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泥步修行”

韩少玄

似乎一段时间以来，余秋雨先生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以至于，我们只能谈论他的过去，比如他的《文化苦旅》，比如他在“青歌赛”的精彩点评等，除此之外，对于余秋雨先生近些年的工作与生活，确实知之不多。 实际上，余秋雨先生从来未曾刻意离去，只是他越来越倾心一种“大隐”的生活方式，他说“这种生活方式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志，那就是谁也找不到我”。“大隐”的生活，给予他安静、给予他自由，安静的生活、自由的行走。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行走的意象，贯穿于余秋雨先生文化思考和写作的始终，并且成为“当代走得最远的人文学者”。《文化苦旅》《行者无疆》是“行走”，当然《泥步修行》也是“行走”。只不过，他的脚步越发轻快、思绪越发虚灵，远超我们的脚力、心力，这才造成了误会。所幸的是，在“行走”的间隙，余秋雨先生也会稍事停留，告诉我们一路走来的见闻、心得。

敞开书法的生命空间

2017年5月25日，“余秋雨翰墨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为期15天的展出，每一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大多是余秋雨先生各界友朋和读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或许他们互不相识，但是他们面对满壁翰墨几乎同时惊叹，原来余秋雨先生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

于是，观展之余，他们也留下了各自的赞叹——

“在余先生笔下，书法既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也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字里行间还原了书法艺术的文化面貌与文人的生活气息。五四运动把书法艺术与文学创作分开了，绕了一大圈，秋雨先生又把它们合到了一起。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冯骥才）

“余秋雨先生的书法，从远处看，有气象，在近处看，有气质，构成了一种能够把人深深吸附住的气场。”（吴为山）

“余秋雨老师的翰墨大展，真名士，大氣概，所有行文内容与笔墨韵致互为注脚，一句“我擎孤笔在汉唐”，万千气象，傲岸孤岑。”（于丹）

……

没有必要再一一引述，激赏之情，已跃然纸上。

毫无疑问，“余秋雨翰墨展”的展陈主体、也可以说是此次展览的最大亮点，是余秋雨先生应各地所请自撰、自书的碑文，如《炎帝之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钟山之碑》《大圣塔碑》《金钟楼碑》等，他称之为“重大碑书”。这些作品之所以重要，或如冯骥才先生所言，因其重新实现了书法艺术和文学创作的结合，因此称得上是“历史性大事”。冯先生所言固然不差，但并不尽然。书法与文学的结合，终究不过是在书言书、在艺言艺。依我看来，余秋雨先生的“重大碑书”之所以堪称“重大”，乃是因为他让书法实现了宏大生命空间的回归和重塑。众所周知，秦汉盛唐的书法之所以气象雄浑，乃是因为这一时期书法的存在空间是自然天地、四海天下，一点一画、一碑一石无不与万物共呼吸与日月相辉映。而明清书斋里的书法、当下展厅里的书法，日渐陶醉于小情趣、小格调，如何能够与之相比？当下书法论者往往悲叹今不如昔，徒叹奈何。实际上，当代书法的困境、窘境并不难打破，只要转换书法的存在空间，让书法走出书斋、走出展厅，在自然天地中书写、为万千民众书写，师造化法自然、叩天地问苍生，书法艺术的浑沦磅礴元气自然也就恢复了，困境也就不存在了。更重要的，书法的元气复归了，中国文化的元气也就复归了。元气饱满，一切病灶自然消退。所以说，余秋雨先生之所以不辞劳苦撰、书那么多的大碑，其意不在书，而是为了完成他的文化使命。而且也不难看出来，正是通过“重大碑书”，余秋雨先生审视文化的视角开始转变了，写作“文化大散文”的时候他用的是“人”的视角、“史”的视角，而现在，则更多“自天地而观之”。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余秋雨先生虽然不是以书法作生计的人，相对于书法，他的着眼点始终是宏观意义、终极意义上的文化，书法于他，却也不可等闲视之。他可以由书法思及文化，但是，他却不曾将书法作为思考文化的工具。不止一次听余秋雨先生的妻子、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老师说，近年来，余秋雨先生可以称得上是痴迷书写，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写，墨迹盈室，四下堆叠，于是有诗“满地墨书妻笑点，空筐宣纸夜来添”。对书法，他是真爱。其实，早在《笔墨祭》中，他就说过，“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此处，他看重还仅是书法的审美功能。后来，在一件墨迹跋语中，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今余老矣，终可坦言，此笔墨之秘，并非巧计偶得，实乃余浮生之依。余命何在？辨浓淡墨色、纵横笔迹可也。”

所谓“浮生之所依”，言下之意，乃是视书法为生命。因此，余秋雨先生的书法，与时下诸多跨界书写者不可同日而语，一为名利，一为性命，高下立判。就字论字，余秋雨先生的书法当属二王帖学一脉，于米芾处得笔尤多，点画沉实、结字简约，写来潇洒从容、行云流水，诚如张海先生所说，“光看书法，也是一个大书法家”，此言不虚。

讲出中国文化的美丽

“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江，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昏鸦。”这是余秋雨先生在喜马拉雅网络电台主讲“秋雨书院-中国文化必修课”时的导语。每次讲课前，作为开场白，他都会把这句话吟诵一遍。课程结束后，根据授课内容整理出版了《中国文化课》，据不完全统计，收听人次多达六千万。

我们知道，余秋雨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走上荧屏，不仅参与、主持了凤凰卫视电视台的“千禧之旅”，后来还担纲凤凰卫视总策划，每天短短几分钟的“秋雨时分”，成为很多观众最美好的文化回忆。可以说，在借助现代传媒进行学术传播、文化普及方面，余秋雨先生是先行者，他因此被称之为“电视教授”。那么，现在“音频时代”到来了，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化课”应时而生。需要说明的是，此次云端开讲，并不是为了赶潮流，而有着更深的因缘。他说：“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主持的博士生专业，特别难考。眼看那些年轻的优秀人文学者怅然离去，我比他们更加怅然，于是接受喜马拉雅网站的邀请，把博士课程向全社会公开讲授……”

幸运如我，经过再三努力，终于考取余秋雨先生在“秋雨书院”招收的 “中国文化史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如余秋雨先生所言，这门课，是我的专业课，因此我听得特别用心。授课的过程中，余秋雨先生多次提到，希望他的博士生能写下听讲心得给他看一看。很惭愧，迟至今日我也还没能补交这份作业。

“中国文化”相关课程，相信很多高校、研究机构都为他们的研究生开设了，或者必修，或者选修，但是，事实证明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门课并不太受欢迎更谈不上有魅力。为什么会这样？是这门课程不必要吗？当然不是。应该说，这门课当为全民必修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合理的推断是，学生们不喜欢这门课，原因在于课程内容、授课方式有问题，而不应该责怪学生。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也”，“传道”是首位的，如果用枯燥而无用的史料、干瘪而虚伪的数据来填充这门课，只能说明“师者”之伪。对此，余秋雨先生深谋远虑，他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以“传道”，“除了讲述自己和古人的著作之外，世上最好的博士课程，一定是‘导师漫谈’。任何一个明智的导师都明白，那些从书上、网上都查得到的通行知识，千万不能多讲，学生们一定讲得比我们更好。如果有足够的自信，一个合格的博士专业导师应该把话题集中到独一无二的亲身感受中……当我把这些人生经历自然融入，课程也就有了体温……”

正因为课程有了“体温”，才会有那么多的听众积极参与，与现实中寥落、昏沉的课堂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也就意味着，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化课”，是有典范性的。这门课，应该这样讲授才合乎要求。平缓的语调、精辟的见解、机敏地感发，这堂课，我听得很是惬意。当然更重要的，我意识到，“中国文化课”不仅应该带着“体温”去讲，也应该带着“体温”去研究，因此我决定摒弃细碎的考辨、抽象的论证而转向体悟、生发。自此，我隐约窥到了学术研究的门径。

余秋雨先生的這堂“中国文化课”，课时很长，足有一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有哪些内容？或者说，他主要讲了哪些对于中国文化独到的见解？

我要说的是，通过这堂课，余秋雨先生讲出了中国文化的美丽。

论及中国文化，没有谁会否认它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就决定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有着数不尽的角度和话题。既然如此，为什么余秋雨先生不论其他，只看重中国文化的美丽？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只有讲出中国文化的美丽，才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生长。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比照下，最早觉醒的那批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的腐朽落后，并进而予以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中国文化沉睡的心灵、激活其生命活力。在此过程中，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最英勇的斗士。遗憾的是，刻骨的批判，并没有换来中国文化的新生。相反，却让中国文化越来越趋于西化、迷失自我。若此，谈何复兴？并不是要一味否定文化批判，只是说，仅凭批判并不能迎来中国文化的新生。比批判更适用的方式，是转而发掘、赞颂、承续中国文化的美丽。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懂得中国文化的美丽，都能自觉呵护中国文化的美丽，中国文化才值得期待。这是余秋雨先生最殷切的希望，也是他讲授中国文化美丽的主要原因。

其二，只有讲出中国文化的美丽，才能破解中国文化的诸多不解之谜。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常常为诸多误解的谜团所困扰，比如为什么四大古文明唯有中国文化能绵延至今，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历经劫难而不亡，中国文化到底能为世界文明贡献什么等等。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余秋雨先生没有沿着既有思路去破解，他猜想，或许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美丽，给予了它恒久的魅力和生命力，美和美学才是破解中国文化奥秘的钥匙。我想，他是对的，尽管证明这一猜想，还需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展开。

可以说，讲出中国文化的美丽、还原中国文化的美丽，是余秋雨先生文化研究的终极旨归。而美和美学，也就成为了理解余秋雨先生文化思想的核心所在。为此，余秋雨先生早年的一位学生江学恭先生，辑录他所有关于美和美学的文字，出版了一部《大美可追——余秋雨的文化美学》。在这部著作的封底，有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战争，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结于艺术。”在这里，艺术，无疑可以理解为美和美学。

对于中国文化的美丽，余秋雨先生是有偏爱的。他偏爱的，是唐代文化的美，准确地说，是唐代文化的“青春气息”和“整体诗性”。关于“青春气息”，他说，“……这种青春气息，我们在诸子百家中没有见过，他们总是显得过于老成。在秦汉王朝也没有见过，在那里，即使是年轻人也被巨大的社会职能掩盖了年龄。在魏晋名士中倒是见过，但他们过于凄美而短暂，总是昙花一现。唯有在唐代，青春勃发成了主要的人格特征”。关于“整体诗性”，他说，“所谓诗性，其实是一种不可重复的创造敏感，敏感于自然和人性之美”。

不难看出，余秋雨先生看重的中国文化之美，与“天真”相关、与“天性”相关。当看到有太多的研究者、青年学子，乃至年幼的孩子，苦苦跋涉于中国文化错综繁复的小径茫然而不知返时，他想告诉他们，有些典籍没有必要翻开，有些尘埃没有必要拂去，守护“天真”、守护“天性”，领略中华文化之美、创造中国文化之美，才是正途。学习中国文化当如是，研究中国文化亦当如是。

为现代汉语“招魂”

还记得在“余秋雨翰墨展”现场，有两件作品很是特殊。两件都是行草书长卷，体量也都很大，各自占据着展厅的一整面墙，一件写的是《逍遥游》，一件写的是《离骚》。

谓其特殊，是因为，在展示书法的同时，还展示了余秋雨先生用白话文翻译的《逍遥游》和《离骚》。准确地说，不是翻译，而是创作。文言的散文、诗篇，化身为白话的散文、诗篇，思想、意境没有变，却成为了另一件作品。两者之间，是相互映照、辉映的关系，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解说”“变身”。文辞典雅优美的散文和诗篇，加上诵读者的完美演绎，使得这两件作品成为展览的又一大亮点。欣赏书法的同时，更多的观众被文辞打动，并惊叹于作者的转化能力和创造能力。当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就对余秋雨先生说，“你用现代诗意接通了古代诗意，让古代经典重新焕发了美学活力。这实在是当下社会迫切需要的文化工程”。

本来，用白话文译写《逍遥游》和《离骚》，不过是为筹备展而做的事情，属偶尔为之。不过，专家的肯定、读者的期待，让余秋雨先生开始用心做这件事情。经典译写，也真正成为余秋雨先生近年启动的一项“文化大工程”。果不其然，在“余秋雨翰墨展”之后的几年间，余秋雨先生接连推出了他的经典译写系列作品。

——2018年6月，出版《古典新译》。收录余秋雨先生译写的中国文化史上十篇名作，包括：《离骚》《逍遥游》《报任安书》《兰亭序》《归去来辞》《送李愿归盘谷序》《愚溪诗序》《秋声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2022年，相继出版《文典一览》。

——2021年3月，出版《老子通释》，全文收录余氏白话文版《道德经》。

——2021年7月，出版《周易简释》，全文收录余氏白话文版《周易》。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散落各处的白话文版中国传统典籍、诗文。同样的事情，似乎还没有谁如此用心、如此下大力气做过。一件值得用心去做、下大力气做的事情，必定是有价值的。那么，余秋雨先生所做的经典译写这件工作，有什么重大价值呢？

约略来说，余秋雨先生近年所做的这项工作，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转化。

一方面，是传统思想的现代化。用现代白话文的形式译写传统文化经典，虽然没有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审美意趣，但是在“译”的过程中，自然融入了当下人的理解和感悟，无形中拆除了当代人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篱笆墙。传统，得以落实于当下，没有了障碍与隔阂；另一方面，是现代白话文的古典化。毋庸讳言，现代白话文的推行，接受了诸多西方现代语言的规范和法则，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距离中国文化本色远甚。不可否认，这一“西化”的过程和阶段是必要的，但是，仅限于此也就难以接续中国文化本有的气韵、风神。余秋雨先生的经典译写工作，使得现代白话汉语，自觉趋向古典汉语的优雅、简洁、含蓄、诗意。大概，这应该是汉语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再一次应有的转向。

不难想见，这一项工作的展开，是颇有难度的。用余秋雨先生自己的话说，难在“招魂”——

“招魂”之始，是回顾自己初读该文时的惊喜原因……

“招魂”之继，是献出自己，让自己与遥远的作者通过“移情”来“合魂”。他不再是古人，而成了自己的朋友，能够呼吸与共。他的一切思维方式、情感逻辑，已经与自己很近。因此，所谓今译，也就是用现代话语表述一个隔空而来的“自己”。

让文化回归于日常

余秋雨先生有过一个或许是“全世界最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简明扼要，浅显易懂，解读和演绎均无必要。简短、直白，不能等同于简单、浅薄，相反，寥寥数言却涵纳了文化之为文化的全部精要。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这些确实是文化的基本底线，同时也是文化的最高法则。

这里不打算从学理角度讨论余秋雨先生对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与这个定义的提出相较，更重要的是，余秋雨先生用他的生命和生活，践行着他对文化理解、形象的诠释并演绎了他所定义的文化。一种学说，如果能与他的提出者，在生命形态相一致，那么这种学说往往是值得信赖的。

诗意的栖居，当下，几近滥用，以至人们连同诗意的生活本身也开始妄自菲薄。这是不应该的。诗意的栖居、诗意的生活，余秋雨先生做到了。那么，怎么才算上诗意的生活？简单地说，就是对世间的一切都看破、放下，转而对世间的一切一往情深地眷恋、眷顾。看不破、放不下，深陷泥沼，谈不上诗意；全看破、全放下，空寂悲切，也谈不上诗意。余秋雨先生的诗意生活，恰在悟空和用情之间。现实生活中，余秋雨先生确实有看破、放下的功夫，敢舍人所不能舍、敢弃人所不能弃，名利、恩怨，一一破之、放之。同时，他又钟情于这个世界，尽一切责任和义务、容一切情与事、爱一切人和物。空、不拒绝有，终极、连通日常，他的生活，因此诗意盎然。最终，余秋雨先生把他的诗意生活，烹成一盏茶，“觉悟者留心茶饮，是因为看穿了世人对种种高论伟业的盲目追赶，觉得必须从一座座空中楼阁落到实地，寻找日常生活的底线结构。底线结构，是衡量万象的质朴准绳。因此，他们端起了茶壶，点起了茶炉”。

余秋雨先生推重“君子人格”，为此，他还特意撰写了一部著作，《君子之道》。他认为，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无外乎“君子”二字。而“君子”，也是余秋雨先生对自己人格的期许。“君子”，给一般人的印象，通常是文雅、谦恭、秀逸，当然还不免有一点怯弱、伪饰。事实上，这是对“君子”的误解。在《君子之道》里，余秋雨先生没有给“君子”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列出“君子怀德”“君子坦荡荡”“君子中庸”“君子不器”等几项内容予以解说。反观余秋雨先生自身的“君子”人格，似乎，“士不可不弘毅”中的“弘毅”二字，是更恰当的注解。中国文化史上，余秋雨先生推崇的“君子”，是屈原、司马迁、颜真卿、苏东坡，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历经劫难而不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丈夫，何曾怯弱？何曾伪饰？余秋雨先生曾笑谈，他的精神和身体都皮实得很，经得起折腾、经得起颠簸。的确，如果不“皮实”，他如何能够敢于“苦旅”，又如何能完成“苦旅”，况且他所遭受的折腾和颠簸，何止于“苦旅”？无妨，余秋雨先生依然“弘毅”如故，“君子”如故。

……

接受中央电视台撒贝宁采访时，余秋雨先生曾说，“我是一个通透的山谷，一会儿，飘进来几朵乌云，一会儿，又飘进来几朵白云，都不必惊讶。来过的云，都会悄然离去”。

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泥步修行，云自舒卷，通透、自在。

（责任编辑：马倩）

韓少玄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工作站博士后。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刊编辑部主任、中华美学学会会员。出版有《水墨为上一中国书画艺术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