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传奇《牡丹亭》剧本文学中的文化传承

张 盛

（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 长治 046011）

古典戏曲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传奇作为古典戏曲的代表之一，在娱乐与教化人民、反映现实的同时，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本文对明传奇代表作汤显祖的《牡丹亭》进行研究，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人物形象、鬼恋故事、宗教思想、“离魂”故事的演变等方面，而忽略了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滋养，及其在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着重从事典的传承、“鬼文化”的传承以及儒佛道合一的宗教智慧的传承三个方面探究文本，阐释剧本文学中的文化传承。

一、含义蕴藉的事典

汤显祖《牡丹亭》共55 出，事典繁多，据笔者统计，涉及事典至少130 个，这些事典分为历史轶事类和志怪传奇类，被运用在彰显主题、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渲染氛围、调节情节节奏等方面。第一出《标目》中“牡丹亭上三生路”出自《太平广记》中的《圆观》，讲述的是圆观脱胎转世的故事，其中有诗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生虽异性长存。”此处暗示杜柳命中注定的结合；第二出《言怀》中柳梦梅刚出场所言“能凿壁，会悬梁，偷天妙手绣文章”，“凿壁”出自《西京杂记》，“悬梁”出自《汉书》，前一个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引邻舍之烛光读书，后一个指东汉孙敬“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这两个典故言简意赅地刻画了柳生在追求仕进的过程中勤奋刻苦的样子，同时，匡衡和孙敬最后都成为有名的政治家，这也为柳梦梅中举埋下了伏笔；此外，第三出《训女》中“到来只饮官中水，归去惟看屋外山”中“到来只饮官中水”出自《晋书·良吏传》；第五出《延师》中的“甘棠”出自《诗经》，指周朝召公出巡曾在甘棠树下休息，本用以颂扬召公的德政；第八出《劝农》中的“朱幡引鹿”出自《后汉书》，主要讲述东汉淮阳太守郑弘外出劝农时有白鹿跟随，人们就将此作为郑弘为政清明、必将升迁之兆；同一出中“俺罗敷自有家，便秋胡怎认他”，用了不同时代的两个典故，“罗敷”事出汉乐府诗《陌上桑》（见郭茂倩《乐府诗集》），“秋胡”出自汉刘向《列女传》，即古所传“秋胡戏妻”的故事。第十出《惊梦》中的“南柯一梦”出自《太平广记》中的《淳于棼》，“张生偶逢崔氏”出自元稹《会真记》；第十八出《诊崇》中的“巫阳”又名“巫山”，出自《高唐赋》；第二十出《闹殇》中“望帝啼鹃”出自《成都记》；第二十八出《幽媾》中“倚玉蒹葭”出自《世说新语·容止》；“莽张骞犯了星汉槎”出自《荆楚岁时记》；“小梁清夜走天曹罚”出自《太平广记》；第三十二出《冥誓》中“那有个相如在客，肯驾香车？萧史无家，便同瑶阙？”有两个典故，“司马相如卓文君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萧史”事出自汉刘向《列仙传》；第三十八出《淮警》中“三年绣甲锦蒙茸，弹剑把雕鞍斜鞚”中“蒙茸”一词同“蒙戎”，出自《诗·邶风·旄丘》：“狐裘蒙戎，匪车不东”，此处结合了《毛传》、郑玄《笺》、朱熹《诗集传》的经学意义。[2]第五十三出《硬拷》中的“穷柳毅赔笑在龙宫”出自《柳毅传》……

这些事典题材来源广泛，包含《诗经》《论语》《庄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列女传》《后汉书》《晋书》《世说新语》《搜神记》《西京杂记》《太平广记》《事文类聚》《类说》《会真记》《秋胡戏妻》等，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等朝代，从名人轶事到江湖豪侠，从男女私情到精怪现象，看上去似乎有些凌乱，但把这些典故串联在一起，却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文化，神话、传说、名人轶事让我们感知到蕴含在日常生活娱乐中的文化传承，正如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的：“中国文化精神不是孤独的、抽象的理念，它存在于华夏历史的肌肤之中，浸润于亿万百姓的日常生活。”[3]

二、源远流长的“鬼文化”

《牡丹亭》共55 出，其中，《冥判》《玩真》《魂游》《幽媾》《欢挠》《冥誓》《秘议》《诇药》《回生》都充满着浓浓的“鬼文化”氛围，这种文化也曾引起众多评论家的不满，他们认为作者“对眼前现实的人的生活不去理解不去反映，反而热衷于写幻想中虚无缥缈的神鬼”。[4]但时至今日，《牡丹亭》没有因为这种“神鬼”文化而消亡，反而因这些奇幻的故事情节满足了人们追求永恒爱情的愿望，而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2004 年4 月，著名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的昆曲《牡丹亭》在世界范围内巡演，场场爆满，原55 出被删减为29 出，其中，充满着浪漫色彩的“鬼文化”关目深受广大戏曲爱好者的肯定，笔者以为，这与千百年来民间文学中的“鬼文化”有很大关系。

（一）民俗中的“鬼文化”

何为鬼？鬼字最早出现在商朝的甲骨文里，《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说文解字》说：“人所归为鬼”，只有人死才称为“鬼”。古人认为，人在死去以后就彻底消失了，但随着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的出现，如逝者在梦中出现，于是，“鬼”被赋予了亲人继续存在的意义，但此时的“鬼”是在世亲人所欢迎和尊崇的。随着社会的进步，“鬼”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鬼”被称为“魂魄”。《云笈七签》中云：“夫人有三魂，一名胎光，一名爽灵，一名幽精。”而“魄”有七，分别是：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除秽、臭肺，在魂魄论中，人逝去以后，七魄会率先离开身体，而后三魂才会离开。亡魂如果找不到归宿，就享受不到后人的祭祀，就会成为“厉鬼”，“鬼”就有了善恶区别。有了“鬼”的存在，就会有“鬼都”。《山海经》中最早记录了“幽都山”——这即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冥府”，也是最早的“鬼都”；“幽都山”的统治者叫“土伯”——也是“冥府”统治者的最早原型。到了汉代，在王充的《论衡·订鬼》中，“度朔山”成为新的“鬼都”，神荼和郁垒替代了土伯，成为地府阎王，掌握着众鬼的生杀大权。据学者研究，神荼、郁垒的原型来自上古大神——射日的大羿。《路史·后纪十三》载：“羿将归自畋，逢蒙取桃棓杀之”，《淮南子·氾论训》：“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许慎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神荼郁垒成为门神的最早形象，民间更是形成了用桃木辟邪的风俗。

汤显祖在《牡丹亭》的《冥判》《魂游》《幽媾》《冥誓》《回生》等关目中，对冥府世界进行了极致的发挥，生动演绎了杜丽娘起死回生的过程，成为体现《牡丹亭》“至情”理念的关键。《冥判》中有胡判官，有鬼卒鬼吏、受审的四个风流鬼犯以及杜丽娘的“鬼魂”。胡判官承担着地府阎罗的职责，掌管人的生死轮回，判官决定着四个风流鬼犯的投生结局，其手中的“断肠簿”和“婚姻簿”决定着杜丽娘的生死与杜柳之间的姻缘，人世的“生、死、情”在神鬼世界得到观照，这一出引出此后《魂游》《幽媾》《冥誓》《回生》等一系列“还魂”情节。这些场景与情节的设定承袭了中国民间信仰的“鬼文化”观念。“汤显祖对神鬼入戏的铺排与调度，显示了他对民俗内容的熟稔，使神鬼的结构功能得到极致的发挥”，[5]“鬼文化”这种民俗文化在《牡丹亭》的一系列“还魂”情节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文学中的“鬼文化”

文学作品中的“鬼文化”故事源远流长。曹丕的志怪小说《蔡支》开启了“女鬼”婚恋故事的历史，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县吏蔡支意外闯入死魂的归所，见到了统治亡灵的泰山神。泰山神差蔡支做信使，为其外孙天帝效劳，将其已死三年的妻子转生，演出一出夫妻团圆的人间喜剧。而曹丕的另一篇小说《谈生》开启了人鬼相恋故事的开端，呈现了一种反对传统世俗婚姻的全新理念，之后，一系列“女鬼”婚恋故事陆续出现，如晋朝陆氏《钟繇》，干宝《胡母班》《丁姑祠》《河间郡男女》《苏娥》《紫玉》《崔少府墓》，陶渊明《徐玄方女》《李仲文女》《张姑子》，南朝宋刘义庆《庞阿》，南朝梁吴均《赵文韶》《王敬伯》，唐陈玄祐的《离魂记》、戴孚《赵州参军妻》、温庭筠的《华州参军》、范摅的《韦皋》，宋朝洪迈《西湖女子》、著者不详的《王萼》等，这些“女鬼”婚恋故事以精巧的构思、奇幻大胆的想象揭露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也歌颂了青年男女对永恒爱情的热情向往。

这些故事塑造了多个鲜活丰满的“女鬼”形象，而且，不少篇目对冥界的环境、秩序进行了想象，为汤翁《牡丹亭》“魂游”冥界的情节提供了重要素材，以至于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曾交代，本剧依据话本故事、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婚恋故事改编而成。当然，鬼神是一种迷信，不值得宣扬，但作为民间信仰，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及鬼文化反映的民俗风情，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下，“人们找到一种用超现实的形式表达自己对自由爱情执着追求的表现手法”，[6]从而借助“鬼文化”演化出痴情男女自由结合的婚恋故事，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传统，汤显祖的《牡丹亭》和2004年白先勇主持制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是对这种“鬼文化”传统的再次传承。

三、宗教智慧的完美呈现

笔者所论的宗教智慧是指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佛道经过千年的碰撞与交流后形成的一种相互渗透和转化的三位一体的智慧。汤显祖的《牡丹亭》之所以取得较高成就，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中儒佛道“三位一体”的完美呈现契合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纵观中国历史，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统治者治理天下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佛、道二家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如何处理儒、道、佛的关系也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关注的重点，儒家、道家思想发轫于春秋时代，道家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来源，根据文献记载，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是汉代，儒佛道三种不同的思想因何最终走向融合？

汉代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佛道思想蓬勃发展，唐代重道喜佛，宋代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出现，明代出现了王阳明心学与李贽的“异端”学说，笔者在对儒佛道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时发现，三者互相刺激、互相交流，在冲突的同时，也发生着渗透与融合，多次灭佛灭道事件依然无法清除佛道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民间，“有些处于文化精英层的人物，一只脚踩在儒家，一只脚踩在民间，他们会尝试把这些不同的信仰整合成为一个系统”，[7]在农村，儒家的权威比较低，于是，能够安抚和救赎人心的佛教和道教成了底层民众的精神寄托，比如，很多民间寺庙儒道佛同时存在。同时，民间教团组织也会利用民众的这些信仰组织力量反对朝廷，比如汉代的黄巾军、元代的白莲教等。虽然三者有不同的侧重点，但都是修身养性之学，而权力阶层与文化精英的推崇，民间教团组织的反抗及民间信仰的包容，进一步促进了三者的融合。汤显祖的《牡丹亭》完美体现了儒道佛“三位一体”的宗教智慧，杜宝、陈最良、柳梦梅是受儒学思想影响最深的三个人物，杜宝从拒认还魂女儿到认同佛教轮回、得道成仙的事实，改造了陈最良的世界观，人物的儒教思想中渗透了佛教思想，柳梦梅更是突破佛道节制情欲的要求而大胆追求爱情。总之，《牡丹亭》呈现了晚明时期儒道佛融合发展的态势，反映了进步的时代精神。

四、结语

中国古典戏曲历经千年文化艺术的滋养，有丰富的内涵。含义蕴藉的事典演绎着千年的故事，源远流长的“鬼文化”承载着一代代青年的理想，儒佛道“三位一体”的融合彰显出宗教智慧。明传奇不断从传统中撷取养分丰富自己，教化着中华儿女，作为明传奇代表作的《牡丹亭》，更是通过剧本文学的创作，传承着日常生活中的中华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