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向何处去
——谈家庭建设与社会建设

邓伟志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家庭向何处去？这是时代之问，是千家万户出的必答题，也是世界之难题。

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随之变化。社会在前进，家庭在变化。时代在家庭身上自然而然地打上一个又一个烙印。现在中国的“五好家庭”层出不穷，“最美家庭”风起云涌。可是，我们也应看到，事物无不有二重性，许多国家的家庭变革也有二重性。有些变化适应时代潮流，有些变化即使一时让人看不顺眼，说不定有朝一日会转化为未来的方向，当然还有些变革是倒退，是逆潮流而动，对社会前进的步伐增加阻力。这就要求社会学界担起理论责任，在大变局中为千百万家庭开新局。

一、当前家庭发生了哪些变化

家庭的规模在变小。几十年前，大于五口之家的居多，四代、五代同堂随处可见。现在三口之家比比皆是，四代、五代同堂成了凤毛麟角。说是今天有四代、五代同堂，实际上是打引号的，并非同在一个大院。欧洲有个发达国家的首都，平均每户1.5人，家庭规模小了又小。——这就引出下面一些变化。

家庭的结构在松弛。即使是上面讲的三口之家、1.5口之家，也未必同堂，或者分散在同一城市不同户,或者分散在同一国家不同户。不仅儿女不在身边，有的夫妻俩也可能是两地户口、两国的国籍，彼此往来甚少。人称“孤老”的存在也是规模淡化的一个例证。

家庭的性质在异化。千百年来，家庭无不是由血缘和姻缘而组成。如今因离婚率激增，有不少家庭子女不是与父亲没血缘关系，就是与母亲没血缘关系。更值得研究的是，有的夫妻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夫妻关系，不是合法夫妻，而是同居关系。有的国家税收政策对单身汉从宽，对成家的从严，导致有的“夫妻”所生的孩子已长大成人，做父母的还没正式结婚。不是合法夫妻导致同居几十年以后，说分手时就分手，易如反掌，害得子女不是没爹就是没娘。

家庭道德滑坡。近年来，亲兄弟、亲姊妹等对簿公堂的案件在增多。对簿公堂是极端，有极端必有近极端。有些家庭矛盾没上诉、没立案，但是家庭暴力屡见不鲜。普通人家庭有不和谐的，有钱有权的、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家庭也有不和谐的。欧洲有个国家的“十大名人”之一多年前打老婆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没了结。中国40多年前“文革”中家庭成员互相揭发、无限上纲的后遗症也没消失。因一方挨斗而离婚的，有的复婚，有的还耿耿于怀。这类事网上可见，有的出书“曝光”，白纸黑字摆弄家内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此类事前无古人。

二、迫切需要把治家放在社会治理的重要位置

在人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上述的家庭规模变小只能说明全社会的家庭户数在不成比例地增多。家庭结构松弛只能说明社会流动加速。水平流动加速，垂直流动也在加速。家庭性质异化只能说明社会的细胞在作用于社会有机体，使得有机体染上变异病毒，不过是可治的变异病毒。家庭道德滑坡，在中国是指前几年常说的“经济上去了，社会风气下来了”。按哲理，道德、观念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上去，社会风气也应当相应上去。之所以没上去，是因为有些人一度大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公平置于“效率”之后，导致社会不公加剧，拜金主义流行，家庭矛盾突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也不是用来“吵”(吵架)的。有些国家抢房子的家产纠纷可能比中国更严重。由此可见，家庭状况与社会治理应该是什么关系。

一叶知秋，把社会细胞放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楚地看见治家与治理社会息息相关。是人都有家。许多国家把乞丐称作“无家可归者”，其实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家，只不过有家难归罢了。我们常讲做工作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到底”是要到社会的细胞，“到边”是要到住在天南地北的家庭。

家庭这“一叶”的变迁迫切要求社会工作不断完善和加强。如何做好社会工作？首先要问计于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困。把千家万户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决断如何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

重要的是要从解决治社、治家的体制机制上着手，体制顺，机制活，万家兴。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可是第一任教师并非个个都是万能的。教育者应当先受教育。全国妇联所作的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显示：我国有50%的家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社区应该办些家长培训班，加速摒弃“棒头之下出孝子”的陈旧观念。家庭有矛盾，社区要配备经常性的家庭指导老师。家庭成员身体有异样时，在饮食方面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社区还要配备营养咨询师。家庭成员有心事，需要倾吐，需要解锁，社区还应该配备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方式还不能是单一的。面对面交谈固然有效，单有面对面的咨询并不完善。有些家庭成员还有难以启齿的、见不得人的心事，这就要求要有电话心理咨询师。比方说有人想自杀。再比方说，有些家庭闹矛盾，想不开，一方甚至有犯罪的冲动，在没下决心之前，想请教咨询师，又怕咨询师知道自己的名字，怕咨询师留下电话号码。面对这种情况，应该公开声明办不留咨询者电话号码的咨询所，公开宣布咨询师如泄露相关信息当以违法处置。这样，谁有难题都敢说出来。咨询师也才能把工作做到当事人的心坎上，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有别于曲高和寡的“假大空”。这种师、那种师，每一种师都是让家庭科学生活之师，促进生活科学化，从而提高家庭的文明度，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弱有所扶，心锁有人开导。

社区设师毕竟不能很多，这就要求全社会都起来共同关心他人的家庭。

有的国家的明星不以票价高、剧场满座为骄傲，而是以能够无偿地为养老院慰问演出为光荣。社会也侧重于赞赏艺术家的服务意识。

有的国家的弱智青少年有好几位“志愿者妈妈”。她们会轮流去看望“弱智儿女”，送去好吃好玩的，开启弱智者的智慧，减轻弱智者父母的压力和弱智学校老师的负担。

有的国家的儿童可以不许亲生父母带领。比如家长是酒鬼，或者有其他不轨行为，经社区评议，认为家长有可能把孩子带坏，不宜继续抚养孩子，国家可以把孩子送到离他们家很远的学校免费读书。不许家长任意与孩子接触，但允许孩子定期看望父母，看望后再回校学习。这般子女与父母隔开的做法打破了人们常说的“谁家的孩子谁家抱”的传统观念，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有的国家对残疾人关怀有加，处处是“残疾人优先”。残疾人看戏坐第一排，他们参观这个馆免费，参观那个园免费。重残的坐火车不仅本人免费，连陪同人员也免费。残疾人学校或工厂，会帮助手残的充分发挥脚的作用，脚残的尽量发挥手的功能，脚、手都残的，施展其大脑的智慧，各显其能，变劣势为优势，各自创造各自的奇迹。

美国等国家有不少乞丐住桥下，睡垃圾箱上。可是欧洲有少数国家规定“讨饭讨钱是犯法行为”。为什么？因为社会保障已经做到衣食住都有足够的保障，你为什么还讨饭讨钱？你讨饭讨钱只能说明你没有把社保发给你的钱用在正当地方，因此被认为“违法”，以此激励他们改邪归正。

这些治社、治家的做法大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和讨论的地方。我们这些年在敬老、助残、关爱留守儿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受到人民赞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宏观协调、督促指导下，推动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上一层、数层楼，进而向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目标迈进。

家庭不能只追求物质生活，还要有精神生活。有了仓廪实、衣食足，还要知礼节、明耻辱。这就要求社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且能够做到针对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的文化需求，提升文化供给能力，满足人的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国际化的文化需求，运用数字化、云平台，让人足不出户能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从而营造一个陶冶心灵情操、追求向上向善向美的社会氛围。

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依附在大社会有机体之上的。中国的家庭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一块块砖石，因此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家人应有家国情怀，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为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有370多万人(此外还有很多不知名烈士)，有的是兄弟牺牲在同一战场，有的是夫妻同赴反动派的刑场。他们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环节有共性，有时也有差异。能指挥千军万马的，有的家内四分五裂；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校长，有的家内矛盾百出。这就表明，治家应该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做父母的要学一点家庭学。恢复社会学后，复旦大学分校率先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接着各高校相继开课。中国第一家以“家庭”命名的杂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出刊后，发行量高达二三百万份。家庭需要家庭学，《家庭》杂志应运而生。社会应大力普及家庭学知识。

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运用从社会建设、家庭建设中提炼出的家庭学指导家庭建设，将会把家庭建设得更加和谐、美满。

三、治家碰到的三个说难也不难的难点

首先是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国际化是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必然出现的历史潮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一直是敞开的。每年出入境总数超过3亿人次。国人的全球意识、世界眼光大为增强。西学在中用，中学在西用。自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正式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成立以来，截至2020年7月31日，全球已有162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汉学走天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在一些人身上滋生了盲目崇洋媚外的现象，尤其在婚姻家庭方面。在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家庭状况是五颜六色的，有法国人的优雅，有日耳曼人的冷静慎重，有拉丁人的浪漫洒脱，有斯拉夫人的骁勇进取，还有意大利的低离婚率，有人不去学这些，偏偏去学美国的朝三暮四，学美国的每年离婚人数占结婚人数的一半以上的高离婚率。在择偶方面，不学别的，去学人家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还有人学人家的同性恋。想想看，如果都是同性婚姻，那么拥有200万年历史的人类必将在下个世纪初叶全部灭亡。还有人，奔向一夫多妻制国家，甘当富人的“小三”。可见，国际化有个化什么的问题，应当是择善而从，不善则不从。时间是历练，夫妻还是白头偕老为好。欧洲有个国家的一位十分廉政的领导人，离婚四次，每离一次要把财产分一半以上给对方，四次下来自己只留下1/16的财产，晚年的生活相当艰难。有的国家十分重视培养孩子的勤劳观念和公益意识。城市里的家长(或社区、或学校)联合起来，集体租用一块土地，让每个孩子种一平方米，练习播种、浇水、修枝等种植技术，相互观摩、比赛。还有的家长组织孩子为路边的公用花园浇水、捉虫子。这些也是我们治家当中值得仿效的点点滴滴。对外国的家教，要一分为二，不可一锅端，要冷静分析，慎重应对，求同存异、求同尊异。

第二是传统继承问题。中国是文明古国，家庭文明是其中的一大亮点。从孔子庭训儿子孔鲤算起，家训源远流长：孟母有三迁，三国魏有嵇康的《家诫》，西晋有杜预的《家诫》，东晋陶渊明有《责子》，南朝梁还有徐勉的《诫子书》。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是《颜氏家训》和《朱子家训》。中国的家训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我们更应该传承中国家庭文明的传统基因。

可是，也应看到时代在前进，千百年前的老祖宗没乘过高铁，没有玩过手机，不知道5G、6G，更不懂得中微子、干细胞。孔子所谓的周游列国，充其量就是今天中国的三四个省。古人的见解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因此，要把握好时代的脉搏，把过去的传统与今天的实际相结合，用实践来检验家训。上海市静安区家风建设平台上线仪式上有专家题字：“家风胜万金，旧训绽新颜。”是的，就是要让旧训绽放新的光彩。古人讲“父母在，不远游”，在交通、通信不发达的过去是对的，这在今天能行得通吗？世袭制还能搞吗？变相的世袭也不能允许。古人讲的“一家无二党”“一家无二教”也早就过时。中国实行多党合作制，一家人加入不同的党派的事不绝于耳。外国的大选，夫妻各自把选票投给不同政党的事，屡见不鲜。在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一家人信仰两教的多得很。有人建议由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合作建一些美丽的亭子，把五大宗教的标志标在一个亭子上，以示宗教信仰自由平等。这一建议发人深思、值得重视。

中国幅员辽阔，有56个民族，有些民族之下还有若干支系，五彩缤纷，各有特色。我们的56个民族是56朵大红花，像石榴籽一样抱成一团。见仁见智，假使在一些人眼里认为他们有些落后的传统，也要允许各民族继承他们的传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可以引导他们，启发他们，求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切不可用一把尺子去量。大家知道，阿拉伯国家妇女有包头的风俗，中国妇女一般不包头，即使天冷包头，也不同于阿拉伯妇女那种包法。可是，我国驻阿拉伯国家的女记者，入乡随俗，有的就包了头，为的是适应当地的多数。在日常生活中，少做、不做多数人的例外，是处世之道。

第三是富裕家庭与相对贫困家庭的关系。这是近几十年来贫富差距拉大以后出现的突出问题。差距拉大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正确对待，嫌贫仇富的现象十分严重，动拳动刀的事也有发生。

要把处理贫富矛盾提到一定高度，德国是一面镜子。东西德统一31年多了，原来是东德穷，西德富。31年来贫富差距在缩小，但是差距还是有的。西德与东德的青年之间谈恋爱尚有难度。房价也是西高东低。近年，由于德国讲人道，别国不许移进的西亚难民，德国进来上百万。一开始，难民个个感激涕零。只因难民比原东德人更穷，换句话说，差距更大，矛盾更多。加之，难民会把原有的贫富差距带过来，造成难民中也出现摩擦。贫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为富不仁、炫富夸富，看不惯穷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把矛盾上升为冲突的多是穷人。富人欺负一两个穷人立即会引发蝴蝶效应，激起一群人不满。这两年，德国因穷困(相对而言)而暴发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与此同时，贫困家庭之间、贫困家庭内部的矛盾在升温。合用厨房的难民为了厨房你争我夺。攀富的难民与仇富的难民不一致。贫富差距不大的德国尚且如此，中国的基尼系数大于德国，我国更应当加以警惕。社会学讲究社会平衡论，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疾呼解决不平衡的问题。这两年大力纾困，差距有所缩小，但是由于贫富差距而造成的社会张力依然存在，“同志尚须努力”。

四、结 语

我们相逢在新时代，国泰民安。有国泰方有民安，国泰是前提，同时也要看到民安是国泰强有力的保障。党风带动民风，党风是火炬，同时也要看到民风会推动党风。中国的家庭向何处去？随着社会建设的日益完善，国泰与民安互动，党风与千家万户的民风互动，新时代将写出新的家庭格言，成为“中国之治”靓丽的一页，中国的家风与社风一定会大有改善。可以预料，中国的文明指数、幸福指数一定会走在世界最前列。与新时代同步前进的新型“最美家庭”必将会逐年增高，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将在地球的东方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