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
——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

温庆新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序言既是一种文体形式，亦是重要的文献类型；既属于一种思想载体，更是一个独立的批评文本。无论是序言者的自我独白还是序言者针对文本内容的解读、批评及介绍，无论序言的内容表述是否具有严密体系、深邃思想抑或只是零碎的片段式读后感，不论序言内容是否突破批评文本的范畴抑或仅是一种阅读的结果，序言皆因批评者的阅读、思索而衍生。因此，探讨序言尤其是现代序言批评通俗章回小说的方式、特征及意义，不仅有助于挖掘序言作为批评载体的方法特色，亦有助于探究序言视阈下有关小说被予以经典化的若干细节，多角度认识有关小说的现代转换价值，藉此探讨作为一种阅读策略的序言批评的方法论价值。胡适作为现代小说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其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为同乡汪原放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通俗章回小说分段标点本而作的诸篇“序言”，作为现代序言写作的范文，不仅展现了现代序言在批评与研究、感性与理性、零散与系统之间来回摆动的写作特点，而且有效促成了通俗章回小说现代研究的另一种范式。今拟以现代序言视阈下胡适对“四大奇书”的批评为中心，粗略勾勒现代序言批评的某些特征及当下启示，还原现代社会情境对古代小说批评的影响。

一、“奇书”比较与“四大奇书”序言批评的思路

胡适曾说：“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那时我就充分的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我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1〕胡适对序言批评方式的看重，成就了胡适以“科学的治学方法”展开通俗章回小说批评的特殊策略。胡适在为《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作品的现代标点本而作的序言中，往往在潜意识中认可了自明末以降所流传的世人对相关小说的“奇书”提法。如其提及《水浒传》时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2〕又说：“明朝一代的文学要算《水浒传》的理想最激烈，故这书的著者自己隐讳也最深。书中说的故事又是宋代的故事，又和许多宋、元的小说戏曲有关系，故当时的人或疑施耐庵为宋人，或疑为元人，却不知道宋、元时代决不能产生这样一部奇书。”〔3〕乃至称《水浒传》是“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4〕再如，论及《西游记》玄奘故事的演化时，认为其经历了“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换平常的事实”的“神话化”阶段。〔5〕可见，“奇书”的基本认识及“奇异”的文本趣味，使得胡适认为可称相关小说为通俗类“名著”，予以应有的学术史地位；此类认知促使胡适通过将“奇书”与“名著”的指代杂糅在一起，希冀强调通俗章回小说研究的学术史价值与文化史意义。

典型之例，胡适在《胡适自传》中回忆其关于通俗章回小说的研究经历时，曾以“那几部小说名著”来指代《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肯定“它们都已经畅销好几百年。由于它们用活文字〔白话〕来替代文言，对近代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贡献至大。我也指出，这些小说名著便是过去几百年，教授我们国语的老师和标准。我并强调那些对这种小说有热爱的中国男女和在学青年，于潜移默化之中，便学会了一种有效率的表达工具。这工具便是这一活的文字——白话。它不只是口语，而且是文字；因为这些小说名著已经把这种活的文字底形式统一了，并且标准化了。”〔6〕又说：“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7〕由此可见，在胡适的认识中，以“四大奇书”为首的通俗章回小说作为“标准化”与“有效率的表达工具”的小说“名著”，具有现代转化的解剖价值。而这种现代转化主要体现在将“奇书”概括为“伟大的散文文学作品”。胡适1926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所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小说》的演讲，曾说：“在16世纪时产生了首批伟大的散文文学作品：《水浒传》，《西游记》，还有《三国演义》也可算进去。”又说：“在16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部罕见的忠实于现实的长篇小说——标题为《金瓶梅》”，认为《金瓶梅》的创作“它接近于今天的自然主义。”〔8〕可见，胡适基于“知识阶级从不识字的民众中获得了这些伟大的史诗般的传说，润饰之，修正之，某些情况下重构之，从而使之成为中国传奇中的伟大经典”等“故事演化”的讨论思路，〔9〕意图将作为一种创作方式与文类的“奇书”转化为一种“散文文学”的类名，转化为一种“忠实于现实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手法。这就为胡适进行现代转化的具体探讨而展开“合乎科学方法”的解剖，扫清了观念及概念的认知阻碍。

同时，胡适以“奇书”的认识来对待通俗章回小说时，往往存在一种将相关小说进行潜在类比的批评思路。例如，在收入亚东图书馆标点本《西游记》卷首的《〈西游记〉考证》(作于1923年2月4日)一文中，胡适指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使我们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这种完全神话化了的取经故事；使我们明白《西游记》小说——同《水浒》《三国》一样——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这真是可宝贵的文学史料了。”〔10〕也就是说，在“世代累积型”的通俗章回小说中，胡适认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作品皆存在“故事演化”的创作阶段，而此类创作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相关小说文本的丰富性。因此，以“宝贵的文学史料”对待相关小说的创作历程及其现代意义，成为胡适阅读相关小说的重要逻辑。尤其是，胡适为亚东图书馆1922年5月出版的《三国演义》所作的《〈三国演义〉序》曾说：“《水浒传》全是想象，故能出奇出色；《三国演义》大部分是演述与穿插，故无法能出奇出色。”〔11〕这就清楚表明：在胡适的批评推进环节中，存在以“小说界”中的“四大奇书”作为思想指导的潜在批评意识，从而促使胡适以“奇”进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作品之间的比较。在序言中，胡适论及上述几部小说时，依旧存在一种比较之后的优劣判断。——列之于首的当然是“出奇出色”的《水浒传》，次之《西游记》，而“历代批评”与“文学的技术”皆“平凡”的《三国演义》最次。〔12〕此类优劣意识为胡适进行相应的价值评判，定下了思路与见解的基调。

从批评的形式及其意义生产的逻辑看，现代序言视阈下的小说批评既是一种阅读活动，亦是重要的精神活动。序言批评的实践过程，往往与批评者的精神活动及其动态状态紧密相连。批评者的精神愉悦感与紧迫感，是促使其展开行动的重要内在动力。就胡适小说序言所展现出来的批评逻辑而言，其亦是在“革命文学的运动”中寻找到自身参与的精神满足感与愉悦感。这种愉悦感在批评过程中的出现方式，就是对满足或契合“革命文学”种种行为的描述、赞许及推崇。例如，收入由汪原放标点、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水浒传》卷首的《〈水浒传〉考证》(1920年7月27日)一文说道：“我这两种感想是从文学的技术上着想的。至于见解和理想一方面，我本不愿多说话，因为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但我有一个根本观念，要想借《水浒传》作一个具体的例来说明，并想贡献给爱读《水浒传》的诸君，做我这篇长序的结论。”〔13〕此处所言“我本不愿多说话”却又“想贡献给爱读《水浒传》的诸君”，即是胡适在通俗章回小说批评过程中，通过“假设”求证而获得“感想”等欣喜之情的反应，是建立在胡适批评满足感等环节之中的情感外化。“贡献给爱读《水浒传》的诸君”，具有一种推介之意。

可见，胡适在通俗章回小说的现代序言中，意图将序言批评构建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形态。他极力塑造通俗章回小说既有自身特色亦隐含现代文艺主流思想的多重形象，肯定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对世人“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求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14〕等接受主导，形成了给予“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等具有范式价值的批评思路。

二、序言视阈下胡适批评“四大奇书”的进路及导向

众所周知，现代小说序言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其他读者介绍批评对象的基本特征与现代价值。正如叶圣陶《雉的心·序》所言：“序文的责务，最重要的当然在替作者加一种说明，使作品的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很显著地展开于读者的心中。这是所谓批评家能够胜任的工作。”〔15〕现代序言中的内容撰写除了向读者介绍批评对象的相关特征外，亦可以是批评者之于批评对象阅读感触后的“一项学术研究”。通过借此言彼来表达批评者个体独特的阅读观感或独到的学术见解，呈现出个性鲜明的批评特色。

对此，胡适亦有明确的表达。其自言在“致力于整理中国传统小说”过程中所进行的小说研究及其“为《水浒传》所写的两篇序言”，目的是“向广大读者介绍的第二步〔也是更实际的〕工作。”〔16〕而这个“介绍”的方式，主要是“用现代的历史考证法”。〔17〕这种“介绍”话语表达的关键词之一，强调“长处”“好处”之类的意义言说。例如，《〈水浒传〉考证》一文曾说：“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又说：“这部新本《水浒》的好处就在把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那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18〕这是一种站在现代文艺立场与现代学术思路的角度，对现代标点本的版本形态较之于“旧本”后的意义推崇与出版推广。甚至，胡适对“金圣叹《水浒》评”等“旧本”的批评，亦是集中于“旧传统”的思想“流毒”等方面。如其言：“金圣叹《水浒》评的大毛病也正在这个‘史’字上。中国人心里的‘史’总脱不了《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的流毒。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他以为《水浒传》对于宋江，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他。”认为金圣叹“这种穿凿的议论实在是文学的障碍”。〔19〕即证。胡适认为汪原放的标点分段本，具有满足现代人阅读习惯的知识形态而有颇多的“好处”。这是作为批评家的胡适在现代序言中所做的“能够胜任的工作”，是对序言常套的承继。

不惟如此，胡适的序言批评亦有诸多新特点。胡适既然批评“旧本”的种种不足，那么，“现在又拿什么话来做《水浒传》的新序”？胡适强调“新序”的思路是“历史癖与考据癖”，从而在金圣叹将《水浒传》比附于《左传》《史记》的思路上进一步发挥，由此促成了序言批评的某些新形态。其言：“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20〕所言“《水浒》专门家”云云，一方面是胡适将小说批评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则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等构建思路的具体推进。此举与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传递的“建立”“建设”而非意味批判的意图，息息相关。当然，为了讨论《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国演义》等作品在“现代学术荣誉”中的相应位置，势必要对相关小说的技术、思想、价值及精神、意义、娱乐等现代学术史常见的论述话题，进行或本质、或内容、或形式的剖析。而由于胡适十分强调“要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21〕使其对于“考据癖”的证据至上法则与价值评判思路充满着偏爱。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研究进路。

其一，对“四大奇书”之技艺“本领”的关注。

胡适曾说：“文学的技术最重剪裁。会剪裁的，只消极力描写一两件事，便能有声有色”，〔22〕力主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学的技术”进行细致剖析，以分析通俗章回小说现代批评的价值所在。如《〈水浒传〉考证》称“元曲里的水浒戏”所涉及的“元朝文人对于梁山泊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平庸，他们描写人物的本领很薄弱。”“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23〕所谓“本领很薄弱”“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之类的技术评价思路，使得胡适对于作为通俗章回小说的“四大奇书”在成书之前的演变阶段及其历史意义的评价，时常陷入水平不高的认知中。在《〈水浒传〉考证》中附有胡适“附注”的一段自白，即可佐证。胡适说：“(附注)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脱不了‘幼稚’的批评。故我近来深信《水浒》《西游》《三国》都不是元代的产物。这是文学史上一大问题，此处不能细说，我将来别有专论。”〔24〕从“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来判断“四大奇书”的成书时间是胡适的独创，由此影响到后世学者对通俗章回小说成书时间的论述方法。——基于进化论的角度认为小说的写作技艺应该是后出转精，且应是愈发符合或契合现代文艺理论的各项评价指标。胡适在“假定”《水浒传》“七十回本为施耐庵本”的论述思路中，就曾说：“从文学进化的观点看起来，这部《水浒传》，这个施耐庵，应该产生在周宪王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间。”〔25〕这是一种“我们拿历史的眼光来看”〔26〕之类的论断依据。又如，192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水浒续集》刊载胡适所撰的《〈水浒续集两种〉序》一文，指出：“我希望读者特别注意此书(即《征四寇》)中写王庆和柳世雄和高俅的关系一大段，用这一段来比较今本《水浒》第一回写高俅、王进、柳世权的关系的一段。这种比较是很有益的，不但可以看出今本《水浒》的技术上的优点，还可以明了《征四寇》在‘《水浒》演进史’上的位置。”〔27〕所谓“技术上的优点”，恰恰是胡适判断“《水浒》演进史”的重要思路。胡适往往会在论证过程中通过文字下圈点予以强调——如《〈三国演义〉序》论及《英雄谱》中的《三国演义》这一版本时，对“这个本子仍旧是很幼稚的”等话语的标示即是典型。他试图引起读者对其论断的充分注意，乃至认同。

可以说，以文学“技巧”的高低或“进步”来判断《水浒传》等小说的版本系统及其演进关系，是胡适进行通俗章回小说“考据”的重要方法，亦是论断得出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依据相应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又基于文学创作经验的判断，此类论述可谓是开创了“小心的求证”的另一种有效思路。但从考辨严密的学术范式看，胡适所得出的结论难免给人以主观的感觉。例如，胡适为《水浒传》百二十回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而撰有《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一文，论述《水浒传》百二十回本较之于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的独特价值时，指出“百二十回本的大贡献在于完全改造旧本的田虎、王庆两大寇”，〔28〕原“旧本”关于王庆“这段故事，人物太多，头绪纷繁，描写的技术也很幼稚。百二十回本的改作者决心把这个故事整理一番，遂变成了这个新样子。”〔29〕又说：“至于描写的进步，更是百二十回本远胜旧本之处。百十五回本叙王庆的历史只有一万三千字；百二十回本把事迹归并集中了，而描写却更详细了，故字数加至二万字。”〔30〕凡此种种皆系文学“技巧”方面的读后意见，而胡适以此作为判断版本优劣的依据，使得文学“技巧”的“进步”与否具有一种考据方面的重要方法(暂且不论所得出的结论可靠与否)。这种方法成为现代序言视阈下考证通俗章回小说作者、版本、故事的一种新思路。它与现代文艺思想的显性影响紧密相关，是胡适所提出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与“‘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等“工具”论思想，〔31〕在小说批评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通俗章回小说的“技巧”进行新形态的构建，即是针对“另换新的，活的”等批评思路进行传统资源的依凭探索。

其二，对“四大奇书”及其续作合符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肯定。

在收入汪原放标点再版本《水浒传》的《〈水浒传〉后考》(1921年6月11日)一文中，胡适认为《水浒传》版本中的《忠义水浒传》，在“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中写得“最好”是“写宋江之死一节”，指出：“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一种真的感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32〕以“这样哀艳的文章”等言语来表达《水浒传》的艺术特色，看重“真的感慨”或“很可表现当日做书的人的感慨”〔33〕之类的真情描写。这是一种强调“文学价值”的批评实践。胡适在《〈水浒续集两种〉序》一文中，亦言：“《征四寇》的部分，除了他的史料价值之外，却也有他自身的文学价值。”认为《征四寇》所写“鲁智深圆寂一段”的“这种写法，自不是俗手之笔”。又指出该书“末回写宋徽宗在李师师家中饮酒，醉后入梦，梦游梁山泊”等内容，“这种地方都带有文学意味”。〔34〕在胡适看来，若是小说文本中具有“很精采的文字”，便“要算是”一部“好小说”，这是“我们现今重新印行”的“微意”，以便进行影响更为深远的推广。〔35〕在这种“好小说”的文学评价体系中，胡适虽然对金圣叹有着诸多批判，但仍肯定“金圣叹的文学眼光”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 胡适认可金圣叹“最爱《水浒》”的阅读热情，也赞同金圣叹所作“文笔远不如前半部”的批评思路，从而肯定“笔锋是最能动人”之类“文学眼光”的现代价值。从中，不难发现胡适强调“文学眼光”的评价思路，多少带有重构文学价值的现代转换之意，以便寻求合理且适合现代人阅读的版本，实践其以“文学眼光”进行版本研究的批评策略。〔36〕

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胡适涉及《西游记》的“介绍”与推崇时，亦随处可见“有价值的文字”之类的论断。如胡适对玄奘行至“沙河”时有关玄奘的种种表现及其心理的描写，予以“这种记叙，既符合沙漠旅行的状况，又符合宗教经验的心理，真是极有价值的文字”等评价。〔37〕从环境描写、心理描写来肯定《西游记》的“文字价值”，不仅看到了《西游记》高超的“技巧”，而且，是一种对此类“技巧”便于读者愉悦阅读的“价值”认可。

其三，对“四大奇书”文献进行“大胆的假设”等细致“考据”。

此举主要集中于对通俗章回小说版本系统与故事演化的考辨。如《〈西游记〉考证》，该文第一部分探讨玄奘的生平事迹，尤其是“玄奘取经的故事”等相关史料，指出《西游记》的某些写作内容如何从玄奘历史事迹中取材；第二部分，强调“神话化”的各类“取经故事”之记载情况；第三部分，分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发现经过、内容情况及其与《西游记》的比对，最终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完全是神话的，完全脱离玄奘取经的真故事”，是“《西游记》的祖宗”；第四部分，主要论述“猴王”的“来历”及中、印的故事渊源，认为“猴行者是从中国传说或神话里演化出来的”，亦有可能是“从印度进口的”；第五部分，主要从金代院本、元杂剧、戏曲、书目记载等材料叙述“宋以后取经故事的演化史”，分析《西游记》小说如何从“吴昌龄的《西游记》曲”等作品中“脱化”出来；第六部分，探讨《西游记》的作者，尤其是与“淮安嘉靖岁贡生吴承恩”的关系；第七部分，在“著者的想象力真不小”的思路中，肯定《西游记》的“结构”；第八部分，对《西游记》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等内容进行阐释。〔38〕可见，该序言的论述以历史文献作为考辨的依据，既具有宏大的体系与严密的逻辑，又有以故事演化为中心的清晰论题。这也是胡适撰写通俗章回小说序言时，最重要的知识呈现形式。

需要强调的是，依照胡适所言“我的《〈水浒传〉考证》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遂开了搜求《水浒传》版本的风气”，〔39〕可知胡适研究之初及后续的延展，带有开“风气”的引领之意。这种引领之意促使胡适对相关小说力图形成系统化、全面化的研究局面，希冀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此类意图促使了《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等序言的写作。正如胡适所言：“我们很感谢李玄伯先生，使我们得见百回本的真相；我们现在也很感谢商务印书馆，使许多读者得见百二十回本的真相。我个人很感谢商务印书馆要我作序，使我有机会把这十年来考证《水浒》的公案结一笔总帐。万一将来还有真郭本出现的一天，我们对于《水浒传》的历史的种种假设的结论，就可以得着更有力的证实了。”〔40〕“得着更有力的证实”云云，恰恰是建立在胡适阅读与思考的困惑中，亦是其提出问题进而尝试解决之后的一种精神愉悦感，藉此实现获取“真相”的满足感。所言把“公案结一笔总帐”，则希冀其所提出的学术话题或关于批评对象的某些问题，能够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推进，从而为“大胆的假设”的研究思路在相应文献的佐证下予以“科学”定性，寻求相应的证明之道。

三、现代序言作为批评范式的历史意义及启示

从阅读史视阈看，序言亦是一种关于批评者阅读过程的生动记录，直接且直白地展现了批评者写作的缘起，阅读的导向及批评的思路、重心。胡适在《〈三国演义〉序》中，明确指出：“三国的故事向来是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想象力与兴趣的”，〔41〕此语可反观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批评亦是起于“兴趣”，从而在激发自身“想象力”的过程中展开批评的“兴趣”。《胡适自传》进一步指出：“我也以我自己的体验告诉他们，许多伟大而畅销数百年的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巨著，早已把白话文的形式标准化了”，〔42〕此处突显“体验”对于认知及批评的重要促进，从对旧的传统作出新诠的批评中，寻求契合现代文艺精神的“活的文学”。〔43〕从本质上看，序言是批评者之于讨论对象阅读的结果，而且是其严谨思考或直接体悟的重要阅读见解。尤其是，现代序言是基于现代学术研究的常见方法或典型范式，重新提出现代之人关于批评对象种种面向的新话题及其探讨思路。在胡适关于通俗章回小说所写的序言中，更是带有一种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新形态，呈现出严密的论述逻辑、合理的材料编排及“科学”的批评论见等突出特征。同时，胡适关于“四大奇书”相关小说的版本演变史、小说故事的演进史等两方面的讨论，促使了现代序言视阈下关于“四大奇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史实的梳理与存在价值的推崇，带有经典构建的突出特征。

具体而言，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被加以构建的最主要体现，是胡适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西化”视角下，以“文学价值”来重新定位“四大奇书”的现代意义。如胡适否定《金瓶梅》的重要原因在于该书不但不具备“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且“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更无“美感”可言。〔44〕而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肯定及所进行的现代转化，亦紧紧围绕“文学的价值”而言，最终往往导向思想启蒙的时代变革需求之一面。例如，上文论及胡适肯定《水浒传》的描写是一种“真的感慨”，此意即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的以“真文学”替代“假文学”的转化表述。〔45〕而“真文学”思想的背后，则是一种强调文学批评的人文关怀情结，以至于《〈水浒传〉考证》极力称赞《水浒传》对“真文学”写作的人文意义，言：“《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46〕所言“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云云，隐含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据此，胡适眼中的序言撰写不仅包含批评形式与策略之于现代需求的接轨，且应有效回应现代的某些文化精神。因此，基于现代思想选择批评策略的现代序言撰写，可视为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化合法性进行构建的直接反应。这再次说明任何批评观念及其载体选择，应与当时的思想潮流及文化形态相沟通，才能最终推动新批评形式成为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范式。

而胡适认为通俗章回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除了针对何种“价值”的评价外，亦充分注意到相关小说符合现代文艺创作主流方式——想象——的加持影响。例如，《〈西游记〉考证》指出：“《西游记》的中心故事虽然是玄奘的取经，但是著者的想象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的故事的暗示，采取了金、元戏剧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象力，居然造出一部大神话来！这部书的结构，在中国旧小说之中，要算最精密的了。”此处肯定“著者的想象力真不小”的创作方法，以“想象”来肯定《西游记》的虚构，尤其是文本的“神话化”思路，最终得出这是“世间最有价值的一篇神话文学”等认识。〔47〕又如，《〈三国演义〉序》认为“《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以至于“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48〕胡适将“想象力”与“创造力”水平的高低程度，作为一种批评的方法及评判依据，导致其评价的最后立脚点主要集中于“文学的价值”等方面。正如克罗齐《美学原理》所言：“知识有两种形式：不是直觉的，就是逻辑的；不是从想像(象)得来的，就是从理智得来的。”〔49〕“想象”是西方文论史上的重要范畴，它包括视作一种“空想”的“空想说”、被动反映事物方方面面的“再现说”、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创造说”等三种认知层次，以此重点探讨文学的本质意义及其终极价值。胡适借用“想象”的批评思路，以“著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作为肯定《西游记》“滑稽意味”之类的“特别长处”，进而肯定“《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50〕此类批评思路及其意义的定性，大概是一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视阈下“以西律中”式的方法借鉴。它尤其注重对通俗章回小说实际接受过程中的意义范畴的方法论剖析，注意对阅读式批评的规范性表述，〔51〕最终导致现代序言的学术批评往往以批评者自我理解之后的意义构建为主。

由此看来，与明清时期通俗章回小说序跋的点评式批评不同的是，胡适在现代序言视阈下对于通俗章回小说的批评，不再是一种直接体悟式的片段批评或感性品评，〔52〕也不再仅集中于对小说写作者生平事迹、轶事趣闻及编纂旨趣的批评，而是尝试进行“科学”且论题集中的“学术研究”，从而借助序言的形式来表达胡适对通俗章回小说演进史的勾勒，进行学术研究的路径探索。甚至，借机详细分析诸如“四大奇书”的版本小史、相关小说与现代文艺思想的合拍之处等内容，实践其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批评理念。这种序言撰写思路不仅一改历代序跋业已形成的常见写作套路——章学诚《匡谬》所言“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53〕是也。而且，不同于现代序跋撰写注重抒情叙事的美文式常见套路与鉴赏品评的介入式特点，亦不以感性为知识的主要展现形式。它恰恰是将序言当作小说史或文学史的一种重要写作载体，以序言的推介来表达一种既含有某些阅读感触又十分注重证据细节的批评论断，从而在现代序言中构建关于“四大奇书”的传播史与研究史，赋予“四大奇书”进入现代研究视阈的学术“荣誉”。

应该说，胡适关于《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小说所撰写的序言，有效限定了序言内容书写的重点——以现代的“文学的价值”进行小说演变史的梳理，亦对序言的写作思路进行新的安排——以“技巧”的“进步”与否作为行文的主导方式，更对相关小说的存在意义施加必要指导——以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相关小说当下意义的重构。凡此种种，皆可看作胡适赋予现代序言新的写作方式与批评趣味的开风气之举。——在以“科学”的研究理念、方法的范式价值为内核的现代学术理念的刺激下，“发明”传统的当下价值、探究批评对象的学术化视角、“科学”方法式的接续传统及其现代意义转化，诸如此类的批评视角逐渐被胡适引入现代序言的行文中，以之为一种具有范式价值的实践路径。胡适希冀将通俗章回小说的批评纳入新的批评载体中，进行文化意义的构建及相应知识体系的支撑，以增强现代序言批评者的学理认同与策略选择。也就是说，它体现了胡适基于现代“学术研究”进行小说文化价值与知识体系构建的变革诉求，从而引领起现代序言关注通俗章回小说现实意义的新导向。此举导致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策略选择，往往带有批评者引入某些自身的经验教训，以重新组织小说的意义符号及其认知载体的文化聚焦——带有典型的“从主体出发，穿过客体，再回到主体”〔54〕等批评特点。这就相应地改变通俗章回小说与现代序言者、现代阅读者的交流语境，进而在批评者主导下强化通俗章回小说的当下存在与历史意义，并以之为通俗章回小说的最主要特征。上述批评亦相应地促使胡适关于通俗章回小说所写的诸多序言，有效摆脱了历代序跋依附于批评对象的“附属品”形象。最典型的体现是，胡适所写的序言不仅见于相关小说的现代标点本中，而且多曾独立刊载于各类现代报刊中。如刊于《小说月报》1929年9月第20卷第9期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载于《读书杂志》1923年2月4日第6期的《〈西游记〉考证》、载于《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5卷第3号的《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等，最终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胡适此类批评策略及其意见表达，从本质上改变了通俗章回小说历代流传的自然且平衡状态，而试图采用统一的量化标准去强调通俗章回小说的“进步”或落后。由此改变了通俗章回小说在固有文化中的原本存在，以至于胡适的批评结论难免产生某种程度的过度诠释或“强制阐释”。〔55〕这就需要对新的批评载体或范畴模型的批评边界及其结论的可靠性，事先展开预估，避免绝对化的倾向。

要之，胡适所写的诸多小说现代序言，在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意图及其实际展现出来的文本特征、知识趣味等方面，往往既形体兼备又独立可观，自成一体且能单独流传，从而具有个性鲜明的批评方式与写作旨趣。它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模式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形态进行现代转化，在注重主体性的现代重构中，对现代序言的批评策略及其知识构建选择尝试进行一种带有整体性特质的方向引导，乃至对现代序言的文化意义进行新的规定。此类方向引导扩充了以“四大奇书”为典型的通俗章回小说价值意义被认可的接受渠道，乃至是一种全新的经典构建思路，势必有效增强“四大奇书”现代意义的多元存在。此类情形亦可扩充至现代序言视域下的诗歌、散文、戏曲等其他文类的批评讨论，故应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予以探究。

注释：

〔1〕〔6〕〔7〕〔16〕〔17〕〔42〕胡适：《胡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70、302、303、307-309、316、248页。

〔2〕〔3〕〔4〕〔5〕〔8〕〔9〕〔10〕〔11〕〔12〕〔13〕〔14〕〔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2〕〔33〕〔34〕〔35〕〔36〕〔37〕〔38〕〔39〕〔40〕〔41〕〔46〕〔47〕〔48〕〔50〕胡适：《中国旧小说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49-50、54、142、595-598、614、150、410、410-411、56、411、17-18、21、22-23、411、37、37、49、53、87、123、128、130、72-73、74、85-86、100、132-133、140、137-172、101、133、405、57、163-164、410、169页。

〔15〕叶圣陶：《叶圣陶序跋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13页。

〔21〕〔43〕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9、49页。

〔31〕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44〕〔45〕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44页。

〔49〕〔意〕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51〕温庆新：《知识与传授：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旨趣及教学启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52〕黄仲山：《论审美趣味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交互式建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53〕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54〕〔美〕罗伯特·R·马格廖拉：《现象学与文学》，周宁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55〕杨经建、伍丹：《从“白话文学”到“国语的文学”：胡适对母语文学现代性复兴的“尝试”》，《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