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耕：用“自我救赎”探索人性的复杂诡谲

打过篮球，干过刑警，开过攀岩俱乐部，做过体育记者，当过银行高管，37岁开始写作——余耕说自己一直很“拧巴”。但此后他在虚构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凭借一个“余欢水”终被世人所熟知。他的文字，总是不断探索人性的复杂诡谲，明暗对比中涌动着戏剧性的暗流，轻快的语调中让人持续感受“阵痛”，也预留了向人性深幽处挖掘的锋利角度。他的全新小说《做局人》，聚焦一个骗子的自我救赎，篇幅精湛利落又充满信息量，需要读者理性地抽丝剥茧，拼成完整的拼图，才能理解其中的韵味。

亲身经历解读骗局

记者：在这本小说中，一个心思缜密、布局利落、不断改头换面，在不同行业以骗为生的“做局人”，以“我”的面目贯穿小说始终，最初构思时，您是怎么想到围绕诈骗题材展开的？

余耕：是因为我的一次亲身经历。2020年春节刚过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拉我去炒股，说群里有很专业的老师在给大家推荐股票。平时接到这种电话，我会直接挂掉，但疫情期间心情郁闷，这个电话里的声音又字正腔圆的，于是，我就进群试了试。我发现群里的讨论特别热烈，介绍的股票还真是成长不错的，我就跟着买了一只股票，走势不错。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知道他们的诉求点是什么，他不可能每天都免费为大家讲课，就问了一嘴，然后他说自己参加了凤凰国际投资大赛，需要大家到时候为他去投票。我想，这么简单的事情，需要拉一个群，做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工作吗？我就上网去搜这个人，一搜，发现网上有关于他是2019年炒股赚了六个多亿的最牛散户的消息。但我又发现，这一百多条消息都是2020年2月之后的，没有一条是2月以前的，所以我就认定这帮人肯定是在做局。

记者：所以您就把这段真实经历，完全放进小说了是吗？

余耕：对，接下来我就把经历的所有细节都放在《做局人》的第三个局里。

其实我在写这帮骗子的时候，感情挺复杂的。因为我跟他们买了一只股票，这帮骗子让我进入股市第一次赚到钱。你没听过他们讲课，他们后来是四个老师轮番讲课，讲得都非常好，我做股票这么多年，也听过这方面的评论、观点，我觉得他们都是很专业的，这些人凭借他们专业的观点，应该也能赚钱。所以我就想把他沦为骗子的前因后果讲清楚，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骗子？因为他有他的原罪，他出生在一个骗子村，他的生活背景造成他的原罪。

“反诈”内核警醒世人

记者：去年2月1日，国家反诈中心正式入驻新媒体平台开通官方政务号，您构思小说的时候，是否也关注到国家反诈的大环境？

余耕：后来我写完这个小说，同行在跟我交流的时候说我真会赶这个时间点，我说当时写的时候真没想到这一块儿。

但我写完之后，正好接到《啄木鸟》杂志的邀请，去写一个报告文学。我在机场出入境管理的地方，看大厅里用隔断隔起来，里边的人一对一坐着。然后一问，别人告诉我这是国家反诈中心成立后，劝返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们身份都是农民，集中去东南亚的小国家，拿不出工作或探亲的证据，多半是被组织去国外参加诈骗的。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反诈行动。

记者：小说中“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活跃在不同行业“做局”，除了上面所说的金融行业骗局之外，其他行业的“做局人”您是在哪些方面借鉴参考的，有参照原型吗？

余耕：没有原型，因为那些人我都没见过，其他都是我杜撰出来的。在这之前我写过一本小说，一部关于古董的小说叫《古鼎》，里边已经写了很多如何利用假古董来欺骗和倒卖文物的人。我当时在写的时候，认为我们的影视作品缺乏行骗这样的题材，而且这两年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书。《做局人》最后一个骗局其实是一个传统的骗局，有一本书叫《江湖丛谈》，是连阔如老师（知名评书艺术家）写的，里边写了一个骗局叫“雁班子”，在古代是江湖人士针对官场的一种行骗，我相当于是借鉴了古代这种传统的骗局。

记者：在《做局人》最后，看到这个骗子最终参悟到“人们总是在无法回头时幡然醒悟，回头时已是万劫不复”。您写这本小说的目的，是不是就希望向世人展示诈骗的罪恶性，警醒那些受到诱惑的人？

余耕：为什么会有人上当受骗？主要是因为他们投入了感情，尤其是被最信任的人背叛。我写作的初衷，还是想找全民、全社会的一个痛点，因为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骗局，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揭示社会阴暗面、揭示人性之恶，引发读者思考和警醒。我希望读者在对现实的针砭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这才是现实题材小说的价值所在。

丰富经历厚积薄发

记者：接下来，您还有哪些创作计划？

余耕：我最近在写一个剧本，跟“紫禁城影业”合作的，不是我的小说，是我们原创的一个剧本，原来是一个挺大的传统IP，现在创作的过程还需要保密。很巧，主人公也姓余，差不多也是中年男女这种一地鸡毛的狗血生活。生活剧人人都爱看，因为大家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一点不同的是，它要反映北京人的生活，我有一个主题就是要讲好北京故事，还有对美好生活的那种向往。

记者：之前您提到《江湖丛谈》，素材累积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自己的阅读量。闲暇时间您喜欢阅读哪些作家的作品？您的创作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余耕：我读的书比较杂，这些年来读的书大都是为写作服务的工具书。例如写《古鼎》时，读了很多关于青铜器和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书。我最近在读安吉拉·卡特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书。

很难说我的创作受谁的影响最大，因为我喜欢的作家比较多，欧·亨利、马尔克斯、卡夫卡、鲁迅、王小波……他们都是世界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巅峰。我一直记得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我继连环画之后读到的第一本小说，当时还以为它是一本少年读物。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对男女情感有一点似是而非的懵懂，但我却读懂了那种求之不得、爱之不得的痛苦，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对我日后的情感罩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记者：记得您在上一本中篇小说集《我是夏始之》中这样自我介绍：“打过篮球，没进过省队国家队；做过警察，没破过大案要案；开过攀岩俱乐部，没攀岩之前有恐高症，不攀岩后更加恐高；干过银行，进银行前对数字不敏感，进入银行后对数字越发混乱；最喜欢的工作是做记者，因为它看上去不像份工作，不打卡不坐班，不用夸女同事瘦了，也不用拍主编马屁，一切拿稿子说话。”这些经历对于您的创作，有哪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余耕：我写过一本小说叫《耳房》，这本书我想突出的主题是爱情，但是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觉得去青海挖虫草，在野外的那一段经历特别吸引他们。之所以这一段我写得很顺手，也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跟我最早到北京的时候做过一个户外生存俱乐部有关，主要是攀岩。因为你从事过这个领域，从事过这个职业，所以在创作的时候特别容易，就不用做什么案头工作，包括术语，包括器械。

十余年的记者生涯，对我来说，既提高了文字表达能力，也拓宽了我与整个社会的接触面，促成我后来创作风格和写作题材的多样性。所以我觉得，从事的行业多、从事的职业多，对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在这之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在不同的领域跳来跳去，一事无成。直到有一天从事写作的时候，才会发觉原来那些职业的变化，可能都是为了写作做准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