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分析文化类节目的创新表达
——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苏潇然 崔欣悦

近年来，以“品鉴文化，追溯历史”为宗旨，央视推出了一系列文化类节目，其中《典籍里的中国》再次将传统文化推上热议的高点。相较于之前央视推出的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无论是节目形式还是节目内容都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创新。

历史可视化：生动讲述故事，让典籍“活”起来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浩如烟海的典籍是我们泱泱华夏的文化宝藏，《典籍里的中国》将历史可视化，抓住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机遇，不断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起挑战；探寻文化记忆，构建有洞见的文化传播历史图谱；搭建跨越时空对话的平台，打造出一场文化视听盛宴。

机遇与挑战:高度文化自信下的崭新时代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不断兼收并蓄，融入新思想、新内容，即便在21世纪仍具深刻借鉴和应用价值，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促进人文主义发展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1]作为文化传播主阵地的央视，自然承担着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使命，但如何将晦涩难懂的古籍通过创新手段推广实现大众化传播则是一项棘手的挑战。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概念的提出，我国国民逐渐拥有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再加上当代中国快速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的传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机，这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机遇。

2021年2月12日，一套推出了大型原创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内容的丰富性与通俗性受到了国民一致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0分。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典籍里的中国》充分运用创新技术手段，将古籍进行现代化演绎，以新的方式介绍典籍，让典籍真正地“活”起来。

探寻文化记忆:将“珍珠”串联成文化之链。中华文化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血与火的熔炼仍然留下了无数的瑰宝。《典籍里的中国》在万千古籍中进行提炼，捕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11篇典籍，将古与今相融合，从典籍的产生与流传、在后世的应用等方面着手，将“珍珠”串联成文化之链。

《典籍里的中国》依托典籍的文化IP，在跳出电视综艺泛娱乐化特点的同时，尽可能还原出文化内核的厚重感，最终构建出具有文化记忆的有洞见的文化传播历史图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独有的重新使用的文本，图像和礼仪，它是集体共同拥有的关于过去的知识群体，将其一致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建立在这基础之上。”而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沉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汉字、诗歌、民乐、戏曲、绘画等不同外在形式，承载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这些文化记忆对于传递规范和价值、构建身份认同、凝聚群体认同具有重要意义。[2]

《典籍里的中国》正是依托这些文化记忆，肩负起文化传承使命的同时不断创新，寻找新的突破点。比如第一期《尚书》的“新”体现在并没有从人们所熟知的孔丘成书角度去展开，而是选取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伏生授经”，让观众感受到了“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流传千古的艰难，更是警醒后人《尚书》的来之不易，唤醒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对于知识的渴求与尊敬.再比如第二期《天工开物》的“新”则体现在虽然是讲成书过程，但不再局限于百科全书的伟大之处，更多的是通过讲述“知音难觅”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故事，来表现读书人“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人间大爱，还将“乃粒”作为贯穿古今的一条主线致敬袁隆平院士，让观众体会到了枯燥乏味的典籍背后蕴藏的书生意气与奉献之心。

另外，从第三期之后节目对形式进行了一些微小变革：不再对舞台构成进行详细讲解，进入戏剧表演之前的衔接环节，增加了古今镜面的对视，使“古今对话”的节目构想更加直观化；《史记》《本草纲目》等篇章选择更换王嘉宁为康震、蒙曼等文学类专家为节目主持人，相较于王嘉宁的传统主持风格，专家研讨会的方式能更好地将典籍与戏剧串联起来，形成更加流畅的文化之链，增加了节目的文化深度。

时空对话:将戏剧的传统美学融入电视创作的积极探索中。节目形式与内容的选取制作对于《典籍里的中国》的成功来说是功不可没的。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兼具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等多种艺术成分。[3]“文化节目+戏剧+影视化”模式是将戏剧的传统美学融入电视创作的积极探索，更是文化表达的大胆创新。构建不同空间实现时空对话，在丰富节目内容、创新节目形式的同时，戏剧完成了古与今的梦幻联动，打动了无数观众。

《典籍里的中国》将多种艺术形式相融合，打造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剧情精炼而跌宕起伏，正是因为有了戏剧的融入，才让古籍推广变得更加大众化，让大众意识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树立文化自信的观念。在节目中开创性地打造了沉浸式的四度叙事空间，例如在第二期《天工开物》中，舞台分为四个演出区域：一号台主要是稻田、明朝街坊和书坊；二号舞台是清朝康熙年间老年宋应星的书斋；三号台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明朝万历年间年轻宋应星的家，上层是明朝的码头、军器局和蚕房；三个舞台中间有甬道连通，同样作为表演区域制造出古今对话的时空穿越效果，带领观众沉浸式地体验戏剧故事。

“所谓沉浸式设计，就是在设计实践中，利用人的感官体验和认知体验，营造氛围让参与者享受某种状态，通过调动主体的全部感官与认知体验，让其被营造氛围包裹，出现忘我的精神境界，最终达到心流体验状态。”[4]《典籍里的中国》充分运用“文化节目+戏剧+影视化”的形式打造节目，让观众生出一种“人在画中游，画在镜中走”的恍然隔世之感，将典籍“影视化”“戏剧化”更是达到了节目组的预期效果：打造沉浸式体验所带来的直观性观感，打造属于每一个人的时空对话，引领宋应星去看看他所关心的“乃粒”，和袁隆平院士一起“禾下乘凉”；弥补李时珍未来得及亲眼见证《本草纲目》出版的遗憾；让向宇宙求索的屈原与留下“眼睛”的南仁东浪漫邂逅；等等。这也是《典籍里的中国》相较于之前央视所推出的文化类节目更受欢迎的原因，因为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人物精细化：打造特色栏目形象，让人物“立”起来

对于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来说，主持人在节目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但往往也与观众产生较强的距离感，与观众之间形成了隔阂。嘉宾则负责根据主持人与节目组的安排，叙说设计好的台词，缺乏主观能动性。与之不同的是，《典籍里的中国》将人物精细化。在主持人把握节奏、控制感情、传递信息的基本定位上，设立了担任传统“节目主持人”形象的王嘉宁以及作为“当代读书人”形象贯穿节目始终的撒贝宁，而嘉宾则是以戏剧的形式根据每一期的主题定制特色形象，给予了嘉宾更多的自由，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打造特色栏目形象，让人物真正“立”起来。

“当代读书人”撒贝宁:见证者与传承者，象征各个典籍流传千年的弟子。面对新媒体的强势崛起，传统电视一成不变的特性在新媒体极度个性化、交互化的冲击下逐渐失去竞争力，传统媒体想要生存就需要探索出新的出路。除了在节目形式上的创新，老牌节目传统主持人形象的改变也不失为一个独特的创新突破口。与时代同频，与社会共鸣，与观众共情是媒体深度融合时代主持人节目的创作着力点。[5]于是央视孕育出了一系列具有明星化和符号化性质的新型主持人形象，如“央视boys”、主播说联播、康辉Vlog等，其中最深入人心的现象级主持人当属撒贝宁。撒贝宁的主持风格转型较早，由早期严肃的法制节目主持到后来参加地方卫视的综艺节目后逐渐丰富化和多元化，再到《典籍里的中国》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下，撒贝宁不断结合自身优势加以创新并融入到节目核心的差异化主持，塑造出了独特的节目形象。

在《典籍里的中国》中，“打开典籍，对话先贤”成为撒贝宁的节目形象定位，站在观众的角度同古代先贤对话，配合上“穿越”戏码，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节目打造沉浸式观感的效果。“晚辈是一位来自后世的读书人”作为撒贝宁的开场白道出了无数观众的心声，撒贝宁的形象不仅仅代表了当代人，更多的是象征了诸部典籍流传千年的弟子。而撒贝宁作为一名节目主持人，大胆地将戏剧中“表演+讲述”的元素融入主持，打破了传统主持人与观众的距离感，贴近观众，与观众感同身受，引发观众情感共鸣，以谦虚有礼的形象传递人文关怀。这不仅仅是对撒贝宁自身的一种挑战，更是一次电视节目主持人对自身节目形象定位的积极探索。

“节目主持人”王嘉宁：文化类创新节目中传统节目主持人的转型。“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随着大幕的拉开，节目主持人王嘉宁开启了典籍的旅程。《典籍里的中国》从节目形式上来看，除了典读会之外还有两条主线构成：由撒贝宁以“表演+讲述”的形式引领的沉浸式感性路线和由王嘉宁所主导的专家团的理性解读路线。王嘉宁用精炼的语言讲述每期节目的主题，为节目的内容奠定情感基调，通过问答方式推动节目内容的发展。王嘉宁在节目中不仅忠于对于历史的讲述，也表达了当代人的态度。

不过同样作为掌控节目流程的主持人，撒贝宁的身份则是具有创新性的“当代读书人”，而站在相对理性客观位置的传统节目主持人王嘉宁就显得有些“边缘化”，并没有找到一个“相对合理化”的位置去讲述典籍故事。例如在节目第三期和第四期中王嘉宁并没有出现，作为主持人标志性的开场白及结语部分由撒贝宁担任；访谈间的部分则是选择了专家团中的一名专家作为引导者的形象出现，由原先传统问答的方式转变为专家团间相互研讨的形式。尽管在节目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节目缺少了传统主持人的形象，但并没有造成内容上的缺失。

此番大变化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传统主持人的形象是否不再是文化类创新节目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主持人的形象应该不断丰富化、创新化，要积极借鉴新媒体“个性化”特质，打造传统主持人的特色栏目形象定位。

“用实力说话”嘉宾：观点互相碰撞形成强有力的磁场。在视觉时代，网络内容纷繁庞杂，电视节目更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着力打造精品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力求以优质的节目内容推动收视率，聚焦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追求节目内容的高质量、节目形式的沉浸感、节目情景的设计感，尤其是在嘉宾的选择上，更是让他们凭借各自的本领用实力说话。融入戏剧的元素后，不仅使节目内容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嘉宾的主观能动性，将节目的重头戏交给嘉宾掌握，以嘉宾为节目主体，与处于全知视角的“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共同配合完成主场的任务。面对多空间沉浸式舞台的巨大挑战，《典籍里的中国》以严谨的态度邀请业内专业导演担任艺术顾问，国家话剧院演员饰演古代先贤，不仅如此，在对于配角的选择上同样严谨，最终使角色间的碰撞在舞台上形成强有力的磁场，打造沉浸式体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倾情打造，使得一位位先贤、一部部典籍最终以如此生动的形象呈现。如《尚书》篇章中倪大红所扮演的伏生，《本草纲目》篇章王劲松扮演的李时珍等，都让人们看到了无数的著书人、读书人、护书人在传播典籍过程中的艰险与不易，警醒世人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渠道多元化：大小屏“叠加”，让互动“刷”起来

2021年10月11日，一段名为“跨越千年的对视”的短视频火爆全网，引起网民的热议，截至2022年5月，该视频在抖音平台已收获274.2万次点赞、7.3万条评论、5.5万次收藏、12万次转发。《典籍里的中国》官方微博收获146万名粉丝，腾讯视频文化综艺类旁行榜位列第五，小红书平台不断有用户展示观后感及观看笔记。《典籍里的中国》精准把握“时空对话”，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典籍内容，让典籍“活”起来，通过渠道的多元化、宣传的多样化，深度开发新媒体平台，实现了大小屏“叠加”，让互动“刷”起来，加深公众记忆。

《典籍里的中国》除了注重多平台的宣传外，还与国家图书馆联名开发了特色文创产品，如典藏手账套装、书签套装等。浏览评论区互动，不难发现“精美”“正版书”等字样出现最多，这其实是在号召互联网时代下的公众回归经典，关注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关注纸质书的收藏价值，莫忘初心；关注正版书的版权问题，尊重知识。相关文创产品的开发，使得典籍真正融进到了大众生活。《典籍里的中国》这种大小屏“叠加”的互动方式，不是一味地“迎合”新媒体，而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是时代发展中融媒体的产物，是对融媒体的积极探索。

结语

《典籍里的中国》依托传统文化IP，搭配严选阵营，配合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全方位打造了一档文化类创新节目。这既是对“文化节目+”系列的延伸，也是对融媒体时代的探索，更是传统媒体打破自己发展局限的大胆尝试。面对文化类电视节目纷繁复杂的发展前景，一味迎合是不可取的。如何维护和发扬电视节目的文化内核，才是人们真正应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