曾吏部书》有曰：“某求仕于科举而不得，则无所道矣。去老于丘园，治田桑以饱暖残齿，耕稼暇日，尚能作为诗书，以歌咏太平君子之声烈。百世之下或有传焉，则曰阁下之旧乡，农圃野夫乃有功于文字也。”〔49〕其《上曾内翰书》末曰：“世俗之请见，必先之以高妙无底之谭辞……某则不敏，惟阁下幸肯降意，而终赐之见，则某将有自此之继承焉。”〔50〕味其语意，盖仍欲以文学受知曾氏兄弟。自此以后，南公与曾肇有文字交往。曾肇《寄吕南公》诗末曰：“倾盖相知胜白首，扁舟临别重徘徊。”〔51〕颇有相见恨晚之叹。

元丰年间，藉着文学交游，南公在士林中的声望渐起。元丰四年，郑掞知建昌军，已有“不过门之恨”，〔52〕故假南城令之口，表达了愿意结识之情。元丰七年，陈绎自翰林学士谪知建昌军事。对人说：“吾不以左官为(不)意，而荣于获灌园先生。”〔53〕深以与南公相识、相知为荣。今本《灌园集》中，有《奉和内翰太中城南放鱼》《奉和内翰太守腊雪出郊长句》《内翰太中以某伏谒郡斋特赐长句谨和拜酬》等，皆可见二人文学之私谊。陈绎在任时，命有史才的吕南公重修《韩愈传》，并将此文函呈曾肇，请他为之延誉。又“将闻于上”，藉此为荐举吕南公制造声势。〔54〕吕南公《内翰太中以某伏谒郡斋特赐长句谨和拜酬》一诗末曰：“更剡荐牍辨玖琼，匹夫有获万口称。此世不复投清泠，正恐疏阔如樊英。”由“更剡荐牍”一语，及用隐士樊英应诏入仕之典，知元丰末，因陈绎之荐，南公已再有受荐入仕之意矣。

元祐初，朝廷立十科荐士，曾肇时为中书舍人，遂以吕南公应诏。曾肇《荐章处厚吕南公秦观状》曰：“建昌军南城县布衣吕南公，读书为文，不事俗学，安贫守道，志希古人，常举进士不合，退处畎亩，躬耕著书，不求人知，自足丘壑，江南素称多士。如南公言行卓然，少有其比。臣今保举堪充师表科。”〔55〕宋人符中行《灌园集序》载：“元祐中，在朝诸公，交口称荐，欲命以官。”〔56〕至此，吕南公的隐名、文名与卓行，广为士人所知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大约是对吕南公退隐之后不甘沉沦、潜心著述的最丰厚的回馈了。

三、荐举遗逸与隐士投献

如前所述，宋代的士人，特别是平民出身、屡试不第的举子，在退隐之后，以学术、文学活动为纽带，仍然与士人群体保持相当密切的交游关系。更有甚者，一些士人，如李觏、吕南公等，以投献为中介，藉以扩大自己的学术、文学影响，并通过当世闻人的延誉，提高自己在士林中的声望。换句话说，投献仍然是隐士展开学术、文学交游的一个重要方式。宋代隐士之投献，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投献，将自己在学术、文学上的重要成果公诸于世，以期立言不朽；一是以投献为手段，与中央、地方的重臣、名臣相识、相知，并由此获得荐举入仕的机会。前者是显性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后者是隐性的，往往很难为人所察觉。但是，如果文献足征，细考宋代士人的生平交游，隐士投献的心理动机及其与宋代荐举遗逸制的关联，自会浮出水面。试以宋代著名的隐士黄晞为例。黄晞少通经，留心古学。然年至四十，始随乡贡至礼部，又上五十策，求应制举，皆不得志，遂生退隐之心，僦居京师，潜心著述，以教授为生。黄晞游京师时，以乡里之故，曾馆于宰相章得相之门。又“献所为文”于苏绅，苏绅深器之，遂馆之于书室，令子苏颂与之游从。苏绅曾对黄晞说：“成子名者，韩稚圭也。子宜贽文见之”，〔57〕建议黄晞向韩琦投献，借此成名，以希荐举。黄晞听从了苏绅的建议，以文投韩琦，果受钦重。“其后荐之于朝，命之以官”，〔58〕皆借韩琦之力。据苏颂《杨子寺聱隅先生祠堂记》所载，嘉祐年间，“公卿大夫交章论荐者数十人。朝廷用丞相韩魏公言，将以为国子监直讲。”〔59〕《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举遗逸”条载：

(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建州草泽黄晞为太学助教致仕。……前后荐者，自宰臣韩琦而下三十余人。至是，端明殿学士李淑上言晞“赡学敏文，识亦优博。晦名安道，笃行有守。恬约弗耀，见称时流。甚齿淹恤，宜被甄奖。有臣寮论荐，欲望检会，召补学官，庶令训导诸生，敦劝浮俗”，乃有是命。明年以疾而卒。〔60〕

关于黄晞的有时无命，释文莹《玉壶清话》有一段记载：

黄晞，闽人，皇祐初游京师，不践场屋，多以古学游搢绅之门。凡著书，自号聱隅子。走京尘几十年，公卿词臣无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驰走无倦。后词臣重晞之道者，列章为荐，尽力提挽。朝恩甚优，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国子监。将有司业之命，始拜敕，遍谢知己。才三日，馆于景德如意轮院，一日晩归，解鞍少憩，谓院僧曰：“仆远人也，勤苦贫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尝温饱，今日方平生事毕，且放怀酣寝一夕，请戒僧童，慎无见喧。”僧诺之，扃扉遂寝。翌日大晓，寂无所闻。寺僧击牖大呼，已卒于榻矣。〔61〕

黄晞“嘉祐二年四月，无疾卒于隆和坊”，并非诏命下之三日而卒，亦非卒于僧寺。《玉壶清话》所载，盖小说家言，不足信。黄晞“景祐中，年四十”，至嘉祐元年，年近六十，故仕进之心已薄。苏颂《杨子寺聱隅先生祠堂记》载，“朝廷用丞相韩魏公言，将以为国子监直讲。先生自谢于富丞相曰：‘老生岂任仕宦者耶？必不可辞，愿得七品闲官还南方足矣。’”〔62〕苏象先《魏公谭训》卷六载，“及黄(晞)老，有一子不克肖似。诸公将特起之。黄不愿仕，但欲得七品官以荫其子孙。诸公以问祖父，祖父以实告，遂除国子四门助教致仕”。〔63〕黄晞长期为苏绅家馆客，与苏家子弟相厚。苏颂、苏象先所述黄晞出处心迹，当近实而可信。但黄晞在中年屡试不第，仕进无门之时，“多以古学游搢绅之门”，投献京师名臣、重臣之门，“驰走无倦”，亦在情理之中。释文莹所述，并非全诬。

黄晞名入《宋史·隐逸传》，据本传：

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经，聚书数千卷，学者多从之游，自号聱隅子。著《歔欷琐微论》十卷，以谓聱隅者枿物之名，歔欷者叹声，琐微者述辞也。石介在太学，遣诸生以礼聘召，晞走匿邻家不出。枢密使韩琦表荐之，以为太学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64〕

限于著书体例，《宋史·隐逸传》为了突出传主一以贯之的淡泊名利、高蹈不仕的出世形象，往往有意隐去或淡化传主入世、进取，甚至是热衷功名的一面。这就必然模糊了一些宋代“隐士”的真面目。《宋史》黄晞本传缺漏太甚，且传文特书走匿邻家、不愿受石介一节，以突出其谦退逃名的一面。但正如前考，黄晞中年游走京师，本有仕进之意。其不受石介之聘，另有原因。蔡襄《答赵内翰书》曰：

伏蒙示下众荐黄晞奏草。晞闽人，与之游甚久，以书自喜，不苟于人，诚高世怀道之士。足下荐之于朝，庶乎盛时无有遗材。足下之存心，不特为晞发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国子监时，请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诈善不直，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见知人，识虑高远也。”襄以谓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晞避介聘为学正，不肯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岂足为晞高识远虑哉？〔65〕

据蔡襄此书，黄晞避石介之聘为学正，乃“不肯为介下耳”，是学人相轻心理作怪，并不能以此作为黄晞谦退淡泊的依据。覆按黄晞的出处心迹，此言甚是。《宋史》失考。

四、隐士投献的特点

1.投献对象的选择

宋代“举遗逸”的主要目的，一是点缀升平、移风易俗；一是做出求贤姿态，以此来笼络民心、士心；一是通过奖掖退居有守的道德典范，借此来安慰失意的士人。从客观效果来看，也还有搜罗人才、弥补科举取士之不足的功用。其所发挥政治文化功能，不可谓不重要。但综合来看，荐举遗逸，在宋代选官体系当中，仍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宋代平民欲藉荐举入仕者，其入官之难与授官之低，远较前朝为甚。宋代的布衣、草泽之士，欲藉“举遗逸”之途入仕，一要文行卓著，在士林之中颇有誉望；一要得朝中名臣、重臣的力荐，方能如愿。通常情况下，举主越多，举主的政治身份与地位越高，荐举遗逸更容易成功。这是宋代“举遗逸”的一个特点。反之，若士人的社会声望未著，或仅有个别臣僚荐举，则未必能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仁宗皇祐年间，陈襄知孟州河阳县。其友人陈烈与其通启，有仕进意。然陈襄位望皆轻，不敢举荐。因此，写信给起居舍人、知制诰蔡襄，请他荐举陈烈。至嘉祐年间，因知福州曹颖叔、翰林学士欧阳修交章荐之，朝廷才授烈以官。元祐年间，科场多次失意的士人李廌写信给苏轼，希望能援陈师道之例，通过荐举入仕。苏轼给这位门生回信道：“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轼亦挂名其间。会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轼孤立言轻，未尝独荐人也。爵禄砥世，人主所专，宰相犹不敢必，而欲责于轼，可乎？”〔66〕

必得朝廷重臣、名臣或有荐举权的士大夫荐举，是宋代布衣入仕的关键环节，退隐而复有仕进之意的士人，自然也不在例外。宋代的隐士，藉由投献，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而其投献的对象，多为名臣、重臣，原因即在此。前引李觏向范仲淹、富弼投献，吕南公向曾巩投献，黄晞向苏绅、韩琦投献，此外如苏洵在京城向欧阳修、韩琦、富弼等投献，皆属此类。

隐士在选择投献对象时，除了衡估对方的政治地位，受卷者是否有汲引好士之心，以及彼此之间是否志趣相合，也要考虑在内。以北宋中期为例，李觏向范仲淹投献，一方面是因为范仲淹在士林之中，能“表知乐之士”“自褐衣而得召者”庶可依归；另一方面，李觏以儒学名世，又有经济之怀，其所著《明堂定制图》《庆历民言》等，皆关乎朝廷典章制度，以及国计民生之利弊，非徒为空言。在庆历革新的政治思潮中，更易受知范仲淹。同理，一些士人如苏洵以《洪范论》《史论》等向欧阳修投献，首要原因当然是“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67〕他对士人投卷，持肯定鼓励的态度。再次则是因为，欧公乃当时文坛盟主，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与裁鉴力，远非他人所能比。若投卷者在文学上确有过人之处，际遇欧公，不至于明珠投暗。

宋代的举主与被荐人之间，往往有政治上的连带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荣辱与共的情况，偶尔在荐举遗逸中也存在。邹浩《道乡集》卷十一《寄阳行先》曰：“曾以高风入冕旒，未闻释耒起南州。当缘我罪投荒远，亦使君身得滞留。万卷功名闲处立，一瓢境界静中收。它年太史无虚美，卓行还能与祖侔。”邹浩曾以遗逸荐阳孝本，〔68〕但因举主邹浩被贬谪，朝廷遂格征召孝本之命。故邹浩有“当缘我罪投荒远，亦使君身得滞留”的自责之语。此为举主连累被荐人。反过来，也有被荐人连累举主的情况。如胡寅《斐然集》卷十《谢御札促召家君札子》载：

三舍之初，例察提举学事官。到任未久，论荐遗逸二人，为属吏所诉，以为所荐之人乃元祐宰相范纯仁门客，党人邹浩素所厚善。其时蔡京当国，怒臣父沮毁学法，俾湖南北两路刑狱官置狱推治，除名勒停。〔69〕

由此看来，在北宋新旧两党的互相倾轧政治背景下，士大夫荐遗逸，与处士希求荐举，恐怕双方都要考虑一下彼此的人际交往与政治取向。熙宁五年前后，布衣徐禧以《治策》二十四篇投宰相王安石，其卷轴前所附《上丞相王荆公书》有曰：“明王之迹既远，而屡更乱世，所谓千百年绝道之后，而乃有圣君卓然兴起于此时。视其势，且非小小之作。”〔70〕又曰：“某之今日不能以默然，特见士大夫之议论与夫奉法长民者之所为，其未足以识圣主贤相之意而易此时之光阴者甚多。而窃有伤焉，诚恐法之未孚，吏之未虔，民之未明，而已移可爱之日车于羲和也。”〔71〕从写作策略来看，这封书信相当成功。上书人对熙宁之初的政治走向有非常明确的把握，并将无保留地支持变法的政治态度表达得非常清楚，因此甚得受卷者王安石的赏识。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六载：“布衣徐禧得洪州进士黄雍所著书，窃其语，上书褒美新法。”王安石赏其言，“奏除官，令于中书习学检正。”〔72〕徐禧《策论》今已不传，他是不是文偷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向王安石投献之前，已充分揣摩了受卷人的政治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写作。类似徐禧这种投献之前的政治考量，在其同时代的隐士身上，也有所体现。吕南公之于曾布，即是如此。

2.待机而动

投献，是宋代士人藉文学为手段，扩大交际网络，融入士人群体中的一种方式。投献的有无，以及频繁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蠡测士人的入世、用世之心。隐士以淡泊明志、不求闻达自处，世人也以此高之。隐士的出处动静，事关声誉。正如苏轼告诫李廌所说的：“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73〕若著述未成、在士林中声望未著而投献，或贸然投赠求进，不考虑彼此双方之贵贱、亲疏之分别，皆可能有损隐士的清誉。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时机而进行投献，就显得相当重要。试以吕南公、苏洵为例：

吕南公《上曾内翰书》有曰：

昔阁下之自桂而北也，旗旌过故里，道路为之荣耀，巷儿闾妇毕出倾仰，而某不获伏谒导骑之前，则以阁下未尝还乡国，其于不敏宜不知。今且莫有为穷困之先者，将以轻易得罪于行尘，故不敢也。及阁下以哭亡来归，而某又不得速往，则以既未尝得见，而遽以贱吊贵，非礼之情，又不敢也。虽然，某终愿一识阁下颜面，以慰岁久想咏之区区，以稍异于邻不觌之徒，以不尽废夫贱敬贵、少敬长、不肖敬贤之礼义，而使阁下亦幸肯降意而导焉，以知乡国之寒晚，有可与言乎否也，是故来伏屏外。〔74〕

此书作于元丰七、八年之间。据此信，吕南公屡次想谒见曾布，第一次无先容之介绍，故不敢谒见。元丰五、六年间，曾布因丧母归南丰，此时南公从曾巩游已久，曾布实已知其人。此时本合见焉，但双方并未见过面，“遽以贱吊贵”，不合礼义，故又不敢谒见。可见欲谒见，皆因时机未成熟而作罢。动静之际，可谓审慎有度。

又据本传，吕南公退隐之后，曾“欲修《三国志》”，〔75〕借史笔以褒贬善恶。元丰四年前后，此书尚未修成。他在《上徐龙图书》中遗憾地说，“某著作未成，今所存者乃间常应用之作，适可观其言之工否。而明公以为可也，则献之屏墙。”〔76〕此次交游，吕南公仅以书代贽，来试探受书人的反应，文卷并未附之于后。可见著述未成，仍不是投献的最好时机。

苏洵青壮年时，先后应进士举、应茂才异等，皆不中，遂“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77〕潜心著述，期以立言传世。他在《上韩丞相书》中说：“洵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卤莽。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78〕可见其退隐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与无奈。苏洵退隐之后，以处士的身份，与西蜀士人张愈等交游，周旋文谊，声名渐起。〔79〕张方平入蜀时，苏洵在蜀中士人之中，已有相当的誉望。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曾以追忆的口吻，记叙与苏洵的交游缘起：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部，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州处士苏洵，其人也。”请问苏君之为人，曰：“苏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然非为亢者也，为乎蕴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余不仕。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80〕

苏洵本有用世之心，从其内心深处来看，即使退隐之后，其仕进之心并未完全泯灭。只是蕴而未施，而人莫知之。他缺少一个知己，一个礼贤下士而能荐举他的士大夫。一旦其人出现，有“思见之意，宜来”，这就是隐士的待机而动。张方平的这段记述，很能反映宋代隐士出处之际的心理活动。由此看来，当著述已成，又在士林之中有一定誉望时，不少宋代的隐士，尤其是屡试不第、被迫退隐的士人是愿意出仕的。

苏洵求仕无望之后，“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复为文。”〔81〕其一生之最重要著述，如《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均完成于至和二年以前。苏洵在给欧阳修、田况的信中，曾谈到了隐居蜀中、苦心求学后所达到的创作状态：

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82〕

曩者见执事于益州，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83〕

昔非而今是，字里行间充满了自信。至此，苏洵自觉其学已成。于是在至和二年(1055)谒知益州张方平，并以《权书》《衡论》上之。张方平得苏洵所著，大为延誉，且荐苏洵于朝，欲聘其成都学官，但朝廷未回应。考虑到蜀中地理僻远，不足以成苏洵之名。张方平建议苏洵游京师，投献名公，致书欧阳修，以为先容。苏洵听从了张方平的忠告。次年，也就是嘉祐元年(1056)，携二子苏轼、苏辙至京师。先以《洪范论》《史论》七篇投翰林学士欧阳修，又以所著《权书》上枢密使韩琦，又以《审势》《审敌》二策、《权书》十篇投故人枢密副使田况。经欧阳修等闻人延誉，苏洵文名大盛。

苏洵在入京向欧阳修等投献之前，是做了充分的人事准备的。至和二年，苏洵送吴照邻赴京，托吴“携其文至京师，欧阳文忠公始见而知之”。〔84〕其入京时，又携雷简夫致韩琦、欧阳修，张方平致欧阳修的三封推荐信。雷简夫给韩、欧二人信中，对苏洵的文行推赏有加：“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85〕“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著《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86〕由此看来，在苏洵正式向韩琦、欧阳修等当世闻人投献之前，苏洵其人、其才、其德、其行，其在蜀中之声望，对方已有较全面的了解并有较深刻的印象。有了这些铺垫与中介，苏洵虽以一介布衣，自蜀赴京，上谒显官，才不致于唐突。

嘉祐初年，处士苏洵在京城的文学交游是相当成功的。他著述已成，始萌再次仕进之心，符合儒家学有余力方入仕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以布衣谒高官显宦，有先容、有铺垫，虽然进取，但出处之际，从容慎静，无躁静之嫌。这种行为准则与交游方式，在当时的隐士、处士当中，是有代表性的。

五、名篇、名作的生成——隐士投献的文学意义

宋代的一些隐士，特别屡试不第而被迫退隐者，其遴选作品，编辑文卷，向当世闻人投献。一方面固然是希求延誉，提升自己在士林中的声望；另一方面，也还是希望藉此途径，得到名臣、重臣之推荐，从而以“遗逸”的身份，走向仕途。因此，宋代隐士之投献，在时间上往往与宋代的荐举遗逸前后相续，从而与名公品题、名公荐举、中书审察、诏书任命等，形成环环相扣的一个流程。在这个流程当中，投献的作品会经由多种渠道，以各种文本样式，被反复传写、品题，其独有的内蕴、价值与风格特征，会被逐渐辨认、认知，并为士林所认可。由此看来，宋代隐士之投献，对于促进其作品在当代的经典化，对于名篇、名作的生成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隐士投献之作，一经当世名公品题、延誉，而广为士林所知的事例，在宋代并不鲜见。前引苏洵诸文，在至和、嘉祐年间，迭经张方平、欧阳修等名公的延誉、品题，以抄本的形式，迅速传播，“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87〕就是一显例。又据《长编》《孙公谈圃》记载，宋仁宗末年，崔公度因任右职，非其所好，又应茂才异等，因疾不赴，遂退隐还乡，恬晦不仕，闭门读书，后崔公度以所作《感山赋》投裴煜，裴煜遂以此赋示欧阳修、韩琦。欧阳修评此赋曰：“司马子长之流也。”〔88〕韩琦荐崔公度奏章曰：

博学多闻守道，其所为文章雄奇赡逸，当求比于古人，而时人未易得也。〔89〕

宋英宗治平二年七月，因韩琦之荐，“以三班差使、殿侍崔公度为和州防御推官、国子监直讲。”〔90〕欧阳修等名公的延誉、品题、推荐，使崔公度文名大盛。《感山赋》也因之广传士林。华镇《上崔学士书》曾提及崔公度以赋受知于君相之美事：

嘉祐、治平之间……时明公啸傲淮海之上，以弦诵自适，裹足怀刺，不游高门。一言之出，人乐传诵。浸以先达于京师，君相览而悦之，下优厚之诏，置之造士之地，而无疑色，非诚有以大过于人者焉，能与于此哉。故宏词伟论，瑰丽之华藻，有足以发明天子之深意，形容一世之盛烈，无愧乎黍谷西河之士。非曩时所谓窃处士之虚名，遵仕宦之捷径者也。〔91〕

崔公度以《感山赋》而受知于欧阳修、韩琦等当世名公，由隐入仕之后，还曾以《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上时相王安石，虽非“窃处士之虚名”，但也不是“不游高门”。华镇所云，与事实不符。但他所说的“宏词伟论，瑰丽之华藻，有足以发明天子之深意，形容一世之盛烈”，显然是沿袭了韩琦等名公对崔公度《感山赋》的品鉴之语，代表了当时士林的公论。南宋以来，《感山赋》曾入选《圣宋文海》及吕祖谦编《皇宋文鉴》。《宋史·艺文志》著录崔公度《感山赋》一卷，可见此赋曾以单行本流传于世，颇受宋代士人的重视。

又以李觏《明堂定制图并序》为例，李觏一生多次谒见名公巨卿，皆以此投献，或提及此篇：

景祐二年(1035)，李觏年二十七，以《礼论》七篇、《潜书》十五篇净写编成一册，投献给苏绅。在《上苏祠部书》中首次提及作《明堂定制图并序》。

景祐三年，李觏年二十八。以《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投叶清臣、李淑。又以《潜书》十五篇、《野记》二篇、《礼论》七篇，投献聂冠卿，再次提及《明堂定制图并序》之大旨：

觏尝以明堂者，古帝王之大事也。而去圣久远，规模莫见。《周礼·考工记》、《大戴礼·盛徳篇》、《礼记·月令》“室个”之说，参差不齐。繇汉迄唐，老师大儒，各执一经，相为矛盾。有国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宫，缺而不立。虽有作者，皆取临时处置，非复先王之法象。觏谓《周礼》、《大戴礼》、《礼记》皆圣人贤人之所作述，不宜辄有乖异。反复思念，则三家所指，制度果同。但立言质略，意义弗显。训传之士，泥文太过，遂成派分。故尝挟而正之，决而通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三家之说，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见成王、周公享帝视朔，朝诸侯于其上。因作《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约五千言。〔92〕

景祐四年，以《潜书》十五篇、《野记》二篇、《礼论》七篇投范仲淹。其所附书信中有曰：“尝所著《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前日度支魏公以列于座隅，兹不再献。”〔93〕

康定二年(1041，是年十一月改元“庆历”)，李觏三十三岁，应茂才异等，以策论等投王尧臣，再次提及《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此次“因旧本漫灭，未敢自陈。俟请见后再献矣”。

《明堂定制图》一篇并序，乃李觏精心结构的经学著述，李觏自谓能在三礼的基础上，考证明堂制度之异同，疏通窒碍，驳正汉唐先儒之曲见陋说，而还经文之本来面目。因此，自景祐至康定的七年之间，李觏反复以此投献，并因此声望渐起，其在经学上的造诣逐渐为士人所认可。如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在回李觏信中说：“润州掌学胡瑗秘阁校理见《明堂图》，亦甚奉仰”。又，张宗古《送李君南归序》曰：

泰伯家江西，嗜古学。以谓今天子享上帝，朝诸侯，虽有其礼而无其位，乃潜心愤悱，贯览数家之说，自《周官·考工记》、《大戴礼·盛徳篇》、《礼记·月令》、《汉白虎》诸儒及历代论议，参总会一，稽同合异，曲者畅之，滞者通之，为《明堂定制图》一篇并序，凡数千言。朅来京师，挚见时彦，若李宋二紫微，左史聂长孺，集贤叶道卿，皆旴衡接纳，郑重推许。〔94〕

“集贤叶道卿”，指“叶清臣”，景祐年间，叶清臣得李觏所贽“小文编及《明堂图》”，“披玩寻绎，弥增景服”，认为汉唐以来的经学家，于明堂位无甚高论，阔略已甚，而李觏此图此文，“披文会今古，援笔考同异。面势本《周官》，纤悉探吕氏。俯拾林甫长，仰擿康成盭。昭发老生蒙，符作者意。”〔95〕能合诸家之长，能得圣人之原旨。故以一启一诗报之，郑重推许。

通过书、启、序、诗等文学样式，名公巨卿尽力为李觏延誉、推挽。《明堂定制图并序》随之也享誉士林。范仲淹在《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中说：“李觏，丘园之秀，实负文学，著《平土书》、《明堂图》，鸿儒硕学，见之钦爱。”〔96〕可谓实录。其后范仲淹荐举李觏的《荐章》之中，多次提及此篇，并附荐书上进。

皇祐元年(1049)十一月，范仲淹荐举李觏，中曰：“(李觏)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今取到本人所业《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编为十卷，谨缮写上进。”〔97〕

次年，范公再荐李觏，其《荐章》曰：

伏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十余年前曾撰《明堂图》并序一首，大约言周家之制，见于《月令》及《考工记》、《大戴礼》，而三家之说少异，古今惑之。觏能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臣于去年十一月录进前人所业十卷，其《明堂图序》一卷，必在两制看详。今朝廷行此大礼，千载一时，何斯人学古之心上契圣作。臣今再录其图并序上进，伏望特赐圣览。〔98〕

皇祐二年(1050)，朝廷因范仲淹之荐，经中书审察合格，特授李觏将仕郎、试太学助教。所下《告词》曰：

敕建昌军草泽李觏：藩臣仲淹以觏所著文二十四篇来上。予俾禁掖近侍详较，皆曰学业优，议论正，有立言之体。且履行修整，诚如荐章所云，故特以一命及尔。〔99〕

从上述李觏《明堂定制图并序》一文的流传与接受来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印象：

其一，李觏对于《明堂定制图》及序的学术内涵与应用价值，有异乎常人的自信。

其二，此图此文在李觏生前流传甚广，其学术价值已得到了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文学上有地位的人充分的肯定。

其三，当时的名公巨卿，用书、启、诗、荐章等文体，对此图此文之学术内涵皆有不同程度的发覆。如张宗古《序》曰：“参总会一，稽同合异，曲者畅之，滞者通之。”〔100〕叶清臣的诗曰：“披文会今古，援笔考同异。”〔101〕范仲淹的荐章曰：“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102〕这些品鉴，与李觏对此图此文的自我评价，有互相呼应之处。

其四，朝廷的两制官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在看详此图此文(也包括李觏的其余学术著作)时，认可了荐举人的品评，并给予李觏其人其学以官方的肯定，李觏因之而被授予官职。

文本流传之广，士林品评之高，独特而有价值的内涵，是衡估经典作品的几项重要指标。从这几个的重要参数来看，李觏的《明堂定制图并序》在其生前，就已被经典化了，至少已经是礼学名篇。南宋之时，唐仲友《明堂说》《帝王经世图谱》、周必大《礼部太常寺议明堂大礼状》、卫湜《礼记集解》皆援引李觏《明堂定制图并序》，以为己说，《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亦收录此序，由此可见此篇的影响之大。李觏的门生陈次公在《李觏墓志铭》中回忆道，李觏临终无他言，“独执次公手以《明堂制图》为托，又以为《三礼论》未成为恨。”〔103〕这个细节，所喻示的欣慰与遗憾，是李觏对自我一生的总结。《宋史》李觏本传，介绍李觏生平仅寥寥数语，而于《明堂定制图序》详加节引，达千字以上。这是宋代《国史》史官，同时也是《宋史》的修撰者对李觏的评介。李觏的《明堂定制图》及序，是李觏学术形象的缩影。这个缩影的形成，显然是与李觏的投献分不开的。

以上本文从宋代荐举遗逸的主要政治文化功能、宋代受召士人的人员组成与身份特征等方面，揭示了宋代士人在退处之后，仍不失用世之心，并和当时士林保持良好的学术互动与文学交游的制度背景。以此为中介，进一步分析了宋代隐士投献的若干特点，及其对文学传播、经典生成方面所产生的正面推动作用。联系过往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宋代隐士身上与社会疏离的一面，以及其作品中的恬淡、出世的成分，重心也往往落在一些名隐、“真隐”身上，本文从制度感召入手，借助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隐士投献，来说明宋代“举遗逸”制对于退处型士人人生轨迹、心路历程与文学活动所造下的深刻影响，研究的重心也相应转向下第士人，以及一批由隐而仕的士人身上，希望这一转向，对于揭橥宋代尚隐之风的形成，以及隐士文化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能稍有助益。

注释：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09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页。

〔3〕〔宋〕富弼：《上仁宗乞诏陕西等路奏举才武》，〔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93页。

〔4〕〔5〕〔7〕〔8〕〔9〕〔10〕〔11〕〔12〕〔60〕〔89〕〔9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933、5934、5926、5926、5926、5928、5931、5933、5929、5929、5929页。

〔6〕〔17〕〔18〕〔20〕〔36〕〔64〕〔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54、13440、13443、13443、13122、13441页。

〔13〕〔14〕〔96〕〔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清〕范能浚编集、薛正兴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第2004年，第398、398、557页。

〔15〕〔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4册，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98页。

〔16〕〔宋〕郑獬：《请举遗逸》，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6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49页。

〔21〕〔宋〕司马光：《答刘蒙书》，《司马光集》，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7页。

〔22〕〔宋〕吕南公：《壬戌岁归治西村居奉答次道见寄长句》，《灌园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页。

〔23〕参见刘文刚：《宋代的隐士与文学》相关章节，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24〕〔25〕〔26〕〔27〕〔28〕〔94〕〔95〕〔99〕〔101〕〔102〕〔宋〕李觏：《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377、309、312、313、507、508、492、508、496页。

〔29〕〔宋〕李觏：《上叶学士书》，《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3页。

〔30〕参见〔宋〕李觏：《上范待制书》《寄上范参政书》《庆历民言》等，见《李觏集》卷二十七、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1〕〔宋〕李觏：《与胡先生书》，《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2页。

〔32〕〔93〕〔宋〕李觏：《上范待制书》，《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9页。

〔33〕〔34〕〔37〕〔38〕〔39〕〔40〕〔41〕〔42〕〔43〕〔44〕〔45〕〔49〕〔50〕〔74〕〔76〕〔宋〕吕南公：《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0、110、103、132、103、89、21、21、21、94、132、105、104、103、106页。

〔35〕吕南公对于科举失利的反思，见《灌园集》卷九《老懒轩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4页。

〔46〕〔宋〕吕南公：《与汪秘校论文书》，《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5页。

〔47〕〔宋〕吕南公：《上曾龙图书》，《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5页。

〔48〕〔宋〕曾巩：《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7页。

〔51〕〔55〕〔宋〕曾肇：《曲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4、356页。

〔52〕〔宋〕吕南公：《请见郑太守书》，《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2页。

〔53〕〔75〕〔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24、1525页。

〔54〕〔宋〕蔡延世：《跋吕南公删修韩退之传》，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17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56〕〔宋〕吕南公：《灌园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页。

〔57〕〔58〕〔63〕〔宋〕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六，〔宋〕苏颂：《苏魏公文集》附录一，王同策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54、1154、1159页。

〔59〕〔62〕〔宋〕苏颂：《苏魏公文集》，王同策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84页。

〔61〕〔宋〕释文莹：《玉壶清话》，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51页。

〔65〕〔宋〕蔡襄：《蔡襄集》，吴以宁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2-473页。

〔66〕〔73〕〔宋〕苏轼：《与李方叔书》，《苏轼文集》第4册，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0页。

〔67〕〔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全宋笔记》第二编(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69〕〔宋〕胡寅：《斐然集》，容肇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2页。

〔70〕〔71〕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10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

〔72〕〔宋〕司马光：《涑水记闻》，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1页。

〔77〕〔80〕〔87〕〔宋〕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3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78〕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79〕〔宋〕员兴宗：《夫人员氏墓志铭》：“安舆者，字文饶，才茂异常，与西州处士苏洵明允，张愈少愚通书，周旋文谊。当是时，巴蜀学士深心翰墨者，莫不共高此三人。”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21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5页。

〔81〕〔宋〕曾巩：《苏明允哀辞》，《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60页。

〔82〕〔宋〕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83〕〔宋〕苏洵：《上田枢密书》，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8-319页。

〔84〕〔宋〕苏轼：《跋先君书送吴职方引》，《苏轼文集》第5册，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92页。

〔85〕〔宋〕雷简夫：《上韩忠献书》，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38页。

〔86〕〔宋〕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38-539页。

〔88〕〔宋〕孙升：《孙公谈圃》，《全宋笔记》第二编(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91〕〔宋〕华镇：《云溪居士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7-498页。

〔92〕〔宋〕李觏：《上聂学士书》，《李觏集》，王国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1页。

〔97〕〔宋〕范仲淹：《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范仲淹全集》，〔清〕范能浚编集、薛正兴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398-399页。

〔98〕〔宋〕范仲淹：《荐章》，《李觏集》，王国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6页。

〔100〕〔宋〕张宗古：《送李君南归序》，《李觏集》，王国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7页。

〔103〕〔宋〕陈次公：《李觏墓志铭并序》，《李觏集》，王国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