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陈雅婷，陈标新

（1.南京审计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5；2.广东科技学院，广东 东莞 523083）

代际收入流动指的是父子收入间的相关性，代际收入流动性降低将导致社会横向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提升，发展中的不充分不全面问题也逐渐凸显，因此代际收入流动问题成为学者和政府的重点关注问题。有研究显示，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下降趋势（袁青青和刘泽云，2022）[1]。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徐舒和李江，2015）[2]，因此促进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和社会阶层固化，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

随着社会发展，互联网在国家各方面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到2021年12月为止，我国有10.32亿网民，相比上一年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可以预见，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普及，互联使用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互联网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有何影响？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2004—2015年的5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互联网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进行稳健型检验。此外还进一步讨论了互联网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异质性及作用机制，为提升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促进社会机会公平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在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方面，现有文献关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的测度以及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环境变化以及父代的社会资本三方面。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郭丛斌和闵维方（2007）[3]、汪燕敏和金静（2013）[4]提出教育是父代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能帮助弱势群体的子代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从而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在此基础上，有文献研究了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徐俊武和易祥瑞（2014）[5]、陈怡和钟楚楚（2022）[6]认为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能促进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上升，具体表现为高公共教育支出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更为显著。在社会环境变化方面，主要指社会性质、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改变。具体而言，孙三百等（2012）[7]认为劳动力在不同地区的自由迁移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杨汝岱和刘伟（2019）[8]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会有更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社会资本方面，周兴和王芳（2014）[9]在研究中发现，若父代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子代的收入更可能向上流动。邸玉娜（2014）[10]提出父代通过其学历、职业和收入等方面的成就为子代提供关系网，创造良好的成长和培养环境，从而间接地促进子代收入提升。

同时要关注的是，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它的飞速发展明显影响了人们的收入。国外的研究普遍认为互联网能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Ernest and Joseph，2002；Dimaggio and Bonikowski，2008）[11-12]，并进而发现互联网的普及对收入分配方面有影响：Goos et al.（2009）[13]认为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缩小了高技能人才和低技能工人间的收入差距。Forman et al.（2012）[14]分析了美国互联网发展与郡县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互联网普及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扩大效应。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研究互联网对收入的影响。首先大多数研究提出互联网对人们的收入水平有正向作用，刘晓倩和韩青（2018）[15]、华昱（2018）[16]、李飚（2019）[17]都发现使用互联网可以使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其次，学者们也关注了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分配可能的影响。邱泽奇等（2016）[18]指出，从互联网中获益更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因此互联网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毛宇飞等（2018）[19]的研究发现，相比女性，男性在互联网使用中获得的工资溢价效应更大。而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20]提出现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能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裴劲松和张菁（2021）[21]利用CFPS数据，证明了互联网能促进代际间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但关于互联网是否会影响我国代际间的相对收入流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1）将父子代的收入进行等级划分，对比父代与子代间的收入等级差异，从相对收入流动的角度研究了互联网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发掘了新的研究角度；（2）利用CHN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研究，对其异质性展开分析；（3）对互联网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有助于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一）互联网对收入的效应分析

Krueger（1993）[22]最早证明互联网的使用能够给劳动者的工资带来10%—15%的提升，他把这种收入提升定义为工资溢价。刘志龙和靳文杰（2015）[23]的研究表明，在技术进步互补效应的作用下，互联网能改变传统的劳动方式，使劳动者有机会找到更有创造性、更灵活的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提升收入，这就是工资溢价。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起作用的机制：（1）技术效应，强调互联网的发展为劳动者收入提升带来的直接效应，互联网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把人们从传统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其去从事更具创造性的、高效的工作，进而提高工作效率，直接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2）人力资本效应，强调互联网发展带来的间接效应，劳动者通过对互联网的使用，进行各种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从而增强自身能力及资本，间接带来收益的增长；（3）信息效应，强调互联网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资源的丰富度，提高了市场效率，从而影响了劳动者的收入，促进了劳动者收入的增加。

（二）Becker人力资本模型

Becker（1979）[24]通过建立人力资本模型，将子代与父代的收入相联系。以家庭为单位，认为父代的效用最大化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水平，还与子代的收入息息相关，因此父代会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产生父代与子代间的资源传递。父代将优质资源传递给了子代，而子代收入最终与自身的禀赋及面对的市场状况相关。

本文将在上述理论背景下研究互联网是否可以影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打破社会固化。

因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1：互联网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

假说2：互联网通过促进子代的职业流动以及教育流动进而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数据来自2004—2015年的5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是由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针对中国城乡家庭收入和就业、生活条件等多个方面的调查，相对其他调查数据，CHNS数据更早关注个体互联网使用的相关问题，自2000年以来关于家庭电脑可用性的调查和自2004年以来关于个人使用互联网的调查，已经能够满足分析互联网使用的变化对个人收入和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需要。在利用CHNS数据进行父子的样本匹配时，通过调查年份、个体ID、家庭ID获得个体的数据，获得代际间的基础信息，包含个体年龄大小、户口类型、收入水平、互联网使用等指标。在数据处理方面，剔除了年龄在65岁以上和16岁以下的样本，同时删除了就业及收入异常的样本。

（二）计量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三）变量说明

1.关键变量

对于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了Ahsan and Chatterjee（2017）[25]的做法，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方法是将子代的收入与父代的收入按照百分比划分为十等分，如果子代的收入等级比父代的收入等级排名高，那么子代相对于父代是收入向上流动的，反之则是向下流动。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即关于互联网的衡量在CHNS数据中主要为是否使用过互联网，对使用过的样本取“1”，未使用过的样本为“0”。

2.控制变量

在个体层面，控制了子代的年龄age，子代年龄的平方age2，性别gen（男性=1，女性=2），婚姻状况mar（未婚=1，已婚=2），健康状况heal（过去四周未生病=0，生病=1）；在家庭层面，控制了父代的年龄page，父代年龄的平方page2，父代的教育程度pedu以及家庭规模hhsize。由于CHNS数据中提供收入数据的是个体的单年收入而非终生收入，控制年龄和年龄的平方能减弱收入与年龄间的正相关效应（Blanden，2013）[26]。

（四）描述性统计

本文先利用转换矩阵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它是一种反映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直观方法（江求川，2017）[27]。计算方法如下：

将全样本中的父代和子代的收入从低到高分别分成十等分，计算出转换矩阵，观察表1可以看出，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上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如果父代处于最低的收入等级，则子代有0.35的可能性处于这一收入等级；相反，若父代处于最高的收入等级，则子代有0.31的可能性处于最高收入等级。

表1 全样本代际收入转换矩阵

表2为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子代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父代的平均年龄在54岁左右；此外，父代受教育的水平整体较低。

表2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为互联网使用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从（1）列可以看出，子代互联网的使用能有效促进其收入流动性，同时从（2）、（3）列的结果来看，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子代收入等级的向上攀升，并抑制了其收入等级向下流动，这与假说1是相契合的。

表3 基准回归

其次，在个体控制变量层面，子代的年龄、婚姻情况以及健康状况对子代的收入向上流动存在正向作用，且能阻止子代收入等级的下降，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子代年龄的增长，其收入水平会上升，同时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健康的身体也能为子代的收入带来正面作用；此外，子代的性别对其收入流动也存在显著影响，若子代为女性，则其收入向上流动会受到限制。在家庭控制变量层面，父代的教育程度越高，则代际收入流动性也会更强，具体表现为子代收入等级向上攀升的概率会更大，其向下流动的概率也会更小。原因可能在于受到高等教育的父代通过将其拥有的优质资源传递给子代，从而为子代收入增加提供基础。

（二）异质性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地区及居民都能接触到互联网，但互联网对不同性别的子代以及对城镇和地区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按照子代的性别以及子代的户口性质分组，并进行异质性分析。从表4第（1）～（4）列的研究结果来看，互联网的使用对男性和女性子代样本的收入向上流动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较而言，女性样本获益更大，原因在于互联网的普及为女性劳动供给以及女性就业或创业提供了更多良好的机会(宁光杰和马俊龙，2018)[28]，从而能有效带来女性收入阶层的提升。此外，表4第（5）～（8）列分析了互联网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城乡异质性，对比互联网对城镇和乡村子代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出，互联网的使用对两者都有积极作用，但无论是促进收入等级向上攀升还是抑制收入等级向下流动，互联网对城镇地区的子代有更大影响。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居民相较于农村居民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因此城镇地区的互联网使用程度也会更高，而农村居民通过互联网获得工作的成本较高，他们使用互联网搜寻信息从而提升收入的效应有滞后性（贺娅萍和徐康宁，2019）[29]。

表4 互联网使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异质性分析

（三）机制分析

以下重点分析互联网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传递机制。职业与教育程度是使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Rattso and Stokke，2014）[30]，而互联网作为人们接触信息的重要渠道，其可能通过影响子代的职业以及教育程度进而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

1.职业

职业能影响人们的收入水平，它是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互联网的普及使劳动者可以跨越距离限制，线上获取工作机会，就业门槛降低，得到就业和创业的新途径。因此将样本根据子代的职业地位与父代是否相同划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考察互联网对代际间职业不同的子代收入的影响。表5第（1）列显示了互联网能有效促进子代相对父代的职业变动，第（2）（3）列分析了互联网对职业产生变动子代的收入水平的影响，可以看出，互联网能促进其收入等级向上攀升，并抑制其收入等级向下流动。而第（4）（5）列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对职业未变动子代的收入流动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表明互联网能通过促进子代的职业流动带来其收入的变化，证明了假说2成立。

表5 机制分析（一）

2.教育

互联网的发展对我国的教育变革及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余胜泉和王阿习，2016；易凌云，2017）[31-32]。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接触到更多信息以及知识，特别在疫情之下，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居家学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教育是人们获得技能从而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探究了互联网通过教育渠道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可能产生的影响。

表6第（1）列显示了互联网对子代教育程度的影响，可以看出，互联网显著促进了子代相对父代的教育向上流动。从第（2）（3）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教育程度高于父代的子代，互联网提高了其收入等级，同时也抑制了其收入等级的下降。而第（4）列和第（5）列的结果表明互联网对教育程度与父代相同的子代收入等级也存在提升作用，但是第（4）列的回归系数小于第（2）列，说明互联网更有利于高教育程度的子代。互联网一方面可以提高父代对子代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子代的教育回报率，从而促进子代收入等级上升，这符合假说2的分析。

表6 机制分析（二）

（四）稳健性检验

在基础回归中，使用了Probit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为证明回归结果可靠，利用不同的数据和研究方法，即更换关键变量以及使用交互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更换关键变量

在基础回归中，本文参考大部分研究的做法（徐晓红，2015；李宜航，2019）[33-34]，在选择户主时只保留了男性户主，但随着发展，女性在家庭中的收入贡献也越来越大，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放松假设条件，把女性户主加入样本中并进行回归。从表9前两列可以看出，加入女性户主样本后，结果依然显著，这证明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2.其他分析方法

参考裴劲松和张菁（2021）[21]的做法，使用以下模型来考察互联网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从表7最后一列的回归结果来看，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存在重要影响。父代收入对数的回归系数为0.406，说明子代收入中有2/5受父代收入影响。而互联网与父代收入对数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值，说明互联网的使用减少了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促进了代际收入流动性，这与基准回归中的结论也是一致的。

表7 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

利用2004—2015年的CHNS数据，通过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的使用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及机制检验。结果表明：（1）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其有利于促进子代收入等级高于父代的收入等级，并抑制子代的收入等级相对父代向下流动，这一结果在使用不同的数据及分析方法时依然稳健；（2）互联网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在子代性别、城乡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子代以及城镇子代的收入流动促进作用更好；（3）互联网能通过促进子代职业流动以及教育向上流动带来代际收入流动。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知互联网对我国经济均衡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互联网可以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因此国家要大力扶持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培养更多互联网人才，推动互联网技术研发；同时，互联网的普及还存在不够全面的问题，因此要推广互联网在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使用，让互联网成为经济发展较弱地区居民的收入上升平台。二是加强居民的互联网学习意识，发挥互联网的信息传递作用。由此居民能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知识和技能，为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提升收入水平奠定基础，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地区居民的互联网学习培训，使其合理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为自己创收。三是促进互联网深度广泛应用，带动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变革，推动互联网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扩大互联网在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影响力，让其成为国家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