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文献综述

古悦

（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南宁 530004）

1 引言

绿色发展是中国目前推行并长期践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蕴含着平衡经济效益与生态文明效益的深刻意义。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猴痘等多种传播性疾病肆虐，对经济长期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环保投资又是建立在经济效益之上的生态文明效益，向外获取资源的局面转而只能向内深入挖掘。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均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因此，承担环保责任，获得生态文明效益就成了当下炙手可热的研究问题。企业需要在满足国家对于未来绿色发展的相关要求和确保与经济效益产生正向交互效应之间找到契合点，同时实现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环境保护投资。目前来看，实务界深耕于如何加大环保创新的力度，表现在与多个具备专业特长的企业签订功能性协议，形成更大范围的战略联盟，发挥了资源优势，优化了流程设计并缩减了不必要的开支。当然，理论界也对环保投资的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良好的内部控制是现阶段极具潜力的内部因素。本文正是以COSO 的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内涵为基础，探讨其具体因素对于环保投资的影响情况。有望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从外部环境因素转为内部控制，对微观企业正视环保投资提出合理建议。

2 内部控制与环保投资的定义

内部控制的定义也是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最初，内部控制更多以“内部牵制”或“内部制衡”的形式被人们所认识，认为需要有第二个人或另外的组织起到监督制衡的功效，降低错误率和徇私舞弊的概率。后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内控的初始概念，即为了提升某一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率和财产安全而服务的一系列内部制度，接着又进一步推出《审计程序公告第19 号》作为具体工作解释方案，重新将会计主体区分为管理控制与会计控制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在于保障组织管理工作的正确开展、有效执行以及提升经营效率，后者则重点确保了财务信息的准确记录和资产情况的如实跟踪。到了1972 年，美国审计委员制定了相应的《审计准则公告》，将内部控制定义为公司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提高经营效率并且有效地利用资源，在公司内部实施的各种政策以及程序和方法。上述都是静态化的观念，均将内部控制看为既定的政策性制度，一经设置，不可修改，时刻起到监督和对照的功效，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但到了20 世纪末，COSO 委员会推出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将内部控制分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内部监督以及信息与沟通五大要素，内控不应只是静态的制度，而也应表现为动态性不断发展的体系，现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遵循的规范性文件。它要求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要参与其中，给自己制定计划并实时进行自我监督，从独立个体到整个企业都会养成“按照标准执行、积极发现问题、给予解决措施”的正向反馈。我国财政部也引入了COSO 的内控理念，并结合中国经济体制和具体国情，制定了《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将“保证资产安全”和“促进企业发展战略”纳入内控目标，并从多个层面提出针对性的执行要求。我国学者梁涛、陈汉文和张宜霞均建议将公司治理纳入内部控制体系，通过监督与激励结合的方式，提高全体成员的工作效率[1,2]。黄寿昌还建议应在设置内控制度的过程中，着重在于识别不同任务类型，便于开展作业链与作业点的设计[3]。谢力等则提倡要将战略实际的履行情况加入内控体系的考量范围[4]。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内部控制是需要董、监、高及全体成员积极参与的动态化体系，具有识别风险、监管制衡、信息传递和发现机遇的正向功效。

对于环保投资，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由此也形成了以“费用观”和“投资观”两种视角进行对垒的局面。“费用观”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历史产物，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得短期的经济利益，中国曾经也不得已采取了以经济发展换环境污染的老路，受到了雾霾、沙尘暴和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惩罚。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环保投资更像一种补偿性的支付行为，是为企业之前的污染行为进行事后一次性买单，徒增了沉重的成本压力，再加之管理者的短视行为，更会将其视为经济负担，不愿意却又不得不支付。而“投资观”则是近年来新型发展理念的产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给公众更强的生活压迫感，对于生态文明的向往逐渐形成大众需求，具备良好环境治理能力的企业更容易建立品牌形象、解决就业问题和增强市场占有率，管理者们也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效益可以辅助企业实现经济效益，于是环保投资具备了商业价值和发展前景。这种趋势下，中国政府也通过税收政策、政府补助等其他优惠政策给予企业优待，企业作为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的重要微观主体，更是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正确且高效地增加环保投资，为自己投资，为社会投资，也为未来投资。综上，本文更倾向于“投资观”，将环保支出视为未来潜在的现金流量，分散在品牌塑造、印象管理、市场占有和公众期待上。

3 内部控制对环保投资的影响

COSO 的内控框架中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内部监督和信息与沟通五大要素。简而言之，控制环境发挥着统领全局的作用，是对整个内控活动的顶层设计；风险评估体现了企业识别风险的专业能力，为发现威胁因素和识别潜在机会奠定基础；控制活动是高层决策进行具象分类，保证上级命令在各层级得以开展；内部监督具有监督制衡的能力，保证了经营管理的标准合规，发挥了二次审核的作用；信息与沟通是联系各个层级的结点，结点汇聚在一起，再次呼应控制环境。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企业的价值观念、股权结构和管理者的基本特征都很好地结合并延伸五大要素的内涵，对环保投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企业的文化观念属于控制环境的一部分，是否具有绿色文化对环保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制度理论”认为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镶嵌在正式制度里从而影响经济行为，绿色文化这一可持续发展理念会通过正式的组织制度影响员工的行为，从而改善组织的绩效水平，从而加大企业的环保投资力度。另外，文化观念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镶嵌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中也便具有不同的表现，与民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天然承担推行国家政策和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组织内部的道德价值观念高度统一，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思路基本体现着党中央的意志，自然会生成更为严格的内部控制环境。大多数学者认为，一方面，由于国企在获取政府补助、政策倾斜和政企关系上优势突出，便更会以党的发展理念为主，高举红色文化的观念旗帜，以建立获取政府优待的进入壁垒；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形象的代言人，势必要起到榜样力量，时刻加强自身建设，满足政府的监管要求，形成严格的内控环境。唐国平等指出，政府补助或政策干预为企业加大环保投资规模、延长环保投资持续性起到“支持之手”的重要作用[5]。刘常青针对重污染企业的实际环保投资情况也发现，自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国有企业会率先开展一系列环保整改工作，以满足政府监管的要求，为其他企业形成参考标准[6]。周慧楠发现，政企关系越为紧密，企业对未来发展的商业嗅觉越为灵敏，必然加大环保投资，获取政府政策青睐[7]。但也有学者看到环境规制软约束的存在使得民营企业对环保投资更为敏感，王瑾等发现，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或增强讨价还价能力以获取政府青睐也是民企持续不断的努力方向，加大环保责任的承担的确能够获得正向反馈，民营企业便会加强自我管制水平，增强环保认同感[8]。

股权结构对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合理的股权结构能减少股东合谋的概率，对内部制定细化控制活动的内在要求产生监督制衡的效用，因此，也会影响到环保投资的相关决策。股权结构对于环保投资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东性质两方面。一方面，针对股权结构，我国上市公司大多股权较为集中，持股比例很大程度决定了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投资偏好，而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更乐意获取短期利益，而非环保投资这种周期长、风险低的长期项目，这类自私行为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姜锡明等指出，持股比例是彰显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控制欲望的化身，管理层为“明哲保身”，被迫与其合谋，由此降低决策的客观性，带入投资“费用化”视角，抑制此类长期投资性支出[9]。另一方面，股东性质则是对股权比例的质性分类，学术界主要对高管持股、机构持股和外资持股进行探讨。对于高管持股，学者们的看法褒贬不一，部分认为高管持股能缓解代理问题，但这种积极作用仅存在于外向型产业，而其他学者认为高管持股更是变相放大了大股东的自私行为，强化了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对于机构投资者或外资持股，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保持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一环，机构投资者大多具有长远眼光，会参与到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也会以犀利独到的专业特长发挥矫正功能，自然希望塑造良好的内控环境，以环保投资获取顾客品牌偏好度。外资持股因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或监管部门的压力，更会满足规范经营的要求，将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发展理念引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来。

管理者的基本特征对于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起到决定性作用。管理层的基本特征既体现在各种客观背景上，如学术经历、任职经历和政治网络，又体现在主观的能力认知上，如管理者的自信程度。对于身份背景，那些具有学术经历的“文人高管”更会受到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主导，具备更强的辩证思维，能够充分履行环保责任；过度追求建立政治网络和具有公职经历的管理者会将投资需要挥霍在人际交往上，低估了环保投资的增量成本，而高估了维持关系的增量收益。而对于能力认知上，管理者过度自信大多属于负面效应，会对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或筹资活动产生不良影响，刘艳霞等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使其高估自身能力，低估企业面临的相关风险，降低了真假信息的筛选能力，造成信息失真和沟通失信，降低了投资环保的积极性，对环保投资具有抑制作用[10]。而正确地将能力与自信匹配的高管却能起到积极效应，他们更乐意投入到树立自身形象的活动中去，降低避税动机、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或组织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积极履行环保责任。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基于COSO 五大要素的内涵，本文发现企业的价值观念、股权结构和管理者的基本特征都会对环保投资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企业的文化观念奠定了控制环境形成的基调，那些具备绿色文化或嵌入党组织的红色文化的企业，更愿意加大投资规模，积极履行环境责任；股权结构则影响着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的成效，存在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以及高管持股对环保投资大多具有负面抑制作用，机构持股或外资持股能真正起到监督制衡的作用，以长期发展的眼光看待承担环保责任；管理者的基本特征对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起到决定性作用，“文人高管”和正视自身能力水平的高管更具稳健性，更能降低风险水平和提高信息获取、分析和传达的效率，这种做人处事的风格也更会被下级员工视为榜样模范，增强企业内部的环保认同感，作出相关环保决策；那些过度追求建立政治网络、具有公职经历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容易忽视风险信息，起到反面影响，增加企业短视行为，减少环保投资。

因此，一方面，微观企业应加大文化建设的重视力度，积极开展基层的党建工作，形成尊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文化，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治理功能，更高水平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国家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另一方面，企业也应理智筛选和吸纳优质股东，建立完善的股权结构，发挥持股者的专业特长和独立性，并鼓励“文人高管”入职，分析评价管理者的自信程度，降低过度自信、大肆追求政治交际而忽视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