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晚期社会学：缘起、结构与议题*

迟 帅

不少学者追问韦伯一生学术是否有统一的主题，这牵涉到我们如何理解韦伯社会学的结构和议题。众所周知，韦伯被公认为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社会思想家，其论题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这让早已适应学科专业化分工的后来学者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因此，有必要结合韦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以韦伯的著作集为线索，来理解韦伯社会学思想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腾布鲁克较早提出韦伯著作的统一性问题，他认为韦伯最重要的代表作不是《经济与社会》，而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1)F.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31, 1980, pp.316-351.《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重要起点是韦伯于1904年开始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列论文，还包括后来发展的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相对于《经济与社会》，韦伯有关宗教社会学的思想显然更为系统。李猛指出，这种思想的发展线索无法绕开《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与《经济与社会》两个系列文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理解为韦伯通过宗教研究重新发现了“政治”的意义。(2)李猛：《“政治”的再发现——基于〈新教伦理〉对韦伯思想发展的探讨》，《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而政治问题包括后来发展的支配社会学构成了韦伯著作的核心，这些问题最终以令人警醒的方式反映在1919年《以政治为业》的演讲里。(3)Max Weber, “Politik als Beruf”, in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80, S.505-560.这似乎表明，《经济与社会》才是韦伯最重要的著作。

实际上由于韦伯著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再加上不同阶段的研究重点差异，人们很难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作为学界共识。对此，施鲁赫特认为应从韦伯著作史的发生学角度，理解韦伯作品的结构和不同主题之间的关系。(4)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Neil Solom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2016.考察韦伯的思想经历可知，韦伯有关克里斯玛理论的发展史表明，韦伯对于宗教救赎的思考是与他对权力和支配关系的思考同步展开的。这种思考大致发生在1910年前后，由于一战的爆发，这种交叉点在其晚期社会学的生涯中沿着各自的方向前行。这其实正说明了《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与《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首先，它涉及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其次，在聚焦二者的关系之前，韦伯关心的主要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1895年韦伯发表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演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再次，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韦伯思想的又一关键线索。韦伯受研究经济史的西南历史学派影响，并不赞同只从经济的一般原理角度理解经济行为，而是要求将经济行为置于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中，这构成了韦伯经济社会学的基本思路，也牵涉韦伯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有学者指出，韦伯试图用社会经济学(Sozialökonomik)取代他认为已经过时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成功地将利益、观念和社会行动结合在一起发展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思想。(5)Richard Swedberg, Max Weber and the Idea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这是韦伯在《社会经济大纲》(GrundrissderSozialökonomik)中的基本想法，而《经济与社会》原先只是这个大纲的一部分。总体上说，《经济与社会》的版本、内容、题名以及结构随着时间的变化，都在发生着调整和变更，而《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却有着更顺畅的思想史线索。因此，我们将从韦伯社会学的缘起出发，由此来锚定韦伯晚期社会学的起点、内容、结构及其核心问题。

韦伯晚期社会学的缘起

大致来说，韦伯晚期社会学的“晚期”指的是他去世之前的十年，而不包括他早期求学及担任大学教职的阶段。而施鲁赫特对韦伯晚期社会学的论述则始于韦伯1896年入职海德堡大学，终于1920年去世这段时间。从1864年出生到1894年，韦伯生命的前三十年基本上处在求学阶段。1882年韦伯成为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学生，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还有半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1886年通过实习律师资格考试，继续学习法律和历史。韦伯在1889年以《中世纪商业社会史》(6)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Band 1-2: 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2008；中文版见[德]马克斯·韦伯：《中世纪商业合伙史》，陶永新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取得博士学位，1891年以教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及私法的重要性》(7)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Band I/02: 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86.成为私人教师。1894年4月25日，韦伯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与财政科学”正教授，时年30岁。1894年韦伯发表论文《东德意志农业劳动者境况演变的趋势》。1895年，他在弗莱堡大学讲授“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1896年，韦伯接替克尼斯在海德堡大学的教席，并发表了《古代文明衰退的社会原因》一文。1898年，韦伯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得不中断教职工作，直到1902年才重返海德堡大学从事有限的教学活动。1903年，韦伯与桑巴特共同创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1904年和1905年韦伯身心情况有所好转。1910年，韦伯开始转向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这构成了韦伯晚期社会学的起步阶段。若从发表新教伦理的系列论文算起，韦伯的学术生命只有15年，这影响了他的学术体系的顺利建构。

韦伯社会学的创立来自多方面的机缘。首先，韦伯个人的生活史及其政治倾向对其发掘社会学中的文化意义起到了能动作用，这也预示着他所创立的社会学是一门文化科学，而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早在1895年，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就任国民经济学教授的演说中就宣称，政治经济学关心的首要问题不是人类幸福或分配正义，而是造就未来“什么样的人”，(8)[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修订译本)，甘阳译，迟帅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韦伯关心德国作为落后的民族国家的大国责任，强调人性的尊严，希望德国能够担起它相应的文化使命。针对德国市民阶级的软弱性，韦伯批评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幼稚不足以推动德国自觉地从君主制转向议会制，不能促成德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迈向先进的工业国。(9)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4, Landarbeiterfrage, Nationalstaat und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Schriften und Reden 1892-1899,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J.Mommsen in Zusammenarbeit mit Rita Aldenhoff, 2 Halbbände,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93, S.626-640.在这方面，韦伯思想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张力。蒙森针对韦伯与德国政治的关系研究认为，韦伯只是一个灰心的自由主义者，其民族主义思想压倒了原有的自由主义倾向。(10)[德]沃尔夫冈·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这种政治倾向之间的张力也反映在韦伯的学术研究当中。即使在后期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中，韦伯同样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徘徊，并展现出他对政治问题的纠结和思考。俄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让韦伯看到了现实的政治变革，并促使他在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中思考资本主义的普遍化问题。此外，面对科学概念的构造问题，韦伯开始创立他的理解社会学方案，运用比较研究发展系统的概念工具。韦伯反对实证社会学仅仅限于外在的观察角度，他关心行动者的意义问题。在此意义上，施鲁赫特称韦伯的社会学从核心角度来说是文化科学。(11)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70.玛丽安妮·韦伯则认为文化科学的普遍概念学说是韦伯历史逻辑中独具特色的地方，韦伯以此建立了他的社会学。(12)[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简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这反映了韦伯社会学的文化特色，他采取理解和解释的双重视角，交替运用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这不仅有助于回答经验材料所触发的现实问题，也反映了韦伯在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双重角色。

从家庭史来看，他的家庭并不缺乏相关的宗教背景。韦伯早年熟读施特劳斯、施莱尔马赫和柏拉图等人的作品，学生时期曾沉迷于神学课程，不过这些并未让他树立明确的宗教信仰，韦伯早先也并未开展宗教史研究。罗斯对韦伯家庭史的研究表明：韦伯早年及其家人都受到了宗教文学的影响，只是他对宗教保持相对客观的看法。(13)Guenther Roth, “Weber the Would-be Englishman: Anglophilia and Family History”, in Hartmut Lehmann & Guenther Roth(eds.),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Origins, Evidence, Con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83-121; Guenther Roth, Max Webers Deutsch-Englische Familiengeschichte 1800-1950: mit Briefen und Dokumenten,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2001.施鲁赫特认为，韦伯的家庭宗教状况，尤其是胡格诺宗教背景对他的宗教看法产生了重要作用。(14)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30.在柯林斯看来，韦伯父母双方的不同精神特质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两个侧面及其伦理表现，韦伯在他父母身上并通过他们又在整个家族背景中看到了这些伦理表现。(1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导读，兰德尔·柯林斯。因此，韦伯的家庭生活史直接塑造了韦伯的精神个性，并间接引导了他对宗教和经济两大主题的思考。

在个人生活方面，韦伯于1898年7月精神崩溃，历经身心痛苦，他不得不卸下正教授职位，中断所有智力工作。根据韦伯夫人玛丽安妮·韦伯所写的传记，韦伯在这段时间里，不能读书，不能写作，也不能阅读、走路和睡觉。所有智力和身体功能大都不听使唤。他强迫自己工作很快就会在精神上陷入像漩涡一样混乱不安的状态。(16)[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191页。或许是痛苦的个人经历让韦伯从个人的命运联想到时代的命运，促使他思考自己和整个时代的精神救赎问题，也促使他从个人禁欲方面的问题联想到17世纪新教禁欲主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作用力。正如施鲁赫特所说，新教的自我救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个人不能左右的天命，韦伯将那些信仰这一学说的人的内心的孤寂感，与他生病以后成为生活常态的孤独感联系了起来。(17)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0,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von 1905, Schriften und Reden 1905-1912,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J.Mommsen in Zusammenarbeit mit Dittmar Dahlmann,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89, S.32.作为一项生活史经历，他从中感受到他所描述的“战斗教会(ecclesia militans)的英雄气概”。(18)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Schlucht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Ursula Bube,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2014, S.251.韦伯因为个人疾病体验到了依据职责创建生活方式的意义问题。(19)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32.这种意义问题首先表现为他的生活和学术危机，并因为他突然生病导致思考能力丧失进而中断做职业人的学术生活，他不得不选择一种自己能够承担的不定期的学术编辑和出版工作。

韦伯从教授到编辑的角色转变并未终止其学术活动，反而使他得以联系大学各个相关专业的学者，征求论文选题和负责杂志出版。1903年，韦伯的朋友埃德加·亚飞买下海因里希·布劳恩的学术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下文简称“《文库》”)，邀请因病辞去海德堡大学教授职位的韦伯出任该杂志编辑，韦伯考虑到自己工作的不稳定性便接受了这份工作，打算“只为这份杂志写稿”。(20)[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220页。韦伯为该杂志所写的引言确立了该刊的选题范围，“必须把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历史和理论认识作为自己关注的问题，因而要保持同相关学科的密切联系，这些学科包括普通政治学、社会伦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被统称为社会学的研究”。(21)[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221页。新编辑们原本提出三点意见：(1)全然接受资本主义，拒绝古代社会宗法制的复辟；(2)社会秩序的旧形式必须让位于新形式，新的社会秩序要求无产阶级加入“现代国家的文化共同体”；(3)新的社会重组必须通过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缓步进行。(22)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0.韦伯反对这些价值倾向成为杂志原则，作为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核心成员，韦伯坚持杂志选题的客观性原则，以超越单纯强调某种价值相关性和政治立场的应用政策分析，强调了《文库》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这成为韦伯讨论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

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讨论来自19世纪历史学派和理论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1883年古斯塔夫·施莫勒挑起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理论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施莫勒首先评述了门格尔和狄尔泰等人的著作，攻击了门格尔在方法论上的问题，门格尔代表奥地利边际效应学派随即做出了回应，强调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23)Carl Menge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ed by Francis J.Nock,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9.1902年，应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同事的邀请，韦伯为该校的纪念文集写了一篇有关方法论的论文《罗雪尔和克尼斯及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但因病他仅完成了论文的第一部分“罗雪尔和克尼斯及历史国民经济学的逻辑问题”。(24)Max Weber, 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88, S.1.在患病期间他阅读了李凯尔特的著作，支持他的“历史个体”的思路，(25)Heinrich Rickert, The Limit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德语版首见于Heinrich Rickert, 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Eine Logische Einleitung in Die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02。从逻辑上处理了历史个体的价值相关性以解决以上两个学派的方法论之争。这些看法反映在1904年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知识的“客观性”》(下文简称“《客观性》”)一文中，韦伯将其发表在改版后的《文库》第一期上，以此强调《文库》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遵循客观性的宗旨，并据此展开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问题研究。1904年，韦伯完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部分。

在韦伯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施鲁赫特将其总结为两种意识形态阵营发表的有关经济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26)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33-62.在社会主义视野中，针对经济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认为新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加尔文教，路德教由于其传统主义成为传统势力的驯化工具；伯恩施坦对英国清教徒的研究表明新教对于国家和罗马教会的专制主义起到了反抗作用，他还注意到了清教徒的禁欲生活方式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类似的看法还存在于所谓资产阶级学者内部。戈特因、布伦塔诺、耶利内克、桑巴特和特洛尔奇等人也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上述关系。戈特因发现加尔文教徒的散居地同时也是孕育资本主义经济的学校。(27)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43.布伦塔诺描述了中世纪以后宗教间的发展历程，关注了加尔文教教会制的斗争引发了教会和国家关系的变动。(28)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47.耶利内克进而指出了教会改革带来了国家和教会的分离以及各个教会团体自治，这在制度上表达了宗教领域的个人主义，进而认为人权和公民权有着宗教上而非政治上的根源。(29)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49.这也说明有关经济和宗教关系的讨论涉及政治问题。此外，与韦伯一起创立《文库》的桑巴特也先后发表了两卷本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而韦伯的好友特洛尔奇就加尔文教对于现代世界的特殊意义在1903年的论文里也做了说明。这些都对韦伯进入宗教史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相比于以上学者对此问题的各种看法，韦伯的回答体现出了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和科学性。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研究在内容和观点上经历了与上述学者的数次交锋。韦伯展开新教研究的起点是在患病之前，他指导他的博士生马丁·奥芬巴赫做了巴登地区的宗教信仰、教育和职业的统计表，希望从经验层面找出宗教信仰和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这项后来发现颇有问题的研究成为韦伯展开资本主义早期宗教信仰和经济行为关系研究的出发点。(30)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128, S.482.美国之行后，韦伯接着新教伦理的研究写了第二篇论文，在禁欲新教的标题下，逐渐从对加尔文教和路德教的对比扩展到对虔信派、循道宗以及其他新教教派的扩展性研究，(31)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242-244.并最终超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关注，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讨论了由专业工作创立的现代职业人精神。(32)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85.韦伯之后关于《以科学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也讨论了将职业作为天职以及科学家和政治家的道德。围绕这些问题，韦伯与卡尔·费舍尔和菲利克斯·拉赫法尔展开了两轮争论。韦伯与费舍尔主要围绕方法论问题展开争论，而和拉赫法尔的争论则更多的是在内容上。费舍尔针对经济成就和宗教信仰的关系研究，要求韦伯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在方法上对二者的因果关系做出明确说明。对此，韦伯指出，他已经在之前的论文中通过反事实构造为“历史个体”找到了一种适当的因果关系以说明二者的联系。(33)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110.拉赫法尔将韦伯和特洛尔奇的观点放在一起批评，认为他们夸大了宗教因素的影响力，同样要求韦伯排除宗教之外的其他因素，证明加尔文教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源头上存在内在的先后联系。(34)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110-113.韦伯大致复述了他的研究内容，并未继续与拉赫法尔的争论，韦伯认为拉赫法尔的宽容论题是他在内容上对这次争论所做的唯一贡献。通过拉赫法尔的挑战，韦伯在教会和教派之间做了概念区分，并指出资本主义不再只是一种主要在现代出现的事物，而是一种普遍历史现象。(35)Wolfgang Schluchter, 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 sechs Studien zu Max Weber,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Einleitung, 2009.韦伯在最后的反批评部分承认了他对这些批评者也存在一定的误解。(36)Max Weber, “Antikritisches Schlusswort zum ‘Geist des Kapitalismu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31, 1910, S.554-599.韦伯在1919到1920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增订本注释里写道：“我任由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再次期待)决定，通过比较能够从中相信：对于我论文里任何包含客观本质的断言，我都一个句子也没删除、改写、淡化，或者补充客观上存在出入的断言。”(37)[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正如施鲁赫特所说，他的批评者，无论是桑巴特还是布伦塔诺，费舍尔还是拉赫法尔，在提到他的原始论题时都没能促使他做出修改，或者使他改变看法。(38)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189.这既反映了韦伯积极介入以上充满争议的核心议题，也反映了他对自己学术独立性和科学性的捍卫和坚持。经过与上述学者的交锋之后，韦伯超越了禁欲新教的研究，进入了原始基督教历史，并最终转向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韦伯在一战前后转而讨论世界宗教的救赎学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回应特洛尔奇1908年发表在《文库》上的《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一文。他以此表明基督教追求救赎的确定性产生了心理和社会的双重后果，即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两种出路。(39)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759-762.这些回应大概是在1912年到1913年“反批评结语”发表之后，随之“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成为韦伯宗教史的考察重点。这构成了韦伯关于经济与宗教关系研究的基本线索。

韦伯晚期社会学的结构

《经济与社会》和《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构成了韦伯晚期社会学的主要关注点。这两个未完成的研究项目之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联系？按照施鲁赫特的观点，需要追溯二者的发生史。在《韦伯晚期社会学》的前言里，施鲁赫特交代了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考察《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和《经济与社会》这两部作品集之间的关系结构。因为这两部作品集虽然内容不同，但在结构上相互关联，韦伯在生前未能完成其全部的构思。而且由于韦伯参与一战耽搁了部分作品的写作，其前后期的研究思路和计划也发生了改变。宗教社会学是从他早期禁欲新教的研究中发展而来，而《经济与社会》则是战前构思战后完善的著作集。施鲁赫特所关心的就是从韦伯的这两部著作的发生史角度理解二者的关系，(40)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Vorwort.即从著作史角度做回溯性的讨论与辨析。

作为韦伯晚期社会学的基本内容，《经济与社会》和《宗教社会学论文集》这两部作品集的名称和结构总体上是在1910年开始成型的。《经济与社会》在1909年之前叫作《政治经济学手册》(HandbuchderPolitischenOekonomie)，早在1905年韦伯就已初步拟定了《经济与社会》的写作计划，并与出版商保罗·西贝克就修订《政治经济学手册》保持通信；本来交给勋伯格负责编辑，后者在1908年1月去世，原计划不得不发生改变，(41)[德]施寒微：《韦伯与〈经济与社会〉》，徐亮迪、陈嘉涛译，《读书》2018年第10期。其后被更名为《社会经济大纲》。(42)又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学概论》。《社会经济大纲》致力于发展一门呈现意义适当性的最优化的历史科学，以促进因果分析，并反对简单的功能分析和组织分析。(43)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69.韦伯负责出版了该书的第一至第五部分内容，而当年的第三部分“经济与社会”直到1921年才面世。《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是在新教伦理的两篇论文之上进一步拓展而来，1910年后，韦伯在新教研究基础上从普遍历史角度展开了世界宗教的比较史研究。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序言开头指出：“这些文章原来只是碰巧与《经济与社会》这部论著一起出版，而《经济与社会》将会成为《社会经济大纲》的一部分。所以《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的文章是为了解释和补充《经济与社会》中论宗教社会学的章节。”(44)Max Weber,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15-1920, Herausgegeben von Helwig Schmidt-Glintz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Petra Kolonko,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89, Einleitung.见[德]施寒微：《韦伯与〈经济与社会〉》，徐亮迪,陈嘉涛译，《读书》2018年第10期。腾布鲁克认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因为论题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所以更为重要。而根据韦伯的说法可知，宗教社会学部分，包括新教伦理到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本身在最初计划里只是《经济与社会》的一部分内容，最多构成对它其中涉及宗教社会学的论述的补充说明。按照这种说法，《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只是构成了《经济与社会》的重要补充，而非韦伯论述的主体。

不过，《经济与社会》在韦伯生前和身后的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版本和内容构成。除了韦伯在生前所做的计划安排以及后来的调整以外，韦伯死后，玛丽安妮将韦伯相关的不同文稿加上各种小标题放在一起分成两册编辑出版，这不一定能准确反映韦伯的研究意图。温克尔曼(Johannes Winckelmann)在1956年的第五版将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他也将韦伯的不同主题糅合成相对统一的形式，其中包括了韦伯还未修订和完成的文稿。而在新版的韦伯全集里，《经济与社会》里的文稿因为不同的完成状况被分为六个单独部分。(45)M.Rainer Lepsius,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he Legacy of Max Weber in the Light of the Max Weber-Gesamtausgabe”, Max Weber Studies, Vol.12, No.1, January 2012, pp.13-23.从内容形式来看，韦伯全集里的《经济与社会》由八个部分构成。(46)见MWG I/22-1, MWG I/22-2, MWG I/22-3, MWG I/22-4, MWG I/22-5, MWG I/23, MWG I/24, MWG I/25.《经济与社会》的不同部分经过了多次调整，有些主题在一战以后才逐渐明晰。如有学者提到支配社会学在《经济与社会》里的发展变化，在较早版本里支配社会学由八个独立的标题组成，从1910年到1913年，韦伯发展出了“完全的国家社会学理论”，而有关支配的类型在1918年的三个类型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民主”类型，后来韦伯又舍去了这个类型。(47)Carlos Eduardo Sell, “The Two Concepts of Patrimonialism in Max Weber: From the Domestic Model to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Sociol. Antropol, Rio De Janeiro, v.07.02, agosto, 2017.结合以上说法，《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是为了解释和补充《经济与社会》中论宗教社会学的章节，而支配社会学才是《经济与社会》的核心内容。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宗教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就此指出，“韦伯思考支配社会学的问题与他以往思考宗教社会学的思路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仍是理性化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48)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李猛编：《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242页。这种说法将宗教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放在了相对统一的问题框架内看待，肯定了韦伯著作主题的统一性，并将其总结为理性化与自由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问题的焦点正是韦伯的克里斯玛理论，它体现出了韦伯这两部作品集的结构结合点。由此可见，有关宗教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逐渐完善的过程，反映了韦伯对宗教和政治关系问题的思考，这其中借助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对不同文明类型的比较研究。

《经济与社会》的写作可以划分为战前和战后两部分，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一战之前，韦伯完成了第一到第五部分，战争期间，韦伯的内容安排经历了多次转换，研究题目也发生了数次改变，如从《经济与社会》(1910)到《经济、社会秩序和权力》(1914)。(49)学界关于韦伯的研究重心的争议，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总结起来正是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四者之间的关联，最能代表这种关联性的研究作品便是《经济、社会秩序和权力》，这个名称似乎更能反映出韦伯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它是《经济与社会》的别名，1913年后韦伯经常称其为“我的社会学”。1914年，韦伯在一篇名为《经济、社会秩序和权力》的论文中分析了经济和经济权力，以及社会秩序和权力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1917年，他又接着讨论了《经济与社会》的部分作品，并在1918年继续这一研究，直到1920年去世，还未完成《经济与社会》的全部计划。(50)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42.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韦伯提出他“绝不会研究‘经济理论’”，而只想确定“经济内部所有最为简单的社会学关系”。(51)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23,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Soziologie, Unvollendet 1919-1920, Herausgegeben von Knut Borchardt, Edith Hanke und Wolfgang Schluchter,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2013, S.216.这方面的内容主要见于《社会经济大纲》。韦伯对社会学的定义将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对象指向有意义的社会行动，而且将社会置于行动之前，由此所谓经济行动等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都是社会行动，反之则不然。这是由于社会学所明确的研究对象包括了行动的后果和动机两个方面，韦伯对于二者的分析具有一般性意义。将经济行动视作社会行动的一部分，这说明经济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学的从属，同时明确社会学是将社会行动作为基本分析单位，而无论是经济因素还是社会因素，二者都渗透着权力分析。因此，《经济、社会秩序和权力》一文更能彰显韦伯的研究意图和框架结构。

在权威版韦伯全集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也由不同部分构成，在此之前韦伯完成了新教伦理和新教教派两篇论文。(52)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8,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Die Protestantischen Sekten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Schriften 1904-1920,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Schlucht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Ursula Bube,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2016.按照他的预想，这两篇论文后面还有新教的续篇，(53)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59.讨论宗教的阶级状况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等，这涉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不过这个写作计划一拖再拖，最终由于韦伯在一战前后转向了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而搁置。针对新教研究的系列论文问题，施鲁赫特提到韦伯在1908年对费舍尔的第二篇反批评的回应，(54)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105.这就是由于个人疾病以及和特洛尔奇的研究领域重合而导致的有关新教研究的单行本问题。(55)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505.在1919年和1920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文修订版脚注里，韦伯交代很久没有完成续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特洛尔奇《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的出版。(56)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8,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Die Protestantischen Sekten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Schriften 1904-1920, S.491.为了避免烦琐的神学研究，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了世界宗教，由此开启了针对文化发展的比较历史研究。他的比较历史研究聚焦于宗教和社会之间的普遍历史联系，如《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和《古犹太教》等。这些宗教类型多样而繁复，韦伯早在1915年就出版了“导言”“儒教”和“中间考察”，(57)1915年10月中旬出版的第一篇文章包含了“导言”以及“儒教(第一和第二部分)”，1915年12月底出版的第二篇文章则包含了“儒教[第三和第四部分(结果)]”以及“中间考察”。参见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138.他在这些关键文本里主要比较了新教和儒教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尽管玛丽安妮·韦伯指出韦伯思想在前期已经具备了所有的基础，但也有学者指出了后来的变化，如韦伯在1910年之前根本没有明确提出所谓“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58)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p.12.理性主义问题是在韦伯转向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之后逐渐明确的。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的思想转向也说明了《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与《经济与社会》二者关系平行发展各有侧重，韦伯在1915年明确强调二者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59)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9,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15-1920, Herausgegeben von Helwig Schmidt-Glintz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Petra Kolonko,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89, S.83.这既反映出韦伯著作在不同时期的主题变化，也反映了二者之间的连贯性。从《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与《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来看，韦伯全部著作的不同主题有着多样性和连续性的双重特点，只是二者在不同时期的重心不同。但总的来说，《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补充和解释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以西方理性主义的特色为焦点，便于韦伯重新认识和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因此，《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作为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在韦伯思想中占有特殊位置。这部论文集第一卷是韦伯生前唯一亲自修订的，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才更具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韦伯生前并未看到它的出版。(60)[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259页。与之相比，《经济与社会》只是韦伯夫人在他身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做的整理文本。腾布鲁克宣称，韦伯的主要著作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而不是《经济与社会》，因此他提出要告别《经济与社会》。(61)F.Tenbruck, “Abschied vo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Bd.133, 1977, S.703-736.《经济与社会》包含了韦伯从1910年到1913年研究宗教社会学的部分作品。施鲁赫特指出，从《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结构布局来看，“前言”适用于所有文章，而“导言”只适用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这是因为这一论文集将先前及新修订的新教研究，还有教派论文引向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62)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17.施鲁赫特发现，一战之前韦伯计划出版《社会经济大纲》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但是战争期间，《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最终扩展成为四卷本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而《社会经济大纲》则进展不大。(63)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54.这样，宗教社会学的论文将之前的新教研究和后来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连贯起来，并突出了理性主义问题。施鲁赫特指出《社会经济大纲》和《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在概念发展和概念应用方面互有侧重，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前者首先用于概念发展，后者则体现了概念应用。不过韦伯在概念的发展方面略有延迟，直到去世之前，他才完成社会学基本概念的教材论述。(64)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317.人们不应该独立地看待这两本著作集，究竟哪部作品更占中心位置，还需要结合韦伯晚期社会学的相关议题进行分析。

韦伯晚期社会学的议题

联系韦伯一生的学术活动来看，韦伯早期的科学研究并未以发展社会学为己任，但是他广泛处理了与历史和现实政策有关的经验研究，也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理论概念，为其晚期社会学研究打下了基础。韦伯最初在学界崭露头角是因为中世纪和古代的法学和经济史论文，尤其是农业资本主义和近代股票交易市场的研究在这些专业领域内获得了极大反响。1892年，韦伯基于大量的经验调查完成并发表了《易北河以东德国农业工人的状况》，(65)Max Weber, Die Lage der Landarbeiter im ostelbischen Deutschland 1892, 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Riesebrodt, 2 Halbbände,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1984.这为德国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提供了经验指导。玛丽安妮·韦伯认为韦伯早期的经验研究当中就已经孕育了后来的研究方法和核心思想，也有其他学者批评不少人低估了韦伯早期作品在理论和方法上对他晚期社会学的巨大贡献。例如，早在易北河的研究中，韦伯就展开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提出了诸多概念，如理想类型、支配类型学和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等概念。(66)Hans J.Pongratz, “Die Lage der Landarbeiter im ostelbischen Deutschland(1892)”, Max Weber Handbuch: Leben, Werk, Wirkung, Hans-Peter Müller und Steffen Sigmund(eds), J.B.Metzler, 2020, S.226-231.这些概念大多出自他的经验研究，其中也有不少是受到同行的研究启发，他将这些概念用于后来的研究当中。尽管韦伯在这一时期内并没有公开发表宗教史研究论文，但这些早期研究构成了韦伯晚期社会学的概念基础。

施鲁赫特认为韦伯首先涉猎的是经济和政治，而非经济和宗教。(67)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6.韦伯很早就加入了1872年施莫勒所创立的社会政策协会，(68)熊跃根：《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变革时代的社会政策：对理解当代中国的启示》，《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1895年，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就任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就发表了《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这说明韦伯在转向经济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之前关心的的确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政治维度似乎在韦伯考虑宗教和经济问题时暂时隐退了。有学者指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与《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包括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思想发展问题，可以说是韦伯著作史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伦理中发现了“政治”的意义，并从清教徒的“支配世界”中发现了支配社会学的线索，这构成了理解现代西方人人性的线索。(69)李猛：《“政治”的再发现——基于〈新教伦理〉对韦伯思想发展的探讨》，《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换句话说，韦伯在宗教中重新发现了“政治”的维度，新教徒对世界的支配形成了宗教意义上的权力关系，这种支配关系有助于他重新回到对政治的权威类型和支配问题的讨论。1919年，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再次讨论了权威和支配问题，其中他重点强调了追随者自愿接受“领袖”纯粹个人“克里斯玛”的权威支配，因为它代表了天职观念的最高表现。(70)Max Weber, “Politik als Beruf”, in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S.505-560.这表明，克里斯玛的权威支配沟通了韦伯对政治与宗教权力的关系思考。

韦伯对经济与宗教关系的思考首先针对经济还原论。在1898年“一般(理论)国民经济学”的课上，韦伯表达了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看法。他针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和宗教的重要性。韦伯认为人的需求并不只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同时也涉及世界观内容，为此他强调了宗教与经济关系的综合作用，批驳了简单的经济还原论。(71)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II/1,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2009, S.363-370.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此问题的回答，恩格斯批驳了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简化为经济决定论的看法。国内评论可参见沈江平：《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评判》，《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他想考察“在哪些方面宗教意识内容确实会对物质生活产生作用”。(72)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424.他强调了理想或者理念的重要性，希望从经验层面表明理想在历史上如何发挥作用。(73)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214.他认为理想自身固有的规律性既不能被还原到经济上的阶级状况，也不能被还原到历史和政治环境，同样不能被还原到制度状况。(74)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70.韦伯将其用于对宗教内过程及其向宗教外的转变方面的分析。(75)Wolfgang Schluchter, 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 sechs Studien zu Max Weber, S.62.比如整个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的发展方向是宗教伦理下降为功利主义，新教徒的职业成就不再作为救赎的依据，而是成为功利主义的工具，于是才出现了工具化的经济人。理念通常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发挥作用，实际历史发展是受理念和利益的双重调节。(76)不是理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直接支配着人的行为。然而，由“理念”创造出的“世界形象”(Weltbildes)常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Max Web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ans Heinrich Gerth and Charles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280.因此，韦伯反对费舍尔将其系列论文解释为试图证实“唯心主义历史意义的真相”，(77)K.H.Fischer,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Replik auf Hern Professor Max Webers Gegenkritik, in AfSSp, 26, Band, 1, Heft, 1908, S.270-274.并再次澄清他的主要论题是禁欲新教的不同流派及其学说和实践对它的信徒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独立于多样化的政治、经济、地理和种族条件，不过在相同流派中首先独立于“作为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78)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504-507.所有这些既不能用“唯心主义历史描述”，也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单独揭示。(79)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509.韦伯在捍卫特洛尔奇关于自然法的演讲时，也反驳了具有唯物主义视角的滕尼斯，对滕尼斯的反驳间接呈现出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1910年以后韦伯在关心普遍历史的理性化问题时，更认识到经济框架的整体性需要补充经济以外的因素。韦伯对经济基础的反思促使他更加强调宗教的文化意义及其自主性，并以此试图超越简单唯物或唯心的做法，而希望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文化意义。

总的来说，韦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引来了批评与反批评，同时涉及方法论和内容问题，也涉及对理念和物质利益关系的讨论。韦伯著作的这条线索，较早出现于他对鲁道夫·施塔姆勒《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观念与法律观念：一项社会哲学研究》一书所作的批判。(80)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191.中文版见[德]马克斯·韦伯：《批判施塔姆勒》，李荣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韦伯在《客观性》论文的第二部分区分了经济性、经济制约性和经济相关性。他批评了仅仅从经济利益角度理解人类社会的单一视角，而强调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视角，如：除了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之外，还有为了解释而进行的理念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世界观的斗争。(81)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3.这就要求人们将社会科学看作文化科学。正如玛丽安妮·韦伯所说，这种文化科学体现了韦伯社会学构建当中历史逻辑的特色。韦伯的方法论宣言批判了单纯的经济学视角，他反对在经济和宗教事实之间“太过直线性的构思”。(82)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747.早在1898年“一般(理论)国民经济学”讲座中，韦伯就反对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特别是宗教视作经济基础的单纯反映。这一论证也贯穿于韦伯后来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如1904年的《客观性》论文，1904年和1905年的新教研究，1910年首届德国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针对特洛尔奇的讨论文章。(83)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9, 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 Schriften und Reden 1904-1911, S.747.他肯定了文化的独立作用，并试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1918年韦伯在维也纳大学开设了“经济与社会”课程，副标题就是“对唯物主义史观的积极批判”。(84)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II/7, Allgemeine Staatslehre und Politik(Staatssoziologie), Mit- und Nachschriften 1920, Herausgegeben von Gangolf Hübing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Andreas Terwey, Tübingen: J.C.B.Mohr(Paul Siebeck), 2009, S.123-125.这构成了他的支配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

理性化和“世界的除魔”(Entzauberung der Welt)则构成了韦伯晚期社会学思想的重要议题。1910年以后韦伯开始重点思考理性主义的类型学，这应该是韦伯在迈向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当中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韦伯想以此定位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并揭示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及其起源。(85)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8,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Die Protestantischen Sekten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Schriften 1904-1920, S.116.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前言”中，他将禁欲新教的研究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捆绑在一起，由此突出西方文化的特色，在现代西方内部评价理性主义及其起源。这涉及韦伯对宗教和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理性化理解。1917年，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里提到了“世界的除魔”，他认为伴随着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发展，人们关于自身所处的生活条件的一般知识并未随之增加，但是，他们设想原则上能够掌握一切他们想要了解的知识，随着科学的发展，世界对人们来说不再神秘，他们掌握知识的手段不再是通过巫术而是通过技术。(86)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Duncker & Humblot, München und Leipzig,1919, S.16.腾布鲁克将韦伯的核心问题归为“何为理性”以及“世界的除魔”。(87)F.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in Keith Tribe ed., Reading Weber, London: Routledge, 1989, p.75.但施鲁赫特认为这一说法很难成立，原因在于“世界的除魔”这个词也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并且在韦伯著作里只出现了几次。(88)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pp.577-578.韦伯在1904年和1905年的新教研究中还未使用这一概念。不过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韦伯后期越来越重视这个概念的应用。韦伯首先在1913年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然后是1915年《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导言”，以及在儒教和清教的比较中应用了这一说法，它被四次追加在之前的文稿中。(89)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190.“世界的除魔”随后在英文世界里得到大力传播，被广泛用于理解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发展变化。(90)Hartmut Lehmann, 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 Studien zu Themen Max Webers,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09.根据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韦伯认为只有新教才体现出了摆脱巫术的最高层级，并彻底呈现出“世界的除魔”。施鲁赫特认为，这个概念是随着系统的宗教社会学和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发展而来，借此韦伯将他的新教研究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论文合成为一个整体。(91)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15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版(1920年)里韦伯加了一段话：“打从古犹太先知开始，再结合希腊的科学思想，拒斥一切巫术性的救赎追求手段为迷信与亵渎，乃是宗教史上的伟大过程，亦即现世的祛魅在此(禁欲新教)走到终点。”(9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第84页。在施鲁赫特看来，这一宗教史的伟大进程有着一般发展史的意义，即宗教实践的理性化推动了宗教世界的除魔，而随现代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宗教外世界的除魔，并带来一种非宗教的理论和实践的理性主义，它对人们关于宗教的理解起到了反作用，宗教在这些“世俗”理性主义的代言人看来成为一种非理性权力。(93)Wolfgang Schluchter, 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 sechs Studien zu Max Weber, S.2.至此，新教加速了世界的除魔，并以取消巫术和传统宗教的魔力为特点而成就了世俗科学的魔力，进而开启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这就表明“世界的除魔”在韦伯晚期社会学当中越来越占有中心地位，而他随后也逐渐将他的研究清晰化和主题化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如果仅仅以其出现的时间早晚来看，我们不能决定这个概念是否构成韦伯思考的中心议题，况且韦伯随后将其追加在了之前的研究当中。如果考虑韦伯著作的统一性问题，《科学作为天职》当中世界的除魔本身则明确彰显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这正好回应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比较研究结论，即其他宗教和传统文明因其非理性和巫术色彩而逐渐让位于世界文明的普遍历史进程，宗教也正逐渐让位于世俗科学，并最终成就了现代世俗文明的合理性。

韦伯晚期社会学著作的核心问题似乎就是要回答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理性主义。玛丽安妮·韦伯认为，韦伯最重要的发现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性以及它在欧洲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韦伯将先前关于宗教和经济的问题扩展成了整个欧洲文明的特色。(94)[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263页。众多文化现象诸如自然科学、神学、法学、复调音乐、哥特式拱顶技术、透视绘画艺术、现代新闻业、欧洲大学以及理性官僚制政府机构和等级制国家与资本主义，构成了“我们现代生活中有着最为决定我们命运的权力”。(95)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8,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Die Protestantischen Sekten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Schriften 1904-1920, S.105.其中禁欲新教代表了世界的除魔的理想类型，展现了普遍历史比较的基准点，韦伯借此研究现代经济风俗和禁欲新教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从这些西方特色领域中韦伯发现了“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理性主义”。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任务就是“在现代西方内部辨认出西方的特性，识别理性主义，并解释它的起源”。(96)Max Web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8,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Die Protestantischen Sekten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Schriften 1904-1920, S.116.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显然占据了韦伯论述的核心，它似乎说明了西方文化的特色，并借此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理性化进程。承认这种合理性在韦伯思想当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意味着韦伯的学术追求旨在说明西方文明的合理性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反思韦伯有关价值中立与价值相关性的方法论讨论，它要求我们对这种概念发展和概念应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深入思考。在这种比较和发展史研究中，施鲁赫特认为韦伯就理性主义类型学所选择的比较基准点是出于描述的方便之举。(97)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10.这就是说韦伯并未从实质和规范层面先入为主地承认西方文化的这种独特性和合理性的普遍意义，资本主义的起源并不意味着它具备取代其他文明的普遍合理性。施鲁赫特认为韦伯并未沉溺于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而是更多出于方法论的考虑，他的理由是韦伯认为意义(Bedeutung)和有效性(Gültigkeit)并无内在的关系。(98)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14.这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并不意味着它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相反，资本主义对社会阶层和环境带来了负面后果，韦伯感兴趣更多的是它的起源和发展史。这种辩护也有一定道理，不过韦伯显然带着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而并不仅仅是支持或者反对西方文化的这种正当性。韦伯当然在他的价值中立的科学分析当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定的价值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就是其欧洲文化的中心主义视角。韦伯在结束他的新教研究时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看待资本主义的未来。正如他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开头所说：我们就是带着这种价值观的“现代欧洲文化世界”的儿子(以及女儿)，我们不是其他文化圈的成员，在他们那里别的价值观可能占据优势。不过正如通常看起来的样子，这种价值观也不会否认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否认它的重要性，除非这种价值观在它的文化世界里“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受到阻碍。(99)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späte Soziologie, S.215.这些观点毫无疑问呈现了韦伯思想中的文化中心主义色彩，同时也反映了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当中以历史个体为出发点所做的文化思考。

施鲁赫特认为韦伯的中心主义是启发性的，因为这种启发性视角是不可避免的，也因此是合理的，它反映了一个文化世界里的成员资格及其和这个世界的普遍关系，韦伯以此希望促进西方人对现代西方文化世界的自我反省。这些辩护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正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非西方文明必须考虑发源于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同时还要关注这种冲击给其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而面对这些价值观问题，韦伯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所起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一种矛盾的心情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现代资本主义在其诞生之际曾与新教伦理有着选择性亲和关系，而后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甩掉了它的“精神”，由此也让宗教人成为职业人，让关心救赎的超越人格蜕变为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人。韦伯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忧虑既带着一种旁观者的科学的客观态度，又带着一种西方文化参与者的主观情感。由此可见，韦伯对资本主义并非持一种简单肯定的态度，人们并不能以此简单认为韦伯持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正如马克思一样，韦伯在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时，一方面肯定了它的起源和发展对于传统社会的革命性和对于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也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有着复杂的态度。马克思以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发展的角度预测资本主义最终会被更为符合历史需要的其他制度所取代，而韦伯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前景黯淡，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要面对巨大的精神和价值危机。

结 语

我们从韦伯晚期社会学的缘起、结构到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随着韦伯晚期社会学的日益体系化和系统化，社会学逐渐成形而发展成一门专业化的现代科学。尽管如此，正如现代社会学仍然处于前科学范式一样，韦伯晚期社会学的不同面向之间充满着思想张力。这些张力既体现为他对理性化与多元价值所引起的诸神之争问题的处理，也体现为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双重身份。韦伯交替使用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视角，体现了他对待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态度，这些交叉反复，让人难以判定究竟他的哪一部分作品更为核心。施鲁赫特就其著作史所做的讨论指出了韦伯两部著作之间的基本结构和关系。但是他并未能够完全呈现这种思想和结构之间的张力，正如韦伯的个性一样，韦伯显然是一位社会科学的经典缔造者，但也同时将社会科学的价值相关性问题摆在人们面前。通过施鲁赫特所描述的韦伯其人其事及其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围绕资本主义起源所发展出来的方法论之争与价值观之争既塑造了社会学的实体和分析方法，也给现代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难题。一方面，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与西方文化所掀起的全球化与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学也在不断回应和反思这些现象和问题，以求克服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在概念发展和应用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局限性，并试图在比较文明史的背景下发展出更为科学的分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