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对应急物资生产的影响研究
——兼论企业规模与政治身份的调节效应

赵 彬，夏源泽，产世芬

(1.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2.浙江工业大学 合作发展处(校友联络办公室)，浙江 杭州 310014)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一度导致民生应急物资的短缺。在政府倡导和市场驱动的双重影响下，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迅速转产应急物资，为抗击疫情做出重要贡献。传统应急物资供应体系强调应急物资收储和调度供应，而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中多元化的应急物资产能储备可能更为关键。那么，企业如何能够实现“平战结合”，在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下顺利转产应急物资呢？在重大突发事件期间，制造业企业参与应急物资生产具有超常规性、不确定性和紧迫性，这对企业快速决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制造柔性能力提出严苛要求[1]。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在疫情初期，数字技术应用为保障企业转产、扩产及供应应急物资提供了便利[2]，但数字技术应用如何促进企业转产应急物资的作用机理并不明晰。现有文献中关于数字技术应用与应急物资生产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数字技术应用如何改造原有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特别是数字化技术如何提升优化应急物资储备[3]和应急调度[4]，主要研究传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数字化；二是关注传统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聚焦于包括数字化生产改造、生产运营数字化、数字化管理变革等。本研究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提出制造柔性是数字技术应用赋能企业转产应急物资的关键中介机制。按照传统理论的观点，企业规模及其资源利用效率是影响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中小企业往往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传统优势。张夏恒[5]对377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不同规模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即企业规模会影响到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另外，抗击疫情过程中，社会责任担当也是企业转产应急物资的重要动机之一。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及其政治关联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董事长的党员身份使企业更具社会责任担当[6]。那么，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的传统优势能否在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应急转产的过程中再现？企业主的党员政治身份是否有助于增强数字技术应用赋能企业应急转产的作用机制？据此，本研究尝试以制造柔性为中介变量研究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企业应急转产的内在机理，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和企业主党员身份对该内在机理的调节作用，以期丰富应急物资生产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我国保障应急物资供应提供新思路。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技术应用与应急物资生产

传统应急物资供应体系以应急物资储备为主，动员生产为辅。应急物资的需求特性决定了储备物资与突发需求间存在错配，动员生产机制通过调动企业产能参与应急生产，从而缓解重大危机需求的多重不确定性。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下，数字技术对企业生产连续性的影响及其赋能应急物资生产的内在机理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Cai等[7]认为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疫情期间供应链响应能力，云计算和大数据则通过对需求的精准预测缓解了需求不确定性；窦克勤等[8]对信息技术在疫情期间的创新应用进行了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紧密结合实现的人、机、物互联，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持。可见，数字技术应用改变了企业在传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中的角色，赋予企业紧急状态下参与应急物资生产的动态能力[9]。

动态能力理论提出从机会识别、整合重构、技术和组织柔性三方面理解企业快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机理[10-11]，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首先，突发事件冲击下企业转产属于非程序化决策。突发事件冲击导致的信息紊乱增加了决策难度，造成的应急物资短缺问题却催生了临时性商机。数字技术应用使企业能快速获取供需信息，有助于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的识别能力[12]。同时数字技术跨主体应用通过打破政府、企业、市场间的横向壁垒和行业内的纵向壁垒，有助于减少信息搜寻成本[13]，提升企业机会识别方面的动态能力。其次，数字技术应用促进技术、信息等关键要素跨组织流动与配置，有利于企业整合重构资源和有效配置生产能力，提升企业整合重构方面的动态能力。最后，数字技术应用提升了技术和组织柔性方面的动态能力，通过重塑企业经营流程实现生产模块化和经营数字化、信息化，使柔性制造成为可能[8]；通过减少沟通层级、拓展办公场景，增强了组织灵活性，保障企业疫情期间业务的连续性[14]。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提出假设1：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参与应急物资生产具有正向影响。

(二)制造柔性的中介效应

制造业企业的动态能力主要表现在生产制造环节的制造柔性。本研究沿用袁红兵等[15]的定义，认为制造柔性是制造系统及系统构成部分对产品多样性和系统内外各种变化及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它是企业提升生产适应能力的关键，也是突发事件冲击下重构生产组织的重要因素[13，16]。郭奕阳等[17]用生产柔性和产品开发柔性来衡量制造柔性，并研究了其在产品模块化和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下，制造业企业在进行是否转产应急物资的决策时，首先需要面对自身是否具备转产应急物资能力的问题，即企业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制造柔性。高柔性的制造业企业在其生产线设置、产能调节、制造能力等方面呈现多元化战略储备，可以支持企业在紧急情况下重构生产体系并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制造柔性能增强企业产能调节能力，使其更好地应对需求的不确定性；可以有效去库存、降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生产应急物资的能力[15]。

数字技术赋能企业转产应急物资主要通过制造柔性这一动态能力嵌入企业生产过程，具体表现为：数字化改造提高了企业产品可变性和生产线利用率，通过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管理、生产组织、资源调配、技术创新能力来增强企业的制造柔性，使企业在疫情冲击下能实现一定程度地扩产或转产，提升企业快速响应应急物资生产的能力。综上，提出假设2：制造柔性在数字技术应用与应急物资生产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企业规模的调节效应

企业规模会影响数字技术应用对组织柔性以及整合重构等动态能力的提升效果。赵彦云认为中小企业相对灵活的组织形态使其拥有更强的组织柔性，能更快地接受数字技术变革，并通过数字赋能及时调整生产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18]。数字技术对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效率的提升主要通过消除数据壁垒实现，需要打破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19]。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在组织架构上更灵活，不容易受到固化的科层式组织架构的束缚。Davidsson研究表明，企业规模越小，参与环节越精细，企业抗风险能力越强[20]。因此，中小企业的组织规模优势在数字化情景下更为突出。另外，企业经过长期程序化运营后容易滋生组织惯性，组织层级的增加削弱了企业的组织柔性，对生产进行调整将面临员工以及原有组织结构等各方面的阻力，影响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柔性的提升效果。据此，提出假设3：企业规模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制造柔性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①各测量量表、模型构建、稳健性检验涉及表格过多，受篇幅限制未完全展示。

(四)企业主党员身份的调节作用

高阶梯队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诸如教育水平、意识形态等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21-23]。现有研究表明，高管政治身份及其政治关联是影响公司经营决策的关键变量。戴亦一等[22]提出管理者的党员身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党员董事长更少参与财务违规；周怡等[23]发现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对其捐赠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党员身份会增强管理者的机会识别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党员企业主的政策敏锐性更强，在决策时能更好把握政策意图。连燕玲指出党员这一特殊身份通常使企业主肩负更多的社会期待，由此形成的声誉约束使其在经营决策中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24]。黄勇坚指出党员企业主“利他”“先锋模范”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其在经营管理中倾向于做出符合社会利益的决策[6]。党员身份也会增强企业主对企业资源的重构能力，例如党员身份有助于企业主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得政府支持。管理者和党员的双重身份是企业主自身能力的体现[23]，出众的工作能力和群众基础使其在对企业转产应急物资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减少内部阻力。本研究认为，数字赋能企业在具有足够的制造柔性后，拥有党员身份的企业主倾向于在疫情期间带头响应政府号召，转产应急物资以满足社会的迫切需求。因此，提出假设4：企业主党员身份对制造柔性与应急物资生产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以全国31个省区市中小制造业企业为抽样对象。中小制造业企业是疫情期间转产和扩产应急物资生产的市场主体。虽然上市公司数据透明度较高，相关二手数据相对较易获得，但考虑到上市公司涉及应急物资生产总体规模有限，且涉足应急物资生产基本以子公司或参股公司为主，应急物资生产仅为其经营业务的小部分，本研究最终选择对中小制造业企业展开专项问卷调查确保样本选择的适用性。2020年11—12月期间共发放2 367份问卷，回收1 031份，剔除回答不完整和前后逻辑矛盾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98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41.5%。

(二)变量设计与测量

本研究问卷主要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对关键变量进行测度。为保证问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借鉴国内外研究中相对成熟的量表，并根据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进行了适当修改①。

1.被解释变量：应急物资生产。本研究将其作为单独变量纳入研究，企业参与应急生产赋值为1，否则为0。问卷题项详细说明了应急物资涵盖种类，包括防护用品(口罩、防护服等)、医疗救助用品(呼吸机、医用材料等)、医药(检测试剂、疫苗、药品)等防疫民生保障物资。

2.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应用。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化水平有两种主流的测度方式：一是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上市公司年报[25]；二是从网络销售、数字系统应用、数字技术运用等角度设计测度量表。本研究参考Li等[26]、潘宏亮[27]、魏下海等[28]学者的研究，设计涵盖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物流调度三个环节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问卷题项。经测量，数字技术应用对应题项Cronbach’s α 为0.795，最小因子载荷为0.836，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中介变量：制造柔性。参考袁红兵等[15]、Chang等[29]学者的研究，结合应急物资生产的特征，设计了四个题项，从生产柔性和反应柔性两个维度对制造柔性设计量表。经测量，制造柔性Cronbach’s α值为0.809，题项最小因子载荷为0.73，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5.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考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特殊性，选取企业产权性质、政策支持、信息渠道、责任意识、企业主受教育程度等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另外，本研究还控制了地区变量。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有效样本中，企业人员规模在300人及以上的样本企业占50.5%，非国有企业占82.7%，东部地区企业占67.9%，样本分布情况与2020年我国应急物资生产供应的企业分布特征较为接近。数字技术应用均值为3.79，标准差为0.863，说明我国中小制造业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高，但企业间差异较大。制造柔性均值为3.71，标准差为0.85，制造业企业的制造柔性总体较高。数字技术应用与应急物资生产、制造柔性均显著正相关，制造柔性与应急物资生产显著正相关，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0.7，初步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1，2。

(二)假设检验

依次将主效应和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以检验各假说，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分析，VIF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1 假设检验回归结果

第(1)列为数字技术应用对应急物资生产的影响。从统计显著性结果来看，数字技术应用的回归系数为0.68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缺乏数字技术应用的企业，推行数字技术应用的企业参与应急物资生产的可能性更高。从经济意义看，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应用转产应急物资的可能性是缺乏数字技术应用企业的1.984(e0.685)倍。因此，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参与应急物资生产的概率，假设1得到了验证。

第(6)列为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柔性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应用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技术应用会显著提高制造柔性。第(2)列的结果表明，制造柔性会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转产应急物资的可能性。结合第(3)列的结果，本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应用→制造柔性→应急物资生产”的每一环节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制造柔性在数字技术应用和应急物资生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

第(7)(8)列分别呈现了纳入企业规模以及其与数字技术应用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同下)。对比两列结果发现，在不考虑交互作用的时候，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规模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二者均能显著提高制造柔性。但将交互项也纳入模型进行分析时，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规模的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二者的交互系数为负(β=-0.084，p<0.01)，表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的作用更弱，即企业规模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制造柔性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

第(4)(5)列考察了企业主党员身份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制造柔性与企业家党员身份能够显著提高应急物资生产的概率，而加入二者的交互项后进行回归得到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在具有足够的制造柔性后，拥有党员身份的企业主倾向于在疫情期间带头响应政府号召转产应急物资以满足社会的迫切需求，即企业主党员身份对制造柔性与应急物资生产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相关结论，本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选取企业数字化管理系统数量作为替代自变量，企业数字化管理系统具有直观性、可比性，排除管理者主观评价可能出现的偏差，结果稳定。通过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制造柔性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参与应急物资生产影响的总效应为0.133，通过制造柔性的中介效应为0.048，占比36.09%，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结论不变。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主要解释变量依旧显著为正，即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未发生改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考察了数字技术应用经由制造柔性影响企业参与应急物资生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能显著促进企业参与应急物资生产，制造柔性在这一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规模负向调节数字技术应用与制造柔性的关系，而企业主党员身份对企业制造柔性和应急物资生产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加深了对重大突发事件下企业转产应急物资决策机制的理解，拓展了中小企业在数字化情境下组织优势方面的研究。结合疫情期间应急物资生产的现实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一)数字赋能创新应急物资保障模式

促进保供力量下沉，推动中小企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机构的制造、研发、物流等力量就近入编地方应急保供体系，借力数字赋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生活服务供给。引入市场力量提供连锁式、标准化的“平战两用”应急保供服务，创新中小企业参与应急物资产能储备、启动、移交和授权委托形式，探索特殊应急物资生产业务的特许经营等模式。建立地方应急保供生产单位数据库，鼓励中小企业构建“平战结合”的应急保供产能储备，赋予应急自救功能。

(二)加快全国统一的应急产能保障的智慧化改造

将中小企业作为应急物资产能储备的基础单元。制定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应急产能改造的标准构件和相关产业标准，加强基础标准和产能接口的互联互通。突出“融智强韧”的数字优势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经验，总结和推广经济适用的应急产能智慧升级方案，突出应急产能改造与储备的新基建、智慧供应平台、数字应急响应体系、应急物资集采集供APP、应急演练培训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智能化应急产能输送节点的应急物资物流配送和交通运输的社会化支持。推动电商平台、物流平台在大型应急生产集群(基地)周边设立分拣站、配送站，并纳入应急征用与调配体系。加强数字化、智能化、机械化、自动化的设施设备的力量投入，增强跨地区调拨能力。

(三)增强应急产能的数字化储备

在重大危机类型、时间、区域、保障需求等多重不确定情况下建立应急物资产能储备体系，对于我国提升全国性的应急保障能力至关重要。第一，政府应加强对中小制造业企业柔性能力提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的应急转产能力，将中小企业的产能储备成为国家“生产保供、外采补充、储备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第二，从资金支持、人才支持、技术支持、财税支持和法律支持等方面入手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大专项扶持力度，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不敢转”“不愿转”“转不好”等关键难题。第三，提高企业家参与应急保供的社会责任意识。支持和鼓励企业家参与应急生产和转产的责任意识，将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力量纳入并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企业在自身业务和技术优势范围内积极参与应急物资保供。

(四)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应急物资供应

研究发现企业主党员身份强化了企业制造柔性与应急生产的关系。有关部门在应急生产动员时应充分调动各类社会力量，推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社会力量下沉，推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党组织等机构的党员力量参与应急物资保障活动。政府应在企业家发挥自身经营和资源配置能力助力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起引领作用，将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力量纳入并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企业在自身业务和技术优势范围内积极贡献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