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针灸：从扁鹊画像石谈起

赵玉亮

针灸是我国中医体系中重要的治疗手段，也是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针刺是把金属或其他材质制成、形体细长而尖锐的针刺入人体某些固定部位，从而产生治疗疾病的作用。灸治则是将艾绒等揉成小团或小圆条，点燃后靠近人体体表的某些固定部位，施行热熨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由于针刺和灸治两种治疗方法都是基于“经络学说”选取有关的穴位进行治疗，且“针”和“灸”常相互配合使用，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针灸”常合称出现[1]。

汉代人首鸟身扁鹊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是展现汉代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图像宝库。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通史陈列秦汉部分有一件“针灸画像石”展品，为早年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此件画像石略呈正方形，四边浅浮雕出边框，上层为仙人骑龙，下层主体图像为楼阁宴乐的内容：左侧楼阁下男女主人拱手而坐，旁边一组侍从拾级而上，楼阁前似为一池塘，内有龟、鱼等，旁边有渔猎场景。右侧有三层，上层人首鸟身的医者侧面站立，正在为披发的病人针灸行医，医者左手执针，右手握住病人的右手诊脉，病人身后尚有两人等待医治，中层两人似在六博，下层一人端坐。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针灸画像石”展品

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扁鹊医治画像石之一

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扁鹊医治画像石之二

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扁鹊医治画像石之三（局部）

此件画像石著录见于《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汉画像石》，同时还收录了此主题的另外三块画像石：第一块画面分三层，上层为龙、虎、熊的形象，中层有一人首鸟身者，正欲为人诊治，其左侧六人一排坐，右侧一人，等待医治，下层为连理树，树上有群猴、飞鸟，树下有射猎场面；第二块画面构图与第一块接近，中层最左侧为人首鸟身的医者，一手执针，一手诊脉，为右侧的人医治，病人身后尚有四人待医治；第三块为扁长形，画面中央立建鼓，为奏乐、杂技等场面。左右两端各作上下两层，左侧上层为乐舞，下层为人物对坐；右侧上层为人首鸟身的医者立于右边，正一手持针、一手为病人诊脉医治，左边还有待诊的病人。下层为人物拜谒场面。这类画像石在表现医者行医的内容上图式相近，均为一端刻着一个半鸟半人的医者（胸以上是人，胸以下是鸟），面对鱼贯而来的人群，医者一只手和来人相握，另一只手作扬举之状，或是徒手无所握，或是握一短棒状物[2]。

刘敦愿通过考证，认为这组两城镇画像石所见神医，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扁鹊，理由包括一是半鸟半人的形象和扁鹊之以鸟命名，应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两种表现，前者保存了其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发展后的形式；二是扁鹊生平同山东关系密切，此类针灸行医题材较为集中地出现在山东地区[3]。也有学者认为“扁鹊”为印度-伊朗语族的词语，“扁鹊”“敝昔”与波斯语“bizishk”（医生、内科医生）、巴利文“bhisakka”（医生、内科医生）、印度铭文“bishak”（国王的医学顾问、内科医生）发音相近，为从事医治的医生音译，可备一说[4]。

由于扁鹊在先秦时期医术的影响，两汉时期多见扁鹊的形象。嘉祥武氏祠堂画像石上有多幅扁鹊形象，人首鸟身，手持长巾，侧身站立，面向中部主神西王母。这一内容分布在石室上部三角形的山墙内，与仙人、龙虎、玉兔等形象共同出现。目前所发现的扁鹊形象画像石除了微山两城镇、嘉祥武氏祠之外，在山东济南大观园工地、济宁嘉祥宋山、安徽淮北等画像石上都有这一内容[5]。1976年，年代约为西汉武帝时期的临沂金雀山9 号汉墓出土一件长条形帛画，以红色细线勾勒，平涂色彩。帛画大致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其中由上至下第五层左侧，为人间部分中的问医场景，画面中二人侧身拱手相对，其中一人戴鸟头面具，似在问疾，有学者认为头戴鸟首面具者可能也是神医扁鹊[6]。

武氏祠左石室第二石画像

早期的针灸医者

中国医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掺杂着多种因素，医学方法之外还有各种巫术的施用。医字繁体字作“醫”，《说文解字注》曰：“治病工也。从医从酉。医恶姿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故从酉。”[7]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医与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葬俗，针砭器具往往与龟灵之物同出，有的龟甲涂有朱彩，有的龟甲壳装骨针、骨锥之类，有的则装砂粒或小石子，可认为与巫术行医有关[8]。

“巫”的解释为：“巫祝也……与工同意。”[9]《世本·陈其荣增订本》记载：“巫咸作筮，巫彭作医。”[10]《韩诗外传》记载虢国中庶子之好方者陈述上古茅（苗）父与中古踰跗的医治之法：“吾闻上古医曰茅父。茅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蒭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踰跗。踰跗之为医也，搦脑髓，爪荒莫，吹区九窍，定脑脱，死者复生。”[11]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所言上古和中古的医治之法，可能是一种交感巫术[12]。《广雅疏证·卷四下》记载：“医亦为巫者，《周官》巫马之职云，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13]巫师从事神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巫术行医，故巫与医的相通成为古代社会的一大信仰系统[14]。有学者认为，“医”在殷代，附于“巫”内，故甲骨文有“巫”字，无“医”字，而“巫”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医治人病[15]。

甲骨文中的“殷”字

《甲骨文合集》中收录甲骨文4万余片，其中论及医学300 余片，约1000 条，论及生育800 余片，约2500 条，主要内容包括：医政制度与医学教育、疾病与诊疗方法、针灸按摩与药物等[16]。甲骨文记载有各科疾病共40 余种，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外等，“疒”字经常出现在甲骨文中[17]。《说文解字》释“疒”为“倚也，人有疾痛也，像倚箸之形”[18]。甲骨文中的治疗方法包括按摩、灸治、砭刺及酒疗等诸种治法[19]。于省吾释“殷”字为“人内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20]。甲骨文中“叙”字本意为锐首有柄之气，亦用为砭针治病。《释名·释典艺》曰：“叙，杼也。杼泄其实，宣见之也。”卜辞有载：“不孽，叙？”（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一种解释为：（病情）没有恶化，还要针砭治疗吗[21]？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相对完整的事迹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为渤海郡郑人，姓秦氏，名越人。他曾命弟子用砥石救回虢国太子：“乃使弟子子阳砺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22]扁鹊过齐时，曾为齐桓侯诊治，在判断桓侯病在血脉时，提出了“针石之所及也”的治疗方案，后来因病入骨髓，以致无法医治[23]。《战国策·秦策二》中记载了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由于听信左右谗言而令武王犹豫，扁鹊“怒而投其石”[24]。另外，在《鹖冠子》《新语》《列子》等文献中也有记载扁鹊行医的记录[25]。上述记录扁鹊所跨年代较久，非一人所为，展示了重视“脉学”诊断和利用“针灸”医治的扁鹊学派的系列活动。

到了汉代，扁鹊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已蔚然成为一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仓公，姓淳于氏，名意，师从临菑元里的公乘阳庆学医，便是“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26]。《列传》中也有为病人针灸治疗的记载：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27]

与黄帝、俞拊、扁鹊相关的医学文献已积累得较为丰富。在秦汉时期，针灸、经脉的知识也具有极强的实用功能，被认为是“方技之学”。《汉书·艺文志》载医经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九（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归纳为医经七家。所谓“医经”，《汉书·艺文志》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28]医经居于方技之首，是由于此门类对于医疗恢复有直接的作用，也和血脉经络为诸病症的根本，且往往直接决定生死有关。

《汉书·艺文志》又收录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包括《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等。经方被认为是“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29]。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皆归入方技，合计三十六家。“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30]在秦汉时期民众的观念中，针灸等医学知识与实践的起点在于让民众健康无碍，早期阶段各朝天子设官施行运转，造福天子百姓之外，还通过诊疗病症来探求治国理政的智慧。

早期针灸用具的发现

针灸治疗作为中国医学体系中的重要门类，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史前出土的相关实物便是明证。旧石器时代，先民会使用石斧、石锤、石凿等日常工具，对皮肤进行压迫、揉按、刮擦及叩击等简单的医疗活动，达到镇痛、消炎、缓解痉挛等效果。也有学者推断先民有将这类器物作为一种疾病治疗手段的可能[31]。

新石器时代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已陆续出土深入加工的石针、陶针、骨针等可能和针灸技术有关的文物。陕西临潼姜寨一期遗址中，出土有47 枚磨制规整、圆扁修长而尖端细锐的骨针，推测是原始的针疗器具[32]。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有骨针236 枚，骨锥358 枚[33]。山东诸城呈子大汶口文化墓葬的死者手中常发现握有骨针[34]。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44 号墓发现两副穿孔龟甲，一副装了骨针6 枚，另一副装了骨锥6 枚[35]。山东兖州王因遗址的墓葬，有的亦随葬龟壳，壳内装有骨锥，一般10 枚左右，最多的装了25 枚[36]。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26号墓一成人墓，死者双手各握獐牙，同出骨锥3 枚、牙镰4 件、针管1 根，针管内还装了13 枚无鼻骨针[37]。四川巫山大溪遗址122 号墓和161 号墓两座成年男性墓内，均出土了骨锥15 枚[38]。学界多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骨针、骨锥、獐牙等有一部分兼用于医疗目的。

1973 年，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4 号墓出土了一把石镰，置于西侧二层台上一具长方形漆盒内。石镰被认为是当时外科手术刀的雏形。此墓中除了盛有石砭镰的长方形漆匣之外，近头部一侧有3 块卜骨，推测墓主兼有巫者和医者双重身份[39]。此外，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遗址也出土有一枚砭石[40]。

《说文解字》释“砭”为“以石刺病也”。段玉裁注：“以石刺病曰砭。因之名其石曰砭石。《东山经》‘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治臃肿者。《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其治，宜砭石’，王（冰）云，砭石，谓以石为针。按此篇以东方砭石，南方九针并论。知古金石并用也。”[41]

针灸技术在不断发展中，医针用具逐渐衍生出“九针”的理论，一般认为这套理论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才成熟起来，关于“九针”的记载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灵枢》[42]。1966 年，河北满城汉墓1 号墓出土了“医工”铜盆、医针等医用器具多件。其中包括医用的金针和银针，四根金针尚完好无损，针细长，上端为柄，断面作方形，下部为针身，断面圆形，柄之上端穿有小孔。四根金针分三种：第一种针尖尖锐，针柄长度约三倍于针身；第二种针尖比前者为钝，柄长倍于针身；第三种针尖作三菱形，针身较柄为长。《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通过《黄帝内经》的记载，认为第一种为鍉针，第二种为锋针，第三种为毫针。五根银针都已残缺，很难确定其原来的形状，其中一根上部残缺，残存部分为细长之圆筒形，针尖钝圆，可能为九针中的员针[43]。1978 年，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出土了一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铜针，一端是锥状尖，腰部呈四梭状；一端有半圆状利刃，刃部宽0.15 厘米[44]。另外，在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重庆老油坊遗址汉代地层、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等地，均有医用金属针出土[45]。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医工”铜盆和金医针

早期的针灸文献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历史阶段，许多地下文物的发掘，为这一时期的医学研究补充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及张家山汉简《脉书》与今本《黄帝内经》进行比较，可以看到经脉学说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足以解释全身各部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含有类似现代医学循环生理内容的理论体系[46]。刺、灸向理论医学迈进并最终形成中国传统医学所独具的一种治疗方法的关键一步，是与经脉学说结合起来，这一过程大抵肇始于战国，完成于西汉[47]。

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医书为首次见到的帛写医籍。马王堆帛书20 余种，12万余字，医书共计约3 万字，可辨认的约2.4 万字。《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不仅是已知最早的经脉学专书，也是最早的灸疗学著作[48]。《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等其他四篇合写在两张帛上，接于《五十二病方》之后。《足臂十一脉灸经》记载了不同的经脉和病人症状的相关治疗方法：

臂泰（太）阴温（脉），循筋上兼（廉），以奏臑内，出夜（腋）内兼（廉），之心。其病：心痛，心烦而意（噫）。诸病此物者，皆久（灸）臂泰（太）阴温（脉）。[49]

1983 年年底至1984 年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掘的三座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竹简，大部分原贮竹筒内，保存尚好，与医学有关的内容有《引书》与《脉书》。学界一般认为墓主下葬年代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左右。《脉书》共有竹简66 枚，描述了各种疾病名称和人体经脉走向及所主病症等：

肩脉，起于耳后，下肩，出肘内廉，出臂外馆上，乘手北。是动则病，领种痛不可以顾，肩以脱，臑以折，是肩脉主治。……耳脉，起手北，出臂外廉两骨之间，上骨下廉，出肘中，入耳中。是动则病，耳辉辉焞焞，益种，是耳脉主治。……齿脉，起于次指与大指上，出臂上廉，入肘中，乘臑，穿颊，入齿中，夹鼻。是动则病，齿痛，朏种，是齿脉主治。[50]

1993 年，四川绵阳永兴镇双包山2 号西汉墓除出土了珍贵的漆器、玉器、陶器等文物外，还有重要的针灸实物资料发现。木胎髹漆经脉人像（后简称漆人），木胎，表髹黑漆，光头，裸体，呈直立状，手臂垂直放于两侧，手五指并齐，掌心向前，双腿呈一字站立。体表纵、横绘红色线条数道。漆人头部正面、背面均有五道线条向下延伸。正面五道线条，中间三道至鼻络断，另两道贯穿漆人身至脚趾，将身体平分为三部分。背面五道线条，中间三道，两道从头顶至脚跟，一道至股缝，另两道经肩到手背的十指尖。漆人头部两侧至手有两道线，从眉及眼部、嘴部各一道线至手指，但其中一道从眉部至耳根处络断。背脊处至肋处，下延胯部经腿外侧至外踝有一道线，肚脐至臀部有一周线。漆人的头部、体、手臂、双手至脚各线条均连接贯通，形成纵横密布的经络系统。残高28.1 厘米[51]。《绵阳双包山汉墓》考古发掘报告对于此墓的年代上限为西汉文帝时期，下限为武帝初年。

2012 年7 月至2013 年8 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天回镇社区卫生站东侧、成都地铁3 号线建设工地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四座，出土了大量漆木器、陶器、铜器、铁器等600 余件文物与近1000 枚竹简，其中700 余支竹简可分为八部医书和一部律令，医简包括《五色脉脏论》《六十病方》《经脉书》等。其中《经脉书》与《诸病症候》堆放在一起。公布的简文有：

手大（太）阳脉，囗（系）小指，循臂骨下廉，出肘内廉，出腝下廉，上肩，循颈出耳后，属目外赀（眦）湄，所主病领穜（肿）、痛矦（喉）

手阳明脉，囗（系）次指与大指之上，出辟（臂）上廉，入肘中，乘腝，出肩前廉，循颈穿颊，入口中。其病齿龋、痛口、辟（臂）朏（屈）穜（肿）。[52]

《归脉数》后又名《刺数》，堆放在《诸病症候》《经脉书》之下。公布的简文中，“逆气，两辟（臂）胻阳明各五及督疸病、多卧，两胻阳明少阳各五转筋，足巨阳落各五”。后又公布“瘅，两辟（臂）大（太）阴、两胻阳明各五”“聋，两辟（臂）少阳各五”。由于医简都是首列病名或症状，次述治疗部位，最后言针刺量，有学者认为系属于针刺方法的专门医方。简文中又有“刺数必见病者状，并视病所，乃可囗囗，病多相类，非其名众而害察，初病而葴之，病可俞（愈），不害”，故又名《刺数》[53]。

成都老官山3 号汉墓出土一具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 厘米，肩宽4.2 厘米，厚2.6 厘米。漆人裸体，体型匀称，通体髹黑漆，姿势与双包山所出漆人接近。人像身体上用白色和红色描绘的经络线条和穴位点清晰可见，并在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等小字。

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经脉漆人

经穴髹漆人像标记红色粗线共22 条，均在身体两侧，呈左右对称纵向分布，每侧各11 条。单侧11 条红线中，正面5 条，背面4 条，侧面2 条。红色的循行路线与《黄帝内经·灵枢·经脉》所记载的十二经脉中的九条经脉较为相似。经穴髹漆人像另有阴刻白色细线29 条，包括横行走向的3 条，纵行分布的26 条。29条白线中，横行走向的3 条白色环线大致位于躯体前面乳根水平、季肋水平和脐下2—3 寸水平，皆大致绕身体一周，目前可辨识的为季肋水平的白色环线与《难经·二十八难》记载的带脉分布近似。纵行分布的26 条经脉线其中一条位于身体前面正中，路线与《难经·二十八难》记载的任脉循行途径基本相同。其他25 条白线均在身体两侧，大多左右对称，分别为前面11 条，背面及侧面14 条。这些纵行分布的白线有一部分与红色线条重合，也部分具有《黄帝内经·灵枢·经脉》中经脉循行分布的特点[54]。据考证，老官山汉墓年代大概在西汉景、武帝时期，漆人所反映的经络学说内容应不晚于这一时期[55]。

结语

东汉时期，陶弘景、张仲景等将传统医学中的医药、诊断、针灸等领域进一步发展深入。魏晋之后，针灸继续作为民众医治的重要医学技术，随着道教方术的发展和佛教的进入，新的医疗手段与针灸等其他中医技术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医学体系。《隋书·经籍志》中将医方收入子部，包括《黄帝鍼经》《徐叔向针灸要钞》《玉匮鍼经》等医籍达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56]，蔚为大观。基于知识与经验的长期积累沉淀，针灸与其他传统医学均在隋唐时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傅维康：《针灸史漫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3 页。

[2][3]刘敦愿：《汉画象石上的针灸图》，《文物》1972年第6 期。

[4]叶晓锋、陈永霖：《从丝绸之路语言接触的角度看先秦部分医学词语的来源：以“扁鹊”“痹”“达”等词语为例》，《民族语文》2018 年第1 期。

[5][45]伍秋鹏：《汉代画像石上的扁鹊图像探析》，《中国美术研究》2021 年第3 期。

[6]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11 期。

[7][9][18][4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750 页，第201 页，第348 页，第453 页。

[8][36]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59—63页，第62页。

[10]（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6 页。

[11]（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345—346 页。

[12][21]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123—125 页，第138—140 页。

[13]（清）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26 页。

[14]宋镇豪：《商代的巫医交合和医疗俗信》，《华夏考古》1995 年第1 期，收录于《甲骨文献集成·30》，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526—528 页。

[15]王恒馀：《论中国古代之“巫”“医”》，原载台中甲骨文学会：《甲骨文论文集》，1993 年，收录于《甲骨文献集成·30》，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483—485 页。

[16]李良松：《甲骨文中的医学史料简述》，《中医药文化》1992 年第3 期。

[17][20]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319—321 页，第322 页。

[19]陶广正、高春媛：《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 年版，第52 页。

[22][23][26][27]（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792 页，第2793 页，第2796 页，第2805—2807 页。

[24]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28 页。注解“石”为“古时外科医疗工具，用石磨成石针或石刀”。

[25]参见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年版，第76—80 页。

[28][29][30]（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75—1776 页，第1777—1778 页，第1777—1780 页。

[31]马继兴：《针灸学通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版，第3—5 页。

[32]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第98 页。

[3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134 页。

[34]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 年第3 期。

[35]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 年第2 期。

[37]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 年版，第15—16 页、第47 页、第141 页。

[38]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 年第4 期。

[39]马继兴：《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医疗器具砭镰》，《文物》1979 年第6 期。

[40]永寿：《郑韩故城出土的石针》，《新中医》1976年第2 期。

[42]（清）张隐菴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 年版，第3—4 页。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第58—60 页、第116—118 页。另见钟依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考古》1972 年第3 期；徐又芳：《中国的针灸》，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7 页。

[44]张厚墉：《关于内蒙古地区医学史中几个问题的考察》，《山西中医学院学报》1979 年第3 期。

[46][47]廖育群、傅芳、郑金生：《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1 页，第124 页。

[48]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版，第87 页。

[49]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5 册，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192 页。

[50]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释文》，《文物》1989 年第7 期；连劭名：《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初探》，《文物》1989 年第7 期。

[51]马继兴：《双包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形》，《文物》1996 年第4 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编著：《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126 页。

[52]谢涛、武家璧、索德浩、刘祥宇：《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 年第7 期。

[53]谢涛、武家璧、索德浩、刘祥宇：《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 年第7 期；梁繁荣、王毅主编：《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年版，第65—66 页。

[54]梁繁荣、王毅主编：《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年版，第31—39 页。

[55]邱科：《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人像六阴经循行特点研究》，成都中医药大学2016 年硕士论文；谢涛、武家璧、索德浩、刘祥宇：《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 年第7 期。

[56]（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40—105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