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长题的叙事蕴涵及诗学史意义

黄小玲

(广西大学 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04)

诗题是诗歌开头的部分。许慎《说文解字》有言——“题，额也，从页是声。”段玉裁注曰：“定题也，引申为凡居前之称。”[1]416此外，诗题也是诗歌的重要标志。旧题唐代贾岛所撰《二南密旨·论题目所由》说：“题者，诗家之主也；目者，名目也。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则全其人中之相，足可坐窥于万象。”[2]377-378诗题之于诗歌有着重要意义。探讨诗题是研究诗歌意蕴、探讨古典诗歌艺术内涵的一个重要角度。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元稹曾评杜诗曰：“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3]601杜诗魅力不尽在诗歌主体，他的诗题拟作也风格独显。杜甫诗题字数浮动较大，介于1至63字之间。据笔者初步统计，杜诗共1 139个诗题(1)本文数据统计所用杜甫诗题样本，均摘自中华书局2015年版仇兆鳌《杜诗详注》所录杜甫诗题，其中，非长题占比67.95%。，其中长题拟作数量颇丰，具体为：诗题字数为10-14字的诗作共218首，占比19.14%；诗题字数为15-19字的共92首，占比8.08%；诗题字数为20-29字的共40首，占比3.51%；诗题字数为30-39字的共10首，占比0.88%；诗题字数在40字以上的共5首，占比0.44%。杜诗的诗题最长者为63字(2)关于长题字数的确定，主要根据刘宏民论文：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健康人在正常情况下，每3秒左右要换气一次。中国人的语速大约每分钟240字，即每秒平均约4字。因此，中国人的发音大约不超过12个字就需要换气，故通常将10字以上的诗题定为长题。详情参见河南师范大学刘宏民2012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唐诗题序研究》。。较短题而言，杜诗长题描述更详细，语言更为平实，注重事件的逻辑梳理，具备明显的叙事特征。杜诗长题之变与诗歌转向叙事密不可分。吴承学的《论古诗制题制序史》认为杜甫诗歌制题代表了一种新的风气，开唐宋诗歌长题之先[4]。此论精辟独到，然而其对杜诗长题创作机制和诗学史意义还未进行阐释。艺术形式的转变往往伴随着创作意识和艺术功能的变化而生。杜诗长题所体现的叙事特征，与长题拟作的缘由、特征乃至影响紧密联系。基于此，本文将从诗歌叙事艺术角度对杜诗长题之拟作展开论析。

一、杜诗长题叙事分类概述

诗题与诗歌主体之间是相互辉映的关系，制题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诗歌本体的创作形式。杜甫善写叙事诗，杜诗有“诗史”之名。杜诗长题的拟作与诗歌叙事之创作特点有紧密联系。杜诗长题多涉及事件叙述，往往在详述事理时熟练运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始末、诗人情感等叙事基本要素。根据叙事事理之不同，杜诗长题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简述诗歌事件的诗题。这是杜诗长题的常见形式，通常表现为用精确的语言概括事件内容，并对其关键要素进行介绍。如《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九月一日过孟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等。这类诗题字数往往在10至20之间，是杜诗长题的常见类型。诗题所叙事件有时是引发诗兴的具体事件，有时是对叙事诗内容的高度概括。后者在形式上类似现代新闻标题，主要特点在于叙述时简明扼要。

其二，梳理事件始末的诗题。这类长题字数多在30以上，在形式上类似随笔短记，往往详述一个事件的经过，叙事较丰富，并注重事理之内在逻辑。如《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的诗题梳理诗人在湖城东遇见孟云卿，继而邀请孟云卿至刘颢宅第，三人一同宴饮的事。这类长题叙述事理与诗歌所叙述之事的先后逻辑一一对应。仇兆鳌评杜甫此诗题为“逐段还题之法”[5]21，主要表现为诗题叙事详细，诗歌内容段落分明。

其三，叙述多个关联事件的诗题。这类诗题字数多在30以上，因叙事之需而有所增添。诗题大多对几个相关事件进行逻辑梳理，如《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一诗的诗题叙述了诗人至德二载(757年)和乾元元年(758年)分别从金光门经过这两件事。又因为两次事件都与房琯有关，因此诗人将这两件事都记录在诗题中。又如《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的诗题叙述诗作起因于送许八拾遗归，且这件事令诗人回忆起江宁旧事，因此作者将两事并入诗题。这类诗题所关联的事件，一般来说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此类诗题在杜诗长题中占比相对少，却是杜诗长题比较有特色的一类。

二、杜诗长题叙事之由

中国古典诗题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短题到长题的变化过程，如今发展成丰富多彩的形式。在这期间，长题以一种缓慢的趋势发展着，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诗题至杜甫而变并不是偶然。杜甫有海涵地负之才，他不仅善拟短题也能制长题。“子美集开诗世界”[5]88，长题之拟作也是杜甫开拓诗境创举之一。从诗歌发展之整体态势而言，诗题艺术的成熟不是以某种类型的诗题臻于鼎盛为标志的，而是以各种类型的诗题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创作运用为标志的。据此，需对杜诗长题进行追根溯源，分析杜甫长题叙事之诗歌发展内因和个人艺术追求之深层根源。

(一)杜诗长题是对古典诗歌长题艺术之传承

古典诗题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诗题风格也因时而异。长题最早出现在六朝时期，彼时便有沈约、陶渊明等诗人善作长题，以标明诗歌的体制和形态特点。比较典型的是陶渊明常用长题表明时间、地点、场合，如《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一诗之题目。这在六朝并未蔚然成风，但是已经有了以长题叙事的先例。唐人则偏好短题，初、盛唐的诗题注重简洁明了，意蕴深厚。乔亿《剑溪说诗》有言：“唐人制题简净，老杜一字二字拈出，更古。”[6]1103简洁的诗题是唐人一贯所为，杜甫也多拟短题。“唐诗题虽承六朝诗而来，六朝诗人制题主要考虑的是说明作诗的背景，而唐人则还自觉追求诗题的艺术性。与六朝诗题相比，它们往往在简远的语言中有更丰富的艺术意味与审美情调。”[4]因此，虽然唐人间或有长题之作，如张九龄、李白、王维都曾拟作长题，然而，其数量之和甚至不超过杜诗长题数量。

但是，诗题会随着诗歌艺术的整体发展而分化出崭新的艺术形式，长题拟作便是诗歌叙事艺术发展之另辟蹊径的结果。某一艺术领域出现某种艺术潮流并现象化之前，大都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杜甫恰是诗学史上延续长题拟作之风的重要诗人。“诗到元和体变新”[7]503，元和之后的诗坛出现大规模的长题拟作现象。在此之前，是杜甫在延续着六朝长题之风并进行创新。六朝长题已开始对诗歌形式、体制、时间、地点进行交代，杜甫承之而来，并在诗题详述事理始末，使长题与诗歌叙事紧密联系。六朝长题诗歌注重诗境的写意性与抒情性，诗题与诗歌主体之间联系并不强，长题更多的是作为记录诗歌拟写的标记，如陶渊明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此诗注重阐发行旅中所兴起的人生追念、感想等情愫，诗中描绘的画面随思绪而变幻，并不局限于作诗之当下情境。而杜诗长题则与诗歌主体的关联性更强，且与诗歌主体的事理逻辑有较强的对应性，如《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一诗的诗题与陶渊明诗题在内容、结构上极其类似，同样以诗题表明作诗的时间、地点。不同之处在于杜诗注重反映行旅中所感，更在于展现这一行旅之事。陶诗长题更多的是作为诗歌拟作标识般存在，而杜甫长题则叙事如真，情在事中。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中曾论述：“且未论时代，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知之……如魏晋人制诗，题是一样，宋、齐、梁、陈人是一样，初、盛唐人是一样，元和以后又是一样，北宋人是一样，苏、黄又是一样。”[8]761先代文人之长题拟作为杜甫长题导引方向，元和以后的长题风气更体现了杜诗拟作长题的诗歌传承必要性。杜甫拟作长题，恰好说明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需要更长题目的一个阶段。

(二)杜甫以文为诗的叙事需求

杜甫善以诗歌叙事，现存杜诗1 400多首中，完全具备叙事要素(事件、情节、叙事者、行为者、时间、空间)的有50多首，叙述单个事件的超过60多首，而感事抒情的数量在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叙事在杜诗书写中占据重要地位。文学艺术的形式与内容有着紧密关系，诗题形式之变化得益于诗歌创作内容的转型。杜甫叙事诗的大量创作推动了长题的发展。

诗歌的叙事与传统叙事不同：诗歌是抒情言志的艺术形式，在叙事时不能达到像传统叙事那样详实的程度。杜诗的叙事有着事件不连贯和片段式画面的书写特点，有些情节在诗歌中会被省略。此外，杜甫在叙事中善用倒叙和插叙，并时常夹杂情感的抒发和人物评论。诗歌的叙事是以诗人的情感逻辑为主的，同时还要兼顾诗歌艺术的需要，因此，事件的完整性会被破坏。而杜诗长题之叙事是以事件发生的客观逻辑为主的，并对诗歌所述事件进行了梳理。如诗歌《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先叙述聂耒阳的书信至的情节，继而赞美聂耒阳的家风、品格，为其谪居抱屈，然后感谢聂耒阳送来酒肉，并提到臧玠杀崔瓘一事，最后感慨自己孤舟江上的辛酸和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此诗诗题以因果逻辑对事件进行阐释梳理，进而对诗歌内容逻辑进行一定的预告。

因为诗歌叙事这一特点，长题的存在显得非常必要。杜诗叙事多取道于文章，形成“以文为诗”的叙事诗创作方式。世人多认为“以文为诗”最早见于韩愈，赵翼《瓯北诗话》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9]56其实，“以文为诗”在杜甫创作中已见端倪。安史之乱后，杜甫将诗歌转向散文化与历史化，在叙事诗中将散文的谋篇布局手法与诗歌起承转合的气脉相融合，用以描绘事件、刻画人物、摹写物状等。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短题的凝练表达已经无法满足杜甫叙事诗的需要，因此才有长题。但是，长题在杜诗中并不至于被滥用。如《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和《王竟携酒高亦同过》这两首诗皆作于上元二年(761年)冬，都描述了王抡、高适与诗人共饮一事，但其题目却有详略之分。因前者已详述事由，故后者不再重述。两者之异更体现了杜诗对解释事由的重视，更表明叙事需求是长题出现之由。

(三)杜甫对于作品被理解有着很高的期待

笔者之所以有此论，是因为并非所有的杜诗长题都见于叙事诗，也有一部分杜诗长题见于抒情诗，如《得舍弟观书，自中都已达江陵。今兹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团圆可待。赋诗即事，情见乎词》。其诗云：“尔过江陵府，何时到峡州？乱难生有别，聚集病应瘳。飒飒开啼眼，朝朝上水楼。老身须付托，白骨更何忧。”[10]1335在诗中，杜甫侧重诉说了即将与其弟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关于诗题，仇兆鳌评“自‘中都’到‘夔州’十九字，皆弟书中语”[10]1336。这大抵是诗人恐诗短情长，故在拟作诗题时详述了杜观来信之事及其信的内容。邵傅以为，“诸怀弟诗情事切至，总有一片真气流注其间，便觉首首都绝”[11]297。而这一首诗中，杜甫为使“情事切至”，在诗中饱抒深情，在题中详述缘由，使得读者对诗人“乱难生别而年老重聚”那份欣喜和迫切有一定的了解。

华兹华斯认为诗是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12]11。诗人在创作中流露感情，并渴望与人共鸣。杜甫便总对前人的作品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欣赏，如《戏为六绝句》对前人的褒扬。感情丰富的诗人之所以如此理解、尊重他人的创作，是因为他也在渴望自己被理解，尤其是渴望自己引以为豪的诗歌创作被人接受。诗人对于自己的创作一直秉持着赤诚认真的态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10]673“诗是吾家事”[10]1218。且杜甫还是一位情圣，也是诗歌写情高手，在诗歌中融入了许多自己忠君爱国的大义之情、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之情、对亲朋好友的思念之情以及生活中各种细微的情愫。杜甫诗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10]1607化用了古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13]410一句，体现了诗人对知己难觅的感慨，也反映了诗人对知音的渴望。在这种情况下，杜甫以长题叙明抒情诗之前因后果便可令人理解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10]1273实则是知音难觅的一番感慨，杜甫内心还是希望能有人理解他和他的诗歌的。因此，杜甫有意识地在诗题中通过详细的叙事来阐明自身，以求觅得知音。

三、杜诗长题叙事艺术特点

长题发展至杜甫俨然成为古典诗歌制题的一种完整体制，也具备了自身的艺术特质。杜诗长题因诗歌叙事而生，它的艺术特色也受诗歌叙事的事理逻辑、艺术特色等因素影响。总体而言，杜诗长题语言朴素、叙事详实，具备严密的逻辑，行文风格类似诗序。

(一)叙事详细具体，语言朴素自然

杜诗长题中的叙事因素极详细，常常出现具体的时间、详细的人称信息、地名、动作的细致描写和场景的描绘。在长题中，所标示的时间除了传统的春夏秋冬和节令外，更多的是以具体的年份和日期，如“至德二载”“乾元初”“七月三日”“暮春月末”“大历三年春”“近三四载”，等等。人物名称也偏向俚俗，诗中提到的“奴仆阿稽”“竖子阿段”“郑氏女子”等都曾入题。杜诗长题常是多种叙事要素集中呈现，描绘场景、书写人物时更是极尽详述之能事。如《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的诗题详述了“舍弟”传书告知所遇黄河泛溢一事，因此诗人回诗以安慰。此题极其明晰，杨伦因而评曰“题甚明晰”[14]8。杨伦所言“明晰”是指杜诗具备一定的详述事件的特征，这也是杜诗长题拟作的一大特征。此外，长题语言自然朴素，不似短题般凝练雅致。一方面是因为叙事之详，另一方面是由于杜诗题材范围极广，涵盖了送别亲友、故交畅饮、乡园农事、亲人团聚等生活情景。当长题使用叙述语言来记录生活情节和画面时，语言风格不似短题古朴雅致，更像随笔文章的平淡真实。如《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阆州贤子，余与主簿平章郑氏女子，垂欲纳采，郑氏伯父京书至，女子已许他族，亲事遂停》一诗的诗题，将送友人和郑氏女子婚事两件事合并叙述。为使诗题逻辑清晰，杜甫将诗题拟得详尽有序，语言也充满平淡简朴之风。

(二)杜甫长题呈现出明显的诗序化特征

诗序是指介于题与诗之间，用于介绍诗歌背景、主旨及补充诗歌内容的一段文字。吴纳《文章辨体序说》有言：“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15]42杜诗长题多序自我诗兴所在，又多记录详细的时间，与诗序存在极大的相似之处。这就使后人对杜甫诗序和长题的判断有分歧。不同版本的杜诗注本对杜甫诗题的记录存在争议，如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录诗题“晓发公安数月憩息此县”[16]278，而在《杜诗详注》中，仇兆鳌将“晓发公安”录为诗题，将“数月憩息此县”录为诗序[10]1597。类似的情况还有《杜诗镜铨》，杨伦将杜甫的《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为山，一篑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傍植慈竹，盖兹数峰，嵚岑、婵娟，宛有尘外格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一诗的诗题认定为诗序，此说得到黄鹤认同，两人都认为其诗题应为《假山》[10]24。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杜诗长题叙事详细，且多采用散文体，与传统诗歌题目风格相距甚远，而恰与诗序风格类似。

(三)杜诗长题的事理结构蕴含着严谨的逻辑

通常而言，长题的事理与诗歌章法相适应。章法主要是指诗文作者在安排全篇章节时所用的方法。杜甫叙事诗的章法以事理为主，通常按照特定的叙事次序和不同的详略程度分别对有关事件内容进行逐层书写，总体特点是层次脉络清晰，注重意脉的连贯性。而这些诗歌的事理与诗题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杜甫作诗善于以章法还题，这在长题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还题，是指诗人有意安排诗与题的事理逻辑进行巧妙对应，依题作诗。乔亿曾有言：“唐人间作长题，细玩其诗，如题安放，极见章法。”[6]1103如《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一诗的诗题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叙述了沈东美除员外一职，但诗人因雨所阻未能到场祝贺，只能借诗祝贺这一件事。诗题先叙沈东美除员外郎一事，次言因雨受阻未能临场祝贺，最后再提作诗，遵守了与诗题一致的事、理、情的逻辑。仇兆鳌在解此诗时采用分段解读的形式——“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10]182其善于对杜诗进行分段解说且对杜诗长题解说的分段形式多以事理逻辑为主，与乔亿对唐人的长题诗评价相吻合。

但是杜甫诗歌的书写和诗题的拟作先后顺序是不确定的。针对杜诗的诗题顺序，各家的观点不一。仇兆鳌曾明确提出：“古诗先有诗而后有题”而“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10]凡例20；并且说：“诗家因事立题，便须就题命意。”[10]611以古今对立之论去简单区分诗题先后的说法未免有些牵强，但我们可以姑且承认这是仇兆鳌将其观点作为逐段还题解诗方式的理论基础。但是，从客观上来说，我们无法确定杜诗是先有题还是先有诗。而章节还题之艺术也只能说明诗与题的某一种关系，但不能作为充足的论据去证明杜甫作诗是先拟题而后有诗。之所以有此议论，是因为杜甫长题诗中不乏诗、题和事理逻辑不完全对应的作品。如《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的诗题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但是诗歌内容却不如此。金圣叹将此解说为：“题先序舍弟书至，次序苦雨河泛，次序领官忧患，次序寄诗慰之。诗则先序苦雨河泛，次序领官忧患，次序舍弟书至，次序寄诗慰之者，盖文字贵有虚实起伏，不如是，便略无笔势也。”[17]23金圣叹以为，诗歌内容需要考虑艺术性，因此，不一定都会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逻辑。杜甫那些与诗歌逻辑不相符的长题，除了透露其创作诗歌时引起诗思的本事外，还弥补了诗歌叙事的不足。关于杜甫作诗是先有诗还是先有题的问题，目前无法定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叙事长题诗是先有事而后有诗。因此，不论诗、题何者先行，都反映了诗人对事件的理解逻辑，而这也是长题拟作形态和诗歌内容的决定因素。

四、杜诗长题拟作的诗学史意义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10]466，杜甫在世时未得世人认可，身后却备受揄扬。杜诗成为后人模仿之典范，陆游曾说自己“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18]88，黄庭坚亦认为“欲学诗，观老杜足矣”[19]265。后人之极力学杜者，甚至将类似杜诗作为诗歌之评价标准，这促进了诗歌长题的发展。杜甫诗歌叙事创作风格对后世诗与题之创作影响极深，后世诗人在学习杜甫时也创造出连续记时、日记诗题等艺术形式，形成各式长题风格。宋人笔下之长题甚至不仅局限于叙事诗，还扩展至抒情诗、咏物诗领域。长题在杜甫身后也终于迎来它的黄金绚烂期。

(一)开后世诗题结合叙事之风

杜诗长题最显著的特征是诗与题结合叙事，长题极力配合诗歌叙事之需。中唐以后，后人多追随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之步伐，并将诗歌叙事与长题艺术结合。诗、题结合叙事之风在不同风格的诗人笔下熠熠生辉。

1.元和诗人将长题叙事拟作融入诗歌生活书写，形成了平易详实之艺术风貌。元和诗人中，元白诗派对杜甫诗歌尤为推崇，极力学习杜甫平易浅近之风格和现实主义之倾向，此间以白居易最为用力。在数量上，20字以上的白诗诗题是杜诗诗题的3倍，且白居易善拟50字以上的长题之作。在艺术风格上，白居易将长题叙事着力于对日常生活之刻画，尤其偏爱以时间记录入题。为达简净效果，诗题通常皆将所涉及的诗兴之物进行凝练表述；长题则极尽详情，极扬叙事之优点，详述事件要素。白诗多以长题极尽刻画时间细节之能，如《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即如是。这首诗叙述了白居易与友人久别重逢小聚后又匆忙分离一事。白居易以诗叙事，诗题中的“十年三月三十日”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是对事件的精确记录，诗歌内容更是用两百余字详述了二人往日分离、今日重聚之情境，并对分离后的相思作一番想象。同样的离愁别恨在同时期诗人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中被40字道尽。“喜见又别”是这两件事之共同点，而两位诗人采用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去抒发情思。白居易落笔于现实生活之点滴，用写实之笔还原当下情境。他直言“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故择取寻常日期用以记录。拟诗之时，白居易便赋予这首诗日后将被“回看”的期待。诗人在诗中表达了对重逢的期待和对诗歌再被翻阅的预设，这使得诗歌意蕴具备了更深远的意义。如果说，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这类抒情诗是诗人对生活感悟进行艺术化升华之佳作，那么，白居易则是通过长题将本该定格于某一瞬间的艺术化感悟进行延展，赋予诗歌张力。这便使诗歌在具备平易浅近风格之时兼有深远的妙思。

2.宋人发展了日常化和生活化的诗歌叙事风格，诗歌长题也渐发展至琐碎、平实之貌，形成日记体长题之形式。日记体长题诗通常在题中精确记录时间，且时间具备一定的连续性。这类诗题在杜诗中已有先例，如杜甫的两组诗中的诗题：《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十六夜玩月》《十七夜对月》和《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这两组诗日期寻常，时间连续，且在内容上也有先后连续之意。宋人日记体长题的发扬以苏轼、陆游、文天祥之诗题最为突出。苏轼的长题拟作在数量上较前人为丰，其超过20字的长题有200余首，而字数达半百的诗题有36首。苏轼善将杜甫诗歌特征融会贯通，尤其发扬了杜甫诗题的连续记时方式，赋予诗题日记特点。如《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蹯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自虢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见壁间有前县令赵荐留名，有怀其人》《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蹯溪，天未明》《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这一组行旅诗，记录了苏轼出门祷雨之所见所闻，诗歌内容刻画了苏轼途中所历、所宿、所感，与杜甫自秦州往同谷之纪行诗类似。但是，杜甫的行旅诗是以地标式风景来标记诗歌书写的，他的诗题多以地名命名，如《铁堂峡》。苏轼行旅中的日记体诗则以紧凑的时间发端，序以每日途径见闻与感悟，而以诗歌主抒情。在苏轼日记体诗中，诗题主叙事，诗歌内容主抒情；情以事为基，事因情而显。从陶渊明到杜甫，诗与题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从杜甫到苏轼，诗与题发展成两种形式独立、内容和艺术互相辉映的样态。

3.南宋诗人以诗写梦并形成了记梦叙事长题。梦是虚幻之事，做梦是客观事件。记梦诗是虚实结合之作，不仅需要处理虚实两境之情与事，还需要交代清楚诗人梦与醒两种状态。为使诗歌内容情韵有致，诗人有时会为记梦诗拟长题，记录诗人做梦的具体日期和内容。陆游是著名记梦诗人，他的部分记梦诗便以长题代序叙梦，如《乙丑七月二十九日夜分，梦一士友，风度甚高，一见如宿昔，出诗文数纸，语皆简淡可爱，读未终而觉，作长句记之》。这一长题对陆游的梦境做了详细的记录，表现了陆游在梦中与士友相会之喜。诗歌主体则侧重梦醒后的怅惘失落之感和对梦中士友之回味。“河倾斗落三传漏，雾散云归两幻身”[20]3573，陆游落笔于梦醒后的怅然失落意境中。由此观之，长题配合着诗歌记梦乃交代背景之需，它分化了叙事之责，诗人由此得以在诗歌本体中营造绝美意境并抒情。这便使记梦诗虚实相生，充满现实和浪漫双重色彩。陆游另有一类记梦诗，其本身叙述梦境内容，诗题仍用长题，如《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此诗以长题交代了诗人梦守汉唐故地一事，诗歌主体侧重对梦境的复现，以浓墨重彩刻画了“王师”亲征收回旧地的宏伟画面。诗和题都未对诗人醒来后的情愫进行直接刻画，仅在诗题以“喜”涵盖了诗人一梦的所有感情。在这类记梦诗中，诗歌主要是为了记录梦境的内容，于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内心的憧憬。叙事的主要功能交给长题承担。如此一来，虚实分明。

(二)影响抒情诗、咏物诗诗题拟作形态

杜甫长题多用于叙事诗歌，偶有其他题材表达的尝试，但是并不多见。宋人将叙事长题广泛引入抒情诗和咏物诗，扩大了古典诗题的表达范畴。马茂军认为，杜甫开启了中唐诗歌“以文为诗”的转型，宋人“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则预示着中国文学从抒情传统向叙事传统的重大转型，在诗歌领域则表现为散文技巧对诗歌的渗透影响[21]。此论极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古典诗文的转型标志特征，也说明了长题在宋代被融入各式诗歌类型的必然性。

黄庭坚是“杜韩诗派”的典型代表，他的长题表现了宋人诗题的转型。黄庭坚抒情诗《往岁过广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今春有自淮南来者，道扬州事，戏以前韵寄王定国二首》的诗题共63字[22]280，黄庭坚在题中录入《过广陵值早春》一诗全文，出现了诗题录入另一诗歌原文的现象。此诗主要抒发了诗人对扬州春日的怀念及追慕杜牧之情，但是，诗题却大做文章。黄庭坚此诗长题体现了他对诗歌“意”的着意追求。诗题追溯当年他过扬州时写的诗作，并表达了自己对扬州的怀念及对杜牧的瞻仰，更对应了诗歌所言“马上时时梦见之”[22]280。在长题中，黄庭坚打造了一个由扬州、春、诗、杜牧、二十四桥组成的特定扬州文化意象，而这个意象是他个人经历和扬州的巧妙融合。黄庭坚在抒情前有意地用长题向读者阐明诗情背后之“意”，而这个“意”是以“事”为基础的。如此一来，诗主抒情，情因事生；题主叙事，事中含情。诗歌也因此蕴含两份诗情、两种诗境，展现了多层次的情感意蕴和诗歌内涵。就此而言，叙事长题的应用范围被进一步扩大了。

在咏物诗中，黄庭坚常常用长题对诗歌所咏之物作详解，这其实也是扩大了叙事诗的题材范畴。如《赵子充示竹夫人诗，盖凉寝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职，予为名曰青奴，并以小诗取之二首》一诗的诗题即如是。诗中所提的赵子充诗歌已不可考，然参考诗题可知大略。赵子充在咏纳凉用的竹笼一诗中称其为“竹夫人”，黄庭坚不喜，故而拟作此诗改唤其为“青奴”。在诗歌中，黄庭坚突出书写了竹笼作为纳凉器物的辅助作用，这也是他不同意“竹夫人”之称的原因——“我无红袖堪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22]405。“竹夫人”和“青奴”二名经诗题的解释和诗歌的辩论，不仅是诗人笔下描绘的一个物件，还具备了更丰富的欣赏价值。若无长题细表原因，这只是简单的咏物诗。长题交代咏物的前因后果，再现诗歌创作的现实情境，使诗歌成为诗人文学交流实录，赋予“咏物”一事详实之义。如此看来，咏物诗的重点便不仅在“物”，就连“咏物”本身都极富诗意。宋人作诗深入生活细节，长题融入咏物诗更使诗歌深入日常事理中，赋予诗歌极大的张力。

诗歌长题转向叙事诗和抒情诗，是传统诗歌功能转变的一大表现。杜甫的长题之作，给予宋人长题拟作很好的示范。诗题的发展终不能脱离诗歌艺术的主流方向，因此，在“以文为诗”盛行的宋代，长题叙事臻于至盛也是理所当然。许总说：“(宋人)‘以文为诗’的最终成果，使传统诗歌在功能上从主‘情’向重‘意’转换，在表现上对题材范围多方面拓展。”[23]黄庭坚的诗歌长题题材范围的扩大，是宋人实现唐宋诗格转变的一大实践。

五、结语

叙事是杜甫对中国古典诗歌转型的一大贡献。世人常说“诗必盛唐”[24]99，并由此认为天下之绝妙好诗都被唐人写尽，实则不然。杜甫生在盛唐，陨于中唐之初。他的诗歌创作，在经历了时代剧变和人生起落的同时也在进行变革，并指引了后世诗歌发展之路。杜诗努力追求叙事，并在“以文为诗”的艺术追求中对六朝诗歌长题艺术进行继承与创新。杜甫诗歌在内容上逐渐走向日常生活，在形式上向文、赋取经，这也就使得原本精练凝重的短题无法适应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因此，依据诗歌叙事艺术之需求，杜甫拟作了形态各异的长题。六朝时的长题本作拟诗之标志，经杜甫之手则成为诗歌叙事的重要艺术形式。

杜诗从“主情”转向叙事，开启中唐诗风之变，同时也促进了唐宋诗格的变革。随着古典诗歌的演变，长题诗也在后世诗人的笔下熠熠生辉。白居易之平淡详实的诗歌风貌与叙事长题结合，赋予诗歌深韵悠远的张力。苏轼利用长题连续记事，发展出日记体长题诗，并将其与诗人本人的行旅生活相结合进行创作，进一步深化了宋诗日常化之艺术风貌。陆游以梦入诗，长题使他挣开束缚，得以在诗与题的结合中塑造梦境与现实的双重诗境。古典诗歌长题艺术在一代又一代诗人笔下得以承继。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的重要环节。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是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黄诗体现了北宋诗坛“以文为诗”的最终成果，也体现了对古典诗歌长题艺术的成功转型。黄庭坚进一步开拓了长题叙事的题材表现范围，将抒情和叙事有意分置，诗歌在主抒情言志之时又能表现宋诗生活化、日常化特征，体现了作文技巧和诗歌韵味的巧妙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