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变革下“村改居”社区治理策略研究
——以L市Y区十号小区为例

李宁

（洛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一、研究背景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其印发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到“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2021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其印发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再次提出“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村改居”社区即为城市化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对大量村庄实行撤村并居、还迁安置后形成的一类社区。该类型社区村民居住空间由分散式变为垂直式，随之而来的关系空间、物质空间等都发生了变化。

传统乡土性的公共空间承载着村民共同的记忆和情感，对推动社区整合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而拆“村”建“居”以后，扁平化的生活空间转向垂直化的封闭空间，村落传统公共空间发生了变化甚至消失，村民自治逐渐向居民自治转变，新社区整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如何完善“村改居”社区治理，调整村庄原有的治理架构，有效适应新的社区空间结构，进而实现农村与城市两套基层组织体系的衔接与并轨，成为本研究探究的主要问题。

二、“村改居”社区研究的脉络

中国城乡发展差异具有特定的政策背景及时空背景，近年来，学者把空间这一视角从关注社会不平等转向了关注城乡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比如运用空间社会学研究城市农民工的嵌入与融合问题［1］、拆迁安置社区问题［2］、开放性街区与空间开放问题［3］等。本研究则从空间角度关注城镇化过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

“村改居”是传统村落向城市居民社区过渡过程中的一种新型社区。从传统村落到现代都市，空间发生急剧的变化，给社区治理带来挑战。有学者关注“村改居”中的社区体育供给［4］、老年人生存状态［5］、社区公共空间重塑［6］等问题。部分学者从社区整体治理角度展开研究，例如提出“村改居”社区应采用网格化治理、引入物业、搭建社区服务中心等手段［7］，完善基层治理，或提出“强化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借助市场力量辅助推动、凝练共享型社区‘新传统’等成为再造‘村改居’社区共同体”［8］等。

新时期，在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城乡融合，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性背景下，需要重点探讨在市民化过程中怎样使人民群众享受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借助于在河南省L市Y区李村镇十号小区的调研材料，在借鉴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重点探讨新时期城镇化过程中社区空间变化表现及其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

三、“村改居”中的空间转换及治理困境

L市Y区李村镇地处该市开发建设的核心区，其中北部20个社区（村）属于城市规划区（产业集聚区），2015年以来，先后实施了多个社区整村搬迁。其中十号安置小区居民主要来自原来的Y村，截至目前共安置农业户口3000多户，约1.1万人口，另外该小区预计建成28栋高层住宅，目前已经投入使用10栋。

（一）地域公共空间变化

随着新城开发，村庄逐渐向社区转变。村庄公共生活也由原来田间地头、集市、水井等逐渐向小区门口、楼栋门口、绿化带转化。然而安置小区新生公共空间狭小、“外塑性”公共空间缺乏，村民活动受限，他们对新的生活方式不适应。调研中发现小区内生性公共空间主要集中在狭窄的楼栋口、健身器材园、中心广场等处，而这些公共空间设施不健全。另外，由于该小区处于开发状态，地下停车场未建成，车辆乱停乱放，挤占原本狭小的公共活动空间，村民对“上楼”后的“城市”生活满意度下降。

“小区每天只允许150辆轿车停在小区内部，其余都停在外部。但是对于小三轮、电动车没作限制，都是乱停乱放。整个小区乱糟糟，没有下脚地，更别说有其他活动的场地了”（原Y村村民W先生语）。

“小区正在建设中，原本规划的地下车库还没建成，所以车辆停在小区各个地方。村民素质不一，有的村民就把车放在草坪上，甚至有的直接放路中间，说了也没用”（小区物业管理Z女士语）。

“外塑性”公共空间是相对内生式公共空间而言的，指依靠外力形塑下的公共空间，比如在物业、居委会、政府等外力推动下为满足社区居民公共需求而建成的社区新活动空间。调研中发现该社区外塑性公共空间较少，且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功能。比如新社区配建的活动室等部分公共设施设置在楼上，对于喜欢“接地气”的农民来说，该部分空间并不能短时间获得他们的认同，因此也未能发挥链接关系和承载情感的意义。

“村民活动室设置楼上，有兵乓球、羽毛球等活动室，但是我们从来不去，看不见就想不起来去锻炼，而且上班一天都在室内，晚上回来以后还是习惯出去溜溜，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原Y村村民Y女士语）。

（二）空间变革中的老年人逐渐边缘化

边缘化是变化过程中的一种状态、现象，也是一种表称，反映了整体的变化，往往是不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的产物［9］。作为村庄守望者，老年人与土地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依靠土地获得生活来源，也通过土地链接情感，土地既是物质也是交情。“村改居”之后，没有了农业作为保障的社会资本，养老成本提高，老年人“家庭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脚不着地”的日常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身体不好，以前就在家种地、种菜，赚点钱补贴家用，现在也没有地了，又不能去工厂，成为家里负担，吃饭还得看儿媳妇脸色，日子不好过”（原Y村村民S大爷语）。

与此同时，“居住空间的集聚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却没有拉近人与人的社会距离”［10］。标准化的城市公寓取代半私密化的农村庭院，生活更加隐私化，村民之间的“串门”也少了，邻里交往逐渐减少，老年人逐渐丧失了原有村庄社会中微观的邻里互助机制，心理逐渐边缘化。

“现在家家都关着门，不咋串门，就在楼下偶尔碰见打个招呼，以前的老邻居也有的搬到其他小区，没咋见过面，现在都是马路，车也多，老胳膊老腿行动不便”（原Y村村民Y婆婆语）。

（三）“碎片化”的社区基层组织力不从心

新城扩建背景下的村改居社区具有“非城非乡”特点。一方面居民仍为农业户口，“社区”并没有得到官方批复，村级事务仍由原村庄的村“两委”协调和处理，从这个角度看，安置小区暂时还是村民自治范围。另一方面，安置小区中居民构成比较复杂，除原村落村民以外，还有其他村村民、租客等等，较之前治理更为复杂，小区呈现出一种“无序”和“失序”的状态。

“我们小区几乎是原Y村整体搬迁，也留有我们村委会办公场所的。当前防疫压力大，小区很多外来人，最近一个村拆迁，我们小区基本都租满了，人口流动性比较大，管理难度大”（原Y村委会成员T大爷语）。

“搬进新小区以后没有怎么开过村民大会，谁有事直接找村干部，不过不好找”（原Y村村民T先生语）。

传统空间的变革也冲击了原村落中依靠人情、面子、关系等来维系的非正式治理，村民对村集体的权威认同逐渐下降，村委会这一乡村治理组织在村庄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的运行更加艰难。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啦，村民分散居住，也就是涉及他们利益他们才理你，比如领取失地补贴，那天天催你，说话还可难听，更不用说举行一些公益性活动啦，根本没人理你”（原Y村委会成员T大爷语）。

另外，小区矛盾化解机制不健全，新矛盾逐渐凸显，影响小区和谐。

“投诉较多就是房屋隔音问题，比如孩子在家弹钢琴、吹笛子啊，还有早上剁饺子馅、装修问题，以前在村里习惯了，说话声音都很大，现在楼上楼下说个啥都听一清二楚，像这种情况都得靠自觉，物业说了也没有用”（小区电工T大爷语）。

四、“村改居”社区治理策略

（一）完善地域公共空间与构建网络公共空间

1.完善地域公共空间

特定地域空间凝聚着村民的共同情感和群体记忆，成为“乡愁”的重要载体，对社区认同及地域公共性意义重大。“村改居”社区公共空间变小甚至缺失现象，应从改造原有公共空间和拓展“外塑性”公共空间两方面着手加以改善。

一是改造原有公共空间。一方面开发村民自发形成的公共场所。对该区域开展公共服务设施调研与评估，尊重村民原有生活习惯，选择合适的地址，拓展村民公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加强小区空间管理，对进入小区的各类型车辆分类管理，集中停放，保障居民公共活动空间不被侵犯。

二是拓展“外塑性”公共空间。对“村改居”社区生活圈中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缺失情况进行评估。完善社区文化空间，延续村庄传统文化。例如该社区原有特色戏剧班、姓氏文化活动等，由于空间的限制，并未在新社区得到很好的延续。因此，开发社区特色活动空间，有助于帮助失地村民找回村庄的共同记忆与情感，增强对新社区的认同。

2.构建网络公共空间

网络社会的发展，模糊了社区的地理边界。现实中，尽管高耸的楼层阻隔了原村民之间面对面的交往，但是“微治理”却给失地村民带来新的公共网络空间。新的公共空间变化并没有立即造成原村民社会资本的流失，社区依然具有传统的熟人社会的特征。

“我们W村分别安置在八号、九号等小区，每个村都有微信群，比如今天群里都在问失地补贴的事情，村干部会通过微信群通知我们，我们原来的邻居也会通过村里微信群联系，只是见面的机会少了”（九号小区村民语）。

因此，一方面，应构建不同群体需求的微信互助群（比如兴趣爱好群、行政事务处理群、矛盾纠纷处理群等），以“虚拟在场”增强原村民之间联系，加强交流与互动，找回失地村民流失的“乡愁”，缓解失地村民城市生活的不适感。另一方面，应关注外来人口服务，打造多元的网络空间形态，培育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区治理凝聚力。

（二）关注老年人生活，消除心理高压线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指出，截止到2020年11月1日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5%。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快节奏的城镇化，急速转变的生活空间变革，往往使得老年人成为被忽视的利益群体，因此应从多角度关注“村改居”空间变革下的老年人生活。

1.弘扬家庭孝道文化，完善社区养老设施

市场逻辑冲击下，“村改居”居民生活成本提升，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微薄的收入形成巨大的反差，部分子女甚至为降低生活成本不履行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再加上“上楼”以后传统村落社会网络的断裂，公共舆论也很难对子女产生影响，久而久之，老年人养老问题逐渐严重。改善“村改居”老年人养老困境是当前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一环。首先，引领社区公共舆论，弘扬正能量，通过表彰社区模范家庭、养老榜样、助老先进事迹等，传播孝道精神，发挥公共舆论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充分利用空间完善社区养老设施，在新型社区中建设老年人心理咨询室、托老所等；最后，探索社区养老模式，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为老年人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获得感。

2.保护传统村落关系网，支持重构新型社会网络

“村改居”生活空间的变化，其本身为社会网络的“脱嵌”到“再嵌入”的过程，但由于进入老年期后，随着年龄增加，个体逐渐与其所嵌入社会网络发生“脱嵌”［11］，社会交往的频率降低，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变窄，这就易导致老年人产生群体性孤独感。为此，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方面要尽可能整村搬迁，注意保护传统村落的社会关系网，缓解老年人生活方式变迁带来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要助力老年人发展社区新的关系网络，通过吸纳老年人参与公益事业（比如小区治安、小区民事调解、小区安全等），帮助其重构社会关系网，缓解失落感。

（三）完善基层治理组织，夯实社区治理

1.加强制度引导，整合社区力量

衔接性的制度设计的缺乏造成了回迁村“村自治”困境。一方面，应做好顶层制度设计，保障安置小区人、财、物合理配置。按照社区的建设对社区“两委”办公用房、公共文化活动、便民服务项目等给予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加快推进回迁村转“社区”，确保“村改居”社区享受与其他城市社区同等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针对居民逐渐异质化给回迁村治理带来挑战这种变化，应采取分类管理的思路，吸纳外来人口参与社区共治。例如吸纳社区租客精英（因小区临近学校，很大部分租客为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群体），壮大社区服务队伍，推动和谐社会和平安社区建设。

2.网格化治理，化解社区矛盾

社区矛盾的有效处理，对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要意义。空间变革背景下，对于新社区中出现的新矛盾的化解必须有新的思路。一是发挥熟人社会的柔性化治理模式，发动原村庄党员、有威望的老人、知识分子参与社区矛盾纠纷调解；成立村调解小组，采用拉家常、谈心等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调解矛盾，化解村民之间的不愉快；适度补贴或颁发荣誉，激励参与社区调解的村民，以便吸纳更多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二是借鉴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将社区划分为若干子社区，招募小区网格员，定期排查网格区域安全及纠纷；设置楼栋长，自愿服务村民，协助进行信息统计、活动通知、安全教育等。三是推动智慧社区建设，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搭建社区问题投诉平台，为社区建设插上“智慧的翅膀”。

五、总结

“村改居”社区是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过渡式社区。急剧变化的空间状态，造成原村落中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的消失、新生公共空间功能弱化；适应能力较低的老年人随着经济地位的下降，生活方式的不适，逐渐心理边缘化；在上楼以后“村民自治”转“居民自治”的过程中，由于衔接性制度设计的缺失，安置小区表现出“亦城亦乡”的特征，小区公共事务处于“无序”甚至“失序”状态。

新时期加快城镇化由量的变化转向质的变化，需要关注“村改居”居民的空间变化的“适应度”。因此，“村改居”社区应从空间再造入手，发展地域公共空间，开发网络公共空间；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关注居家养老，保护原有社会网络，缓解老年人心理压力；加强制度引导，整合社区力量，借鉴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经验，多元共治化解社区矛盾，重塑村改居社区公共秩序和治理格局。

究其根本，“村改居”的过渡过程中应注重保护村庄原有的社会资本、习俗以及地方特色文化，形成留得住“乡愁”的新型社区；不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注重居民生活品质与社会权利，坚持“安置”与“发展”齐步，“生存”与“共享”一致，培育“发展型”社区；抓住网络空间发展机遇，动员各方资源，营造“智慧型”社区，进而促进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增进人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