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抒情“诗史”
——从文本层次看杜甫漂泊西南时期诗歌创作

丁 宁

（南昌师范学院，南昌 330032）

一、引言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唐代诗歌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存在。唐诗在中国文学中树立起一座丰碑，历来为世人吟咏、赏评和研读，并以其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文学阅读、文学批评及研究等的视野下“保持热度”，人们可以不断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思想艺术资源，发现沉淀的音韵美、形式美、思想美。

提到唐诗，人们自然会想起“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本文以唐诗中将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到顶峰的杜甫为主要分析对象，选取诗人生活在中国西南的时期为时间点，从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角度，观照杜甫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下对唐诗作出的贡献及其独特文学存在，感受杜诗厚重、深沉的现实主义魅力，揭示更加完整、立体的杜甫诗歌世界。

二、从意气风发到漂泊西南：杜甫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之路

杜甫生于河南巩县一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世家，具有悠久传统文化氛围的家庭给了杜甫积极入世为官的雄心和对诗歌的热爱之心。他重德行、名节、礼法，把儒家传统文化作为自己遵循的准则。他广泛的交游和坎坷的经历又使他能避免成为守旧的道德学家——他在创作和生活中，是有浪漫狂放、豁达亲切的一面的，这构成了其多样的诗歌风格。杜甫自幼接受的正统教育为他一生的追求打下了思想基础，而杜甫一生所经历的唐代由盛转衰的不平凡时期则为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社会生活基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从二十岁开始的意气风发游历生涯，到五十九岁客死舟中，杜甫诗歌创作主要可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分别是二十岁到三十四岁之前的读书游历时期、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的困守长安时期、四十五岁后陷于安史之乱叛军中为官时期、四十八岁后漂泊西南时期。读书游历时期的杜诗春意盎然，意气飞扬，多为五言律诗和五言古诗，诗作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生机和活力、抱负和豪情，如《望岳》等。困守长安的十年对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被现实黑暗所刺痛的杜甫开始用一种独有的冷峻、深刻的现实主义眼光来看待世界，诗歌中多了对现实社会内容的关注，多了怀才不遇、入世无门的慨叹，多了对现实黑暗的剖析及内心的苦闷，如《兵车行》《丽人行》等。到四十五岁，杜甫陷于安史之乱叛军中为官后，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得到进一步彰显，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杜甫通过诗歌表现了动荡不安的社会、黑暗复杂的政治、错乱凄苦的生活，写出了现实性和艺术性高度融合的优秀诗作，如《洗兵马》《春望》等。这一时期杜诗篇幅较长，多为古体诗，适应了表现复杂内容的需要，体现出内容上的丰实。

在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政治动乱和人心惶惶的凄惨生活后，陷于叛乱中的杜甫在四十八岁终于得到片刻安稳和宁静。杜甫为了在乱中求得一点安宁，去往西南。从公元760 到770 年，诗人创作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即漂泊西南时期[1]。这一时期可细分为三个阶段[1]：一是杜甫在朋友的帮助下，寓居四川成都草堂的五年时间，可称作是“草堂时期诗歌”；之后，由于动乱又起，杜甫移居到夔州有两年时间，创作了四百多首诗歌。后蜀中又起动乱，杜甫携家眷漂泊至湖南湖北一带近三年，写出了一百多首诗歌，这一阶段虽是杜诗创作的最后时期，却也是他的丰收期。他的清新闲适、稍有安定感的抒情诗大多创作在此时，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抒情性、艺术性交融，与他前阶段愤世忧民的叙事诗，共同构成了杜甫多样的诗歌风格。

这一时期历时较长，诗人仍是在乱中求安定，安中思过往，在物质清贫中抵抗着身体的衰老。杜甫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诗歌创作总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作品，写了一千多首诗歌，多为绝句和律诗。这时的杜甫，已遍览人间沧桑，尝遍世间疾苦，看遍民生多艰，对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体验是深刻而又有沉淀的。在现实主义的“总主题”下，杜甫诗歌在这一时期体现出一种“特别的美”。这种美，是各种经历沉淀后在最后阶段的集中绽放，保留下一位诗人用一生积淀铸就的最后辉煌，而这正是选取杜甫本时期诗歌作为重点观照对象的主要原因所在。

步入晚年的杜甫用一支艰辛、感愤、沉郁、博爱、深沉的笔，写出了一个诗人对一个时代的真实心声。杜甫将心中的泪与心中的美结合起来，为世人展现出一幅幅现实的人生画面。杜甫此时诗歌的主要特点是：内容上丰富充实，从草堂景色到劳动场面，从借古思今的想象到对现实政治的讽喻都体现在诗歌中。作者在抒情中表现活生生的现实，在现实中寄托所思所感所悟，写出了“抒情”的“诗史”，饱含思想之美。 形式上，诗人选取了适应容纳更多情感表达的律诗和绝句，将律诗的音韵美、形式美发挥到一定高度。通过对这一时期杜诗的赏读，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走进诗人的内心，体会一个年近晚年却创作如盛年的老人坚忍柔软、亲切可敬的精神家园。接下来，本文从杜诗在这一时期的具体文本出发，从文本的三个基本层面[2]，即文本言语、文本形象和文本意蕴的角度，分析杜诗这一时期的创作。

三、从文学文本言语层面看本时期的杜诗

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是具有一定的层次和结构的，而文本正是文学作品最直观的呈现。文本是文学作品的实体，读者通过对文本的结构性阅读，才能体会到文本的内容、意义和价值。

文本可以分为一个由表及里的多层次审美结构。这样的分层，可使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有较为清晰的线索。从总体上说，文本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它直观的文字言语层面[2]，这是一个生动形象、凝练优美、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的特殊言语系统，它内指向人们的内心世界，不受现实世界的逻辑约束，显示的是人生体验的真实。它具有比日常语言更丰富的蕴藉，人们习见的普通用词，在文本言语中含有比单纯地指称更意味深长的意义。同时，文本语言也有更好的审美体验，它不局限于日常用语的语法，讲求艺术创造效果，是一种审美语言，而非实用的日常话语。这种言语系统可使读者在语言本身就体验到和日常语言不一样的感受，体会到非同寻常的美，并促使读者反复体会，意味悠长。

杜甫在漂泊西南前期的诗歌，在言语上透露出一派清新闲淡的风味。这时期的律诗和绝句，常诉诸听觉，富于和谐动听的音乐性。在视觉上，则富有传统建筑的整齐美、凝练美。词句组合在律诗和绝句的框架中，超越了传统格式的约束，得到了审美性的组合。

例如，《卜居》是杜甫刚到四川成都草堂不久时所作。当时正是上元元年春天，杜甫在经历了长安的动乱和为官岁月的黑暗失望后，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建起一间草堂作为安身之所。虽然生活依然艰苦，但从动荡的中心脱出，杜甫获得了片刻的安定，已过不惑之年的诗人心中不免有小小的欣喜。在这样的境遇下，杜甫写下《卜居》：“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1]从言语层面看，本诗清新自然，没有为律诗格律所束缚，传神地描画出一幅初居草堂周围的景象。全诗首联、颔联、尾联最后一字均压韵母“ou”韵，富于音乐美。诗人用词巧妙，对仗工整，尤其是“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这一联，上句一个“齐”字对仗下句一个“对”字，实现了画面上的美——草堂周围，成双成对的蜻蜓和鸂鶒，上下沉浮，有一种和谐闲适、悠然自得、井然有序的美。

《为农》也是杜甫在草堂早期的诗歌。诗人在草堂这个心中的世外桃源想到了务农。这首诗在言语上也颇有清新之感，读来从容娴静，朴实无华。诗人虽然起了在蜀中务农的念头，但心中依然顾念国家百姓，在诗的最后，诗人惭愧地认为，自己不能如典故中的葛洪一样，高蹈出世，说明杜甫不论身在何处，心中始终是入世的情怀。《为农》写道：“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句漏令，不得问丹砂。”[1]首联写锦官城即成都远离战乱，可算得上是当时的一个世外桃源。接着，诗人写锦里的江村，写人烟百姓，村落人家，勾勒出生活暂时安定的场景。颔联中，诗人描绘出锦官城的一个细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圆圆的荷叶上，漂浮着小小的叶子，细细的麦子上，轻轻的花瓣飘落其上。动静结合，将锦官城的生活场景展现在读者面前。读到这样的诗句，读者不免为诗中优美自然的文字组合和清雅的自然环境吸引。“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句漏令，不得问丹砂”从表面上看，似乎在写看遍了成都的闲适美景后，诗人想到自己可能在此老去，远离求官入仕的长安，开始务农生活。最后，尾联表达了诗人内心实际的感受——诗人惭愧自己不能像葛洪一样，洒脱地出世。可见，诗人不论身处何种境遇，始终心怀“兼济天下”的儒家入世情怀。这些内容在言语层面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四、从文学形象层面看本时期的杜诗

文学形象层面[2]是连接文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更为重要的中间层次，它与言语表层有制约关系，又与深层结构不可割裂。它处于中间地带，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从文学理论角度来看，文学形象是主观与客观、假定与真实、个别与一般、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形象通过文学言语，诉诸读者的想象和联想，引起读者再创作的发生，从而在读者脑中形成一幅幅鲜活的想象图景。读者在这一层面上，已然从言语层面的表层意义过渡到文学言语所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文学形象层面，读者的审美体验不再停留于文字的表层，而随着创作者构造的文字组合，进入到另一个想象世界。

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形象创造上也颇具特点。诗人在创作的最后时期，用诗歌描绘出风格多样的社会生活图景，读者似乎能亲历草堂生活的清贫与闲适，看到远在蜀地的乡村风貌，感受到即使处在边缘也无法逃离时代悲剧的乡村社会命运。在这些形象里，有安宁祥和的乡村生活，有辽阔雄伟的原野景色，也有萧瑟凄凉的茅屋景象。如《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1]以怡然自足的心情，描写草堂建成后在江村的新家，透出一种杜诗难得一见的轻松、温暖和亲切，其乐融融的乡村家庭生活氛围在字里行间发出。首联描写浣花溪的清澈和绕村而流的婉转美，是诗人生活场景形象的总括。接着，“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塑造了一幅细节化、生动化的形象画面：燕子在堂上飞来飞去，水中的沙鸥相亲相近，仿佛在结伴嬉戏。诗人选取了燕子和沙鸥这两种有代表性且富于美感的动物，写出了让人流连忘我的祥和意象。写完动物，诗人的眼光又落到家人和孩童身上，为这一幅场景加入了生活化的人物形象：“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亲切的老妻在纸上画棋局，小儿子用针试着做鱼钩。老妻和小儿子形象的加入，增添了生活画面的真实感，充满生活气息。从动物到家人孩童，杜甫将一个动荡年代里难得的安稳生活场面定格在诗的图画中，体现了诗人的造景能力。

在《遣兴》中，诗人写道：“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衰疾那能久？应无见汝时！”[1]这首诗与《江村》基调不同，有悲伤感愤的情绪充斥其中。诗人一开始就写内心的感伤——“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乱世将亲友生生分开，内心固然伤感无奈。再看诗人自己，已是“梳头满面丝”——满头白发的苍老形象了。这四句将一个饱经风霜、骨肉飘零的老诗人形象塑造出来。紧接着，我们又看到这个老诗人形象所处的环境：“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描绘了成都辽阔的原野景象，以此景衬托离别之情，诗人内心的悲凉在这样广大的图景中得到了舒展。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描绘了一幅肃杀凄凉、狂风怒号的景象。“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1]诗中呈现了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场景，引人联想。读者仿佛可以看见秋风如何怒号着将诗人的茅屋吹坏，屋上的草被风吹得挂到树梢上。诗人多用有力的动词，引出一个又一个地点、物品和场景，它们在秋风的怒吼下，都发生了变化，通过这些变化的呈现，诗人将它们连成一片凄惨的场景。然而，诗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呼唤自己能有庇佑天下劳苦百姓的能力，丝毫不挂记自身所受之苦。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集中感受到诗人现实主义精神中的博爱与高尚。

五、从文学文本意蕴层面看本时期的杜诗

文学意蕴层面[2]是文学文本通过语言和形象所传达的深层思想感情等内容，是文本结构的深层层面。优秀的文学文本，在意蕴上往往可以有多样的解读。文学文本的意蕴，主要体现为历史内容层、哲学意味层、审美意蕴层三个方面。这三个层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实际作品中并没有清晰的分野。正是文学文本所传达的深层意蕴，才使得作品的最终意义得到彰显。

从文学意蕴层面上说，杜甫在本时期的诗作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并在此时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杜诗的意蕴，集中体现在他对家国山河的顾念，对动乱的悲愤，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对国家安定团结的渴望。他的诗作总是离不开百姓生活的世界；他的目光总是不会远离自己生活的土地。如《有感五首》（其三）：“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1]这首政治讽喻诗的思想内容与长安迁都洛阳有关，表达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对朝中政治的关注。诗人虽处江湖之远，却心系国家政治和百姓安康，听闻的消息时刻牵动着诗人的心。“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写的是诗人听说国家粮仓里粮食已多得腐烂了，可寒民还在翘首以盼皇上的恩典和关怀。一边是堆满粮食的洛阳，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贫民，统治者的奢靡，百姓的贫苦，一一铺陈开来。接着，诗人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建议：“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反对迁都洛阳，因为关键不在于都城在何处，而在于当朝者应戒骄戒躁，俭德爱民，革新政治，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这首诗具有明显的政治历史内容，其思想意蕴是深刻的，较为直接地提出了诗人的政治主张和设想，是现实主义精神在政治诗方面的表现，使诗歌在审美的同时具有了历史和政治价值。

再如《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1]表达了诗人沉重的孤独感，有一种上升到存在体验的哲学意蕴。“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一幅广阔无垠的夜景形象。诗人当时漂泊在舟上，在夜色下诗人看到辽阔的星空，看到大江涌流，月色在如此阔大的景象下，反而显得更加凄清。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诗人想到了自身的存在，想到了自己飘然的命运和孤独的生活。这种孤独的存在感具有一种哲学的意味，它不单单是对孤独处境的简单描述和感慨，而升华为一种在宇宙万物、天地之大的背景中察觉自身存在、找寻自己可以依凭的位置的思考，体现了对人生存在的悲悯情怀。

再如《秋兴八首》（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1]这首诗作于诗人离开草堂一年多之后，草堂清闲自在的生活渐远，现实动乱逼使诗人又开始漂泊生涯。诗人的诗情也从草堂的轻松闲适转为再度漂泊的凄苦悲凉，而诗人对朝政和百姓的关心忧虑，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对自身困苦身世境遇的无奈感伤，也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创作中。这首诗先写了巫山巫峡阴晦萧瑟、阴森险峻的气象，又写了“兼天涌”的波浪，“接地阴”的风云，营造了一种灰色的基调，透露出诗人心中的阴郁。“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体现了诗人对故园深深的牵念，将诗歌意蕴上升到爱国忧民的高度。诗人以切身之痛，以白发苍苍的面庞，以老泪纵横的沧桑，向我们展示了一颗寄托深邃意蕴的赤子之心。

六、结语

杜甫在西南时期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理论中文学文本三个层次的特点，是对层层递进的三个文学文本层面的生动诠释。通过分析杜甫这一时期的诗，可以进一步理解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问题，感受文学文本的层次感和审美意蕴。正如白居易所说：“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1]杜甫的诗歌创作实践展示了文学文本在各种层次中所具有的文学表现力，为文学理论提供了生动翔实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