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层实践困境与出路*

邵佳德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题中之义。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1)《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人民日报》2015年5月21日。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2)《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了“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在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宗教界自我管理水平，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努力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4)《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人民日报》2021年12月5日。其中，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被再次强调，这充分指明了中国化这一方向是我国宗教未来若干年的发展重心。

基层处境：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际问题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并非一句空泛的口号，需在我国宗教的具体工作尤其是基层宗教工作中体现。而宗教在基层的中国化进程，仍然存在较多的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干部对宗教中国化的认识仍有待加强，如何理解中国化的实质、中国化有何重要性、需不需要继续推进中国化，这些问题仍需要从理论角度厘清并加以宣传普及。另一方面，在推进中国化的实践中，工作的机制与路径仍有待探索。具体来说，首先，基层的宗教中国化实践常浮于表面，路径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无系统性，工作的方法亟待丰富、深入；其次，工作的评价体系有待建立标准，基层宗教人士和宗教干部对评价标准及其具体落实常感到困惑，对于建立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评价体系有较为急迫的需求；再次，宗教工作的人才急需补充、能力有待提升，无论是宗教界的有识之士还是宗教工作部门的专业人才，都需要进行扩充，增强人员在岗的持续性并进行业务培训。

但目前关于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问题或路径的研究，仍然以学理阐释为主，(5)例如，张志刚：《“宗教中国化”义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郑筱筠：《历史必然性与文化创新性——关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6期。较少真正触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以及基层工作的实际问题。这使得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在实践中缺乏智力支撑，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央精神与地方政策、学理探究与工作实践之间的张力甚至断裂。

因此，要真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仍需在基层工作中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困境。事实上，我国宗教在历史发展中已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基层实践经验，在当代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些经验仍值得充分借鉴。

历史经验：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破题资源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是一个老的议题，而当代宗教治理中提倡的中国化，一般认为应包括政治上的认同、文化上的融合、社会上的适应，有更加特殊或者明确的政治和实用语境。

1.宗教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互动

宗教中国化有学术和治理的双重语境，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必然断裂，相反，应该看到，一方面，理论研究中的宗教中国化模型是基于对我国宗教历史发展和基层样态的现实观察得出的，另一方面，对理论的总结决定了在制定当代宗教政策时应坚定走中国化的道路。可以说，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来源于我国宗教长期发展形成的基层实践经验，同时又回归到实践中成为当代宗教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宗教中国化从内核到外在、从思想到实践应该是合理的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两个独立的议题。

以佛教为例，在其中国化过程中，教理教义的中国化是核心内容，也即佛教思想中国化是佛教其他制度、生活层面中国化的基础。传统的研究不论是注重佛教征服中国，还是关心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转变，理论模型背后的关切都是在讨论佛教如何在中国社会中与中土文化融合，实际即本土化的过程。(6)参见[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Kenneth K.S.Ch’e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早期佛教更多在上层社会传播，随着在中土的普及，佛教逐步深入到基层社会、乡风民俗、家族信仰之中。对佛教的理论研究也从关注其与帝王将相的互动，逐步转到探讨其在地方士绅甚至普通民众间的社会影响力，形成所谓“士绅佛教”“庶民佛教”等概念。这类研究促使当代宗教界普遍认同佛教是中国化程度较高的一种宗教。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和佛教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说明两点：其一，宗教深入地方社会、百姓生活是其展现活力和影响的重要表现；其二，宗教现实发展的经验催生了理论的形成，而理论的演进又影响到当代的实践，抽象化的概念与可操作的实践得以衔接。

2.宗教中国化与世界性宗教

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关键词之一是“我国”和“中国”。这就需要准确把握宗教中国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首先，“我国”意味着中国化的主体是得到我国认可的合法宗教，这表明并非要干涉他国宗教或将别国宗教进行中国化。但在我国有长期发展历史并受到政府认可和民众接受的外来宗教，例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其实已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路程，不能将这些“外来宗教”归为“外国宗教”，相反这些宗教也应在“我国宗教”之列，并仍需不断中国化。其次，中国化意味着我国宗教应当沿着符合中国文化根基和时代发展趋势的方向前行，这就需要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坚决反对“去中国化”“逆中国化”的导向，防范宗教与外部势力结合威胁国家安全。再次，我国宗教中除了道教和一些民间信仰外，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都是有影响力的世界宗教。一方面，世界性宗教在各国发展中都要面临在地化、处境化的过程，这是普遍规律。例如天主教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引发礼仪之争，而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新教则是随着西方坚船利炮一起进入中国的，历史的教训说明了简单宣扬西方神学思想或带有殖民主义倾向的传教均不会成功，只有建立一个适应中国社会文化处境的独立教会，才是可被接受的中国基督宗教。另一方面，在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无需刻意排斥某些宗教的世界性，相反地可以有效利用其在世界各区域、各文明中的发展经验和影响力，规范其在我国境内的发展，提升我国宗教的世界话语权。

3.宗教中国化与中国宗教性

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关键词之二是“宗教”。中国人的宗教性相较于他国国民而言有较明显的独特性。社会学家杨庆堃指出，中国宗教历来具有分散性(diffused)的特点。(7)参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307页。diffused religion除了被译为“分散性宗教”外，还有“普化宗教”“散开性宗教”“扩散性宗教”“渗透型宗教”等译法。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往往与西方的制度性(institutional)宗教有所区别。有观点认为，这种区别本质上并非通常理解的是否具有制度性的分别，也不是有无组织的差异，而是宗教与世俗制度之间、成员的宗教身份与世俗身份之间呈现独立还是混同的区别。故主张将diffused religion译为“混合宗教”，将institutional religion译为“独立宗教”。(8)卢云峰：《论“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依照此种理解，中国宗教的一大特性就是与世俗其他制度混同，而不是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往往融合在世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中国人的宗教身份也往往模糊不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没有信仰。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中国人信仰宗教的特点，积极引导其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避免在中国化过程中过度消融或忽略了宗教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宗教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均有其条件和规律，不应人为加以消灭，这也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观点。

4.宗教中国化与宗教时代化

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关键词之三是时代性。尽管中国宗教有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但应当看到宗教的历史传统都是在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互动中形成的。因此，从历史传统与时代新意的辩证关系来看，当代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必须走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宗教界要弘扬爱国精神，讲大局、讲法治、讲科学、讲爱心，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同时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等新的时代课题研究。(9)《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人民日报》2021年12月5日。例如，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如果仅从字面意思理解，道教就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但无论是道教的教理诠释还是教徒实践，都需要在时代背景下展开。宗教中国化不仅是地域范围的限定，更有时间维度的要求。

实践方式：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层出路

通过对宗教中国化概念的分析以及历史经验的解读，至少有四点做法有助于解决目前基层实践的困局。

第一，宗教的学术研究应当与基层的宗教治理实践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10)《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人民日报》2021年12月5日。这三支队伍的建设，本质上是要健全政、教、学界良性互动的宗教工作体制机制，完善宗教事务的治理格局。从宗教的理论探讨与工作实践角度来说，二者密不可分，对基层宗教现象的调查是宗教理论形成的重要来源，而理论的发展则又为政府管理宗教以及宗教界自身实践指明了方向。从主体来说，研究队伍主要负责理论探讨，党政干部队伍和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主要负责工作实践。一方面，研究队伍深入基层调研，才能了解真情况、发现真问题，进而打造好宗教队伍，强化我国的宗教学术话语权；另一方面，理论阐释不能简化为纸上文章，只有在指导工作实践中才能检验其效力。在具体的基层实践中，可以通过在地方开设宗教理论讲座、组织宗教工作培训、设立宗教工作服务站等方式，加强三支队伍间的互动，增进基层信众和工作者对于宗教中国化重要性的理解，强化其实践意愿，优化其工作方法。

第二，宗教的地方性与世界性并行不悖。历史教训和现实经验都表明，在坚持本色的同时保持与国际的良性交流，才有可能在世界上讲好中国宗教的故事，强化中国宗教的话语权。例如佛教在20世纪后半叶就是依靠其在整个东亚地区流行的世界宗教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黄金纽带”作用，汉传佛教不仅在与其他佛教传统的交流中凸显了自身的主体性，也为当时中国的外交政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中国佛教在世界舞台上的绝佳亮相。(11)何虎生、王超：《赵朴初与中韩日“黄金纽带”的重光缔结》，《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当然，把握好我国宗教的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是多渠道的，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决策，也可以是基层宗教的实践。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开展固定的讲经活动时，既需要结合中国文化与地方民俗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但也不应简单比附或生搬硬套，特别需注重一些共同价值在教义中的体现，如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伊斯兰教的爱人教义等，无需刻意回避这些价值对全人类的共同意义。合理地解读这些中国化了的价值理念，进而将之在世界舞台展示、对话，时常可以为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难题贡献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中国宗教的独特优长。(12)黄平：《宗教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4期。中国化的最终目的不是闭关自守，而恰恰是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凸显中国声音。

第三，尊重中国社会中宗教性的历史特点。正因为历史上中国社会中宗教存在的形态比较独特，往往融入社会其他领域，故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常隐而不显。在近代以来西方“宗教”概念进入中国并重塑我国宗教生态后，(13)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关键词》，《新史学》2002年第4期。宗教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加以管理，但其中诸多深层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社会关联被切割或忽视。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绝不仅仅局限在思想或信仰层面，而是和政治站位、经济利益、文化风俗、阶层结构、生态环保等息息相关，因此宗教治理需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结合。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基层实践中，宗教工作部门、宗教界亟需与其他各相关部门加强联系，探索建立长效的联合治理机制，从而预测风险、防患未然，而非头痛医头、江心补漏。

第四，宗教中国化的实践应注重时代主题。时代性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在当代，宗教中国化的时代内涵主要包括弘扬爱国爱党精神、提升法治化水平、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重视互联网宗教管理等。其中既有历史传承性，比如政治认同、文化认同都是我国宗教历来的传统，只不过具体认同的对象有所变迁；也有与现代法律结合以及处理网络新生事物等新内容。贴合时代的发展就是最大的中国化，但对于基层实践来说，文件的指导精神仍然难以标准化、稍欠可操作性，可行的做法是各地依据社情民意，制定出一套可操作、可量化、可评估的多级分类指标，包括团体建设、场所建设、服务社会、依法依规办教、思想教义建设、和谐宗教关系建设等，使宗教团体及场所、基层宗教工作部门、社区等在宗教中国化方向上有路径可循、有目标可达，而各地的差异性和有效措施最终又可汇总成为全国性的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