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育研究
——基于福建省农业职业教育视角

欧雅洪,俞建军,杨聪颖

(福建开放大学培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加快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以农业为职业，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且达到一定水平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撑。高素质农民人才培养是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战略基础工程，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和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对高素质农民培养力度的加大，培育了一大批现代青年农场主、农村实用人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等多个主体，全国农村实用人才中新型职业农民超过2 000万人[1]。同时，各级政府根据实际和培育目标，重点强化了生产经营型、专业技术型、社会服务型等不同类型农业人才的培育，优化了高素质农民人才队伍[2]。《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2]。以上是国家层面为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基本框架,并为农业领域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建立提供政策支持和指导。

2013年以来近10年现代职业农民培养实践来看，高素质农民的教育培养仍处于“培养目标泛化、培训内容错位、培养绩效难评估、教育培训后难以与职业有效对接”等的粗放型、低层次循环状态，农业生产中技能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此，涉农类高校、职业院校及农科院(所)等单位应责无旁贷，以现代农业在乡务农农民为主体，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培训模式、运行机制、师资队伍、优质资源等托底支撑作用，凸显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及促进乡村振兴战略人才队伍培养的社会性作用。

一、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现状

(一)全国高素质农民培育现状

从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开展并实施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历经了“十二五” “十三五”规划，至“十四五”规划开局的2021年，全国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实施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已覆盖全国农业县(市、区)，各地统筹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能力提升、种养植能手技能培训、农村创新创业者培养、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发展带头人培育四大重点行动，2020年共培养高素质农民80万人。同时，各地灵活开展科技普及和实用技术培训，使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得到提升。中央农广校云上智农、农广在线等2个APP高素质农民注册用户近800万人，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辐射超4 000万人次[3]。二是农民职业教育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联合教育部继续推进“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全国涉农职业院校通过扩大招生宣传、简化考核方式、优化专业设置、创新培养模式，积极为农民群体提供良好的职业教育机会。全国农广校体系坚持“农学结合、送教下乡、弹性学制”方式，积极探索面向乡村振兴需要的农民职业教育，2020年职业教育招生近4.5万人，毕业4.2万人[3]。全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依托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实现“全域智能教学”。我国涉农群体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可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让手机等移动终端成为文化素质相对偏弱的涉农群体的“新农具”，丰富教育培训的信息化手段[4]。通过完善“智慧农民信息化工程”，推进涉农类职业院校、农技科研站(所)等开展“互联网+农业”在线开放课程和资源库建设，搭建国家级教学资源开发应用平台，建立以主要农作物、延伸产品、农机生产设备、装备等为主的数据化教学资源库[5]，并优先开发基于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资源内容。同时，为提升高素质职业农民的信息化水平、扩大惠农科技推广的受众面，国家专门成立由农业部科技教育司指导，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与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共同主办的新型职业农民网，已成为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主要平台[6]。

2．培育重心由学历提高转为职业素质提升。初期的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以学历教育为主，主要依托农林类科研院所、中高职院校、成人高校、高等农业院校等进行学历教育提高，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为83%，对标生产率来讲，仅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世界平均水平的1/2。以2017年为例，涉农专业高职、中职毕业生分别占全国毕业生总数的1.60%和4.58%，招生入学人数分别占全国招生总数的1.73%和3.24%[7]。从2012年底开始，从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到高素质农民培养计划，均主要依托农林类科研院所、高等农业院校等构建培养体系，培育重心也从学历提升转为职业素质提升，并纳入职业技能要素。目前，全国返乡在“三农”领域的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超过850万人，其中40%以上为大中专以上学历[5]，并按“1+X”证书试点工作要求，落实“双证”毕业，为农村发展注入“书证融通”式新人才。

3．全社会共同参与培育过程。高素质农民培养由主要依托涉农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转为以农村农业部门为主，整合科研院所、学校及社会培训机构等，形成全民参与的大培养载体平台。国家启动“涉农职教育人工程”项目，积极发挥涉农专业的职业院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站)等教育培养机构的力量，多方协作，培养农业“后继者”[8]；广泛吸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源，制定合理的教育培养方案；推进“三农”领域职业教育和高素质农民培养的融合式联合、协作和发展，形成科、教、产、营相结合的优势，产生“三农”领域教育培训工作的最佳效益。

(二)福建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现状

1．总量规模持续增加。福建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持续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助力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2016—2020 年福建省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的总人数逐年增加，其中2016年为3.58万余人，2018年为4.10万余人，到了2020 年达到近 5.0万人，总量和增幅均居全国前列[5]。由此可见，省内高素质农民培训越来越受到一线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青睐，高素质农民总量的持续增加、队伍的不断壮大，提高了涉农群体的综合素质能力，为稳固“三农”基本盘、特色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2．年轻化趋势明显。2016—2020年福建省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学员中，35岁及以下的学员占比逐年上升，说明随着专业性的教育培训融入，有更多的青年人加入了高素质农民的培训队伍，并随着福建省特色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涉农产业效益逐步提升，在“三农”领域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逐步增强，具有高素质的涉农产业群体逐步呈现年轻化趋势。但也必须看到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而中老年人留守的问题。如在2020年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学员中年龄以45岁及以上为主，占比例为57.1%，40岁及以下的学员只占29.6%，特别是35岁及以下的学员仅占 17.7%。

3．文化程度逐年提升。据调查，2016—2020 年福建省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学员文化程度呈逐年稳步上升态势，如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学员占比由2016年的4.7%上升到2020年的8.3%，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比却逐年下降，由2016 年的73.9%下降至2020年的71.7%。由此可见，福建省在全力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后，高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逐年提高，教育培育工作成效初步显现。

二、高素质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

《2021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指出，尽管当前高素质农民发展政策环境良好，但由于农业生产具有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区域性特征，实际工作中还存在农民教育培训的地方重视程度还不够、体系尚不完善、教育培训供给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等薄弱环节亟待加强和改善[3]。福建省在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存在类似问题，如围绕乡村振兴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产业领军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乡土文化人才、乡村治理人才等培养不充分；针对高素质农民分层分类培养的职业标准及其涵盖的知识要点、技术指标、技能操作以及职业精神等要素不齐全。

(一)培育模式不健全、组织架构不完善

福建省当前以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为目标 ，积极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和集聚发展的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生产 、一体化经营 、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5]。但省内现行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不健全，组织架构还不完善。

1.高素质农民培养发展过程中存在支撑政策缺乏、监管机制不完善、培育效果有待提升等问题。由于现实存在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等结构性方面的不足，难以依托单一方式建立系统的并满足不同培训需求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加之产业、职业岗位等存在差异，使得对农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起步较晚[9]。同时，高素质农民培育活动的公益性、社会性较强，培训资金来源有限，目前多为财政支持，较难有效支撑各基层培训所需的资金需求。

2.农业生产者的职业标准还没有参照工业化的岗位(工种)建立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分类、分级管理相协调的岗位(工种)职级设置。因为只有通过对岗位(工种)不同职级任务的分析，形成分层、分类的农业生产者职业标准，才能形成规范化的培养方案、标准和认证制度。而高素质农民培育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离不开相关制度、标准等的支持。

3.未形成完善的培育体制，导致组织架构不完善、教培资源较为分散。在积极贯彻落实高素质农民培育相关政策及实际组织教培活动时，需要农业部门与教育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的深度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教育培训体系，在统筹农业、教育、人社、财政等部门的工作以及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时沟通、协调不是很充分，常常出现培训内容重复、培训对象重复、培训未实现全覆盖等情况，这既增加了培训成本，也降低了培训效率。同时，因各地区、城乡教育资源、培育条件差异较大，导致培育效果参差不齐，难以形成合力[10]，从而影响了教育培训效果。

(二)科培教资源不足，培训内容有待优化

由于农业是集种养加 、产供销 、贸工农 、农科教为一体的经营管理和运行综合体，福建省产业集聚融合发展模式 ，势必需要大量“技能型、应用型、创新型”的一线高素质人才。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成为大趋势，农业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从农民受教育程度的大数据来看，涉农职业院校招生萎缩，传统种植专业多已停止招生。即便就读涉农专业，学生毕业后不是升学就是“跳农门”，从事“三农”相关产业的寥寥无几，农业产业领域后继乏人。

高素质农民培养的理论研究、实践案例等方面整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态势。其中，“大”是指农业方面培训教育的内容丰富，受教培人群体量大、关注度大；“小”是指培训教育内容相对单一，受教培人群年龄段特殊，关注度小。加上师资力量及适合的教学资源相对薄弱，培育效果难以显现。

高素质农民培养的培训内容存在“供需错配”现象，亟待完善。(1)随着各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不同地区的农民对农业知识的需求不同，甚至是同一地区的农民对培训知识的需求也不相同，但是，目前的培训内容呈现“大水漫灌”态势，缺乏多样性和针对性，并不能满足农民的技能学习需求[11]。因此，高素质农民继续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个性化与高等农业大学和培训机构课程设置的同质化之间存在供需错位，会导致培训效果不佳。(2)目前培训内容的制定脱离农民实际需求，多由政府部门及相关培训机构制定，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12]。(3)培训内容并未与时俱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需要一大批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来支撑产业发展，但是目前的培训并未跟上时代的步伐，培训内容仍停留在对熟悉的水稻、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的培训，对畜牧养殖、果蔬种植、果树栽培等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的培训较少，难以满足现代化农业建设需求[13]。

(三)缺乏与现代农业相适宜的教育培养方式

福建省“八山一水一分田”且有6个地区沿海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得农业生产呈现“生产规模小、经营范围窄、机械化程度低”等特点。近年来，省内大部分高素质农民从事的是传统种养业，其中约两成农户从事加工业、休闲业、社会化服务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约六成为规模农业经营农户(约五成的农户实现了耕、种、收机械化生产)，超过五成的高素质农民通过加入合作社或与农业企业建立生产经营关系提升生产经营链。因此，构建与现代农业相适宜的多元化教育培养方式和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1.培训方式无法充分调动农民学习积极性。当前，高素质农民培训活动的培训对象是成年农村居民，主要采用较为传统的课堂教学培训模式，无法充分调动成年农村居民的积极性，甚至出现抵触情绪，并且也无法满足农民对农业知识的需求[14]。同时，主要采取集中培训的方式，而福建省农村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地理环境，使一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较为分散，生产的农产品也难以统一，使参加集中培训的农民产生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支出，加重了参加培训的农民在经济上、精力上的负担，长期下来会降低农民参加培训的意愿和积极性。

2.培育项目未形成长期规划。目前福建省重点开展的“三类”培训具有短期性特征，时间一般在5～30天，有的只有几节课的培训课程，教授内容较为有限，但是培养高素质的农民需要制定系统性、专业性的教育培训计划，现行的培养方式较难培养出高素质的农民。而且部分农村地区基础环境较差、生产设施较为落后，较多农业科研人员不愿去担任培训老师，而涉农类职业院校的支农教师组织教学时常用“专业课程”知识点培训务农技能，专业性不强，缺乏实践经验，有的甚至对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导致参加培训的农民无法获取实战型技术，接受的培训教育仍停留在农业生产的知识技能，且多是理论层面的内容。这样的培育模式难以培养出现代化农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掌握现代农业发展技术的技能型农民，偏离了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初衷。

(四)实践载体不足，后续服务不够

高素质农民的培育体系不健全，培育模式面临着单一化、行业区隔、学历教育与职业素质培养不兼容等若干基础性、系统性问题。当前培养模式基本样态为“学历教育一条线(进城)，技能培训一大片(下乡)”。整体上看，社会上仍然存在着“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操作，重经济、轻技能”的“三重三轻”现象。以福建省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为例，一是发挥农产品产销联盟 、供应链协会等作用不够，经了解，超过六成的高素质农民通过互联网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二是搭建如建设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孵化基地等乡村振兴创业平台不多，不能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更好的培训、实训机会；三是对“农字头”的职业技能培训，在要求、标准及保障等方面不完整、不衔接；四是涉农群体在基础学历、创新意识等方面与现代农业新业态的发展要求有一定距离；五是土地产权细碎化、地块细碎化、农村组织分散化的现状与现代农业经营规模化、集中化、组织化、专业化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六是高等院校涉农领域推广人才缺乏、政府农业推广机构缺失使得具有高素质的农民获取新技术的渠道不够通畅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农业生产过程漫长且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及时提供不同的生产技术。但是，由于农民培训的师资力量不足、农业技术推广渠道不通畅、实践培养不足等问题，导致后续的持续跟踪培训效果较难实现，较难保障培训效果，导致高素质农民培育活动流于形式。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对策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育推进时需重点关注“政策环境、供给能力、成才通道、共同发展”4个方面。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从产业发展、收入水平、生活保障、社会尊重等方面加快构建有利于高素质农民发展的政策环境；通过强化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巩固基础支撑力，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育在地供给能力；加大涉农类高职高专的扩招力度，持续为高素质农民提供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有效衔接的一体化人才成长通道；强化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地区高素质农民发展制约因素，分类分区、精准施策，缩小地区差异，促进高素质农民共同发展[15]。以“智育”为目的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是精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保证。为此，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育教育体系要与职业标准进行有机链接，按照“两系契合”(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国家中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分类体系)与“两法归一”(农业产业体系划分法与专业设置体系区分法)的思路、路径，构建高素质农民培养的岗位分类；参考技术工人相关职业分类构建高素质农民培养的职级分层；准确把握高素质农民培养的主体需求，系统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的优质课程；依据在岗实践实训标准和要求，分层次建设高素质农民培养的实践载体。因而，城乡一体“双循环”(城乡上下一体循环，科研-生产-经营-发展融合循环)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是构建完善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者创业能力、缓解技能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是适应乡村高质量发展、培育农业经济发展新动能、推进创新性的内在要求。

(一)加快构建“设计、管理、组织”上下贯通、城乡融合的培育体系

高素质农民培育涉及面广、内容细，与工业领域的职业教育相比较在内容、质量标准上既有重叠，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涉农领域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重点应与其生活、生产、经营的方式、路径相结合、相适配、相促进。所以，按一体化共同设计、集成共同管理、同技共培组织(即职业技能核心内容按同一标准培训)的思路，针对乡村振兴环境中“三农”的实际需求，通过“培养体系+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的育人模式创新实践，调整高素质农民培养思路和对策，根据培养意图、实施对象、基本条件等构建针对高素质农民培养教育的基本模式和组织架构。

依据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重点应在产业、人才、组织、文化等方面推进质量升级，以“目标引领、项目带动、科研支撑”的创新模式，探索新业态下城乡一体“双循环”的“培训管理系统+教育培训平台+农科技资源”教育培养体系构建，这是提升“三农”群体创业能力、缓解技能人才短缺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是适应乡村高质量发展、培育农业经济发展新动能、推进创新性的内在要求。

配套政策要适宜、适地并相互支撑。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都对现代职业农民提出了具体要求，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也细化了相应的实施方案、细则或指导意见等，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培养以高素质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提供明确的指导作用。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农业、教育、人社等)要联手、科研院校(所)要联盟、“三农”要抱团，通过农业科技特派员等多种形式促进教育、培训、科研院校、乡村四者无缝隙链接，实现高素质农民培养领域教学资源、科技人才、保障物资、资助资金“四通”，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要素。

(二)促进研培教相互融合，优化培训内容

高素质农民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农村本身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需协调城乡资源，科学推进教育培训、科研生产、经营发展一体循环，以研培教相互贯通，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城乡互动,为一体化培训架构提供支撑。加强与农业相关院校、科研院所等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强各单位沟通，科学合理制定培养计划，共同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基地。同时，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应以“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的第一目标，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为出路，依托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种养殖技术、农业科技应用、市场经营理念、品牌培育维护等知识技能的培训，提升农产品质量、农业科技含量及“三农”人才素质，以生产经营相互顺畅，促进产业振兴。同时，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农民需求，有选择性地明确培训内容。如某地区符合水产养殖，那么应紧紧围绕水产养殖开展一系列的培训教育活动。不同地区不同农民对培训的需求也大相径庭，培训内容应符合当地发展和农民需求，实现供求匹配。

整合多学科融合的培训“资源库”。乡村振兴需要多方面、多元复合型人才，高素质农民的职业教育需立足各区域农业发展的基础和产业定位,因应“智慧农业”“科技农业”及“观光农业”等当代农业发展趋势，围绕职业教育的素质培育，需储备贴合紧密的跨界、紧缺人才培养课程、培训资源，构建以农科院校为主体的培训教学支撑体系；在专业设置上因地制宜，开设符合地方需求的涉农类专业，课程体系要兼顾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关系，在不同专业的培养计划中嵌入乡村振兴的相关课程；在教师队伍存量和增量方面强化“双师型”、“二元制”师资建设，引入农业领域创新创业的专家人才担任创业导师；统筹学校建立实验场(室、车间)、田间地头建立现代农业基地等实体教学资源。

(三)构建“系统+平台+资源”的农技培训体系及运行机制

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在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建设和管理机制实现方面的优势,为高素质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提供了“互联网+”模式，针对“三农”领域不同类型的高素质农民人才、不同专业领域的不同培训教育需求，在涉农领域职教培训上要以“区块链”的理念进行整合。通过3个环境(多媒体教学环境、混合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教学培训质量4个维度(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学业评价)形成与现代农业相适宜的教育培养方式。

依托乡村振兴政策，以农林类高校、科研院所师资为基础，整合各领域专家，凭借远程教学支撑，发展学历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社区教育等多种教育，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学习服务体系，用“大篷车移动学习教室” “ 室联网送教入户”的方式促进高素质农民的综合发展。

发挥城乡一体化的培训“运行系统”。经营好3个系统，即由各级科教主管单位+各类农科院(所)+乡镇农科站(所)组成的“农”字头系统，由人力资源保障主管部门+培训院校(中心)+实训基地的“工”字头系统，由成人高校(如开放大学系统)组成的“校”字头系统。成人高校、职业院校可利用“云课堂、实地教学、专家学者”三位一体的系统办学和信息技术资源优势，在市、县、乡镇，甚至到村、合作社，形成全域培训教学点，形成集培训、管理、实操(习)一体化系统。

构建“区块链+全流程”的综合性培训“平台”实现多样化教、学体系。搭建“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线”网络培训平台，整合现有的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省级农业科学院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科学院及在地的国家级、省级农业科研基地等，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搭建“模型一控制一视图”的三层架构综合性平台，平台应集“面授线下教学+专家异地视频+在线实时答疑+多方交流互动”于一体，以多样式终端融合实现对学习的支持服务，多层次满足学员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以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的有机融合打通培训教学“最后一公里”。

(四)围绕“政策性项目”强化资源配置和优化后续跟踪服务

高素质农民的职业教育应以生产活动所需职业技能为支点，重点对中高职(校)毕业生、农民工群体等分别实施专项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在培训类型上，突出在地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农业技术岗位素质提升培训和创新创业培训等三大培训类型，重点依托“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等项目载体，以培养“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致富带头人”等为着力点，抓实并形成在地、重组的实验(实训)平台、培训联盟及技术支持服务团队，有机结合“双创”培训，为农业科技服务提供“保底性”基础人才保障，高效服务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于涉农专业职业教育要求,涉农专业的职业院校应加强与农林类高等院校、农科院等科研机构的合作并发挥互补效应，安排科研院校(所)建立实验室、示范基地，田间地头建立现代农业生产基地；立足于现代农业的生产设备的改造应用、市场经营互联网营销的模式创新等新领域，强化各层次资源配置，满足培训教育的供给侧(服务体系)需求，聚力高素质农民的培养。总之，高素质农民培育是个系统工程，应以“农民”为服务主体，围绕“科研—生产—经营—发展”和“教育培养-技术指导-营销拓展-创新振兴”进行职业能力素质培养体系的构建；应以“城乡培养”同域循环、“科研—生产—经营—发展”融合循环的“双循环”培养理念，透过“培养体系+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的育人模式创新实践，推动农业生产结构式转型、农业生产全要素能力提高，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