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小学阶段教育生态圈的优化路径*

2022-12-17 08:26
当代教育论坛 2022年6期
关键词:双减政策培训

邱 菊 张 红

经济高质量离不开教育高质量,教育高质量发展将是未来教育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改革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文件。尽管如此,随着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教育资源的分配差异也在日益凸显,社会经济地位占据优势便能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1]。社会资本注资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加剧了教育资源尤其是优秀教师的争夺,过度追本逐利造成了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加重了学生学习负担,影响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2],最终导致教育培训行业、学校教育体系的畸形发展,且处于严重失控、失管状态。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不断规范课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再次明确作业量、作业类型、作业评价的具体要求,并建立了后续监督和管理机制。“双减”政策推行以来,我国学者针对这一主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梳理现有国内文献资料,学者们从多种角度、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分析。截至2022年3月6日,以“双减政策”为主题进行搜索,主题词排序在前几位的分别为“校外培训机构”“作业负担”“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负担”“高质量发展”等。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分为学校教育[3-7]、家庭教育[8-9]、教育出版[10-12]、校外培训市场[13-16]、文献综述[17-18]、政策实施与展望[19-20]等。从研究数量和方法上看,共查询到核心以上级别期刊文献139篇,其中29篇文献资料为实证研究分析,占到总文献数量的20.86%,其余文献均为学者的主观论述。不同于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是科学结论提出的必要条件,而且通过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能够解决结论受学者的主观观点影响的问题。因此,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双减”政策的效果,即“双减”政策的实施现状以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建立良好的教育体系、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双减”政策下的教育体系改革任重道远

(一)小学生“身心疲惫”现象日趋严重

一方面表现在小学生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2021年3月,《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我国小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长为8.7小时,远远低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中倡导的10小时睡眠时间,其中95.5%的小学生睡眠不足10小时,相比2009年减少了约40分钟,睡眠时间呈现明显缩短趋势。尽管小学放学时间已提前到“三点半”,但仍然没有解决小学生睡眠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在青少年轻度抑郁检出率有所提高。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为17.2%,比2009年的报告高出0.4个百分点。抑郁倾向也随着年级升高而升高。据况利团队调研结果显示,40%左右的孩子有心理问题,有抑郁症的孩子占比超过12%。调研对象中的第一个非自杀性自伤高峰出现在11~14岁,所有调研对象中,有自伤自杀意念或行为的占比超过17%,分析原因,学习压力过大占比45.5%。学业压力和课业负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健康。

(二)学校、培训机构和家长之间已经形成“内卷”怪圈

如果在剧场前排的人为了自己能够看得清楚在座位上站起来,那么后排的人就都不得不跟着站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剧场效应”,应用到教育领域内便是“内卷”。一是“三点半”放学现象为培训机构的“内卷”提供了空间。国家教育、卫生部门颁布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了小学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但小学的“三点半”放学现象带来的却是家长接孩子的难题,给校外培训机构带来了机会[21]。为了争夺学生资源,提高盈利能力,校外培训机构扩大业务范围,不仅负责学校的作业,又拓展了学科培训等模块。优秀教师的数量、课程的细化和全面性成了家长关注的焦点,学校的“减负”变成了培训机构的“加码”,这也渐渐成了放学后孩子们的常态[22]。二是学校的教育主阵地地位被逐步弱化。培训机构为了吸引生源,丰富辅导内容,带领学生学习了本该在学校接受的内容,在学校的新课变成了复习课,学校的教学节奏被严重打乱。有些老师会因为获得了经济利益、降低教学任务压力等,鼓励学生在校外提前学习,并自然地加快了校内课程讲解进度。但没参与校外辅导的学生很难跟上,教育的整体质量下降严重。三是家长的焦虑心理是形成“内卷”的关键因素。很多家长担心“输在起跑线”,便用校外辅导等方式填满孩子的课余时间,从众心理慢慢向攀比心理发展,体现在补课数量、补课教师级别和机构规模等方面。实际上这种“内卷”行为过早地压榨了孩子的创造性和学习能力,为学生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学业压力,家长也变得更焦虑。家长奉行“分数至上”的教育理念时,很容易忽略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引起悲剧的发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教育畸形现象影响,小学生承受的心理压力、课业负担、负面情绪已经远远超出其能够承受的范围。

破解教育畸形的局面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双减”政策要想真正地发挥“解药”的功效任重道远。因此,优化现有教育生态圈,创新教育协同改革的新思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和政府等教育主体的协同效应才是硬道理。

二、“双减”政策前后辽宁省小学阶段教育效果现状对比分析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以辽宁省在校小学生的家长为主要调查对象,以“双减”政策前后小学阶段教育现状为主题。调查城市选择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营口等,每个城市选取了5个小学,每个学校发放了30份调查问卷。调查过程分为两轮,第一轮为280份的小样本调查测试,意在验证调查问卷中各题项的信度和效度,而后形成最终调查问卷。第二轮为正式调查,发放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630份,回收的有效率达到84%,足以满足问卷调查有效的条件。调查内容主要通过“双减”政策实行前后小学生作业情况、课外培训情况、每日校外学习时长、参加辅导班类型等变化进行对比,对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调查方法为不记名的方式,并在首页开头明确调查目的,让被试者安心填写,由每位家长自愿作答,不存在思想强制问题,保证问卷结果具有较强的真实性,提高问卷调查质量。调查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1月25日,历时25天。

(二)问卷调查的基本信息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被试者的家庭角色、被试者的文化程度和职业等方面。一是被试者的家庭角色。调查结果显示在630份问卷中父亲为105人,占比16.67%;其他比如祖父母等共89人,占比14.13%;占比最大的为母亲,共436人,占比69.21%。可见,家庭中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占主导地位,是影响孩子压力和情绪的主要因素。二是被试者的文化程度和职业。43.17%的家长文化程度为初中,13.97%为高中或中专,27.62%为本科及以上。家长的文化程度为初中较多,因此会将自己在学习上的遗憾转化为对孩子的学习期望和要求。22.7%的家长本身就是教师,相比其他家长而言,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会更明了。69.25%的家长有固定工作,31.75%的家长选择专心在家照顾孩子生活,与有固定工作的家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数据进入下一步实证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各变量测量题项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经过第一轮的小样本测试后,删掉个别不符合要求的题项后形成了大样本的调查问卷。从描述性统计分析上看,各题项峰度的绝对值小于10,同时偏度绝对值小于3,因此可以认定本研究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满足进行下一步实证分析的条件。从信度和效度上看,各题项CICT值在0.609~0.899之间,均大于0.6的可接受标准,满足信度要求;Cronbach’s Alpha值均在0.8~0.959之间,说明信度很好,题项不需要做删除处理,可以进行下一步数据处理。

(三)调查问卷的结论

1.学校的教育主体地位日渐恢复

“双减”政策缓解了小学生作业时间过长和校外辅导课数量过多的问题,说明学校的教育主体地位正在恢复。一方面作业时长有所缩短。调查发现“双减”政策实行前小学生平均每日做作业所需时长为1~2小时,占比45.56%,平均数为1.85小时。而“双减”政策实行后小学生平均每日做作业所需时长为1小时以下,占比69.37%,平均数为1.32小时,作业时间降低了28.6%。可见,“双减”政策减少了大部分小学生的作业量,有效地减轻了小学生的作业负担。另一方面,课外辅导时间和科目的数量减少,并有转为非学科类的趋势。调查发现,“双减”政策实行前孩子每天校外学习时长1小时以上的比例为33.02%,平均值为2.13小时;“双减”政策实行后孩子每天校外学习时长1小时以上的比例为17.62%,平均值为1.72小时,说明校外学习的平均时间降低了19.2%,校外学习时长1小时以上的比例减少了一半。“双减”政策实行后,选择参加校外学科类辅导比例下降了28.3%,选择不上辅导班的学生提高了21.9%。在“双减”政策实行后家长选择辅导类型比例有所变化,从原来的学科类转变为艺术类、体智类等。

2.家庭教育的积极协同作用还有待提高

(1)家庭角色和文化程度对“双减”政策实施效果影响显著

运用SPSS软件的回归模型进行家长角色(母亲=1;父亲和其他=0)与孩子校外补课的课程数量、目前孩子学习成绩的满意程度进行分析。根据母亲角色,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进行估计。在具体建模策略上,通过逐步在模型中加入变量的方式考察母亲角色对因变量1和2的净效应。表1报告了模型估计的结果。模型1和3是纳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4加入了母亲角色变量。从p值看,两个模型均通过了统计检验。(其中,校外补课数量采用“双减”政策前后的校外补课数量平均值来代替)。

表1 母亲角色对校外补课数量和学习满意程度影响

1)因变量为校外补课数量

表1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用于估计控制变量对于校外补课数量的影响。可以发现:文化程度在0.01水平上对校外补课数量呈现负向影响,说明文化程度越低,家长给孩子报名的校外补课数量越多,家长越是希望孩子能够弥补自身学业和学历上的不足,给予了孩子更大的学习压力和负担;职业在0.05水平上对校外补课数量呈现弱负相关,说明身为教师的家长,给孩子报名的补课数量更少,教师更了解自身孩子的特征,或更相信自己辅导孩子的能力;年龄并不影响课外补课数量。控制其他因素后,模型2中母亲角色对于孩子校外补课数量呈现0.001水平上的显著正相关,说明母亲占据家庭教育的主导地位,给予了孩子更多的家庭压力和学业压力。

2)因变量为孩子学习成绩满意程度

表1中模型3为基准模型,用于估计控制变量对于孩子学习成绩满意程度的影响。可以发现:年龄和文化程度并不影响孩子学习成绩满意程度;职业在0.05水平上对孩子学习成绩满意程度呈现弱负相关,说明身为教师的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满意程度较低,对孩子提出了更高的学习要求,给予孩子更多的学习压力。控制其他因素后,模型4中母亲角色对于孩子校外补课数量呈现0.05水平上的弱负相关,说明母亲对于孩子学习成绩满意程度较低,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要求较高,给予了孩子更多的家庭压力和学业压力。

因此,一方面母亲的焦虑情绪是影响孩子压力的关键因素。孩子的教育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然而父母的教育方式却是迥然有别的。母亲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对孩子的学习成绩等结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容易出现焦虑情绪。另一方面,文化程度低的家长更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学历较高的家长能够正视家庭氛围,偏向于称赞、慰勉、引领等方式对待孩子,这就有助于造就孩子的信心,并促成他们学习的动力,对孩子的学业看法更客观准确。相反则容易造成负面影响。

(2)经济条件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和对“双减”政策的评价

运用回归模型进行收入水平与孩子校外补课的课程数量、对“双减”政策评价进行分析。根据收入水平,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进行估计。在具体建模策略上,通过逐步在模型中加入变量的方式考察收入水平对因变量3和4的净效应。表2报告了模型估计的结果。模型5和7是纳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6和8加入了收入水平变量。从p值看,两个模型均通过了统计检验。

1)因变量为校外补课数量

表2中模型5为基准模型,用于估计控制变量对于校外补课数量的影响。可以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模型6中收入水平对于孩子校外补课数量呈现0.001水平上的显著正相关,说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经济能力越强,会明显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但反而给孩子更多学业压力,带来了较差的学习效果。

表2 收入水平对校外补课数量和对“双减”政策评价的影响

2)因变量为对“双减”政策的评价

表2中模型7为基准模型,用于估计控制变量对于“双减”政策的评价学习的影响。可以发现:年龄和文化程度并不影响对“双减”政策的评价;职业在0.01水平上对“双减”政策的评价呈现正相关,说明身为教师的家长,特别理解给孩子减负的重要性,支持“双减”的程度更高。控制其他因素后,模型8中收入水平对于“双减”政策的评价呈现0.05水平上的弱负相关,说明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越希望校外培训机构的出现,越希望占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补习功课,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要求较高,给予了孩子更多的家庭压力和学业压力。

3.政府的保障功能还需完善

“双减”政策的解读力度还有待加强。通过调查,在家长对于“‘学习时长与成绩关系’与‘双减’政策了解”的回答中,认为学习时长影响学习成绩的家长占到25.56%,而学习时长与“双减”矛盾冲突严重,因此这部分家长通常会对“双减”政策持消极态度。此外,对“双减”政策不熟悉的家长占到28.58%,说明政府对于“双减”政策的宣传、解读的力度不够,政策理解不到位就容易导致家长对于“双减”政策的消极情绪。

“双减”政策的评价和支持态度总体很好,但仍存在消极的声音。在调查“对于‘双减’政策的评价”和“对‘双减’政策的态度”两个问题上,有68.41%的家长认为“双减”政策利大于弊,有63.33%的家长对“双减”政策持完全支持和积极响应的态度。但仍有17.78%的家长认为影响不大,13.81%的家长认为为生活增添了烦恼,32.38%的家长一般支持“双减”政策,4.29%的家长不愿支持(见表3)。由此可见,辽宁省对于小学阶段“双减”政策的实施得到了大部分家长的支持与理解,总体评价较好。但“双减”政策仍存在不足的地方,今后在实施细节、落实力度、政策宣传、家长的思想转变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等方面仍需要继续完善。

表3 对于“双减”政策的评价和支持态度问题的统计

“双减”政策出台后各类辅导班报名呈下降趋势,但学科类仍占有一席之地,政府的管理还应精细化。从表4的数据可见,家长报名参加学科类、艺术类、体智能类、托管类、线上类和其他各类辅导班的情况呈下降趋势,不上辅导班的比例提高了21.29%,说明“双减”政策对于课外辅导机构的治理、学校延迟放学的改革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但同时,“双减”政策后的学科报名情况仍占到22.22%,其中不乏私教类的补习班、线上的小型学科类补习以及线下的私密补习等出现,因此,“双减”政策的实施仍需更加细化和全面。

表4 “双减”政策前后参加辅导班类型调查

可见,“双减”政策欲通过取缔非法课外教学机构缓解家庭资金在教育方面的大量开支来减少焦虑,治标而不治本[23]。课外机构虽然正在走向衰败,但“私教”这一行业近些年在逐渐兴起,越发昂贵的价格和名牌大学的毕业证已经成为这一行业的趋势。这也就造成了又一种社会状态——即使没有文化培训机构,经商的大亨依旧可以花钱请一对一教师给孩子辅导,中产的高知父母也可以利用下班时间自己给孩子辅导,而从事流水线工作的普通家长,反而失去了给孩子补课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总而言之,“双减”政策虽然在某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平衡减压作用,但依旧存在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三、构建“双减”政策下小学阶段教育“一体两翼”生态圈

(一)“一体两翼”的教育生态圈新思路

“双减”政策前基本呈现以培训机构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一方面,培训机构弱化了学校教育的主体地位。通过调研发现,小学生在培训机构学习的累计时长呈现上升的趋势,使得学校教育处于被动局面。培训机构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假期新课辅导班”“奥数班”“XX学科进阶班”等超职能范围的课程辅导,甚至有替代学校承担教育责任的趋势,打乱了常规的学校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也处于被动局面。培训机构收取高昂的补课费、包装名牌讲师、国外进口的课程体系等打乱了原本规范的教育培训市场,获得了家长更多的关注,激烈的竞争加重了家长的焦虑心理,促使家庭教育“内卷化”严重。学校和家庭本应成为小学生教育的主体,角色却被培训机构取代,学校的教育质量变得无法满足家长们的“高需求”,家长们也降低了对学校教育的期望,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负面,打破了整个教育体系的“生态平衡”[24]。

“双减”政策强调了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主体地位,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体制改革[25],因此,打破原有的教育生态格局,构建“一体两翼”的教育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见图1)。优化后的生态圈中包含学校、家庭和政府三个主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配合,才能够发挥生态圈的协同效应。“一体两翼”指的是要明确学校作为小学阶段教育“主体”的核心地位,插上保障教育教学规范和质量的“政府翼”、呵护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家庭翼”,期望回归教育本真,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小学生和家庭的负担,缓解家庭教育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发挥政府的制度保障和监督保障功能,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图1 “双减”政策实行前后教育生态圈对比

(二)学校要提升教学质量,“家校联手”拓展育人工作新路径

一是明确学校教育宗旨。良好的身体、心理素质与道德品质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键。义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综合发展的学生,学校要注重品德教育,提高学生核心素质,塑造学生高尚人格,要大力培育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体质体能上进行严格的训练,铸就健康的体魄和阳光的心态。二是重构学校课程体系。“双减”和课后延时服务为实施丰富多彩的课程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保障。学校要为学生开展多元化的课程,用课程本身吸引学生、留住学生[26]。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运动、艺术活动、科技制作、德育实践等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健康、全面成长。三是重新打造高效课堂和课后服务模式。真正的高效课堂是要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学校要精心设计作业、科学布置作业、认真批改作业,达到“减负不减质”的学习效果[27]。还要紧密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设计有针对性、时效性、趣味性的开放式作业,提高课后服务质量,降低学生作业负担,帮助学生逐步成长为学习和生活的主人,守住学生知识学习的主阵地。四是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团队。“双减”政策和课后延时服务对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更高,也要求教师投入更长的工作时间。一方面,要搭建教师成长平台,增加培训交流机会,提高教师专业素养,提高课后教育水平,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问题,出台新举措。如:如何科学实施教师课后服务“弹性上下班制”、保障教师休息权的同时也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五是提供更加宽阔的成长空间。实施课后延时服务后,学校应该合理调整校园功能布局,为学生提供更加充足的运动空间、求知空间和探究空间,并积极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丰富多彩的课程实施需要。六是构建新型“家校”联合教育生态圈。学校和家庭需要协同合作,共同承担教育责任,但分工各不相同。学校老师也是家长,承担着重要的教育、看护责任;家庭中的家长也是老师,需要更多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在培养孩子身心健康、生活习惯和品德行为上,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三观。要在明晰老师与家长之间责任边界的基础上,构建起密切配合、协同育人的新型家校合作关系。

(三)家庭要给予孩子陪伴关怀,“家校配合”,不以成绩论“英雄”

一是做孩子“最亲密的培养者”。只关注成绩往往忽视了孩子内心的感受,家长要像朋友一样开导孩子,为孩子解决烦恼。孩子未来的发展除了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家长的引导和培养[28]。成绩不该成为鉴定孩子好坏的依据,家长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多与孩子沟通,做孩子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二是做学校老师的“好搭档”。与老师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随时掌握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共同为孩子制订专门的学习计划,让孩子在减轻压力的同时,也不荒废学业,快乐学习,健康成长。三是做孩子的“习惯养成教练”。培养良好的习惯能够让孩子受用终身,孩子越早拥有这项技能,受益则越多,家长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和“教练”。学习习惯方面,家长应该把握“严与爱”的尺度,小的毛病和坏习惯要及时制止,对的行为要予以鼓励,激发孩子学习兴趣和热情。生活习惯方面,培养孩子坚持不懈和乐观向上的品质,面对困难不放弃、不悲观,能够勇往直前,奋力拼搏。行为习惯方面,训练孩子自我管理能力,调动孩子参与实践的主动性,做生活的强者。四是做孩子的“生活保姆”。“双减”政策减轻了家长的精神和经济负担,节省了不必要的教育支出。家长在专心工作的前提下,也要做好家庭的后勤保障工作。比如:合理安排孩子的饮食起居,帮助他们茁壮成长;保障孩子充分的睡眠时间,让充分的休息和睡眠促进大脑发育,提高学习效率。

(四)政府实施监管保障职能,撑起学校与家庭的“保护网”

政府作为学校和家庭的“大家长”,要为学生教育教学发展的实施做好引导。既要明确教育教学目标定位,建立长远战略规划,也要完善教育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升学压力问题,同时帮助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升级[29]。只有教育质量上去了,经济发展才能更长远。

一是明确以国家情怀为核心的思想教育理念。实现“立德树人”目标,跳出死板的文字教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整合其他相关的品德教育,其中既可以包括传统的劳动教育、孝道教育等,也可以包括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新内容,比如:配合国家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政策,从小开展服务和回报社会的公益教育;配合国家“双碳”目标,开展节能环保的宣传实践活动等。二是树立以自主成长为目标的独立意识。这在实施“双减”政策和高考实行选考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应当引起学校和家长的充分重视,并坚持日常的有机渗透和引导,从而使学生尽早具备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了解并培育时间管理、情绪管理以及生涯规划等重要素养。三是完善升学制度缓解压力。“双减”政策虽然减轻了学生课业压力,但中高考制度并没有发生改变,升学仍面临着挑战。应解决初高中区域升学的问题,规范初高中的招生秩序,在减负的同时缓解升学压力。四是加强对校外辅导机构的管理。企业的创建和经营并非容易的事,政府要帮助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升级,保障他们“既要华丽退场,也要华丽转身”,对校外辅导机构从严审批,提升校外辅导班的质量[30]。五是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积极推进学区治理、城乡结合,尽量普及偏远地带的教育,提高教育水准,缩小教育水平的差别。

总之,“双减”政策是国家构建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战略举措。政府要织好学校和家庭的“保护网”,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落实“双减”政策。学校要重新规划好未来的发展战略,要有执行“双减”政策的定力,要有维护师生权益的坚守,要主动引领好家长,积极影响好社会,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享受到适合的教育和成长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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