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医精神研究综述*

2023-01-02 19:34孔澳港陈延秋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2年8期
关键词:内涵红色精神

孔澳港,陈延秋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01)

0 引言

2021年2月,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1]。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人民独有的红色文化和精神。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文化建设,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红色文化和精神谱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对红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是十分必要的。随着学术界对红医精神研究的不断深入,红医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走进专家和学者的视野。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对于红医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科学内涵和价值以及传承路径的研究已经初显成效,本文通过梳理专家和学者对红医精神的研究成果,总结红医精神的研究现状,以期抛砖引玉,推动学术界对红医精神的深入研究。

1 红医精神研究的基本情况

学术界所说“红医精神”中的“红医”一般是“红色医生”“红色医务工作者”或“红色医疗专家”的简称,还有“红色军医”“红色卫生干部”等多种提法,“红医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及创建发展人民卫生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品质[2]1。红医精神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和人民卫生事业为开端,在医护人员的革命工作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和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于红医精神的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对于红医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内涵和价值及其传承路径的研究成果取得显著进展。

就“红医”概念而言,叶宗宝认为“红医”作为专有概念被单独使用,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3],此时对于“红医”的使用主要是从医学视角出发的。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出现了一些歌颂“红医”的诗词歌曲作品,开始注重从精神和文化的维度来使用。改革开放后,“红医”这一概念较少使用。直到1991年冯彩章等编著的《红医将领》和1992年栾荣生等编著的《红医之路》等书籍的陆续出版,“红医”作为单独概念重新出现,且“红医”概念的研究和使用更加突出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随着学术界对红色文化尤其是红色卫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2012年以来,把“红医精神”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逐年增多。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红医精神”和“红色卫生文化”为主题进行检索,共发现有效文章70篇。其中,2012年1篇,2014年1篇,2017年4篇,2019年9篇,2020年9篇,2021年36篇,2022年10篇(数据截至2022年3月)。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间点,学术界对红医精神的关注和研究呈现出一个高峰年;截至2022年3月,以“红医精神”为主要研究内容公开发表的论文已达10篇,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伴随着论文成果的不断丰富,一些书籍也对红医精神展开了探讨和研究,如2019年朱京海主编《红医精神研究》,2020年朱京海、赵群主编《红色卫生文化概论》等,冯莎主编的《用红色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对红医精神的相关论述。此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陆续出版的一些对革命时期的卫生工作史料进行整理的著作,为红医精神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如197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编著的《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1985年张汝光、郭劳夫、何曼秋等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简编》,1993年王彦学主编的《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部队卫生工作史》,2012年8月刘善玖、钟继润主编的《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第1册》和2021年9月中央苏区福建医疗卫生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著的《中央苏区医疗卫生文献选编》等,这些重要的史料文献为红医精神的研究提供了宝贵、丰富的历史资源。

学术界对红医精神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传承和研究红医精神的实践探索也在不断深入。赣南医学院于2013年立项并于2016年3月16日开启红色卫生史博物馆,通过展示苏区卫生工作的光辉历史,极大地促进了红医精神的传播和发展;同时,赣南医学院注重将“红医精神”融入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质培育和专业技术教育的全过程,探索形成了以“一个理念、两类平台、三条路径、四类课堂”为思政教育新平台去激活医学生的红色基因的培养路径;赣南医学院护理学院从2017年开始,通过以“听、说、讲、做”为四字攻略的思政教育新平台将红色基因融入医学生培养和教育的全过程。2018年7月,赣南医学院整合苏区卫生研究中心和农村(社区)医学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建立省级科研平台“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史与健康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同年,由中国医科大学牵头,沈阳药科大学、承德医学院、赣南医学院等将具有红色基因的兄弟医学院校联合起来编写教材《红医精神概论》的研讨会在中国医科大学举办。2019年5月由中国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赣南医学院等10所高校发起、全国32家医学院校和媒体共同参与的“红医精神教育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医科大学召开,对打造红医系列丛书和红色基因思政课,建立红医联盟教育基地并挖掘、传承、弘扬红医精神和红医文化的工作做出了规划。此后,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迈上新台阶,研究的深度、广度和规模不断取得突破,为红医精神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和条件。

从总体上来说,学术界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研究多从红医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内涵和价值研究以及传承路径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当然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目前的学术成果初步形成了红医精神研究的理论阵地,为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红医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

2 红医精神研究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对于红医精神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红医精神发展历程的研究、红医精神内涵的研究、红医精神重要意义的研究和红医精神传承路径的研究。

2.1 红医精神的发展历程及其逻辑体系研究

从现有学术成果来看,学者们关于红医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在对红医精神产生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认识和把握上来说,基本是一致的。红医精神是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共同交织作用下产生、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学者关于红医精神产生的理论逻辑的研究主要是从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出发进行阐述,关于历史逻辑的阐释主要是以中央苏区历史轨迹为主要线索,关于实践逻辑的研究主要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实践中进行挖掘。

理论逻辑是红医精神得以产生的生成逻辑。学术界关于红医精神产生的理论逻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论述的研究。从目前已有的历史资料中可以发现,“红色医生”最早的提法出自毛泽东和朱德[2]2。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成立之初就做出重要指示,学校要坚持“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这是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红色医生”的提法。针对红色医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朱德进一步指出,“红色医生必须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病员要满怀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4]“红色医生”的科学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红医精神”的概念,成为红医精神的源头和根脉[2]2。毛泽东多次强调,医药工作者一刻也不能脱离政治,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医生一定要政治好”“应当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的政治学习”[5],实行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和又红又专的方针。毛泽东和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所提出的“红色医生”以及针对“红色医生”应该具备的科学文化素养提出的要求,包含着对于中国革命和革命卫生事业极为深刻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指出了红色医生应该具备的科学素养和精神品质,事实上形成了红医精神的理论核心。1941年7月,中国医科大学举行建校十周年展览会,中央多位领导前来参观,朱德题词“埋头苦干”。同年夏秋之交,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学员毕业,毛泽东亲笔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题词不仅成为当时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行动指南,而且也为红医精神价值内涵的完整表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6]。自此,在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的团结努力下,产生并形成了以红医精神为内核的红色卫生文化,成为中国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逻辑是红医精神产生发展的主要线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探索革命新道路,伴随着党开始探索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卫生事业肇始。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为了满足红军战士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过茅坪医院和小井红军医院等一些小型诊所和医院,但医疗卫生条件、资源和规模都是十分有限的。针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卫生工作,毛泽东就曾多次叮嘱:“要注意加强对卫生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向广大干部战士宣传卫生知识”“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要好好为伤病员服务,看病要仔细,态度要好”[7]3-5。伴随着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开启了对卫生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实践,为“红色医生”概念的提出和“红医精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而后,由贺诚主持的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向中央军委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获准,在筹备卫生学校之初,毛泽东特意强调“要注意,要重视政治教育,培养红色医生”[7]4。1933年,卫生学校从茶岭迁至瑞金并与傅连暲主办的长汀福音医院合并,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形成了相当规模,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医学教育事业的开端,以红军卫校为主要代表的医院和学校为红医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1939年1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卫生干部扩大会议上,提出要高度发扬民族革命的卫生工作精神,用以支持长期艰苦抗战[8]。贺诚指出,苏区医疗卫生工作与白区卫生工作的本质区别在于对政治素养的强调[9]。在党的领导下,苏区红色队伍构建医疗卫生体系,普及医疗卫生知识,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积极进行救死扶伤,保障了苏区军民的生命健康,形成了伟大的红医精神[10]。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取得胜利都离不开后方的医务工作者的牺牲和付出,医务工作队伍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与红军战士和历史的正义站在一起,在革命的历史中产生了宝贵的红医精神。

实践逻辑是红医精神产生发展的根本依据。红医精神是在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的革命卫生实践中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红军卫校建校伊始,战事频起,学校师生先后参加了江西赣州、福建龙岩、漳州和广东水口的战斗的战地救护工作,履行医护人员的职责和任务,为红军战士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身体力行“艰苦奋斗、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精神。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红军部队就地取材,创建了茅坪、小井、高坑等红军医院和茶山源药材库;缺乏西药、消毒水,就用中草药、食盐替代,医治红军及白军伤病员,培养高尚医德,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伤病困难,在救死扶伤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形成了红医精神[11];红医精神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红色医务工作者认同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是苏区精神在医疗卫生战线的具体体现[12],也是无数红色医务人员在革命战争中用生命铸就的医魂。在革命的实践中,以傅连暲和白求恩为杰出代表,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毛泽东曾在看望傅连暲时特别强调,当好中央红色医院的院长,必须树立“为伤病员服务”的观点,不仅要给红军看病,而且要给老百姓看病[13]。1939年1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全党同志和医务工作者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并在延安持续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学习白求恩精神的活动,毛泽东初步阐释的白求恩精神,就是“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毛泽东称赞白求恩的医术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是很高明的[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总原则、总目的,多次强调医疗卫生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在一代又一代红色医生的接续奋斗和伟大实践中,红医精神逐步发展成熟并得到广泛传播,丰富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和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总体来看,学术界关于红医精神产生和形成的理论脉络、历史脉络和实践脉络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在对红医精神的发展历程及其逻辑体系研究方面,学者们致力于对红医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料的挖掘,在学术界的努力和推动下,对红医精神的历史研究不断丰富,红医精神的历史发展轨迹不断清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不断明确,为红医精神的深入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实践依据。

2.2 红医精神的内涵研究

红医精神作为独具特色的红色卫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目前学者关于红医精神内涵的研究和提炼尚处于探索阶段,从现阶段研究成果来看,许多专家和学者对红医精神的内涵表达都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深刻地提炼和总结红医精神的核心内涵。

在核心内涵的表达上,一些学者着重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工作作风、人文情怀和专业技术等维度展开阐述。孙海涛[14]曾提出红医精神主要包括“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与政治品格;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与革命传统;救死扶伤,对人民满怀阶级感情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意识;精益求精,专业技术上勇为天下先的创业创新精神”等基本内容。而后赵群等[6]对其所提出的红医精神的核心内容做了补充,主要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工作作风和专业技术等四个维度展开阐释,并进一步提出红医精神主要包括“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价值取向;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工作作风;技术优良、求是创新的科学研究精神”。刘宁等[15]从政治品质、工作作风、革命情怀和专业追求等四个维度进行讨论,把红医精神的核心内涵表达为“坚定执着、无限忠诚的理想信念与政治品格;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革命人道主义情怀;求实创新、精益求精的专业追求。”并进一步指出,“信念坚定、无限忠诚是红医精神的政治灵魂;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是红医精神的表现形式;救死扶伤、大爱无疆,是红医精神的核心价值;求是创新、精益求精,是红医精神的目标要求。”孙帮寨等[16]从更加广泛的历史和社会视角对红医精神展开研讨,在对红医精神内涵的集中表达上,他们认为以“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艰苦奋斗、勇于开创”为内涵的红医精神是红色卫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宽范围地总结了红医精神的核心内涵。郑宏颖[17]把红医精神概括为“坚定信念、追求理想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红医精神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了其他见解,如黄惠运[11]认为红医精神的主要内涵是“救死疗伤,卫生防疫,革命人道,军民融合。”汪行舟[12]认为,“红医精神,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红色医务工作者认同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是苏区精神在医疗卫生战线的具体体现,也是无数红色医务人员在革命战争中用生命铸就的医魂。”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观点,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总体来看,虽然学术界对于红医精神概念的界定以及内涵的把握略有异同,但是就其对红医精神的本质认识来讲,学术界对于红医精神产生的历史时期和以政治坚定和技术优良为基本特征的核心内涵的基本界定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2020年出版的由中国医科大学联合国内9所医学院校10余位专家学者编著的《红色卫生文化概论》一书是目前学术界内以“红医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比较全面的专著,该书把红医精神的基本内涵表达为“政治坚定、救死扶伤、埋头苦干、技术优良”,并且认为,“政治坚定,属于理想信念层面,是红医精神的思想灵魂;救死扶伤,属于价值取向层面,是红医精神的核心价值;埋头苦干,属于工作作风层面,是红医精神的表现形式;技术优良,属于专业技术层面,是红医精神的目标要求”[2]9。

2.3 红医精神的重要意义研究

红医精神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务工作者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学术界从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出发展开研究居多。

红医精神的历史价值同时是红医精神产生的历史依据。在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中央苏区时期,红医精神作为一种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精神力量,为红医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培养和教育指明了方向,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为中央苏区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保障了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医精神的历史价值十分重大,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讨和挖掘。

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是历史价值的延续和拓展。从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研究较为丰富,笔者拙论,专家学者们对于红医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概可分为四个维度:教育价值维度、社会价值维度、党史党建维度和文化价值维度。

教育价值是红医精神的首要价值。孙帮寨、蔡运荃等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医务工作者职业教育和医学教育等三个方面对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进行研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红医精神为新时代大学生尤其是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素材,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创新和实践创新,通过把红医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给予医学生充分的人文熏陶,培育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职业操守,可以铸牢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基础、培养大学生精益求精的追求、锤炼大学生艰苦奋斗的品质、滋养大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10]。在医务工作者教育方面,红医精神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丰富、强大的精神力量,巩固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情操和职业荣誉感,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培养医护人员从患者中来、到患者中去的从医态度,为培育良好的职业素养、塑造完整的职业人格提供了榜样和借鉴,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指明了工作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在医学教育方面,针对当前医学教育出现的目标偏移、技术崇拜及科学倾向等一些现实问题,红医精神融通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当前医学教育的实践语境、重构当前医学教育的公共向度、重定当前医学教育的服务目标、丰富当前医学教育的辅助素材[18]。

社会价值是红医精神的实践价值。刘孝杰、赵群、袁梅等从健康中国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医疗卫生实践等四个方面对红医精神进行研究。首先,新时代探索和挖掘红医精神为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提供精神动力,红医精神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思想利器:红医精神是落实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强力胶”,是夯实红色医学人才的“稳定器”,是强化医德医风建设的“推进剂”[19];其次,红医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科学的精神引领,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提供重要道德支撑,为新时代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创新动力[6];再次,红医精神在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贡献精神力量的同时,能够促进医学人文事业建设和发展。红医精神能够正确处理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有利于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从而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最后,红医精神不断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投身医疗卫生实践,一方面,卫生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培育了一代又红又专的医务工作者,在抗击非典、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急关头,大批医务工作者迎难而上、主动担当,为保卫人民的生命健康不惧风险、逆向而行;另一方面,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是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的可循经验,对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21]。

党史党建价值是红医精神的突出价值。刘孝杰[19]、程瑜等[22]认为,红医精神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资源,红医精神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鲜活素材、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生动教材、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文化养分,同时,红医精神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的,红医精神中包含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本精神,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发展。

文化价值是红医精神的显著价值。孙帮寨[15]、袁梅[20]等从文化价值角度对红医精神进行研究。从红医精神的内涵看,它蕴含了丰富的红色基因,如政治坚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开创等优秀品格都是红色基因的具体体现,在实践中弘扬和传承红医精神,为红色基因的弘扬和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此外,红医精神能够丰富文化内涵、打造文化定力、坚定文化自信。红色卫生事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红医精神寓于红医文化之中,以红医文化传承弘扬红医精神,可以让当代人了解红色卫生事业的发展历史,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坚定文化自信。

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如红医精神与廉政教育、红医精神与高校发展等,都对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做了补充和拓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总体来看,关于红医精神价值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代价值的探讨,历史价值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挖掘。

2.4 红医精神的传承路径研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来重视对优秀文化和精神品格的传承和弘扬,红医精神作为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专家和学者针对红医精神的传承路径展开研究和探讨,从高校大学生尤其是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研究红医精神传承路径的成果比较丰富,为红医精神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不同思路和对策。

肖游章、汪行舟、袁梅等从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发探讨传承红医精神的路径。笔者拙论,概括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和红医品牌等四个方面。第一课堂主要包括红医精神融入思政课程、渗入课程思政、进入人文课程。把红医精神形成和产生的历史过程、核心内涵和红色故事融入思政课程和专业课程,学校和专业结合自身特点与红医精神积极结合,增加或设置红医精神相关的人文课程,让思政课程、人文课程和专业课程交相辉映,形成协同效应,贯穿学生理论课程的全过程。第二课堂主要包括红医精神走进教学实践、融入校园文化、联动学生活动。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好红医精神教育资源,充分运用医德医风教育基地和名医名师榜样力量,在学校营造红医精神人文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构筑传播平台引导学生学习和弘扬红医文化,组织红医精神文化主题的话剧、诗歌、绘画等丰富多彩的比赛,和学生活动形成联动效应,使红医精神深入人心。社会实践主要是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真正践行红医精神,做红医精神的忠诚践行者和传播者。组织学生进入基层社区宣传卫生健康知识和医学生实习,为基层群众提供义务诊疗,在真实的实践中感受红医情怀,领会红医精神,贡献青春力量。红医品牌主要包括建立红医精神制度保障、整合优化红医精神文化资源、打造红医精神网络阵地。为使红医精神能够充分发挥精神力量,相关部门和高校要完善红医精神传承和保护机制,落实红医精神传承的资金保障,优化整合红医精神的相关资源,充分运用现有科学技术和网络平台,打造红医精神网络平台和网络阵地,与高校教育产生联动。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为红医精神的传承提供了有效路径。以赣南医学院为例,该校多年来注重激活红色基因,将“红医精神”融入大学生人文精神和专业素养培养的全过程,经过努力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以“一个理念、两类平台、三条路径、四类课堂”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该校护理学院教师汪行舟更是把传承红医精神的路径概括为“听、说、讲、做”,生动形象,把红医精神融入该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

此外,刘孝杰、赵丽、刘宁等也从广泛群体层面对红医精神的传承路径进行了探讨,观点更具有社会性,对于包括医学院校学生在内的全体医疗卫生工作者去传承红医精神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主要包括: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持博极医源品质、传承无私奉献情怀、担当救死扶伤使命、保持艰苦奋斗本色、激发开拓创新勇气、加强革命精神教育和推崇高尚医德情怀[23];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以点带面树立红医标杆[15]。

总体来看,学界关于红医精神传承路径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尤其是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政工作对红医精神的传承路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多学者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发探讨红医精神的传承和发展路径,容易出现研究狭隘倾向,忽略其他社会群体对红医精神的传承应该承担的责任,于红医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实践不利。

3 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成果尽管比较丰富,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可忽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红医精神的核心内涵的集中表达有待进一步凝练、红医精神的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化、红医精神的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红医精神的研究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有待进一步提升。

3.1 核心内涵的集中表达有待进一步凝练

总体来看,虽然学术界对于红医精神产生的历史时期和以政治坚定和技术优良为基本特征的核心内涵的基本认识和界定是基本一致的,但对于红医精神的核心内涵的集中表述尚处于研究和探讨阶段,许多专家学者对红医精神核心内涵的表述存在一定差异,如赵群等[6]把红医精神的核心内涵集中表达为“政治坚定、救死扶伤、埋头苦干、技术优良”;刘宁等[15]认为,红医精神主要包括“坚定执着、无限忠诚的理想信念与政治品格,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革命人道主义情怀,求是创新、精益求精的专业追求等基本内涵”;孙帮寨等[16]认为以“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艰苦奋斗、勇于开创”为内涵的红医精神是红色卫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郑宏颖[17]把红医精神概括为“坚定信念、追求理想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黄惠运[11]曾提出以“救死疗伤、卫生防疫、革命人道、军民融合”为主要内涵的“红医精神”。以上学者从历史和理论双重逻辑出发凝练红医精神的内核品质,对于红医精神的核心内涵的集中表达给出了独到的见解,推动红医精神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学术界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对于红医精神基本内涵的认识趋于一致,但是在红医精神内涵的集中表达上还没有形成学术界统一的观点。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对红医精神进行集中总结,客观上丰富了红医精神的内容和内涵,对红医精神的深入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但是红医精神作为红色卫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实现形式上的统一表达,因此不同学者对红医精神的不同表达,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红医精神的深入发展。为推动红医精神研究纵深和系统发展,学界亟须通过论证和讨论,对红医精神内涵的集中表述达成一致意见,进一步界定红医精神的核心内涵的集中表达,为红医精神的科学研究规定界限,规避科研狭隘或扩张倾向,让红医精神充分展现其精神品质、理论特征和红色底蕴,推动学术界对红医精神深入研究。

3.2 红医精神的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化

目前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理论雏形,但是大多研究成果停留在表层,存在史料论证不够充分、研究内容不够深刻的特点。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红医精神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普遍缺乏历史厚重,虽然有大量的历史材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论证红医精神产生的历史脉络,但是缺乏对红医精神产生的理论逻辑的把握,红医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势必需要在历史和理论双重逻辑中实现辨证统一。关于红医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以及传承路径研究,大都缺乏对红医精神核心内涵和价值的深刻剖析,对红医精神的传承路径研究停留在表层研究,没有深入挖掘红医精神核心内涵的重大意义、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对红医精神的传承则呈现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趋势,出现了理论探讨不能有效贯彻或单一实践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形。因此,红医精神的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化。

3.3 红医精神的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

从研究广度上来说,目前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明显呈现出视角局限的趋向。关于红医精神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大多聚焦于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和相关医务工作者的零星记载,缺乏对红色医生群体的研究和考察。关于红医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以及传承路径的论述,价值研究多偏向于当代价值研究,鲜有论及红医精神历史价值的理论成果,在探讨红医精神的传承路径时明显呈现视角单一和狭隘倾向,多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出发进行探讨,鲜有学者从社会和国家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此外,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大多从红医精神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层面展开,但是在每个层面都缺乏从其他学科和视角进行结合考察。因此,红医精神的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

3.4 红医精神的研究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有待进一步提升

红医精神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从产生、形成到成熟发展凝结了丰富的历史价值,而同时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然地包含着关注当下现实社会的时代价值。目前学术界对红医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理论成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有所欠缺的,关于红医精神的研究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是有待进一步提升的。红医精神产生于艰难困苦的历史时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鼓舞着医务工作者不断努力前进,为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得到广大军民同志的拥护和爱戴;在现代卫生资源相对富裕的条件下,医疗卫生行业却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健康发展,值得学术界从理论层面深刻剖析红医精神的精神内涵,用以指导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让红医精神在和实践活动的深切结合中实现理论的飞跃和升华。

4 结语

红医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及创建人民卫生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卫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学术界关于红医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内涵和价值及其传承路径研究的现有成果,为红医精神的后续研究贡献力量。在看到学者们关于红医精神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的论述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红医精神历史的把握需要结合深层的理论逻辑,对红医精神现实的把握需要广泛的研究视角,对红医精神未来的把握需要拓宽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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