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生态思想的启示

程 晨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 文化发展委员会，北京 100007）

尽管在中国古代尚且没有出现“自然生态”这样的说法，但是，儒家在对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进行思考和探讨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论语·述而》中有言：“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219孔子钓鱼时只用一钩一竿，而不用渔网大规模捕捞；孔子为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也会射鸟，但他从来不射杀那些栖息在鸟窝中的雏鸟。可见，这位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在取用自然资源时心怀感恩，并从不过度取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珍惜人的生命，珍惜万物，以爱自己的父母兄弟的方式去爱护世间万物”[2]，以“仁学”为理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于天地自然以及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有着鲜明的生态伦理观念，这种生态伦理观念对于我们如今的现实生活，依然有着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3]1，这就要求我们需要从儒家生态思想理念中，汲取有价值的内容，共同推动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发展。

一、儒家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儒家的生态思想始于孔子。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思想的语录体文集《论语》中，便包含了与生态文明相关的理论观点。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28这其中的“天命”，被朱熹注为“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4]18（《四书集注·论语集注（第2卷）》）。从朱熹的注解来看，“天命”就是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而“知天命”便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与掌握。此外，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讲到的“天生德于予”将“天命”与“仁德”并提，也说明他对于“天命”这一客观自然规律是心怀敬畏的。孔子的天命观强调的是，“顺应（遵循）着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这正是孔子生态伦理意识的自然流露”[5]，“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更是孔子推己及人，珍爱万物的重要体现。[2]2

因此，在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认为，君子不仅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能够德行出众，并且在处理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时，也能做到心怀敬畏、尊重生命、遵循自然规律。“先秦儒家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即‘生生大德’”[6]2，人与自然万物共同构成了整个生态环境（即天地），这就肯定了自然万物的客观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必须性。

“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7]27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正是儒家先贤们在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逐渐了解到自然万物的性质和自然规律，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生态价值观。它的思想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生态思想的生态自然观：天人合一

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而儒家生态思想的基础与核心则是“天人合一”理念。“‘天人合一’思想发轫于《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和重要命题”[8]78，《周易·说卦传》中有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9]462这表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并且人应该顺应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周易·泰·大象传》中的“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9]96（学习天地运行之道，运用合乎现实规律的方法来引导民众），这说明，天地自然之道与现实人生之道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孔子延续了《周易》中的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并且将儒家的“仁爱学说”融入其中，孟子和荀子则在孔子理论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认为“君子道其常”[10]523（《荀子·天论》），人要尊重并依循自然规律；并且，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还可以积极主动地适应自然，即“制天命而用之”[10]531（《荀子·天论》）。

“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万物之灵，可以积极参与天地宇宙间变化。人的积极作用不是去征服或控制自然，而是去辅助和促成”[11]154-159。由此可见，“天人合一”思想经由先秦儒家的发展，不仅体现出带有儒家思想意味的宇宙观和道德观，更体现出独特的生态观，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从社会伦理的视角来关照人与世间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8]78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将“天”视为宇宙最高实体，同时也是自然万物的统称，而“人”则指的是全体人类。“天人合一”主张的是人与自然万物应该是圆融一体、和谐统一的（“与天地参”，《中庸》），并不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更不认为人类可以肆意破坏自然界（“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

孔子常言“知天畏天”“为天唯大”，荀子则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0]515。这些都说明在儒家文化的生态思想中认为，“天”有其不为人的意志所改变的客观性，“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12]14因此，人应该意识到自然万物的运行有其内在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更改的，我们人类只能遵从规律，实现与天地自然的共存共生。

（二）儒家生态思想的生态伦理观：仁民爱物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仁学思想作为立论基础提出“仁爱好生”的理念，这也成为儒家生态文化思想的特点之一。《论语·阳货》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597（天何曾说过什么呢？四季周而复始，百物蓬勃生长。）《礼记·礼器》中则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13]172（真正的礼，应该符合自然时令，与大地的物产相配，与神明的心意相顺应，与人的心理需要相符合，如此才能治理万物。）

这些经典都说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儒家倡导人们要对自然万物心怀敬畏，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更是提出“重生、惜生”的生态伦理思想，他倡导“钓而不网，弋不射宿”[1]219，表达自己对自然万物的珍惜、感恩。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14]508，“不仅在于人有‘恻隐之心’，而且还能‘扩而充之’，从爱人到爱人类，进而拓展到爱自然万物。”[15]97

这种爱护自然万物的理念更是被儒家提升到了道德层面。儒家思想认为，一个道德品行端正的君子，应该具备仁民爱物的情操。正如《孟子·尽心上》中所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4]863（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而又谈不上仁爱，对于百姓心怀仁爱，却又谈不上亲爱，对亲人心怀亲爱的同时仁爱百姓，仁爱百姓的同时能爱惜万物。）

汉代儒学家董仲舒继承了孔孟这种“仁民爱物”的思想，他将仁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提到，“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16]122真正具备仁爱之心的君子，不仅对同类心怀善意，甚至对鸟兽等其他生物也存有仁心。

后代的儒学家，整体上对自然万物存有深厚的生命关怀。北宋思想家张载在《正蒙·至当篇》中提出“安所遇而敦仁，故其爱有常心，有常心则物被常爱也”[17]48的道德理念，认为一个人能够随遇而安，保持心性的敦厚仁爱，必然能够将仁爱施予自然万物。北宋理学家、新儒学的开创者程颢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8]1（《识仁篇》），“他对自然万物一体之仁的洞见，不仅仅是单纯的美感趣味，更是对万物真切的生命关怀。”[15]98再比如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的“一体之仁”的理念，也是把自然万物视为人类应该仁爱对待的对象（《传习录》“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19]229）。

可见，儒家的仁爱好生理念不仅表达出对人的关怀、仁爱，更体现出对自然万物的爱护之心，这彰显出儒家仁爱好生的生命关怀以及悲天悯人的生态伦理观念。

（三）儒家生态思想的生态秩序观：适时有节

取物有节、节制物欲也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10以及“钓而不纲，戈不射宿”[1]219等理念，说明儒家将“仁爱”从同类身上扩展到自然万物，要懂得克制个人欲望，学会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

孟子在孔子的思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易其山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14]820（《孟子·尽心上》），要求统治阶层从民生出发克制自己的物欲，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避免过度浪费；“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檀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4]17（《孟子·梁惠王上》）克制物欲既是尊重自然规律，同时也是调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

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将生态伦理思想上升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崇高价值追求。荀子承认“人生而有欲”[34]585（《荀子·礼论》），并且认为“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10]587（《荀子·礼论》），如果人们只是纵情享乐，必然会招致灭顶之灾。因此，就要通过“礼”来节制人的欲望（《荀子·礼论》“礼者，所以正身也”[10]38）。礼，既可以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又能够填补人性中的善良，（《荀子·礼论》“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10]587），并且，“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礼’能进一步改变人对自然资源急功近利的掠夺式思维。”[20]98

二、儒家生态思想的时代价值

儒家生态思想“经过几代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2]1，而这些思想理论在这个面临着生态环保危机的时代里，依然发挥着应有的价值。

在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就是生态环保危机，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12]15。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并重的时代里，儒家生态思想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

（一）天人合一思想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儒家倡导的“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正是“一种无私的‘大我’的天地境界”[21]6。正如 《传习录·卷二》所言：“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19]321。

在当今时代里，这种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人与天地万物、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毕竟，“只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1，只有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同时又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把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尊重自然规律结合起来”[12]16。这一生态伦理观念，彰显出尊重生命、热爱万物的情操，因而具有帮助我们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

（二）仁爱学说对于保护物种丰富有借鉴意义

儒家的仁爱学说提倡的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所有生物，以淳厚宽仁的态度去对待所有生物”[2]1，这是一种博爱万物的生态道德。

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时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进一步扩展为泛爱万物，“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16]80（《春秋繁露·离合根》 ）；“质（与‘挚’同）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16]126（《春秋繁露·仁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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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仁爱学说的理论基础则在于“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16]84（《春秋繁露·立元神》 ）。这说明，天地人合为一体、缺一不可，而人与万物则情同手足，人理应广泛地爱护一切生物，因为人秉承了上天的“生生之德”。

儒家这种博爱万物的生态学说，对于改善环境、保护物种丰富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因为人只有培植出这样的德性并努力实践，才能真正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三）适时有节观念引导尊重自然万物

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对于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不仅引发诸多环境问题，更给人类自身带来无数灾难，“20世纪80年代后，几乎历年都有许多的环境污染的报道”[2]1。儒家的生态文化提倡的是尊重自然法则、合理利用资源，这种适时有节的观念在当代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主张“崇俭节用”，“以‘礼’为要求提出了节俭、爱人的道德观”[22]，他认为人的欲望无穷无尽但自然资源终归有限，因而要节制物质享受而注重精神培养，正所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197（《论语·述而》）。

孔子的节俭消费观，“被后代的儒家学者继承并进而发展为‘适度消费’的思想”[22]，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合理节制欲望对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性，并像孔子主张的那样，追求精神境界的培养。

三、儒家生态思想的启示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23]30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问题，更需要找到一条通途，实现人与生态自然的和谐共处。“深入挖掘和梳理中国古代尤其是儒家的生态思想，从中寻找启发和借鉴，是一条便捷而有效的路径。”[24]62

儒家生态思想不仅肯定人是自然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天地自然组成共生共存的关系，而且更人与天、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具有高度统一性。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所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16]85、“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16]85。这种统一性，正是儒家生态思想追求的至高境界，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发展完善了“天人合一”思想，将天、地、人视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儒家生态思想中的这些核心理念，依然对我们的现实社会发挥着指导作用，而儒家生态思想中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成为我们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的总目标。

（一）天人合一理念的启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们误以为只要科学技术足够发达，就一定可以“战胜自然，人定胜天”。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必将遭到自然的反噬。如果我们过于依赖科技、迷信科技，忽视了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忽视了保护自然万物，那么我们此后余生乃至子孙后代，便只能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持续恶化的千疮百孔的世界。“正如近代以来，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认为人与自然是二元对立的，这其实是一种机械论的思维方式，”[24]63它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把二者视为截然对立的存在。而“天人合一”的理念则讲求的是生态自然中的多物种和谐共存，并且，“和谐理应是多样性的统一，万物才能生长，呈现无限生意。”[15]98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应该以和谐发展作为长久的立足点，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形成良性生态关系。[25]2因此，我们要以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天人合一”这一大生命观，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方针指导。具体来讲就是要将“和谐共生”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将生态伦理道德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15]99

（二）仁爱思想启发人们爱惜自然万物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以“万物之灵”自居，并且将自然万物视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和材料。在儒家的生态文化理念中认为，自然万物共同生长并不会对其他生命造成妨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6]17（《中庸·第三十章》）并且，人也无法脱离天地自然独自生存。既然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滋养人的生长，人们理应具备敬畏与感恩的心态。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延伸开来，便是应该爱惜自然万物。可见，儒家的生态思想，“体现出了天人合德、仁爱为本的特色”。[27]2

儒家以仁爱为本的生态伦理思想，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1]363（《论语·颜渊》）、孟子的“尽心知性”[14]165（《孟子·尽心上》），到从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7]95（《正蒙·乾称篇》）、程颢程颐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28]15、“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28]120（《二程集》上册），仁爱思想不仅贯穿到底，而且从人类本身推广自然万物，对天道、对自然、对万物众生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仁爱之心，并认为“人与自然处于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8]80

我国是一个能源资源的消费大国，“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 、31% 、30% 、27% 、25% 和 40% ，而创造的 GDP 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 4% ”。[12]16“194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成就斐然，然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在40倍以上”，[29]117这说明，我国很多行业和地区存在资源利用率过低、资源浪费极为严重的状况。要改变这样的现状，不仅要有技术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需要在生态思想和生命价值观上有所重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丰富、积极的内容”，[12]16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曾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生态自然产生过积极作用，因此，在当今这种生态危机形势下，它理应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以及新时期下的生态伦理观念。

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普及并提高全民生态伦理意识，引导民众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性，是一项极为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天地自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爱惜自然万物，不仅是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前提基础，更是尊重人类自身的命运和发展，“从意识的角度帮助人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儒家思想，从这个角度可以启示人们，目前全民族的事业之一就包括有生态环境保护”。[30]78

（三）节制物欲统一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

取物有节、节制物欲让我们看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环境保护，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自然资源的取用有度。在我们的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诸如石油、煤炭、土壤、矿石等的储量极为有限，即便是像农作物、海产品等可再生资源，也并非一朝一夕便可轻易获得。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就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由此提出一系列人与生态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理论。

无节制开采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这本身就说明现代社会的生存价值观念没有得到进一步地改善和调整，也说明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缺少足够的了解和保护意识。更有甚者认为，“盈利是一切生产的目的，因此当企业在开展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时常出现破坏和污染环境的生产行为，严重损害到了自然生态和人们的身体健康”[30]78。

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共识的大前提下，每一个人应该逐步加强文明生态和绿色环境的意识，“自觉践行节俭的消费方式……在现代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建设的主体”。[30]78正因为每个人都是建设主体也是消费主体，并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所以，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节制物欲、厉行节俭，那么便为我国的文明生态工作尽了一份应有的力量和职责。

结 论

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有其特色鲜明、观念合理的生态思想理念。它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推崇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存。在现代社会，我们面对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理应取其精华，将其中的合理部分加以应用，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工作。将儒家文化中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继承并发扬下去，这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我们不仅要看到儒家仁爱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更应该意识到，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是中国儒学对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可以为我们超越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31]102。

现如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并列成为制度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3]4可见，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贯穿于新时期社会建设的全过程，更是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和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