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世界历史叙事及其当代意义〔*〕

付文军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言：《资本论》关于世界历史的学理筹划

置身于世界历史之中的马克思始终承认他只知道“历史科学”这一“唯一的科学”。〔1〕从书斋走向社会，马克思对于理论和现实的双向批判始终是一种历史性批判。这种历史性批判主要从两个层面得以切实展开：一是借助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而深刻揭示了人们赖以存活的物质生产机制，并以此确证了人类历史依次更迭的普遍性趋势；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论武器而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指认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问题。在普遍与特殊的辩证中，马克思积极回应着人类“历史之谜”。就此而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关切就在于科学揭开世界历史的发展谜疑。《资本论》作为马克思集大成之作，自然也就无可避免地要直面世界历史并对其展开历史性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频繁提及过“世界”或“历史”，却对“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缄口不谈。无论是宏伟的“六册计划”，还是最终面世的“三卷本”，它们都未曾将“世界历史”作为直接的论述对象而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也无法直接在《资本论》中检索到“世界历史”，但这决不代表马克思就此抛离了回应“历史之谜”的学术追求和革命指向。恰相反，世界历史虽未在《资本论》中直接“现身”，却以特有的形式“隐身”在这一皇皇巨著的字里行间。《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要立足于经济领域而展开对世界历史的深层省思和实质剖解。《资本论》以英国作为典型案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复杂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作原则与规律为目的的科学，它就是对世界历史精准、集中而彻底的批判。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聚焦于劳动和资本这一社会关系的轴心而展开了对它们的经济学分析，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2〕找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由和依据，切实有效地回应了人类社会的“来路”与“去向”问题。简言之，《资本论》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存在的秘密”并妥善完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资本论》就是对“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关于人类世界历史性的基本观点”〔4〕的“宣言书”。

二、世界历史的双重维度：“时间”与“空间”的交织

时至今日，世界历史已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而被纳入到了历史学当中，它要着力考究人类从原始孤立状态到世界紧密一体的进程。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他虽然也直接使用“世界历史”这样的表达，但更多的是“世界历史意义”和“世界历史性”这类搭配。在马克思的视域里，世界历史关乎哲学，它要着力阐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生存规律，而不是关于世界近代现代史的呈现。同时，世界历史也是一种用以指导人们考察和分析近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方法论，它旨在以“逻辑的方式”呈现“历史”，〔5〕而不是相反。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世界历史的双重阐发路径：一是从时间维度上将世界历史视为各个世代依次更替和前后相继的历史性过程；二是从空间维度上确证了人类社会由割裂式的地域发展走向联合统一、命运与共的世界史的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两条理解路径或阐释思路是交叉的，世界历史就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延展的过程，它是一个在时间上继起和空间上并存的过程。

(一)世界历史的时间表征：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强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经验的历史，即基于“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6〕的生成史。世界历史的生成不是在思维领域中的纯粹思辨，也不是由离群索居单个人的活动促成的，它是新时代和旧时代的新陈代谢过程。新时代创造的历史是有其基奠的，以前各个时代遗留下的生产力、资金、技术、知识和材料等都是创造历史的“必需品”。“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7〕马克思立足于感性对象性活动而有序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四重原初规定，即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生产本身、新的需要和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生命的生产(家庭关系或繁殖)和历史性的生产抽象。作为新旧交替的世界历史首先就要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现实起点(或“第一个前提”)，满足吃喝住穿这些最基本生活需求的活动就为历史提供了“世俗基础”。人类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实际是满足新需要的“再生产”，这是“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所引发的历史活动，“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历史性存在同时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这种时间不是抽象的持续性，而是由人类具体的当下的生产力的变革构成的”。〔8〕以上两种活动都是服务于生命生产的，这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组建了家庭，随着时代的发展继而构筑了严酷的各种从属关系。反观人类的各式生产，无不是处理自然或社会的关系。

就此看来，“马克思将社会存在的主体视作以生产为核心的非实体的历史活动”。〔9〕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个人呈现出何种状态取决于他/她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更为具体地说，“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0〕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种种物质关联，这种联系在时间中不断更新并采取新的形式，以此铸成“历史”。《资本论》以此为原则并为我们批判性地呈现了一系列“具体联系”，比如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就是典型的经济因果关联。也正是因为世界历史表现为时间上的延绵，马克思才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随着不断发展而“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11〕这种否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的扬弃过程，充分体现了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之间的前后相继的时间性过程。

(二)世界历史的空间延展：从“地域史”向“世界史”变化过程

世界历史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持存，还是空间层面的延展。在对世界历史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敏锐地发现贸易、工商业、化学、航海、铁路和机器等在推进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它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反复出现，“成为马克思阐释和发挥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术语和基本范畴”。〔12〕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世界历史的“快进键”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及其关系，不仅斩断了束缚人们的各种羁绊与强制，还将一切都化为可以交易的商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3〕最初是由于商品销售市场的扩大，驱使着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4〕后来不断发展，以至于实现了原料、人力资源和市场等的全球配置，一切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都被纳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建立，其强大魔力迅速显露出来，“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15〕商品和货币关系“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乃至私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16〕随着人们交往活动的频繁和交往形式的多样，各个地方或民族之间的自给自足的原始闭关状态被改写，各个地方或民族之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联系成为主流趋势。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丰富，不同地方或民族之间的旧式分工被消灭得越彻底，就会使得地方或民族的片面性、局限性和单一性成为“不可能”，人类生存的空间格局也得以改写，“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7〕

《资本论》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农村屈服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劳动隶属于资本的世界图景，也为我们展示了资本流通和积累所带来的全球化这一不可逆的历史趋势。资本是推动世界历史演进的绝对主力，资本按照增殖原则而打造了一个万物互联的一体化世界。只要能够满足资本的增殖欲求，作为“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8〕的空间也迅速被资本化。空间场域会随着资本要求而选取合理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模式，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过缩小农民生存空间(比如圈地运动)而将大量劳动力排挤进城，迅速繁荣了劳动力商品市场。不仅如此，东方从属于西方也使得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工业霸权等迅速布展开来，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资本所及之处，人们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精神空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面催动了“地域史”向“世界史”的进发。

三、世界历史的阐释路径：从诉诸“理性”到“生产方式”

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认知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他对于世界历史问题的考察也经历了一个逐渐科学化的过程。从思想史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沿着从哲学思辨到经济批判的道路启动了对世界历史问题的科学考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先后以理性、私有财产、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为“抓手”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深层阐释。就此看来，从哲学领域到经济学、从理性到生产方式，马克思完成了世界历史考察史上的一次“格式塔的转变”，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及其相关问题也就此得以可能。

(一)沿循黑格尔：世界历史的“隐秘发生”

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终生的，或者说，马克思一直都受惠于黑格尔。在人类思想史上，黑格尔极富创见地“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19〕在黑格尔的理论版图中，“理性”是世界的支配力量，世界历史也因理性而呈现为理性不断自我扬弃的“合理的过程”。〔20〕换言之，黑格尔将“精神”视为世界历史的内核，世界历史不过是“精神”的“舞台”〔21〕而已。更为具体地，这种“精神”或“理性”就是上帝，“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22〕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轴心证成了世界历史的理论图景及其运动机制，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学生时代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极力推崇自我意识，并跟随青年黑格尔派的脚步展开了对黑格尔的批判。紧接着，马克思也开启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之路。

黑格尔所谓的理性主宰世界的方案只不过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23〕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还未映入黑格尔的眼帘，他只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思辨抽象。世界历史通过外化而不断扬弃自身或展开自我否定，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精神(或思维)的生产史——“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24〕在这一思路之下，历史、真理、世界都沦为了形而上学的存在，并逐渐演化为高于物质性实体的精神实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认道：“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日耳曼教条的思辨表现……黑格尔的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这种精神是这样发展的：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可见，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25〕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树起了批判绝对精神的大旗，他们认为“批判的事业”绝不能通过群众体现出来，因为这是一小撮英雄人物或智慧头脑义不容辞的责任。按此逻辑，广大群众只是历史上消极的群氓，只有像鲍威尔一样的英雄才是世界历史中的积极力量。不仅“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而且“改造社会的事业”也被归结为少数英雄人物的“大脑活动”。〔26〕“批判”同“群众”的关系实际上就成为“现代的唯一的历史关系”，全部现代历史都表现为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的运动”。〔27〕可见，黑格尔及其后继者始终未曾脱离“哲学的基地”而对世界历史进行了抽象阐释，借此展开了对精神创造历史(或唯心史观)的理论辩护。正因此，马克思才确认了“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28〕的世界历史需要在“工商业的实践中”〔29〕加以审视的方案。

(二)转入经济学：“私有财产”形塑世界历史

思辨哲学无助于深掘世界历史的根脉，马克思随即就教于经济学。按照国民经济学的思路，他开始着重关注了诸如私有财产等经济事实。马克思的这种关注是双向的，既在理论学习中反思私有财产及其问题，又在回归工商业实践这一粗鄙的“尘世”中探掘了财产所有制与世界历史的关联。私有财产按照自己的“意图”安排着生产和生活，并以此参与甚至是主导了世界历史。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向世人展现了私有财产的“魔力”。土地作为较早的私产，与之对应的便是地租，地租的衡定是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反复磋商、斗争的结果。萨伊和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纷纷呈现了这种对立、斗争或战争，并将其视为“社会组织的基础”。〔30〕随着这一机制的不断发展，最终会造成部分土地所有者纷纷破产，只有一小撮最为富有的人才能依靠地租而过活。如此不仅造成了大地产的集中和垄断，还会使“一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31〕随着地产的出售，地产迅速转化为商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32〕整个社会只剩下工人和资本家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显然，地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私有财产是深度参与世界历史进程的。

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深度考察，马克思发现了私有财产的秘密所在，“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33〕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不仅延绵了劳动者自身的生命，还占有并创造了“对象世界”并按照“为我所用”的原则改造了无机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劳动是“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生产”，〔34〕人们长期处于这样的劳动中并不能确认自身的本质并发展自我的全面潜能，反而造就了尖锐的社会对立。“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35〕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显露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36〕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工业资本的强大而使私有财产完成了“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37〕在这种畸形和异化的状况中，扬弃私有财产就成了摆脱窘境的合理抉择。扬弃私有财产就是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精神之间矛盾的必由之路，也是共产主义的达至之途。扬弃私有财产不是一种口号或批判，而是一项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存在于“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38〕聚焦于私有财产，马克思开启了从经济领域找寻世界历史动力的科学道路。

(三)创设唯物史观：“交往形式”助推世界历史

聚焦于私有财产的批判性考察虽然奠定了考察世界历史的大致方向，但也只能对世界历史展开粗线条梳理。为了解决这一理论困难，马克思开启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分析范式。“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9〕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之后，继而又会进行满足新需要的生产、生命的生产等活动。人们的生产活动将不同的人关联起来，人们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物质联系、社会联系并创造了历史。马克思一再强调要将“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讨的缘由就在于此。当然，这些“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些“联系”不断地更新和推进而表现为“历史”。〔40〕更为具体地说，生产力、分工和交往是促成各个民族、地区和人民之间“联系”的关键，基于一定生产力和交往的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直接就对应着不同的历史阶段，部落(Stamm)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都有其相应的分工形式和特定的生产力基础。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分工的发展，人们也得以建立普遍的交往并形成了全面依存的关系，“地域性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41〕狭小的市场逐渐转变为世界市场，自给自足的生产转变为全球化的生产。

唯物史观开辟了考察世界历史的新境界，它要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2〕由此必然可以得出历史不是关于时代的幻想，而是基于一定生产发展阶段的物质结果。世界历史演进的“事实”也确证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以革命这一剧烈的形式爆发出来，阶级冲突、政权更迭、利益纠葛、意识矛盾、思想斗争和武装战争等都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3〕同样地，世界历史的动力之源也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还欠火候，“交往形式”还不是科学的经济学术语，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探究世界历史的动力根源。《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已经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去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状况了，这为马克思探掘世界历史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指引。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方式”与世界历史

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讨才更加具体而科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存在分工上的不同，唯物史观着重从一般意义上阐释世界历史发展趋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致力于解蔽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发展阶段并以此确证人类历史发展前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4〕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资本逻辑对于世界历史的巨大贡献。马克思以“发展论”为武器为我们展示了一段为资本所挟持的世界历史，并从中找到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

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世界的来临使得每一个生产者对“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愈发依赖。“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45〕随着物物交换发展到货币交换，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原有的世界格局也得以改写。“因为货币加入交换，我不得不用我的产品交换一般交换价值或一般交换能力，所以我的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46〕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就迅速成为助推世界历史的强力支撑。一旦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拥有者在劳动力商品市场上找到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之时，资本就闪亮登场并直接标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扩张和增殖是资本的本性，无论是简单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亦或是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它们都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47〕的表征而已。资本在社会中逐渐呈现出两重趋势，一是“不断扩大流通范围”，二是“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48〕“资本的世界化”和“世界的资本化”成为时代的标配，整个世界历史都为资本所充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问世就迅速成为最普遍的生产形式与规律，通过不断集中资本、扩大劳动的过程、丰富协作的形式、科学被广泛应用于技术之中和机器的全面普及，资本以其特有的“魔力”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这种改变的结果就是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都要大得多的生产力和“庞大的商品堆积”，〔49〕全体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中并使资本主义制度日渐具有“国际的性质”。〔50〕资本的运作加速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有力地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然而，资本具有的“吃人”性质也造就了一系列社会难题，与资本逻辑深化常伴的是日渐加深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世界历史就此坠入“至暗时刻”。与此同时，与这些至暗要素相伴的反抗力量也纷纷成长起来，各种反抗策略也逐渐成熟起来。一旦资本主义的“外壳”与生产力这一“内核”彻底不兼容的时候，这一制度寿终正寝的时刻也就来临了。马克思将这一时刻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和“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1〕代替资本主义的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王国，也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美好前景。

四、世界历史的批判向度：“自由个性”的现实求索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构思和阐释是具有鲜明的指向性的，这种指向性深蕴于对旧时代的批判中。易言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运思充分践履了他早年的豪言壮语——“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52〕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展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53〕世界历史就是在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不断展开的，对于“自由个性”的求索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向。“把人和人类从压迫他们的种种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负责的个性”〔54〕的思想是贯穿《资本论》始终的。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筹划就要一改“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55〕的状况，彻底实现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的“还乡之旅”。

(一)“自由”的积极求索与时代确证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漫布却又枷锁傍身的时代。〔56〕自由是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基本人权，也是资本家赖以吹嘘的重要“资本”。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宣传，必有其“所谓的合理逻辑”。伴随着第二次社会分工而出现的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的人类历史中逐渐完善并源远流长，它除了促进流通和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外，还在经济交往中潜移默化地推行了一种自由平等的机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给予了商品一个响亮的称号——“天生的平等派”。〔57〕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中，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千差万别的，商品的实体形态亦是变幻多姿的，但这并不妨碍不同的商品之间可以顺利进入流通过程并完成交换。这一机制的根源就在于，纵使不同的商品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它们都可以被“抽象”为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这一耗费可以由一定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定。基于此，不同的商品按照不同的量可以实现互换。在抽象面前，不仅不同的商品之间的差异被抹除，不同的商品占有者之间的悬殊也不复存在了。不同的商品占有者依照自己的需要和意愿，进行着等价的公平交易。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也按照基本的商品交换规程进行着自由的交易。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并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58〕进行着雇佣活动。在这一买卖活动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理论上是平等自由的个体，二者谁也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强行推动交易程序。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劳动的自由之上的”。〔59〕

然而，资本主义所强调的自由都是有限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工人之为工人的首要前提就是自由得一无所有，即“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60〕正是因为丧失了赖以维生的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劳动力的拥有者就只能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究其实，这是一种被迫的自由。经过雇佣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活动并不是自由而自觉的，而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61〕随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深入，个人之间的“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62〕工人的所有劳动过程都全程受到资本家的监督。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就是一种“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63〕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全部其实都只是服务于资本或满足资本增殖欲求的。无论是强调劳动自由，还是鼓吹贸易自由、竞争自由，其实质不过“就是资本的自由”。〔64〕如果说资本主义有真正的自由的话，那就是资本及其人格化所拥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都是虚假的，这种自由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经济强制，它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65〕马克思以极清晰而明白的说辞向工人讲道：“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66〕这就为追求真正的自由指明了方向，消灭现存的劳动和资本关系，就不会存在剥削和压迫，真正的自由就有了可能。“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67〕自由也在此时方能达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了对真正自由的原则性求解，包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缩短工作日、消灭旧式分工、大力发展生产、提升精神境界等一系列具体举措。真正自由的时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也是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高度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趋向的“新见解”。〔68〕

(二)“个性”的充分敞显与历史塑造

资本主义时代也是一个个性张扬却又趋于同一的世界。资本主义强调自由、鼓吹平等，造就了生产生活的繁荣景象。同时，经济强制代替了暴力强权，社会个体不再受到种种小生产所有制的牵绊，人人都因此而个性鲜明。人的能力和个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了充分释放，个性得到多大程度的释放也就会遭受到同等的限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述资产阶级“革命作用”的时候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同一强制”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尊长羁绊、消除了不同职业的神圣光环、抹灭了不同阶层的情感情绪，而将这一切都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原来社会中的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都同一为“雇佣劳动者”，〔69〕原本存在的各自独立的拥有不同利益、法纪、政府、关税、民族的地区也都在资本的“撮合”下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70〕

资本主义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社会上的一切都臣服在资本脚下，这种个性张扬实际上就是资本塑造的鲜明个性——抽象的同一个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世人呈现了这种抽象同一强制的因由。在商品交换机制中，不同的商品体必须要经过“抽象”而将它们都视为一个统一的价值对象性存在。在数以亿计的交换过程中，这种抽象始终存在并发挥作用，人们也就逐渐认可了这种抽象模式并将其强化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程加以接受。甚至会内化为思维世界或精神领域的一种固有存在，而对抽象强制俯首帖耳。这种抽象强制在资本主义时代变本加厉地发展，最后演变为一种可量化比较的计算思维或计算理性。资本所看重的只是“增值额”，这是需要计算比较的。在此境况下，不仅生产“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71〕而展开，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都要经过计算来量化。工人就被视为劳动时间的人格化，“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72〕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富有个性的单独个体在资本同一性的强制下也就变得单一了，他们被安置在一条生产流水线上从事着单一的工作，每天都重复着单一的动作。鲜活而富有个性的人就此沦为“畸形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这样，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73〕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完成了对抽象同一强制的解构，“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74〕抽象同一强制虽表现为“观念统治世界的新模式”，〔75〕但其根源还在于生产方式。简言之，抽象同一强制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通过不断攀爬而登上意识形态的顶层并以“观念的统治”来凸显“观念的永恒性”和确证“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76〕并深受资本家青睐而日渐成为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要消解人的这种片面化、畸形化，就要从生产方式入手来寻找科学合理的方案。通过扬弃财产的私有性质、阶级性质，而充分敞显其“社会性质”。〔77〕以此为基础，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候也坚决“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78〕在“决裂”过程中，实现人的解放，也就是恢复人的丰富性维度。使人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并在自己的经验生活、个体劳动和个体关系中充分彰显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和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五、余论：《资本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辟

《资本论》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时代精华。马克思运用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展开了对“历史之谜”的积极回应，以此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架构了一座超越性的桥梁。《资本论》的世界历史叙事充分显露了马克思卓越的智慧和伟大的胸襟，即它以学理的方式展开了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质而彻底的批判，不仅直接确证了自由主义传统发展的界限，还积极指向并引导了广大非发达国家展开社会革命和积极谋划摆脱殖民统治、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运动。“《资本论》从总体上规定着现代世界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也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性资源。”〔79〕

21世纪依然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竞相角逐的时代，“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80〕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81〕立足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沿着马克思所指引的道路而不断展开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容推卸的义务。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领域牢树马克思主义大旗，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完成对时代问题的解蔽，旗帜鲜明地同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划清界限并对其展开强有力的驳斥。以此来巩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为各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驱散思想迷雾和提供智力支援。“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82〕当下的人类交往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深入”和“更广泛”，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也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和“更紧密”。世界历史发展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83〕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史深刻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道路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尊重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84〕实践永无止境，世界历史的发展大抵也是如此，需要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合理利用资本和妥善驾驭资本，助推世界历史的发展。

在马克思的理论筹划中，共产主义并不是乌托邦。世界上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也充分确证了这一美好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艰辛历程也再次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达至之路要历经一个“长久”“艰苦”和“困难”〔85〕的过程。《资本论》是我们深化资本主义批判和坚定共产主义道路的理论宝库，“回到《资本论》”应该成为21世纪的“时代宣言”。

注释：

〔1〕〔3〕〔6〕〔7〕〔10〕〔17〕〔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64〕〔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4、530、540、533、541、201、203、291-292、293、293、295、308、144、150、150、172、172、158-159、130、182、186、531、533、538、544、567-568、756、756-757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4〕〔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29页。

〔5〕石云霞：《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1期。

〔8〕〔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5、458页。

〔11〕〔44〕〔49〕〔50〕〔51〕〔57〕〔58〕〔65〕〔72〕〔73〕〔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8、47、874、874、104、204、743、281、417、874页。

〔12〕刘敬东：《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1页。

〔13〕〔14〕〔15〕〔55〕〔69〕〔70〕〔77〕〔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35、46、34、36、46、52页。

〔16〕〔英〕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575页。

〔18〕〔47〕〔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5、264、928页。

〔19〕〔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90、223页。

〔20〕〔21〕〔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50、33-34页。

〔45〕〔46〕〔48〕〔53〕〔60〕〔62〕〔74〕〔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5、99、388、107-108、465、202、114、114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54〕〔苏〕马·莫·罗森塔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汤侠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页。

〔56〕付文军：《自由的“双重面孔”——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批判性考察》，《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9期。

〔61〕〔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4页。

〔68〕刘同舫：《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劳动正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7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2页。

〔75〕付文军：《〈资本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辩证张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

〔79〕邹诗鹏：《〈资本论〉与现代世界历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8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8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5页。

〔82〕〔8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8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