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法学院 高曈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截至202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超过16亿[1]。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一方面推动了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因为其开放性、虚拟性和技术壁垒等特点而诱发了新型网络犯罪。根据最高检第一季度发布的数据显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人数为51800人,同比上升39.9%[2]。这些新型网络犯罪在网络和现实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破坏社会生活秩序,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网络安全日益成为社会经济长效发展的重要基础。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两部”)专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断卡”行动会议纪要,下发指导性案例及编印执法办案指导手册,希望通过具体明确的政策和实务指引,对网络犯罪予以精准打击和规制。然而由于网络犯罪新类型及时应对难、追踪难、定性难等特点,我国在对网络犯罪的打击成效难有突破。
目前研究重点聚焦于具体个罪的疑难点,忽视了从整体组织结构视角的分析,也并未进一步从整体犯罪结构分析其内在作用机理[3]。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提出“结构二重性”理论,即行动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指出结构“既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主体以主动性”[4]。所以,犯罪行为推动犯罪组织结构的形成和变化,同时犯罪组织结构对犯罪行为也有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