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假
——试论《西厢记》红娘形象的矛盾性蕴涵

戴 甄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 402160）

2012 年，被称为“昆曲义工”的白先勇携手苏州昆剧院，继青春版《牡丹亭》《长生殿》后再推昆曲经典之作——《西厢记·红娘》，惊艳首演，轰动香江。时至今日，《西厢记·红娘》仍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多次上演，昆曲之美，历久弥新，倾倒众生。

《西厢记·红娘》与王《西厢》对比，红娘自我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进一步研究王《西厢》，可以看到红娘形象的真实性与虚假性在多重矛盾的相互关联下得到更为集中的体现，这不仅对我们分析红娘这一人物形象有所帮助，更对我们进一步探讨红娘形象矛盾性蕴涵背后的剧作家创作与介入有积极作用。

一、自我与他者的矛盾

在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哲学讨论中，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以黑格尔为代表。黑格尔认为，他者的出现确证了自我意识的存在，并需承认自我意识作为独立意识而存在。他从主体形成这一角度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自我意识由另一个自我意识和它对立；它走到它自身之外。这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它丧失了它自身，因为它发现它自身是另一个东西；第二，它因而扬弃了那另外的东西，因为它也看见对方没有真实的存在，反而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他者实际上与主体构成二元对立意义上的他者。另一种观点以巴特勒为代表，不同于黑格尔，巴特勒以“相关性”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断裂缝合。一方面，她认为“‘关系性’是构成自我的要素”，我们与他者之间的纽带构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自我，主体的存在必须与他者相关；另一方面，虽然主体与他者之间是具有相关性的，两者在相互交流中确认了自我认同，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关于承认的规范，其功能在于制造以及消解关于人的定义。”

借助自我与他者的视点，通过对剧中红娘的自我意识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到红娘在与崔莺莺之间的关系生成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看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与对抗、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联与依存，以及传统意识形态的消解。

刚开始，莺莺对红娘一直心存防备，认为红娘是母亲派来监视自己的，这在《拷红》中得到印证：“我着你但去处行监坐守，谁着你迤逗的胡行乱走。”此乃红娘设想老夫人拷问之辞，但也表明莺莺心中所想不假，同时也可看出红娘对老夫人希望自己扮演的角色了然于心。《寄柬》中，红娘将张生委托的简帖置于化妆盒上。莺莺本盼着简帖早至，却担心红娘将自己与张生暗通情意之事告知母亲，怒叫“红娘！”并佯装生气。

莺莺为瞒红娘，煞费苦心，但红娘其实并无告密之意，也非行监坐守之人，试看红娘唱词：“我将这角门儿世不曾牢拴，则愿你做夫妻无危难。我向这筵席头上整扮，做一个缝了口的撮合山。”不过，莺莺有意欺瞒，张生如实相告，一合一开，一张一弛，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知偏差得以不断矫正，红娘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也得以体现。《跳墙着棋》《佳期》中，红娘与莺莺的相关性越来越紧密，特别是《跳墙着棋》后，莺莺不仅对红娘再无存疑之心，更是敞开心扉，将第二次写信约张生相见之事告知红娘，而红娘先是担心莺莺受凉，后又担心被人知晓，夜深露重甘当“守门人”，对莺莺之细心、贴心，对张崔二人之事之尽心、真心可见一斑。

此外，青春版《西厢记·红娘》有两处增加的情节非常引人注意，一是《寄柬》中红娘戏弄张生，非要张生叫自己“娘”，才答应为其送简帖；二是《跳墙着棋》中，红娘与莺莺对弈，张生暗中指点红娘，眼看红娘胜券在握，莺莺乱了阵脚，屡屡假借有鸟飞过，使唤红娘一看究竟，背地里偷偷悔棋。

如果说红娘的主体性在与他者张生、莺莺不可分离的关系中得以显现，红娘与张崔二人在交流中形成的纽带构成了她的自我，其主体性是在与张崔共处中实现的。那么，增加的这两个情节，无论是对张生还是莺莺而言，红娘都占据了主动的位置。正是从这两处开始，红娘的自我认同在相对位置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以更为强烈的方式得到确认，也让张崔对红娘产生了认同感，自我与他者在这种变动性、关系性的交流过程中从对立走向了统一，从分歧走向了合作。此时，“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对红娘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娘的真实性格在这一矛盾呈现过程中得以体现。

二、建构与解构的矛盾

红娘热心为张崔牵线搭桥、真心为莺莺着想、贴心照顾莺莺、助人时偶尔捉弄人、直爽中带点小狡黠，这样的红娘真实生动，也符合人物在剧中的身份。但全剧有几处情节显示了红娘与其身份不相符的言行举止，这不得不让我们对红娘本身存在的真实性打上一个问号。

陈建森教授曾在《戏曲“代言体”论》中指出，戏曲“代言体”除剧作家“代”人物立“言”和表演者扮演人物“现身说法”两种话语言说方式外，“从语言语义和剧场交流语境的角度进行考察，现存的戏曲作品，同时存在着‘行当’‘代’剧作家‘言’、剧中人物‘代’剧作家‘言’和剧作家巧设‘内云’‘外呈答云’等代剧场观众‘言’三种特殊的‘代言’方式。”①

《西厢记·红娘》中，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但却真实存在的矛盾：剧作家“代”人物立“言”与剧中人物“代”剧作家“言”在共同呈现及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分离，存在一定的对立和矛盾。剧作家“代”人物立“言”，应站在人物的角度，从人物的身心出发。红娘作为婢女，不可能接受良好教育，因此，她的言行举止、行事作风自然不同于科场得意的张生和大家闺秀莺莺，其言说应简洁直接，通俗直白。

《西厢记·红娘》《拷红》一折中红娘代剧作者“立言”的痕迹明显。老夫人得知真相后，怒气难消，大加训斥。寻常婢女早已战战兢兢，不知所措，但红娘的表现令人惊艳。红娘应答：“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并发表了如下言论：

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建区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撋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

红娘一气呵成，对答如流，三问三述，反客为主，临危不惧，反应迅速，思维缜密，逻辑严密，引经据典，有理有节，以事实为依据，层层推进，步步紧逼，让老夫人无言以对，就此作罢，将莺莺配予张生，了结此事。

这一段为塑造红娘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使红娘在众多婢女形象中脱颖而出，成为经典。但吊诡的是，这段话在成功彰显红娘形象的独特性、不可复制性的同时，却损害了红娘形象的真实性。这番洞察人心，直击要害的言辞背后体现的学识之深厚，思想之深度岂是红娘所能具备的素养？这不像一名婢女被拷问时应有之反应，应有之应答，倒颇具战国策士之风范。因此，这段言论是王实甫让红娘代自己发言。

在剧中人物“代”剧作家立“言”中，剧作家一般以剧中人物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道德评价、价值取向、审美意识，这样一来，剧中人物“代”剧作家所立之“言”与剧作家“代”人物所立之“言”间就不会存在断裂，人物的言语与其身份就能保持一致性，剧作家建构起来的人物形象真实性就不会存疑。但王实甫以自己的语言体系、思维方式进行表达，就使得红娘形象的存在具有一定的虚假性。

三、恪守与反叛的矛盾

如果说仅凭红娘之言还不足以说明其矛盾性，那么综合考虑红娘在剧中的行为与言语，会发现：在帮助张崔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过程中，红娘的行为有时符合当时社会普遍规范，有时又背离社会基本共识，恪守与反叛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时候显示出极强的张力，让我们对红娘的真实性进一步产生怀疑。

《惊艳》中，张生初遇莺莺，两人撞见，此时红娘见佛殿有人，赶紧用扇子为莺莺遮面，并说，“那壁有人，咱家去来”，催促莺莺离开。红娘此时的反应顺理成章，严守男女之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②。在红娘眼中，男女之间要谨严守礼，不应越雷池半步，但随着剧情的展开，红娘却逐渐做出了与此相反的行为，当鸿雁尽心尽力，为张崔寄柬传情，成为二人互通心意、互诉衷情的搭桥人。《佳期》一折中，红娘更是成为促使张崔成就好事的推手。莺莺虽传简约张生相见，但临行前又有所犹豫，想和红娘商量，吩咐红娘“收拾卧房，我睡去”，此时的红娘没有赞同莺莺的做法，而担心莺莺不去，张生又要相思成灾，还说“姐姐，你又来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耍处！你若又翻悔，我出首与夫人：你着我将简帖儿约下他来”，好一个红娘，实实在在将了莺莺一军，莺莺此时虽然极想去赴约，但作为大家闺秀终究有些不好意思，“羞人答答的，怎生去”，红娘倒是直接加直白，“有甚的羞？到那里则合著眼者”，并不断催促莺莺“去来，去来，老夫人睡了也”。

作为婢女，红娘助力张崔二人终成眷属，并表现出与封建思想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如此大胆的行为绝非作为剧中人物的她所能做出来的。因此，能在剧作中做到违规之“行”，犯社会公认规范之行的人只能是剧作家，王实甫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理想投射于红娘身上，让红娘代其言，人物形象的言行不一正是剧作家通过制造戏曲情境本身的不真实来与现实保持距离，以这种时隐时现的方式为观众与当时的社会规范之间创造出一个批判的空间。

顺着《西厢记·红娘》，回归到王《西厢》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剧作家对文人价值的认同，对自身的肯定，比如在第五本第三折中，红娘在郑恒面前，对张生极尽赞美之词，对郑恒各种贬低，“君瑞是君子清贤，郑恒是小人浊民”“他凭著讲性理《齐论》《鲁论》，作词赋韩文柳文，他识道理为人敬人。”④在元代，文人尤其是汉人儒生是不受人待见，不被人尊重的，当时有权有势之人多是如此，更不用说婢女仆人之类，王实甫能做的也就是在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剧本中肆意泼墨，诉尽心中意。红娘形象的真实与虚假、言行矛盾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剧作家的情感和理想。

综上所述，红娘通过与张生、莺莺交流互动凸显出自我意识，但剧作家塑造的具有真实性、生动鲜活的红娘这一人物形象并没有贯穿全剧始终，红娘不仅是为自己而生，为推动剧情发展而生，更是为剧作家的文人理想和文人价值认同而生，她为剧作家代言，为其发声。至此，从“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中建立起来的自我主体从完全的真实走向了一定的虚假，使得红娘这一人物形象所内蕴的矛盾性、多重性在“建构与解构的矛盾”“恪守与反叛的矛盾”中得以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进一步探究红娘背后剧作家对剧作的干预和参与程度，剧作家的情感倾向、道德判断、理想信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陈建森.戏曲“代言体”论[J].文学评论，2002,(04):50-57.

②④王实甫.西厢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0+229-230.

③徐子方.从另一角度看文人境遇与辽金元文学[N].光明日报，2003-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