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联合战线的提出及演变

杜玉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与“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几乎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同时提出的两个口号。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民主联合战线不乏研究，但对联合战线与知识界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尤其对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鲜有从统一战线视角论及，为数不多的有关研究多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出发①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郑师渠：《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两场论争（1922－1924）》，《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等。，且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与思想上两个不同层面的联合战线。本文旨在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联合战线总思路之下两种层面联合战线之间的关联、区别、相互影响以及各自的流变，以呈现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最初展开时的多种趋向和路径，以及影响其变化走向的诸种因素，深化对统一战线及其演变的规律性认识，推动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与时俱进。

一、民主联合战线的提出与思想界的变动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同盟军的必要性。多半出于强调自身的纯洁性和标明自身区别于其他一切党派的彻底革命性的考虑，中共一大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斩钉截铁，似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态度很快发生了变化。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建党以来的第一个重要政治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其中指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④《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5页。“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党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⑤《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5—46页。一个月后的中共二大，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张。中共二大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5页。同时，中共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专项决议《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阐明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然性、可能性、发展前途、活动方式与实施计划，并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⑦《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6页。

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和阶层的政策实现了由“完全独立”“不与任何党派建立联系”到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发生缘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同时也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变动息息相关。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 年夏，共产国际“二大”就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其着重点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议决（1920年7月28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强调，对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必须“严厉实行”。⑨《笫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先驱》半月刊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第98页“记者按”。

为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二大”的上述精神，加强远东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有许多亚洲落后国家革命团体代表参加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共有44人，其中除共产党员14人外，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该会议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讨论了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会议期间，列宁抱病直接约见了参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并殷切询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表达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年，第198—200页。

1922年3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大会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有关精神，陈独秀对此“深表同意”。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12页。就在中共中央酝酿并着手准备在实际行动中落实这一精神时，思想界出现了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论争。这一论争使五四运动后即已开始的思想界纷争表面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共产党推动联合战线的紧迫感。

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解答中国问题所选择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形式的不同”③周策纵曾这样来分析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的分歧：“当他们把注意力由对传统制度的共同敌视转移到寻求积极解答的时候，他们就面对如何选择各式各样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形式。”［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316页。，新文化运动中同属于“新思潮阵营”的知识分子开始分化，其表征性事件一般认为是《新青年》的“分裂”。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同时将《新青年》带到上海进行编辑出版。这个杂志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新青年》迁离北京后，留在北京的胡适等人于1922年5月创办了新杂志《努力周报》。《新青年》“分裂”这一表征性事件的背后是“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始分化，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与胡适等仍然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疏离。当前者日益集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创建中国共产党、选择通过阶级斗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的同时，不情愿太“左”倾，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的胡适等人也以《努力周报》为新平台进行了内部的整合。1922年5月14日，蔡元培、胡适等16位学者联名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主义”，系统概括了他们的“自由主义”观点。

“好政府主义”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同时，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废督裁兵，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等。④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第1版。这一主张反映了学界对军阀统治心存幻想，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修补式的改造，为改良主义思潮推波助澜，明显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形成对照，更与中国共产党针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形成民主联合战线的斗争目标背道而驰。由于蔡、胡诸人当时处在学界、思想界的领军地位，该宣言发表后，反响甚大，受到一般舆论的普遍支持，甚至“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朋友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32页。。况且，李大钊碍于朋友情面，极有可能是出于“联合”的考虑，也列名联署在16位学者之中。

然而，当中共中央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32页。，故主张“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并推陈独秀先生起草”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32页。。于是，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军阀“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最初提出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与思想界的分化特别是“好政府主义”的提出直接相关。思想界的分化与“好政府主义”思潮的崛起，从另一面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理解，也正是缘此形成的紧迫感，中国共产党当机立断，决心对外公开宣示自己的主张，最终形成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策。

二、联合“知识派”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是对胡适等人《我们的政治主张》作出的回应，其中主张的联合战线是针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针对全国的“民主派”“革新党派”进行联合。那么，“民主派”和“革新党派”指的是谁？“民主的联合战线”是在什么层面上立意的？范围多大？包括不包括胡适等人？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在肯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③《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页。的同时，有一段文字对胡适等“好政府主义诸君”进行了专门批评：“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奋斗’‘努力’‘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观察现实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学者政客，根据他们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论，来反对民主战争，我们万万不可听从。和平自然是我们所不排斥的，但是虚伪的妥协和平，愈求和平而愈不和平的伪和平，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的。”④《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2—44页。显然，此时中国共产党言说中的“联合”主要是针对国民党而言的，是否包括其所批评的、划归为“小资产阶级”的“好政府主义诸君”，并未直接说明，但上下行文可以给出一些判断的线索：提到“好政府主义诸君”时，与“国民党诸君”“农民工人学生兵警商人诸君”并列，既然后两者都在联合之列，那么对前者虽然进行了批评，但仍应还在联合之中。

中共二大给出了更加明确的表述。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指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力来争取他们。”⑤《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3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战线。”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5页。这里指出“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明确包括“小资产阶级”，那么被《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归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好政府主义诸君”无疑也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小资产阶级的学者政客”的批评，显然意在规劝和提醒，而非对立与排斥。

由此可见，与判定当时的中国革命是以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为革命目标的民主革命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当时推动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本是针对更反动的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集结。在军阀这一“封建势力”仍当政时，小资产阶级乃至于整个资产阶级都在争取之列。当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尚在形成之中，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定位长期悬而不决，像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阶级属性似定未定的知识精英，其“反封建”的民主性一面向来为左派所承认，自然也是可以争取或联合的。瞿秋白在1925年指出：“从五四运动前后直到如今，胡适之总算还是社会上公认的民治主义者。”②双林（瞿秋白）：《胡适之与善后会议（1925年3月12日）》，《向导》1925年第106期（1925年3月14日）。这是以民主革命为口号的中国共产党对胡适“联合”的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思想还是初步的、不完备的，其联合所指的对象边界也不十分清晰，但其范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自由主义者虽不是中国共产党联合的主要对象，但无疑在中国共产党“联合”的视野余光之中，即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联合战线之初，就形成了联合“知识派”的思想。

受共产国际有关精神和中国现实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革命”最初的着眼点主要在政治层面，“联合战线”亦主要定义在政治领域，是为了对付政治上的共同敌人——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意在联合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因而对“知识派”的联合亦是侧重政治上的联合。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之后，开始通过实际的政治活动努力推动这一策略付诸实践。经过1922年8月杭州西湖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激烈讨论，最终于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这有力地推动了民主联合战线从政策到实践的转变。为了与实践推动相配合，围绕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推动国共合作、批评“好政府主义”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宣传刊物，如《新青年》《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思想宣传和舆论推动。伴随着实践操作和舆论宣传的双重推动，党内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迅速深化，政治上联合“知识派”的思想也得以不断发展。

1923年1月8日，陈独秀发表了《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主张“‘各派进步人士’加入打倒军阀官僚的联合战线”③独秀（陈独秀）：《反动政局与各党派》，《向导》1923年第16期（1923年1月18日）。。此处的“各派进步人士”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全国工友、国民党诸君、青年学生、工商业家、益友社、研究系左派、政学会诸君，也包括胡适、蔡元培等“好政府主义者”④独秀（陈独秀）：《反动政局与各党派》，《向导》1923年第16期（1923年1月18日）。。同年4月，毛泽东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把当时的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分为：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正在进行联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被认为是革命的民主派，胡适、黄炎培等人被看做新兴的知识阶级的代表人物，归之于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在文中特别指出，革命的民主派和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争进”的“共产派”与“缓进”的“知识派”都为了推倒共同的敌人与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①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从中不难看出，这时中国共产党对“知识派”的联合依然是从政治层面立意的。陈独秀文中的“联合战线”是针对现实政治中的“军阀官僚封建”而言的政治联合，而毛泽东笔下的“革命”“非革命”与“反动派”显然也是从政治力量上作出的划分。较之以前胡适等人只模糊存在于中国共产党联合的“余光”中，不论是依然称之为“好政府主义者”，还是称之为“新兴的知识阶级的代表人物”，陈、毛都把他们作为一派重要的力量有意识地纳入了联合的范围。

联合“知识阶级”主张的发展，不但表现为联合意识的由弱到强，而且表现为联合的范围由窄到宽。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发表重要长文《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指出，“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却需要“各阶级群起合作”。从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出发，陈独秀仍将其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并划分成“革命分子”和“非革命的分子”两部分。他写道：“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②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1923年第2期（1923年12月1日）。“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之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③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1923年第2期（1923年12月1日）。“就是一班非革命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④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1923年第2期（1923年12月1日）。此文对中国“知识阶级”的派别划分，立足于唯物史观对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进行全面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仍然是从政治层面进行的言说。文中，原来一直被排斥在联合战线之外的梁启超等保守主义者也被视为“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纳入了被联合的范围。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不但在政治斗争方面越来越重视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明晰其在联合战线中的地位，政治上联合“知识派”的思想也日益明确，而且联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说广义上的“知识阶级”基本上都被包含在内了。

三、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

除在政治层面上联合“知识派”的思想不断发展之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认识深化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提出了思想界联合战线的重要主张。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与被划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除了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之外，在思想领域是否也有一个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很多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本就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以来，也一直在为推倒旧文化、旧学术、旧文明而冲锋陷阵。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在将现实政治纳入视野并一度成为关注重点的同时，始终也没有放松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关注，这是源于对继承“五四”文化遗产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源于对政治与文化互为转因的理解和认识。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特别指出：“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这是吸取知识阶级，使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的入手方法。”①《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党报》第1号（1923年11月30日）。陈独秀在《国故党与复辟党》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文学革命运动中，颇现出复辟的倾向；文学的复辟如果实现，政治的复辟也会跟着来。”②独秀（陈独秀）：《国故党与复辟党》，《向导》1924年第59期（1924年3月26日）。“我以为反文学革命的国故党和反政治革命的复辟党，本是一家眷属。”③独秀（陈独秀）：《国故党与复辟党》，《向导》1924年第59期（1924年3月26日）。而五四运动后思想界出现的分化，无疑更加剧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上述为回应“好政府主义”而当即亮出自己的“政治声明”即是一明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认识的深化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关注相互交织，思想文化作为并列于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领域，日益进入中国共产党联合战线的适用范围。与此同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还在继续，1923年又发生了“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对这一论争的参与，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重要主张。

“科玄之争”④“科玄之争”，1923年至1924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一场论战，是新文化运动后期著名的一场思想论战，影响深远，又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到1924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君劢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论战的展开与深入，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梁启超、张君劢等玄学派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全部，理智的部分可以由科学解决，情感的部分非科学所能解决；胡适、丁文江等科学派坚持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陈独秀、瞿秋白等唯物史观派主张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是1923年2月由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引发的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辩论。这一辩论延续近两年之久，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一场著名的思想论战，影响深远。梁启超、张君劢等玄学派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全部，理智的部分可以由科学解决，情感的部分非科学所能解决；胡适、丁文江等科学派坚持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科玄之争”关涉的核心问题，仍不外于新文化运动以来争论不休的中西文化关系，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胡适诸人主张“西化”；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则主张“东方文化”自有其价值，故被称为“东方文化派”。

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争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东方文化派”。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文化仍停滞于宗法封建时代，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较中国文化进步，故倡言“东方文化”，反对物质文明与科学的人生观，只能阻碍中国的进步。陈独秀指斥梁启超、张君劢诸人鼓吹东方文化和“反科学的人生观”是主张倒退，为帝国主义与军阀封建势力张目。瞿秋白则强调，落后的东方文化在当下正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基于不满梁启超等人宣传所谓“东方文化”这一共同点，这场论争的格局，实为中国共产党与胡适诸人联盟，共同“讨伐”梁启超、张君劢等人。也就是说，在这一思想论争中，中国共产党与胡适等人事实上已形成共同反对“东方文化派”的思想联盟。这一经历，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意识到思想上建立联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夏明确提出了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重要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第一个提出应当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主张的是陈独秀。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上撰文《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指出，中国社会经济仍停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所以不仅在政治上是封建军阀的，在社会思想上也仍然是封建宗法的。陈独秀认为，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正如其所言：“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①独秀（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1923年第1期（1923年7月1日）。因而陈独秀提议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②独秀（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1923年第1期（1923年7月1日）。。他显然是有感于胡适对张君劢、梁漱溟等人的思想批判，才联想到彼此“实有联合的必要”，足见其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主张虽是中国共产党既有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主张的延伸，但其中直接动因却是“科玄之争”。对于陈独秀的这一主张，中国共产党另一位负责人邓中夏非常赞同。1923年11月24日，他在《中国青年》上专门发表文章《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进行响应，说：“我们相信的‘唯物史观’和胡适之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结成联合阵线，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③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924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同时，他呼吁：“进步的思想家联合起来呵！”④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924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

在思想领域建立联合战线，是极具创意的。这一主张的提出将统一战线的领域从政治层面扩大到了思想层面。如果说联合“知识派”是统战对象范围上量的扩大，那么这一主张则实现了统战领域从政治到思想的深入，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运用。中国社会经济仍停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所以不仅在政治上为封建军阀所统治，在社会思想上也仍然为封建宗法所笼罩。为了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思想界同样需要一场革命，而此时思想界因分化业已形成不同的“阶级”，自然也就有建立阶级联盟的必要。

“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内部分裂后，中国思想界渐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自由主义（胡适等为代表）、保守主义（梁启超等为代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共政治上联合“知识派”的范围是较为宽泛的，广义的“知识阶级”几乎都包括在内。那么，思想界联合战线内涵是什么？思想界的“敌人”是明确的，即“封建宗法思想”，那么朋友是谁？联合的对象是谁？

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一文中，陈独秀认为，号称新派的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等人，“仍旧一只脚步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⑤独秀（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1923年第1期（1923年7月1日）。。“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⑥独秀（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1923年第1期（1923年7月1日）。这里，陈独秀用阶级分析法分析了当时各派力量的思想分野，认为梁启超等保守主义派的思想是半封建的，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所以陈独秀言说中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明显只包括胡适等人。其中虽然并未说明“半新半旧”的蔡元培、梁启超等人是敌是友，但显然他们不在联合的范围之内。

1923年11月，邓中夏发表了《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及其多元分化与重组，作了具体考察与判断。他将中国的思想界划分为三派：梁启超等人为“东方文化派”，胡适等人为“科学方法派”、共产党人为“唯物史观派”。然后，他又指出：“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①中夏（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1923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故在思想斗争中，后两派应该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②中夏（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1923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邓中夏进一步将梁启超诸人明确划为“敌”之一方，排除出联合的范围，这与陈独秀的观点一致。

1924年1月，邓中夏继上文之后，又在《中国青年》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对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主张进一步响应，呼吁“进步的思想家联合起来”③中夏（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1923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他称胡适等实验主义派为“进步的思想家”“气味相投趋向相近的生力军”。④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924年第15期（1924年1月7日）。他说：“陈先生主张我们信的‘唯物史观’和胡适之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结成联合战线，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⑤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924年第15期（1924年1月7日）。“不过他所说联合的范围似乎太狭一点，不能使我们革命派的势力增厚和地盘加大，故我认为有扩充范围之必要……我认为除掉陈先生所举两者应联合之外，还应该加增下列各种友军：（一）行为派的心理学家；（二）三民主义的政治家；（三）社会化的文学家；（四）平民主义的教育家。”⑥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924年第15期（1924年1月7日）。“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⑦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924年第15期（1924年1月7日）。同时，邓中夏还明确了所谓“反动的思想势力”的具体所指：“再明显些说，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教徒，没有被攻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⑧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924年第15期（1924年1月7日）。此外，邓中夏主张思想界的“友军”除胡适诸人外，应扩大范围，超越了陈独秀上述短文与自己上篇文章中的主张，但同时也指出思想界的敌人除梁启超等人外，也应扩大范围。他主张联合和攻击的范围同时扩大。

1924年2月，陈独秀在《前锋》上发表《精神生活 东方文化》的短文，对倡导“东方文化”者进行了专门的批评。他点了张君劢、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明确说：“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⑨独秀（陈独秀）：《精神生活 东方文化》，《前锋》1924年第3期（1924年2月1日）。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⑩独秀（陈独秀）：《精神生活 东方文化》，《前锋》1924年第3期（1924年2月1日）。。他甚至表示，“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不能承认”[11]独秀（陈独秀）：《精神生活 东方文化》，《前锋》1924年第3期（1924年2月1日）。。这里，陈独秀虽没有沿袭邓中夏扩大攻击范围的思路，但将自己之前模糊的“敌人”明晰化了，并表达了决绝的排斥态度。

将这一时期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联系起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领域联合范围的边界虽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主要联合和批判的对象都是较为明确的。联合的对象主要是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派显然被排除出联合的范围，是批判的对象。有论者指出，陈独秀等人当时只钟情于和胡适等人的联合，这不仅因为胡适等人本来就曾是共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友”，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等人相信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有共同点，在反对封建思想中可以合作。陈独秀等人始终对梁启超诸人抱有戒备心理，不仅因为梁启超诸人的研究背景，而且还在于他们所主张的“东方文化”被视为封建思想。①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有论者将这一时期陈独秀等人的文章按时间顺序排列分析后认为，陈独秀等人的思想界联合战线范围忽宽忽窄，充满矛盾与反复，正如章清所言：“从总体上看，其时陈独秀关于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思想远未成熟，上述几篇文章的表述反反复复，模棱两可，都反映了这一点。”②章清：《五四前后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甫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国情尤其是思想界的分野出现了“某种偏差与不协调”③章清：《五四前后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或者认为“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范围不断缩小”④张文涛：《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从“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谈起》，《人文杂志》2014年第9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思想确实远未成熟，导致其“敌”“友”的范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但其主要联合和批判的对象却是较为明确、稳定的。上述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弄混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联合“知识派”和思想上联合“科学派”两个不同的层面。1923年夏，陈独秀提出建立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主张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战线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层面的言说：一是政治上对“知识派”的联合；二是思想战线上的联合。前者主要立足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后者更多地立足于文化立场的分野。在政治言说中，中国共产党将“知识派”基本作为一个相对的整体对待，联合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整个“知识阶级”在内；而中国共产党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设想，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立足于文化立场，将思想界再进一步划分为“敌”或“友”，联合的范围主要包括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这一时期，陈独秀等人的相关文章有意无意地在这两者之间转换，看似相同的概念和术语，实则有不同的含义和所指。前述1923年1月陈独秀的《反动政局与各党派》、同年4月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以及同年12月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都是从政治层面立言的；而1923年7月陈独秀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同年11月邓中夏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1924年1月邓中夏的《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同年2月陈独秀的《精神生活 东方文化》等文章则主要是从文化层面立言的。如果把这些文章仅按时间顺序排列，确实给人前后矛盾的感觉。但如果注意到陈独秀等不同文章言说角度的不同和跳转，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两个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联合战线范围之不同，虽有宽有窄，但各自相对清晰、稳定，并沿着各自的脉络向前发展，偶有交叉，并无过多的矛盾和冲突。

四、“知识派”联合与“思想界”联合的流变

民主联合战线提出之初，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等自由知识派既联合又批判，联合大于批判。共产党人对胡适的具体主张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不仅正面予以指出，批评其对军阀“妥协”和不甚反帝的主张，但基本上视其为可以联合也应该联合的对象。萧楚女在1923年底发表的文章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对胡适等提倡整理国故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称之为类似“老妈子补破裤”。但他最后仍呼吁说：“且快快放（下）你们手中底破裤，来做个‘时代’的拥护者，和我们组成联合战线；扫灭那些饿鬼，那些野心军阀——那些法西塞蒂”①楚女（萧楚女）：《教育界的法西塞蒂“国学”！》，《中国青年》1923年第11期（1923年12月29日）。，试图使其共同致力于现实斗争。

对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态度，胡适等自由知识派的回应也是相当积极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后，胡适将中共这一声明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他所编的《努力周报》，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②胡适：《这一周 （1922年7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第167—169页。1922年10月，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正面回应中共二大宣言，说：“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③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第22期（1922年10月1日），第1—2版。同时，胡适还将中国共产党称为“我们的朋友”。

1925年五卅运动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工作”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阶段，中国共产党所关注和侧重的问题有所变化，知识派和思想领域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分析法尚不成熟，加之知识分子对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的工农革命的态度游移，使中国共产党确定革命的基本势力“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④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新建设》第1卷第5期（1924年4月20日）。，相应地也将“智识阶级”定位于革命不能依赖的对象，于是批判的声音渐浓渐重。1925年，恽代英发表《评醒狮派》一文，明确指出：“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他们的‘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⑤恽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实际上，没有民众站在背后之士大夫，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黄炎培、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然都一一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⑥恽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1925年底，就连曾明确提出政治上联合“知识派”的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虽没有明确地把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划为附属于“反动势力”的“反动知识界”，但在他所说的“我们的朋友”中，却再也找不到自由知识派的位置了。⑦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1926年9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把当时的社会势力分成“两大营寨”：半封建派（反赤的）、民主派（赤的），明确地把自由知识派划在了半封建派一方，并认为：“两派的营寨旗帜都很鲜明，其争斗亦日趋剧烈，很少有中立之余地”①独秀（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这样，胡适等自由知识派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对象之一。国民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加之与自由知识派的政治分歧日益加大，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小资产阶级”采取了关门主义政策，由联合转为拒斥。

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与政治上拒斥“知识派”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在思想领域也开始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日渐决裂。1931年，彭康在《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一文中明确区分了“我们的文化运动与胡适等的文化运动”②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1930年2月9日）》，《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他指出：“胡适的文化立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③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1930年2月9日）》，《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所以，“在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说胡适自己是反动的”④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1930年2月9日）》，《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这里，他已明确将胡适划归“反动”的一翼。自此，胡适等“知识派”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都被中国共产党排除出联合范围。

在中国共产党逐渐排斥胡适等人的同时，胡适也日益与之疏离。既然中国共产党明确将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认定为是“理论上的敌人”，那么胡适等人也明确表示了与其的不同。1926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就着重强调他与陈独秀等人的分歧，“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⑤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58页。。他强调这两种方法是根本不兼容的。1929年，胡适代表自由主义者明确地宣告了“我们走那条路”，不与国民党同路，也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显然，胡适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一方面在于他们本身自觉地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兼容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应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以后把他们定为“革命对象”，从而排除出联合范围的政策有关。

统一战线的职责和使命是服务、服从于党的中心任务，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凝心聚力，其展开与转型皆依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党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统一战线演变走向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统一战线范围相对宽泛，特别是意欲在政治统一战线之外开辟思想领域的统一战线，是当时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双重任务的内在要求使然，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探索的多样性之呈现，尤其体现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之初的宽口径展开和多路径推进。国民革命失败后，统一战线范围趋窄，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不再被提及，固然与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区分“敌”“友”尚不成熟，以及“知识阶级”等对政治革命态度的游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阶级革命”乃至“工农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其后党的事业发展历程中，随着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统一战线渐次呈现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不同形态，这也正是统一战线与党的中心任务内在关联的规律性的外在表现。深刻认识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更好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