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雪莲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通过受教育,一个人可以实现从先赋性社会地位向后天获得性社会地位的跃升。但是,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重点院校农家子弟录取比例不断降低[1],“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言论对教育公平造成了冲击,甚至使“读书无用论”在底层社会中再度抬头[2]。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日趋固化,教育是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的说法变得似是而非。但也有研究表明,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让农家子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3]。在布迪厄看来,教育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炼金术”,具有社会再生产功能[4]。但是,这里的阶层再生产是以群体为单位而非个体,且阶层向上流动选择的是成就性因素而非先赋性因素。作为学生个体,即便出身平凡,只要勤奋自律,同样有机会通过受教育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因此,在家庭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尽己所能让子代接受良好的教育,仍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的教育,同样不遗余力地倾其所能。同时,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也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国内社会学领域的随迁子女研究主要聚焦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排斥与融合等命题,进而从教育政策、教育改革等宏观视角分析社会结构与教育公平的关系。研究表明,与城市学生相比,随迁子女在就学机会、分享教育资源、积累社会资本、社会融入等方面存在明显劣势,需要落实促进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的教育政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