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德主刑辅”思想及“风草论”传播路径

罗一凡 罗祎文

我国古代“德主刑辅”思想是孔子政治治理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仁”“礼”思想体系在政治法律领域的体现，主要强调通过风化教化民众。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提出“风草论”一说，“出自《论语》中《颜渊》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中一方面提及了古代中国上行下效的政治传播理念，另一方面，强调了传统礼教自上而下‘风化’的路径”。“风草论”说与孔子“德主刑辅”思想内核有联系与相通之处，本文将兼论二者，探讨其意蕴，并分析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一、“德主刑辅”的思想背景

一般认为，周公是第一个提出“明德慎罚”思想的人，同时首次把“德”和“刑”联系起来。武王伐纣之后，周公为了解释周代殷商的正统性，开发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论体系。他解释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也就是说，统治者想要维持统治，就必须“明德”，即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善待民众，进而教化民众。

在“明德”的基础上，周公还认为要“慎罚”。“慎罚”一方面是“明德”的一种体现，提倡对民众更宽容，要谨慎地使用刑罚手段；同时也强调了“慎罚”不是“不罚”这一层意思，如“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诰》）中强调“威威”，就是要惩罚该惩罚的人，使用恰当的刑罚手段，达到刑罚的目的。孔子的思想深受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影响。

二、“德主刑辅”的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是宗法制社会，宗法制通过血缘关系维系着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社会架构，而这个架构就是“礼”。在周代以前，“礼”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仪式和规则，到周公时期，则建立起了成熟、完善的礼制。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其中要“复”的“礼”就是周公的礼乐制度，孔子认为“复礼”从而达到“仁”。而其基本途径就是“克己”，即禁欲、慎行，他认为这就是德行。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自我约束，另一方面要求建立起周密的礼法制度，在道德上和礼法上兼而有之，其核心为达到仁政。当统治者拥有了良好的德行时，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即施行德政，教化百姓，这就是“德治”。

然而社会现实中，“克己”和“复礼”用于约束统治阶级的愿望若不能达到，则也无法完成教化民众的使命，于是就要用“刑”作为“德”的补充。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依然认为“德”才是根本，“刑”只不过是一种补充，这就是“德主刑辅”思想了。

如上文所述，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萌芽，统治者们往往是对外用兵争霸，对内压迫百姓，而由于战争频繁、负担沉重，百姓自然不能安居乐业。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孔子选择从政，冀望对统治者谏言，恢复礼法，实现其“仁政”理念。其中“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是在此背景下作为其执政理念的一部分被提出的。

三、“德”和“刑”的含义

“德主刑辅”中的“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从统治者层面讲，对统治者的道德水平提出要求，与柏拉图构想中的“哲学王”颇有相通之处。孔子认为，统治者的德行还包括施行德政，需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也即‘尊五美’”。认为统治者应该时刻考虑到百姓的利益，选择做对人民有利的事，自己不但没有损失反而也有收获。此外，要有“克己”的行为，统治者保持自律和反省，从而达到“仁政”。

二是从百姓层面讲，主张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孔子提出“使之明礼义、重廉耻、远罪恶、知是非、近善良、敦乡里、识大体、爱国家”，让百姓得到教化，从个人的性情、行为到对社会和国家的拥护。孔子除了讲“尊五美”外，还讲“屏四恶”。一方面认为统治者要有胸怀和魄力，另一方面对待民众要宽严相济，此外，还需做好监督。认为做到这些就可以实现“仁政”。孔子将“不教而杀谓之虐”列为首条，即要加以教育引导，避免民众犯错误，而不要一味地用规章制度惩处。可见他对教化是十分重视的。

“刑”也不仅是指刑罚，还可以推广到行政层面上的治理理念和手段。孔子认为，“政”和“刑”的关系，某种程度上类似“德”与“礼”的互为表里关系，行政权之“政”和“刑罚权”之“刑”，是体现统治者权威和力量的“行政之治”，与孔子主张的“德礼之治”形成对比。

孔子“德主刑辅”的具体实施要点就是“一张一弛，宽猛相济”。“张”与“弛”、“宽”与“猛”具体如何实践是有严密区分的。如叶公说到有儿子作证父亲偷羊的事，对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允许“父子相隐”；但是当晋国两个贵族相争，主政的叔鱼包庇有罪一方导致自己被另一方杀死，他的兄弟叔向却主张“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孔子对其“不隐于亲”予以高度赞扬，认为他“杀亲益荣”，“可谓直矣”（《左传昭公十四年》）。又如郑国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致使“郑国多盗”，于是拨乱反正，“尽杀之”。（《左传昭公二十年》）。

这充分说明，孔子的“宽猛”和“张弛”的尺度是根据事件的危害程度合理掌握的。孔子的标准很明显，危害到“礼”和“德”的，就要被“以猛纠之”，如果宽恕罪行产生的正面影响大过危害性的话，那么“相隐”是被称赞的，反之则“杀亲益荣”。可见孔子对“宽”“猛”如何相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其核心就是维护“礼”，这里还体现出孔子在对“礼”的解释权上的绝对权威。

四、“风草论”传播说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提出“君风民草”的说法，风吹草动，统治者的德行会影响着百姓的德行。传播学界的“风草论”一说，由我国黄星民教授最早提及，从中总结出孔子在教化百姓中的传播模式。我国学者杨小玲提出，《论语》中“政教合一”的传播模式是“早期中国‘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样态向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建构与传播学界的自然延伸，归纳‘风草’传播说”。国内学者谢清果认为，“风草”说“注重传播阶段的风化与风行，关注受众主体性的草偃草起；以及风吹草偃的传播效果”。其中“风草论”的原意就是指“德治”对百姓的教化过程，同时也是君子之“德”向小人的传播过程。在孔子主张的德行教化活动之中，君子的“风化”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百姓作为“草”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但其中的“情感观”又并非完全将民众视为不会思考的受众，而是充分认识到受众的主体性，考虑到了“传播者在民众风行风化等传播过程的付出”。

“风草论”说提出立足于中国古代君子的道德高位和绝对权威。这一理论，一方面提倡由德行高尚的君子实施仁政和教化，驾驭百姓；另一方面，其实质是在强调基于绝对威权的，自上而下的教令式的传播形式。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所描述的就是作为鲜明传播主体的君子所主导的一种传播控制模式，在此模式下的百姓是传播受体。尽管“风草论”说是一种传者和受众之间的线性传播模式，但孔子“风化”的思想，“风吹草偃”，将传授双方看作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与西方传播学的“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有不同之处。后者认为传者对受者的作用是强烈的、立即有效的。“风吹草堰”强调了传播过程的时间跨度，是“中国式传播效果渐进论”。实际上，“风草论”说不仅仅在时间跨度上表现出渐进，在手段上也体现为温和的传播方式。

孔子维护宗法制度，在为礼正名的时代，孔子希望达到一种层序分明、和谐中庸的社会状态。“德主刑辅”思想就提供了实现这一理想的一种方式，而“风吹草堰”就是他为礼正名的传播模式和方法论。

孔子所说的“草上之风必偃”之中的“必”应当也有两层含义，既是“必然”之“必”，又是“必须”之“必”。前一层含义是说，君子高尚的德行一定能“自然”地使百姓心悦诚服，实质上是对居于高位的君子作出道德要求；后一层含义则是强调了君子的权威，接受教化的百姓必须服从于施加教化的君子。也就是说，“子欲善而民善矣”一方面是指君子的德行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那么就能够影响治下百姓的德行，造就善政，这是“必”的第一层含义。另一方面是说君子的权威地位决定，百姓应该顺从教化，从而达到善政，这是“必”的第二层含义。

这其实就对应了孔子“德主刑辅”的思想理念。“德主刑辅”中“德治”理念的核心就是进行传播教化，从而实现“仁”和“礼”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孔子认为要通过“风吹草堰”这样的传播模式，对百姓进行德行教化，由此实现“德治”，从而进一步实现“仁治”、恢复“礼治”。

“德主刑辅”中的“刑”也在“风草论”中得到体现。上文提到，孔子“德主刑辅”中的“刑”不仅仅是指刑罚，还可以引申到行政治理的手段。尽管在孔子的构想中，行政手段的治理只是作为“德治”的补充和辅助，但“风草”模型的另一层内涵，即通过君子的权威地位自上而下地单向传播，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君子个人的传播力。在封建社会中，传播直接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体现了政治权力的权威作用。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纵向”以及“德”的概念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传播取向以及传播技巧等。“风草论”说就是立足于礼制规定下的社会等级制度，从而达到政治传播的目的。

五、“德主刑辅”及“风草论”说的影响

孔子思想对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德主刑辅”思想的内涵也被后人继承和发展，对古代文化思想和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以儒家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风草”的传播模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代开国之初汲取秦亡的教训，不再使用苛政。先是用黄老之学，使得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中心的统治思想受到重视，其中“德主刑辅”思想也成为其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春秋繁露精华》），认为教化民众才是最主要的，强调要通过教化来预防犯罪，要“厚其德而简其刑”。武帝朝汉代国力的强盛也表明，董仲舒的德政显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他独尊儒术的做法则更是直接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政治基调，“德主刑辅”的思想作为“德治”的一部分至少在形式上被传承了下去。

结语：

无论是“德主刑辅”思想还是“风草论”的传播观点，也都是从属于“仁”和“礼”的思想体系。其目的也都是为了实现孔子“仁”与“礼”的理想。“风草论”的精神实质与“德主刑辅”思想是完全相通的，事实上，“风草论”是在传播模式层面上对“德主刑辅”思想的总结和延伸。“德主刑辅”的逻辑是以德治和教化为主体，以刑罚和法令作为补充手段，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风草论”则是对德行教化和权威教化这种双重传播模式的提炼。这一思路和方法在历史上被证明是有效的，孔子思想中的精髓部分对于当代社会道德与法治的建构依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