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历史意蕴〔*〕

韩 升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在近现代政治思想体系中，伴随着人民主体意识的崛起与发展，民主越来越成为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指称现代政治生活优良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词，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转在旨向人类美好生活的路途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路中，习近平站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凝聚价值共识的战略高度上，于2015年9月28日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将“民主”列入需要全人类坚守和弘扬的共同价值目录中，这对于推动多元文化全球发展背景下的人类共生共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当今世界，“‘民主的贫困’已是不争事实，既表现为极化政治、贫富分化、治理失灵、国际霸凌等种种现实危机，也表现为‘自由民主理论’难以解释现实，更不要说解决问题了。这正如学者所描述的‘范式危机’的情境，人类需要新的框架和知识来突破困境，找到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路。”〔2〕基于当今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深入阐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历史意蕴，是超越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话语霸权、推动全球差异化和谐发展、实现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

一、西式民主在资本逻辑的抽象化同一中渐趋衰落

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资产阶级民主在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人权意识觉醒、普及社会平等观念、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拉开了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幕，作为局部存在的“狭隘的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生活空间，人之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正在获得不断的克服和超越，并由此开启了全球化发展的成长之路。与以往封建等级制社会相比，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在动荡与变革中释放了人之存在的自我主体意识，其中包含着对人与世界、自我与他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颠覆性认知和重构性反思。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3〕与封建等级制形成的束缚和禁锢相比，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主体解放，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而这也正是资产阶级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来证成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依据。

然而，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在其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之后就消失殆尽了，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一转身就把“民主”变成了维持自身统治的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4〕在这样一层意义上，对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言，资产阶级民主是抽象的和无声的，预先设定的主体是脱离真实历史进程的原子化个体自我，由此而保持的仅仅是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而非人的真正类本质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所主导的社会秩序下，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仅仅是出于工具理性的利益算计，作为黑格尔所说的“需要的体系”的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是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虚假的共同体”而已，在这种共同体中缺少休戚与共的伦理关照和生命共情，有的只是不断膨胀的自我利益和不断放大的自我观念。美国保守主义学者克莱·G.瑞恩在谈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西式民主时指出：“民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的道德与品质概念被抛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个人责任的逃避。比起任何别的政体，民主都更加需要其公民具有道德品质。”〔5〕失去了道德涵养和伦理支持的民主难以承担实现普遍美好生活目标的政治哲学使命，成了一种看起来越来越精致但却仅仅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投票程序。当民主失去了真正的人民主体、脱离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就难免会堕落为某些政治家为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而哗众取宠的政治秀场，于是“民主”与“民粹”应有的边界就消失了。

可以说，西方国家的“民主”的失能和失效正在招致越来越严重的“不满”，正如迈克尔·桑德尔所指出的，“居于民主的不满之核心的两项关注：一方面是如下的担心，无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来说，我们正在失去对统治我们生活的力量的控制；另外一方面则是如下的感觉，从家庭到邻里到国家，我们周遭共同体的道德根基正在瓦解。这两方面的担心，即自治的丧失(loss of self-government)和共同体的侵蚀(erosion of community)一起界定了这个时代的焦虑。当前主导的政治议程不能对这种焦虑作出回应，更不要说解决了。”〔6〕从政治哲学的本质来看，民主之德性的丧失使其难以作为真正主体之间相互激励性成长的彼此承认关系而存在，失去了“应和”“共鸣”“证成”等这些和谐共在主题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彻底沦为抽象、空洞、形式化的意识形态装饰品。

在世界人民共同演绎一部历史的全球化时代，由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所支配的西式民主，不会仅仅满足在其国内充当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装饰品，而必然会带着权力意志的放纵欲望以“创造和平”“带来解放”“建构秩序”为名在全世界范围中到处冲撞、不断扩张、宣示强权。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其《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一书的“传播民主”章节中告诉我们：“我们正被卷入强国对世界秩序有计划的重新安排之中。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只是所谓的通过‘传播民主’建立世界秩序的普遍努力的一部分。这一想法不仅仅是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它还很危险。围绕这场十字军运动的修辞暗示着，这一体系可以用标准化的(西方)形制来推行，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奏效，它可以补救当今的跨国困境，它可以带来和平，而非制造混乱。不，它不能。”〔7〕毕竟，强制传播和推行所谓的西式民主，并没有给世界带来稳定与秩序，相反却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动荡与不安，在西方“民主福音”的背后是对其他国家、民族、地区基于社会自然演化和自足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发展自主权的无视、遮蔽甚至践踏！“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8〕

可怕的是，失去了传统文明道德约束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成了一种不断僭越、极力扩张的权力意志，缺少了省察、审思、权衡的传统政治哲学所提供的实践智慧，妄图打着现代化的旗号，以人类道德与政治领导人的角色来对全世界的是非、美丑、善恶作出仲裁与判定，其实质却只是自我放纵、傲慢自大、黩武扩张的霸权思维。20世纪末期产生，且至今仍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正是这种西式民主霸权及其背后虚伪的所谓“普世价值”的集中表现。这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冲击与削弱，是对全世界人民共同福祉的侵蚀与破坏。“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9〕可以说，“历史终结论”的背后是西式民主的傲慢与偏见，这种作为党同伐异的意识形态工具的所谓“民主”已经彻底背离了全球化时代民主的真精神：倡导开放包容、激励相互成长、推动交流互鉴、促进共同发展。

遥想近两百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极力称颂的同时所表现出的深深忧虑着实令人感慨。对于托克维尔而言，作为人类政治希望与未来的民主的发生发展机制并非凭空产生也不能简单移植，而是需要现实社会条件作为奠基、特定文化传统作为支撑的，那就是他所强调的“民情”“民风”在民主实践中的重要性。正是对社会历史条件的重视和强调使托克维尔成了与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比肩的政治社会学家。然而，被托克维尔寄予希望的美国民主正在陷入他所忧虑的危险状态：“民主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10〕当西方民主在遗忘传统、剥离德性、遮蔽他者、拒绝包容的歧途上渐行渐远时，除了自我放纵的目空一切、自我臆想的优势典范之外，确实难以建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美好未来。西式民主自我装扮而成的所谓“普世价值”面目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地区所识破，机械照搬和强制推行西式民主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虚妄之举。对于西式民主自我窒息的深层弊端，克莱·G.瑞恩指出：“如果世界各处敏锐的观察家们觉得西方政体并非民主典范，反而是在给民主抹黑，那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那种以为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与西方的批评纯粹出于嫉妒的看法既表露了傲慢自大，也暴露了想像力的缺乏。”〔11〕民主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绝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普遍准则。在尊重现实社会条件和特定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惟有谦卑审慎、容忍差异、接受权变的民主精神才能超越奉行抽象化同一的西式民主，才能在充满弹性和张力的全球化实践行动中开创未来，才能在推动全人类美好生活实现的道路上有所创见、有所突破。

在全球普遍交往作为时代主题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民主应有的开放包容精神显得弥足珍贵，企图以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为典范来机械地剪裁丰富生动的世界人民的民主生活追求实为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霸权行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全人类和谐发展需要的是民主在引领美好生活建构进程中的真精神，而非模仿复制某些所谓的民主“样板”。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在《民主及其批评者》的结尾处对民主在建构人类美好生活世界中所具有的指导作用给予高度期待：“在探求这样一个美好世界时总是需要指导，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固有的平等，并且能共同探求最有可能实现的美好生活。我相信，‘人们平等地管理他们自己，并拥有为实现政治平等所必需的全部资源和制度’，这一图景仍然是探求美好世界时的引人注目的必要指南。”〔12〕在这样一层意义上，民主的真精神将以普遍在场、共同发声、协同共在的主体间性生存理念充分尊重和包容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社会生活共同体中人们追求实现美好生活的差异化实践，由此实现自身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我证成。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3〕可以说，惟有在达成全球化多元文化“多”与“一”的辩证逻辑关系中，民主才能真正成为可信、可欲、可求的“好东西”。

二、全球民主在和谐共在的协同化召唤中转型发展

恩格斯在《瑞士的内战》中指出：“一切文明国家中民主运动的最终目的都是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4〕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是作为人民主体性之集中展现的真正的民主的实现，意味着人类最彻底意义上的解放的达成，而这需要在突破地域性或民族性局限、全世界人民共同演绎一部历史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5〕由此来看，真正的民主必然是一项关乎无产阶级自由与解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意味着人类需要不断从自然界和社会的双重统治、压迫、支配、奴役下全面解放出来，从而将人民主体性的主题书写在世界历史演进的恢宏篇章之上。由此来看，“随着未来社会的世界历史性，未来真正的民主也不是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或民族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它需要全球的视野。”〔16〕

其一，民主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成为必然的全球命题。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与近现代以来人类主体精神的培育与张扬紧密相关，这是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同步的。德国哲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指出：“凡相信民主制度是人类自我组织之理想的人，都会直接地让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即全球化接受这个理念的检验。他会让这种理想直接接受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会直接盼望全球性的民主化或全球民主制度。”〔17〕从深层次而言，对内民主与对外民主必然是有机统一的：国内民主在实质上的实现会自然延伸为对外关系的开放包容和全球事务中的平等协商，反之，国内民主的抽象形式化也必然会造成对外事务上简单划一的霸权逻辑扩张。西式民主在其国家内部由于资本逻辑对人民主体的虚置、程序至上对良善伦理本质的遮蔽、行政权力膨胀对政治冷漠感的加剧等已经造成了民主机制被抽离了实质内容而沦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装饰，由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披着所谓“普世价值”外衣的西式民主延续的必然是对立、争霸的冷战思维——毫无疑问，这是违背世界历史协同共进的客观趋势的。在民主化已成全球化题中之义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超越西式民主简单抽象化同一的资本征服逻辑，在回应世界不同社会生活共同体差异化和谐共在中积极探索全球民主的实现形式，才能切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旨向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目标。

其二，民主在本质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中呈现内在的民生主题。习近平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8〕筑牢民主的民生根基，是民主真精神能够落地生根、繁荣茂盛、开花结果的根本依托。可以说，民主是特定国家、民族、地区人民作为历史创造主体为实现美好生活追求而作出的主动选择。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9〕国家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文化传统的差异都不能掩盖、抹杀民主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本质价值旨向。在全球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强调民主实现的民生根基，内涵着要正确处理民主本质的“一”和民主形式的“多”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从根本上关乎民主之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我证成。离开了民主的民生本质，民主就丧失了确保和维持自身的基本理据，就会沦为西方政客们口中虚假空洞、花里胡哨的政治言辞。因此，民主的真精神关乎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人民之生存权、发展权的实实在在的确保和维护，这超越了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是民主能够为全人类普遍接受和追求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民主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形式、方式、途径又是丰富多样的，人类政治文明的五彩缤纷得益于不同社会生活共同体之间的琴瑟共鸣、和而不同。强行以某种民主标尺来衡量世界民主政治的丰富多彩，本身就是对民主真精神的践踏和破坏。

其三，民主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中彰显根本的实践议题。民主的世界历史证成既体现为理论上的反思与建构，更体现为实践上的探索与追求。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命运与共的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单纯凭借经济扩张、武力征服和文化霸权的单向支配逻辑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日益凸显协同合作重要性的世界。全球民主的理论图式正在演变成鲜活生动的实践议题——普遍在场的全球共治，这意味着全球治理在平等协商中推动实现着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20〕国际关系民主化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全球治理演进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意味着不同国家在经济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上的强弱大小不应该成为判定国际地位高低贵贱的标准和依据，在事关全人类共同前途与命运的全球治理重大议题面前所有的国家、民族、地区都应该普遍在场、平等发声，都应该为人类的持久和平、永恒发展、文明进步作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当今世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夹裹着逆全球化思潮，依然对局部地区的安全稳定、国际交往的平等有序和世界和平的整体诉求构成极大威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21〕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交织的当下，世界各国必须同心协力实现合作共赢，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共商共建、民主协商的方式应对和解决风险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论及“真正的民主制”时深刻揭示了民主的人民规定性：“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22〕因此，民主就是人民性的真正实现。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无论是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打着“君权神授”“爱民如子”的旗号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作辩护，还是资产阶级社会运用“选举民主”的外衣来遮掩资本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必然环节，它们都统一宣称自己政权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权，然而这种“公共性”虚幻表象的背后却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无法调和的矛盾。美国多党制选举制度的背后是资本权力之间的博弈，资本寡头依靠政治献金实现与政客们的联姻，为所支持的党派“加注”，各大政党为争取选票不惜上演挑起对立、互相攻击的政治闹剧。事实证明，美式民主再怎么装饰得完美，也注定只是“仪式性”的形式民主，后续的政治决策始终围绕着垄断资本集团的特殊利益展开。因此，国家政权代表不了人民利益的难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先进性，与剥削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存在着本质区别。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3〕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了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目标与形式、过程与效率的有效统一。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过程、各个环节，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高效透明，而且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人民民主的实现作为制度设计的核心目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24〕在漫长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党带领人民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明确规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奠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石。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的核心本质，全面依法治国是保证人民民主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标是民主，然而人民意愿的表达和决策的施行依赖于法定程序和制度化流程。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党和国家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为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为世界历史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其一，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政治文明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基础上创造的，是对政治关系、政治秩序、政治资源的合理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深刻把握和伟大创造，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全面超越，标志着人类对于民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探索进入了新境界，究其本质而言是作为人类解放整体事业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25〕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释放出“中国之治”的强大效能。政党是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代表，团结凝聚所代表阶层的利益，制定政治纲领，开展政治动员，积极介入政治生活，取得或维护政权。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要使人民的意愿充分得到实现，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能担当领导中国发展前进重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6〕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要发挥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尽可能地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维护少数群体、特定阶级的利益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避了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因政党利益争端而导致的相互掣肘、社会撕裂等弊端，保证国家机关的协调运转、规范用权、科学决策。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实现了民主主体的全覆盖。“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27〕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政治原则，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党和人民共同铸就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深厚情感。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人民本位，以实质民主为导向的民主模式，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理念。马克思曾说：“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本身意义以外的意义。每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28〕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本位充分体现在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和运行方式上。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来自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发声，负责广泛收集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合适的提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上升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全体人民，不分民族、性别、职业、阶层、财产状况、教育程度等都可以通过多元渠道参与民主政治，管理国家事务，参与民主监督。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秉持人民主权原则，实现了民主主体的全覆盖，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了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的政治权利，实现了政治生活的有序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善的制度程序规范，而且有完整的民主政治实践参与；不仅关注人民的投票权，而且重视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是否被采纳；不仅关注权力运行的制度是否正确可靠，而且重视人民对于权力的监督。民意的有效表达和持续实现贯穿于整个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在选举前、选举中和选举后的各个环节都能通过各种制度保障人们畅通无阻地表达真实的心声，将党的意志和人民的需求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通过信访举报、民主协商、政府信箱、网络政务、听证会等各种渠道来反馈意见、建言献策，通过基层民主、社会组织、政治交流来参与政治事务、经济事务、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如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编制过程中，中央坚持顶层设计与征询民意相结合，充分集中民智，保障民主权益。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发展方向。

其二，破除了西式自由民主政治的迷思，消解了西方“普世价值”话语霸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普选制和多党竞选制视为“民主”圭臬，将西式民主包装成“普世价值”，积极输出“颜色革命”，肆意侵犯他国领土主权，造成了诸如“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动荡局势。民主政治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和文明成果，然而民主模式和实践道路并不是固有的和唯一的。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制度，不存在所谓的民主样板和制度典范。西方话语以极强的迷惑性、煽动性和破坏性，维护着以西方世界为核心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秩序。尽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一定历史阶段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然而西方国家的权力倾轧残酷、社会治理低效、疫情防控不力等现象也充分显露了西式民主的弊端。这启示世界各国在吸收借鉴他国民主发展经验时，不应拘泥于某种特定模式的窠臼，要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选择相适应的道路。同资本主义民主理论相比，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更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的社会形态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基层民主活力增强”，〔29〕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更为突出的进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创新，展现了新时代大国文明话语自信，有利于我们看清西方宪政民主背后的玄机和弊端，跳出“普世价值”的政治陷阱和逻辑陷阱，转换话语议题设置，应对西方话语霸权与舆论攻势，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体系。

其三，为世界提供了一国依据国情和实际，独自探索民主政治的成功经验。民主不是束之高阁的虚幻存在物，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价值理念和现实制度，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一般规律，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符合本国国情实际和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制度模式，是能有效解决中国问题、满足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民主形式。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根植于中国历史悠长和积淀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经济现代化建设开启是相生相伴的。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华民族摆脱了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命运和重重劫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人民民主提供了文化底色，坚持党的领导与古代推崇为政以德、贤能治国的治理观一脉相承，“为国以礼”“天下大同”的政治观发展成了依法治国的法理观，协商民主的思想体现了古代“崇尚和合”“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天下为公、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导民使言、兼听纳谏”的协商实践都绽放着光辉的理念。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国家发展实际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民主形式绝不是单一的、教条的，只有扎根民族发展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最管用、最可靠。“以追求者姿态踏上民主道路的新中国，力图从现代民主价值来思考和把握本国的民主路径，即马克思所揭示的民主逻辑：国家制度是人的自由的产物，国家是‘人民自己的作品’。新中国民主实践的社会主义取向，意味着它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者和超越者”。〔30〕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发展底子薄、工业基础弱的国情，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指出：“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31〕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虽然我们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是新国家的建立不能是简单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联合各革命阶级，这为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历经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经济地位人人平等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总结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从延安窑洞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制定到现行宪法的修订与完善，我们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使民主政治在古老东方大国砥砺深耕、繁荣发展。

其四，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参考。习近平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如何把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需要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找到正确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32〕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秩序民主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强权即公理”的霸权主义思维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国际大小事务和争端必须依靠各个国家的共同协商来解决，要充分保障民主精神在国际交往中的发扬与实现。民主是公民政治权利平等、均衡的实现，是政治参与充分保障的状态和制度。尽管各国的民主制度和形态各有不同，但是民主始终是全人类必须共同守护的理念。西方国家唯西式民主独尊、罔顾别国历史现实和文化传统，推行世界民主制度单一化的行径，本身就是一种违背民主、破坏民主的行为。一个国家民主与否，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评判，而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每个国家都有选择符合本国国情民主道路的权利。各国既要坚持自身长期探索发展而来的民主制度，同时也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努力方向，不断建立健全、开拓创新自身的民主制度。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实现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状态，展现了民主价值的生机与活力，丰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内涵，回应了当前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普遍利益及现实关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平等互利、民主协商的交往思维。

四、结 语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民主价值的维护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始终是实现人民生活美好向往的中心议题。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民主之于国家和人民，犹如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在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时代，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历史意蕴亟须得到澄清和呈现。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蕴含的普遍主体精神、共同在场追求与审慎协同实践正在使其成为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世界历史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重要力量。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来看，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已经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资本逻辑主导下“中心—边缘”模式的旧式全球化格局已经无法适应多重力量协同推进、多元主体和谐共在的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失去了道德支撑和伦理规约，单纯强调和突出程序至上的西式民主已经陷入了自身所设定的政治吊诡之中，不断放大的虚假个体与日渐消失的真实个体共同演绎着西式民主的内在冲突，可以说在其预设的普遍性美好背后是日渐泛滥的缺席、失语、遮蔽和愈益严重的支配、控制与霸权。西式民主的治理失位、失效、失能正在使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遭受普遍质疑，西方社会在离心力加剧、向心力减弱的情况下，越来越难以形成整体发展的合力，自然也就无法为处于世界历史转型进程中的全球化发展提供有力的引导和助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全人类共同发展面临的困境与难题，亟须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世界各国人民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前，需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理念，顺应全球民主转型发展的基本趋势，完善共商共建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交流互鉴，齐心协力构建体现真正多边主义的新型国际关系。

坚守和弘扬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强调：“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3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彰显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真正民主的厚重意蕴，以大写的人民主体(即全世界人民)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世界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开创和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过程中融聚而成的高度有效的治国理政方案，不仅开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而且也为建设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贡献了丰富的中国智慧，“中国之治”让世界文明百花园更加多姿多彩。在面向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尊重世界民主政治丰富多样性，积极参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不断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才能谱写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绚丽多彩的时代华章，才能使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历史意蕴得到更加充分的彰显，才能为全世界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贡献更大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注释：

〔1〕〔13〕〔18〕〔21〕〔23〕〔27〕〔29〕〔3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21、19、60、37、46、9、23页。

〔2〕〔30〕新华社中国民主自由人权观课题组编著：《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北京：新华出版社，2021年，第56、82-83页。

〔3〕〔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404、169页。

〔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4页。

〔5〕〔11〕〔美〕克莱·G.瑞恩：《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程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21页。

〔6〕〔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曾纪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顾晓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7页。

〔8〕〔19〕〔25〕〔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59、258、261、258页。

〔9〕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181页。

〔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27页。

〔12〕〔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86页。

〔16〕周志平：《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153页。

〔17〕〔德〕奥特弗利德·赫费：《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庞学铨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7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0页。

〔22〕〔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1、280页。

〔24〕〔3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7、1029-1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