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内涵、形态与构建思路

刘小燕，赵甍源，李 静

(1.中国人民大学 a.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b.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2.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丰硕的理论成果和非凡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但在对外传播中也备尝“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多重话语困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节点，国际话语权之争愈发凸显，世界话语的“西方化”愈加明显，中美之间的“话语逆差”并无消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借助强势的传播能力在对华舆论战、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及疫情防控等方面频频出招彰显其话语霸权。少数西方国家的对华舆论战往往采取对立的话语策略，渲染“中国原罪”和价值体系对立，为西方国家反华、排华、遏华行为提供了话语支持和舆论条件，为中国共产党创造良好的对外传播环境制造了阻碍，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与国际交往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针对西方政府在精神和价值层面提出的反华理论和舆论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逐渐形成更具说服力、以合作共赢为取向的诸多理念，如“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融通中外”等。但如何提高这些理念、话语的国际接受度，将之变为回敬美国反华反共“最坚固的盾牌”和“大刃无锋之矛”；中国共产党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奋斗历程中，如何统筹9 600余万党员、14亿人民，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际交往理念、行为和成果的话语表达向世界展示其真实形象，增强对国际社会的说服力，已成为关键性问题。回答、解决这些问题，均离不开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高质量的对外传播话语生产和输出。而当前由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压力，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对外传播话语实践之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领域尚未形成被世界认可的话语体系，也即中国共产党增强对外传播话语权的诉求尚未得到满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围绕话语体系建设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如希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1]41，“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2]24，通过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来增强国际话语权，“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3]21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4]构建富有实效的话语和叙事体系，突破点在于构建系统完备、特色鲜明、富有“说服力”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以此来统筹指导党的对外传播实践，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话语权，营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

从当前已有研究来看，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文献已经较为丰富，研究主题散布于党的媒体、党际交往、党的理念与政策等多个领域。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对外传播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活动合二为一或混为一谈，且基本纳入对外传播理论(或思想)、对外传播政策(或制度)、对外传播内容和策略等，相较而言，实践研究较为丰富而理论研究尚显不足，以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和话语体系构建为重心的研究成果仍相对较少。由于从何角度梳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活动背后的话语体系尚未取得学界共识，因此也尚未形成内涵明确、边界清晰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由此，本文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内涵、构成要素和体系形态、构建思路，以期为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学术参考，并以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传播(政党传播、政府传播)和对外传播提供借鉴。

一、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内涵的研究需首先关注“话语”的内涵本身。“话语”在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语境下有不同的内涵。需要注意的是，话语以语言为基础，但和语言并不完全等同。所谓话语是由词句、语法等构成的语言符号和承载着认知、意志的价值观念结合而成的。“话语”还是一个与“传播”密切相关的概念。一方面，作为动态(动词)的“话语”，具有与“传播”相近或相似的涵义，如“话语”(陈述、说话、发声)的过程，就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对外说话发声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外传播的过程。“话语是交往的工具，也是文化的神经。”[5]82即话语本身就是文化的构成要件，是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工具。另一方面，作为静态(名词)的“话语”与“传播”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前者是承载血肉并与血肉密不可分的“皮肤”，后者是将承载着血肉的“皮肤”输送、扩散到话语目的地的一个动态过程。进一步说，话语不是一般的“陈述”，而是深度嵌入社会之中并与之展开内在构成性互动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具有“既深处在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又对这种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改造”[6]109的社会建构功能。话语既建构了客观世界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建构了我们主体自身”[7]124。话语在塑造社会关系、引领行为方式、传播意识形态、进行权力分配、营造身份认同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建构社会现实的能动作用又产生了结构化或称制度化(惯例、习惯和制度)和情境化(个人化、随机化)的社会效力。

话语既塑造着人际(或群际)间的社会关系，又参与其中的权力分配，亦即“话语”承载着社会权力关系。正如福柯所提“话语即权力”，话语和权力之间存在深刻的内部勾连关系，话语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权力的生成。权力的再生产和话语的再生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权力的再生产离不开话语为其构建正当性，而当话语运用在政治实践中时，话语本身则成为权力的一种表达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失语就要挨骂”[8]20形象地反映出话语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中，西方发达国家及其政党是世界话语的主要生产者，也是话语传播的主要操控者，其往往通过话语霸权实现意识形态霸权。如西方给中国制造的话语陷阱“中国威胁”“中国病毒”“威权联盟”(指中俄合作)等等，经由“传播”(在先进技术助力下无远弗届)这一“传输带”或“扩音器”扩散到全世界——这无不体现美西方(针对中国、贬损中国)之“话语权”的威猛。也可见，只有通过特定的媒介传播，话语所承载的资源、意识形态、观点等才能按照传播主体的意志传达给对象。

相比于“话语”这一概念，话语体系的意涵更为丰富。话语实践背后的“话语体系”是决定话语是否能够维系、传承、奏效的关键性因素。“话语体系是由‘物质性/硬性’的‘交际体制’(如组织、机构、制度、平台、媒介)和‘精神性/软性’的‘交际原则’(如概念、范畴、理论、规则、策略)组成的综合系统。”[9]话语是“失声”还是能够被听到，与话语体系关系甚大，话语体系是国家或政党建立话语权的基础。因此，提高话语实践的指导性、话语研究的统筹性之关键在于将微观话语上升至中宏观层面的话语体系。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在哲学社会科学、对外传播等领域多次倡导推进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话语体系这一概念的内涵目前并未取得学界共识，如王永贵、刘泰来认为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10]5，而唐润华、曹波的研究则视话语体系为“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表达体系的结合”[11]33，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话语体系作了多样的阐释。

在结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话语体系是统筹各类话语资源、理顺话语背后的价值观、指导微观话语表达实践活动的一整套体系。它既包括支撑可持续话语表达的资源和实践，具有实体性和工具性；又包括话语表达的知识、观念和原则，具有思想性和指导性，是话语主体在一定社会语境中表达思想、凝聚团体、传承知识和文化的内在思路和指导纲领，具体涵括话语者(谁说)、话语理念(为了谁，关涉话语者的价值取向)、话语内容(说什么)、话语情景(在何种情境下说)、话语对象(对谁说)、话语方式(如何说)、话语目的(有人愿意听，这对于话语主体而言就是一个掌握话语权的问题)等要素。

在对以上这些概念的内涵进行辨析之后，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简单说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中的语言和文字表达体系。具体而言，指的是统筹党的领导人、普通党员、中央与地方党委部门机构和各级党组织，以中国共产党历史、执政理念、党的建设、执政成就、领导人与党员形象等为主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交往的背景下，通过媒介(报刊、书籍、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向海外公众进行传播活动过程中的语言、文字表达(包含其背后的制约因素)系统。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活动，既是党在对外传播活动中以话语表达其思想立场、价值观念和执政成就的内在逻辑和指导原则，也是统筹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资源、理顺对外传播活动思想观念进程中核心因素，对于能否在国际社会有效传播不同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话语，进而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营造有利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它也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和体系形态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其对外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对外传播管理体系、对外传播队伍体系等子体系相互交叉，共同构成党的对外传播体系。由于对外传播体系下的各子体系内容交叉、边界较模糊，且话语体系兼具话语表达的微观性和指导体系的系统性，因此，梳理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描绘其体系形态意义重大。

(一)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

话语体系并非一个简单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由不同维度内容构成、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各要素协同运作的有机合成体。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从狭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如前文所提，可分为话语者(党的领导人、普通党员、中央与地方党委部门机构和各级党组织)、话语理念(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意志、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执政理念、党的建设、执政成就、领导人与党员形象等)、话语情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交往的背景、语境等)、话语对象(海外公众)、话语方式(通过报刊、书籍、广播、电视、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以及论坛、演讲、政治广告等媒介承载的叙事、言说、观念等)、话语目的(促进中国走向世界，使更多人愿意倾听和接受，以获得更多认可和认同)。狭义上的这几大要素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内部结构。

从广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指的是支撑整个话语体系的各个环节或模块，更强调的是话语体系如何在现实的交往情境中有效运作。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向极为重视对外传播(或外宣)工作，其对外传播思想自第一代领导人起就一脉相承、不断创新，到习近平领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理念、内容、主体进一步明确，并尝试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2021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12]。新闻传播规律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前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13]，后者“从根本上决定着作为意识形态系统表现形式之一的新闻系统”[14]131。因此，中国共产党话语的对外传播需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在积极采纳新技术的前提下对传播渠道、传播方式等改革创新。2020年6月30日，《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一《意见》或可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传播体系建设的纲领性判断，即从传播事业发展的角度强调传播体系中内容、技术与管理三大要素。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由顶层设计、话语表达、传播资源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复合体，其与对外传播话语的指导原则、国内外资源及应急、评估体系紧密相关。回顾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实践历程，结合传播事业发展规律，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基于物质性的对外传播资源和精神性的对外传播原则，由顶层设计(指导思想、构建目标、政策、制度等)、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内容生产、渠道与平台建设、队伍建设等)、受众分析与受众培养体系及对外传播风险监测体系、应急传播体系和话语评估体系等要素共同构成的传播系统。这些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整体。

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大致可归结于物质性的对外传播资源和精神性的对外传播原则两部分，前者涵盖了对外传播的组织、设备、渠道、平台等内容，组织设置科学、操作专业、设备先进、渠道畅通、平台影响力广泛的传播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的载体，也是确保中国共产党顺利开展对外传播实践的物质基础；后者包括对外传播的目标、理论、制度、策略、管理、技术等要素，目标明确、理论先进、制度规范、策略高超、管理科学、技术精湛的传播原则是形成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内容、确保对外传播实效的理念基础。有些特殊的传播要素如人才队伍既是传播原则的制定者，也是传播实践的承担者和传播话语的表达者。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对外传播人才队伍是党对外传播的第一资源，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传播能否奏效，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而对外传播话语的表现形式——传播内容是在传播原则指导下、依靠物质条件生产出的最终产品，也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因素。

(二)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形态

整合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结合政党传播思路、顶层设计、传播实践、受众分析与受众培养、风险监测及应急对外传播体系、话语评估体系等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第一，涵盖指导思想、构建目标、政策、制度等内容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党中央层面关于中国共产党话语对外传播指导思想、目标、政策、制度等的宏观设计。顶层设计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实践的蓝图，在宏观上指导并决定着各级对外传播工作的定位和话语表达的具体实践，直接影响着对外传播话语表达的实效。

第二，由内容生产、渠道与平台建设、队伍建设构成的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话语实践的变迁不是单一的、超然的，其一定与其他复杂的社会变化所联系，这些变化可能出现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之中。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主要体现为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这也是提高对外传播水平、增强国际话语权的主要实践渠道。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既利己又利人的实际行为才是话语生产传播的内在基础，行为支撑话语，话语宣传行为，二者有机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实践成效。

第三，受众分析与培养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不可忽视的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话语对外传播的直接对象为境外受众，包括境外政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与团体、海外企业、民众个体等复杂多元的主体，各个群体的立场、利益均有所差异。面对亲疏有别、利益相异的受众群体，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需凸显受众分析与培养的重要性，将受众细化为支持、合作、敌视、破坏等不同层次的受众，并针对其不同的接受习惯展开精准的话语传播，这是破解现有话语传播困境、提高对外话语传播水平的突破口。

第四，对外传播风险监测体系、应急对外传播体系和话语评估体系也需得到重视。在风云变幻的对外交往中，针对特定事宜、群体或潜在风险展开即时监测，建立完善的应急传播体系，是政党对外传播中化被动为主动的可行思路。话语评估体系既包括对整体性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科学性的评估，也包括对顶层设计可行性的评估以及对中观实践行为的评估。而这部分是当前话语体系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这些要素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结构才能形成话语体系，并呈现出一定的体系形态。因此，由这些要素所构成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话语的使用，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观点，而话语体系的建构，旨在从各个环节保证组织言说的有效性，从而使作为受众的彼方在不自觉中建立起对作为传播者的我方(如喜爱某种文化一样的)某种亲近感，及传播者预期中的认知框架，并接受其观点、形成共识乃至采取行动。要素和要素功能间始终保持着较强的黏性，按照一定的理论逻辑和运作逻辑进行组合，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组织模式及运营方法，则视话语内容、话语情景等动态变化，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形态的骨架，指导着话语体系的发展方向。

三、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思路

构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能够获得有利的话语模式和表达框架，从而有利于提高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按照福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15]182。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话语的对外传播实效。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与特定时期党的工作重点、对外传播理念和指导思想有关。譬如在20世纪50年代“联苏抗美”、60年代“两面反”、70年代“联美抗苏”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理念是“斗争”，而在80年代“不结盟”(由“一边倒”“一条线”调整为“独立自主不结盟”)时期、90年代“伙伴关系”时期和之后的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期，“合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核心理念。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主要话语也有“主动发声”“把地球管起来”“内外有别”“外外有别”“宣传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联通中外”“融通中外”等差异化表达。隐藏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差异背后的战略主旨是推进世界和平、拓展国际友谊、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国家安全的逻辑和目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虽尚未形成明确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这一表述，但对外传播话语实践一直都是党的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如中国共产党在一穷二白、因陋就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仍迅速搭建起完整的对外宣传媒介体系[16]29。基于不断成熟的对外传播体系，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体现其理念、道路、制度、文化的对外话语表达，以话语的对外传播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水平和认可程度，为新时代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提供了深厚的积淀。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17]61构建具有理论关怀和实践价值、自主创新、多层次、立体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成为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构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首先应注意“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与“中国对外传播”的异同，对此笔者已在其他文章中进行了辨析(1)见刘小燕、崔远航.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的演进与未来取向[J].国际新闻界，2020(6)。，在此不予赘述。其次应注意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与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在话语者、话语内容、话语情景，话语对象、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其中就话语对象而言，无论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还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都是对于海外民众开展的话语传播活动，但是在话语者、话语内容、话语情景以及话语方式上，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则紧紧地围绕党的活动开展，相对来说，比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更加聚焦。在明晰两个“异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构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应在坚持意识形态自信、理论自信、话语自信的基础上，重点从以下四个原则性维度切入。

(一)重视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顶层设计的针对性和可持续

这里所说的“针对性”即要“精准”和“聚焦”；“可持续”则指须具有顽强生命力。毛泽东无论著书立说，还是对外发声，均能贴合时势，抓住要害，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如“持久战”“把地球管起来”“三个世界”等论断，至今深植人心，为国际社会(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所惊叹。像新时代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叫得响、传得开，而且确实是能够统揽全局、体现中国价值观、契合世界大变局、能够解释和解决国际现实问题、迥异于西方“口号”“提法”的全新话语体系。

反观西方之话语体系，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隐含有极大欺骗性，可以说，既是被美西方国家“垄断”了的“软实力”及所谓的“普世价值”，同时是美西方国家话语体系的顶层设计。应当说，从实践看，“民主、自由、人权”并非西方的专利，但西方抢占先机，将其作为统帅性话语体系，是成功有效的。这套话语体系，既成为西方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和其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的“道德制高点”，又成为其抹黑、贬损、攻击对手屡试不爽的思想理论利器。尤其今天视中国为主要对手的美国(政客、媒体)发挥惯常的话语陷阱手段，标榜己方为“民主”，标签对方为“威权”，塑造对立的“二元结构”[18]105，以包装的话语陷阱及施污对手的话语实践，服务于其丑化、妖魔化对手，搞乱对方，维护自身霸权、抬高自我的话语目的。如近年来美国拉拢一众盟友围绕精心设计的“新疆”议题，借“民主、自由、人权”之名反复炒作，制造所谓的中国对部分少数民族“持续侵犯人权”“任意剥夺自由”等诸多莫须有罪名，实现其继“以藏乱华”“以南海遏华”“以台制华”之后“以疆打华”之政治目的和战略目的。

面对此种情况，应当承认，有学者数年前指出的“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出现的“概念漂浮”或“话语空转”现象[19]14，今天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中如何弥补短板，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应对、规避和回击美西方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制造的话语陷阱，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特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更科学、更有效的话语体系。顶层设计统筹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全局，形成具有现实针对性、实践持续性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之顶层设计。

现实针对性方面，一是需要理性分析冷战后“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跳出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固有认知的陷阱，将国际关系融入党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顶层设计中，清醒地认识并解析当前党的对外传播话语实践面临国际舆论困境、“用内宣手法进行外宣”的传播惯性及有限的话语对外传播效果；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层面辨明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追求共同富裕”“追求公平正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等话语表达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普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实现话语体系转型的重要前提是观念的转变。为提高顶层设计的现实针对性，需要发挥中华文明的亲和力、革故鼎新力、开放包容力、和谐共存力，将中国共产党关切与国际需求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话语共情”，而非“以我为核心”“强加于人”“自吹自擂”“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20]279-281。另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顶层设计既需根据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对外传播理念和政策而动态调整具体策略，也需注意保持整体指导思想的可持续，从而形成具体形态多元但基本立场一致的顶层设计。

(二)强调话语生产和传播实践的有效性

强调话语生产和传播实践的有效性的学术表达，亦即构建基于有效的话语生产和传播实践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既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或外在表达形式，同时是具有创造性和建构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系统的抽象概括或表现形式。现有对具体传播实践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考虑到对外话语的生产和传播主体多样、内容丰富，在构建话语体系时尤其需要重视以下几点：

一是坚定话语自信和政党自信[21]20，坚持话语表达的主体意识，避免落入西方现代话语陷阱。构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核心切入点在于明晰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话语基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改革开放发展大业、抗击新冠疫情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提供充足的语料库；此外，科技、文化、卫生、旅游、文学、体育、语言等政治色彩较弱的领域提供了多元、有趣的本土话语内容，可从本土话语资源中总结形成准确阐述中国共产党使命目标和执政策略的对外表达方式，讲透中国共产党故事，提高对海外受众的吸引力，从而以自主的话语范式打破理论不足导致的实践局限。

二是积极参与国际话语表达。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能否与世界实现交流，关键在于“融通中外”。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利益共同点、话语共通点主动设置议题，及时适时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观点，发出中国共产党声音，贡献中国共产党智慧和方案，直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有关的热点敏感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出自我表达与话语回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回应了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实现了“议题同构”、认同聚合、话语回应和价值引领[22]137，提高了话语生产和传播的有效性。

三是将中国共产党话语的对外传播从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扩展至人际传播及更广范围的其他渠道，在扩大组织传播队伍、通过媒体“借船出海”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主张，放大中国共产党“音量”的同时，倡导、引领普通党员、群众开展微观话语主体的对外传播，通过诉诸理性与诉诸情感相结合的话语表达，积极感化、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友好人士，并借助会议、论坛、智库、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友党等非大众传播平台开展具有多元性、平等性、双向互动性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实践，形成官方与民间有机融合、共同发力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主体。

四是注意媒介对于话语体系构建的影响，积极融入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传统媒体时代，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自身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对外传播话语的内容及表达形式。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时代依靠报刊、广播、电视的单一模式。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的多渠道、多形式表达提供了可能。尤其是高度开放性的社交媒体发展，使意蕴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有了更加生动、更加多样的解释方式。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活跃着各个国家的民众，包括一些各界的意见领袖，通过社交媒体交互性、对话式的交流，更易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的表达与接受。此外，还需认真研发、推广各类应用程序、传播品牌等，掌控传播渠道的主动权，切实提高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的国际表达效率与收受效率。

(三)构建基于受众分析与受众培养的“中国话语国际表达”

中国的话语体系大致包括三类：一是行政(官方)话语体系，用祈使句、命令句，如官方文件、报告，以及官员讲话、发言、文章等，带有一定的“官腔”色彩(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官员都体现“官腔官调”)；二是民间话语体系，更多俚语谚语生活语，凸显生活气息，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幽默接地气、人人喜爱；三是学术话语体系，专家学者的学术文章，偏重咬文嚼字，注重严谨的学理性，学术味道浓厚。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传播的话语实践中，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是共同存在的，部分学者型领导人，对外发言发文章做报告，也表现出学术话语体系的一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前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被誉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化建设的引领者和示范者”，曾经作为党和国家最高位阶的发言人官员，在数十年的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一套很接地气、话语独特、个人风格鲜明的话语体系。他认为，对外传播中“如果我们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话，它相当于是维生素C，它本来是在苹果里的，这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相关的故事。与其给外国人维生素片，不如给他们原生态的苹果，由他们自己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其没有或少有“官腔官味”的对外发言(包括十几部对外传播的畅销著作)，深受国外(境外)记者的认可、喜爱甚至追捧——从这一点而言，受众的确是可以“培养”的，只要你的发言受欢迎、你的话语表达吸引人，他会不自觉地认可你、效仿你——使其话语体系真正达到“中国立场”“世界表达”。

从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话语实践来看，已在海外受众分析与培养方面有一定探索，但在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等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也暴露了现阶段我们对海外受众的了解不足，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受众分析与培养的成果。其问题主要集中于未进行海外受众的精确画像和未分群体深入研究其信息表达、接受习惯等内容。

受众分析和培养是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提高话语传播效果的重要前提。正如麦奎尔所说：“媒介机构总是被其受众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所困扰”，“即使是借助调查研究的帮助，对于受众群规模的评估仍然是非常间接、近似、事后回溯性的。”[23]62为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的精准到达，一方面，需要深入研究海外受众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话语规则、国际公共话语信息传播的视角、渠道、效果等因素展开相关研究，以此来辅助中国共产党将对外传播话语转变为符合国际话语规则和偏好的国际公共话语表达；另一方面，需要对海外受众群体展开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具体而言，需建立覆盖全球各地的学术研究机构，采用大数据技术对目标人群进行受众画像，了解其表达方式、兴趣爱好、思维习惯等基本特征及对现有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评价。唯有此，才能有效采用主体间性话语、同理性话语，将单向灌输的“宣传”转为双向互动的“传播”，并通过有效的对外传播发展海外友好受众和海外传播者，提高中国共产党话语的本土化传播和国际影响力，同时提高海外受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文化、理念、国际角色的认知和认同。

(四)构建风险监测、应急传播体系与话语评估体系

新冠疫情为本就动荡、冲突的国际社会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加之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因此而产生的“中国威胁”“中国崩溃”“国强必霸”等各种论调，和针对所谓的民族宗教、民主人权、新闻制度等借题发挥、不断翻新的抗中反共戏码，必然会长期不定时上演。为确保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传播中的话语主动权，亟需构建风险监测和应急传播体系。

具体而言，需要建立由量化的舆情监测和质化的受众评价等因素构成的、分等级的风险评估系统，针对特定事项、群体及潜在风险展开全面监测，并针对这些风险形成具有针对性、符合对外传播原则和受众接受习惯的话语系统，及时、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困惑或偏见，有理、有力、有策反驳某些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抹黑、污名化和妖魔化，以有效的对外传播话语实践来化危为机，破除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此外，由于党的对外传播能力受到媒体实力、国家实力、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全球政治格局等多种因素影响，是纵向相对历史、横向相对其他国家、其他政党的相对值，考察单个媒体、单个事件或理念的短期传播情况并不足以实现全面的科学评估。因此，还需要以长期、宏观的视角建立科学的话语评估体系，明确其评估对象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实践和话语体系本身，还应包括党的对外传播相关文件、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动态关联。评估体系的具体构成则需依据评估对象厘清具体的评价指标，如对外传播内容的评估体系可从内容传播力(内容的属类、篇幅、阅读量、转发量、评论量等方面)、内容公信力(受众认知、态度、行为等方面的反馈)、内容的长期影响力(可结合当地民意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相关人群深度访谈等信息)等方面展开细化评估。

要保障风险监测、应急传播体系与话语评估体系的顺畅运行、发挥实效，需要其与信息接受者、一线传播工作者建立畅通的沟通反馈渠道，确保体系与实践的协同性和针对性。

四、结语

话语实践背后的“话语体系”是决定话语是否能够维系、传承、奏效的关键性因素。话语体系是国家或政党建立话语权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关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也即关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格局中的自我呈现与表达。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旨在有效开展对外传播实践、提高对外传播效能搭建的理论框架，对于中国共产党获得国际认可和开展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实践，结合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在重点阐释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内涵、构成要素及应有形态的基础上，本文初步从原则性方面提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思路，以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传播(政党传播、政府传播)和对外传播理论、实践的发展提供参考。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的具体策略性思路和“叙事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