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发展的制度分析及其制度指标构建

梁亚超

摘要：绿色发展离不开制度保障，为了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文章通过界定制度和绿色发展的概念，分析了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不同制度层面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并从以上四种制度中选取反映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指标，结合反映经济发展的制度指标，构建了我国绿色发展制度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对2012～2019年我国的绿色发展制度进行了量化评价。最后从以上四个制度层面提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制度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非正式制度;绿色发展

一、引言

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同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愈加凸显，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绿色发展已成为发展的主题和方向。绿色发展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会受到制度规则的约束和指导，只有给予绿色发展更多的制度保障，才能更加坚定地走绿色发展道路，因此，有必要对绿色发展进行制度分析。

许多文献从制度角度对绿色发展进行了研究。其中有的学者对我国绿色发展存在的制度问题进行了分析。李宁宁（2011）从管理体制、管理模式以及制度供给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绿色经济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境。田文富（2016）认为我国绿色发展的制度理念缺失、可操作性不强、绿色制度供给手段单一等问题。也有学者从某个制度层面对绿色发展进行分析。徐祥民（2018）认为绿色法制推动绿色发展需要建立普遍的环境保护法税制度、重新定义的生态补偿制度和系统的环保磋商制度。杨济菡，王玉茹（2020）认为绿色经济需要以知识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支撑，并指出我国绿色低碳技术相关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缺位的现象。也有学者对我国绿色发展制度的建设过程进行了梳理。余颖，刘耀斌（2018）对国内外绿色发展制度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指出了每一阶段我国绿色发展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刘培，陈浩等（2021）对我国绿色创新型制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制度变迁下城市绿色创新发展体系的形成过程。还有学者基于全球视角研究绿色发展的制度问题。李淑云（2020）认为全球绿色转型进入新阶段后，现有制度的有效性不足和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造成制度困境突显，进而对全球的环境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是围绕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研究，并未详细说明制度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而且较少有对我国绿色发展制度构建评价体系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分类的基础上，将制度分为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四个层面，分析了不同制度层面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另外，本文将绿色发展分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方面，从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分别选取相应指标测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水平，结合经济发展制度指标，构建了我国绿色发展制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我国2012～2019年的绿色发展制度水平进行了量化。最后从不同制度层面对我国绿色发展制度建设提出建议。

二、制度与绿色发展的概念界定

（一）制度的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的定义影响最为广泛。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舒尔茨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基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制度是一个规则约束集，这些约束规则会指导或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的行为活动按照某种意愿进行，以降低其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等）或者是达到某种目的（如刑法的设立是为了减少犯罪行为）。更确切地说，制度可以看作是法律法规、行为规范、惯例、伦理道德等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则，指导和约束行为主体的各种活动。

制度的概念十分宽泛，为了便于对制度的研究，一般是先将其进行分类。对于制度的分类，诺斯主张将制度分为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执行三部分，其中正式约束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以成文的形式存在，并能够被严格监督实行;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习俗习惯等，是以非成文的形式存在的约束规则。一些学者在诺斯对制度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制度维度，潘向东根据诺斯对制度的定义，将制度分为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经濟制度、政治制度和非正式约束;王杉等的研究中，也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包含法律、经济、政治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所以本文依据潘向东、王杉等人的研究对制度进行分类。

（二）绿色发展的概念

对于绿色发展的概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2）认为，绿色发展是指经济增长摆脱对资源使用、碳排放和环境破坏的过度依赖，通过创造新的绿色产品市场、绿色技术、绿色投资及改变消费和环保行为来促进增长。王玲玲和张艳国（2012）认为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和生态发展理念。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认为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延伸，是以合理消费、低消耗、低排放、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三者间的相互协调。

由上文可知，绿色发展的定义尚未有统一的标准，但都在强调合理使用资源、减少碳的排放、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在生态健康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合以上学者对绿色发展的定义，本文认为绿色发展是在进行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强调环境保护的问题。也即在不断提升人类物质层面需求的同时，也能使人类对良好生存和居住环境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而人类的生存和居住环境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所以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减少对环境破坏的经济行为并对已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使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能够达到自我恢复的能力范围内，甚至达到一个更稳定的生态系统，借助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将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分解转化，让人类密切相关的水资源变得更加干净、空气变得更加清新、土地变得更加清洁等，进而使自然环境变得更加优美，从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其中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污染环境的治理、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损害等，还包括改变能间接影响到自然环境的行为，如降低生产能耗、降低碳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而根据发展经济学中的定义，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数量，还包括经济质量，是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绿色发展会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领域。

三、不同制度层面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分析

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关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故本文更侧重制度对绿色发展中环境保护部分的影响分析。

（一）法律制度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法律制度对绿色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保障作用。法律制度能改变人们的意识、观念并约束人们的行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良好的自然环境基础之上，而以往的发展经验往往会忽略自然环境的作用，很少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长期以来便形成了观念上的固化，对环境的保护意识是被动的，进而导致了保护行动的滞后性。对绿色发展予以法律支撑，颁布环境保护法及其细则等，约束和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观念上为行为主体划一道绿色“红线”，使其逐渐形成绿色意识观念，而绿色观念会产生绿色行为，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破坏环境的行为。另外，法律会赋予人们各种权利并予以保护，其中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对绿色发展影响重大。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排放的交易权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污染物排放权的界定会决定一个企业有没有权利向自然界中排放污染物。在交易成本较小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没有排放权利，则可以花费一定的代价获得排放权，但这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会迫使企业减少生产或对污染物处理后再排放，进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如果有排放权利，则不能忍受污染侵害的行为主体会花费代价去治理污染。两种产权界定情况均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除此之外，法律制度也会产生激励的作用。如对绿色创新型企业的知识产权予以法律保护，在不存在盗用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一旦绿色生产技术创新成功，在市场上就能形成一个暂时性的进入壁垒，能使企业占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进而激励更多的企业进行绿色产品创新，实现绿色生产。

（二）经济制度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所以经济制度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经济制度主要是引导和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实现资源配置，包含市场和政府对经济调节的两个方面。绿色发展是要建立对环境友好的经济体系。在经济系统中，政府会对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征收更多的税费，增加其生产成本，促使这些企业对污染物进行处理、降低生产能耗和减少碳排放。同时政府也会增加对绿色创新型企业的补贴，如对新能源产业的政策优惠，促使更多的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和产品的创新，这也是政府对绿色创新企业的激励行为，进而实现资源的“绿色”配置。另外，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面对绿色市场的良好前景，市场参与者会减少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资，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向高新技术的企业和绿色企业，而且需求端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增加也会加速资源的重新配置。在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使更多的资源偏向绿色产业，使得产业结构从低端向绿色高端逐步迈进。此外，政府部门作为经济主体的一部分，政府的购买性支出也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政府部门可以增加对生态建设的购买性支出，增加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污染水质的处理、空气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等，会加速实现绿色发展。

（三）政治制度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政治制度對绿色发展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政治制度包含了约束国家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权力和行为的各种规则。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各种政策以解决除市场调节以外的经济问题、各种社会问题等，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我国政府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会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引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实现不断发展。而绿色发展是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所以政府工作对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以往经济发展产生的环境问题危害到了国民的生命健康，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而随着人民物质条件的提升，越来越渴望优美的生活环境，迫切希望解决环境问题，这属于民生问题，也是政府部门工作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能源约束的趋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面临着挑战。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解决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上，也就做出了进行绿色发展的政策目标，并逐渐付诸行动。

（四）非正式制度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诺斯认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所以非正式制度对绿色发展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是一种观念上的约束，主要由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习俗习惯等构成。绿色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还有自然环境的改善，而自然环境的改善除了需要法律规则的强制性约束，但因执行成本等问题，法律制度不可能涉及所有领域，所以还需要个人自觉地对保护生态环境，而人们的自觉行为会受到意识、观念等非正式约束的影响。之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不存在或存在较弱的保护环境的意识，破坏环境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只有人们自己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时，绿色观念才能深入人心，人们破坏环境的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个人拥有环保意识时，那么由个人组成的团体、组织等也都会遵循绿色的行为规范。此外，价值观念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树立绿色价值观念，会产生和践行绿色行为。习俗习惯是人们进行某种活动所遵循的行为范式，培养绿色习俗习惯，会自觉地践行绿色理念。文化传统也会对绿色发展产生影响，如佛教的文化认为万物皆有生灵，要敬畏和爱护自然等，这会使信仰佛教的人进行绿色生活和生产。

四、绿色发展制度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一）指标选取及说明

由上可知，绿色发展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所以绿色发展制度评价体系的指标选取应包括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方面。一方面，参考王军等人构建制度指标评价体系时选取的指标来测度经济发展制度（其并非本文研究的重点，故不再对其指标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从绿色法律制度、绿色经济制度、绿色政治制度和绿色非正式制度等四个制度层面中分别选取对应的指标来测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共选取11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制度规则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对于环境的保护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和遵守的情况反映。其中，在绿色法律制度中，固体废料的处理专利申请授权量和水、废污水、泥浆的处理专利申请授权量反映对绿色知识产权的保护，法治指标反映行为主体对整个法律规则的遵守程度，可以间接地反映出对环境保护法律的遵守情况;绿色经济制度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资源和产生污染物、二氧化碳的情况来反映;治理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属于政府的职责范围，所以用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反映绿色政治制度;对于绿色非正式制度，因为非正式制度的概念十分宽泛，而且是以非成文的形式存在，难以量化，所以只能寻找能间接反映非正式制度的指标，而一般来说，学校的教育对于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影响很大，受教育年限越高对绿色新思想的接受也越快，也越容易形成绿色价值观，进而进行绿色生活和生产，所以将受教育年限作为对绿色非正式制度的反映指标。

（二）绿色发展制度的综合评价结果

为了保证测定权重的客观性，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具体步骤为：首先对指标进行正规化处理，正向指标的处理方法为：Xij=+a，逆向指标的处理方法为：Xij=+a，其中i表示年份，j表示指标，max{}和min{}表示所有年份中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ij为正规化后的指标值，为避免零值的出现影响计算，在不破坏数据内在规律性的同时，对正规化数据平移a个单位，本文选取a为0.0001;再计算信息熵，公式为：ej=-*ln

，其中，m为年份数;然后，计算权重，为：ωj=，其中n为指标个数;最后，计算总评分为：Si=（ωj*Xij）。

对于指标数据，部分年份数据缺失但缺失比例少于1/3，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将可持续发展提到绿色发展的高度，将2012年看作绿色发展制度建设的元年，所以本文选取2012～2019年的数据进行绿色发展制度综合评价，并将经济发展制度评分和环境保护制度评分作为对照，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2年绿色发展制度的评分最低，这是由于这一年年末才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绿色发展制度评分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评分，在2013年均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且之后每一年的评分都在增加，说明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在逐年完善，而且绿色发展制度评分的增加并非仅由经济发展制度评分的增长所引起，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也在逐年增加。总的来说，我国的绿色发展制度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当前全球气候变暖仍在加剧，生态环境依然面临着威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绿色发展制度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五、推动我国绿色发展制度建设的建议

通过不同制度层面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分析，得出制度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改变和影响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環境的重要性，将绿色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行为和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二是激励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鼓励行为主体进行绿色生产和生活，约束和惩罚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三是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将更多的要素资源投入到绿色产业，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保护自然环境。所以本文从不同的制度层面对我国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提出建议。

（一）将绿色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体系相结合

首先，要做到绿色发展有法可依。当前的环境保护法律尚有许多未涉及的地方或有的地方不够明确，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污染问题也在不断地出现，所以要不断地完善环保法律体系。在立法上，不仅要约束污染环境的行为，还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所以要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尽量减少对其他生物群落环境的人为影响，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系统予以修复。另外要将与绿色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都要考虑在内。不仅涉及生产领域，也要包含生活领域。其次，要做到违法必究和执法必严。只要发现污染环境的行为，就要严重处罚，这样才能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起到威慑的作用，使行为主体不敢存在侥幸心理。

（二）将经济调节与绿色经济激励相结合

将整个经济系统与“绿色”紧密联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寻找发展机遇。首先，政府对于经济的调节，要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系统中。给予绿色创新企业更多的税费优惠，增加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购买支出，并给予绿色产品更多的消费补贴，进而激励更多地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同时也要对“三高”的企业增加更多地生产限制，鼓励其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政府要将建设优美的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把控经济发展方向。设计绿色的经济指标体系，将环境污染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涵盖在经济指标里，指导企业的生产。其次，要更多依赖市场机制对于绿色发展的调节，市场对“绿色”资源的配置最为有效。受“绿色”观念的影响，人们会形成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在市场的作用下，会影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诸多领域，使更多的资源倾向于绿色技术的研发和绿色产品的生产。

（三）将绿色发展融入政府部门的工作之中

要用绿色理念指引政府的工作方向，在做政策决策时要优先考虑生态环境问题，激励更多的企业绿色生产、居民绿色生活。政府部门也要加大对保护自然环境的宣传，使国民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重点解决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源头问题，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修复。政府官员要将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秉持绿色理念造福百姓。另外，要加强政府部门监管的力度，减少隐蔽性产生污染环境的行为，建立环境污染评估体系，对生态环境的安全定时检测，以便更容易发现问题。

（四）将绿色观念扎根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意识观念主导行为，形成“绿色”的意识观念，会使人们自觉产生绿色行为，逐渐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以要注重绿色观念的培养，要加大宣传绿色思想的力度，让“绿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文化传统，形成政府对国民、企业对职员、学校对学生、家庭对孩子等多层次的绿色文化教育，学习和宣扬我国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文化。对于价值观念，有影响的公众人物要经常性谈论保护生态环境的话题，帮助塑造国民的绿色价值观。对于习俗习惯，引领改变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习俗习惯，培养绿色生活生产方式。另外，人们也应将绿色发展予以道德伦理约束，树立环保楷模，对于践行绿色行为的行为主体大力赞扬，对于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舆论谴责，让绿色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让人们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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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