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先人居之忧而忧

文/余玮

徜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巍峨挺拔的碑体、饰有卷云与垂幔的碑顶，无一不让人顿生瞻仰、追念、垂悼之情。纪念碑造型，在中国传统的以书为主石碑基础上推陈出新，碑顶形式源于中国传统建筑屋顶形式，碑体的细部雕饰经缜密推敲，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鲜明的民族特色。

这座1952年动工兴建、1958年落成揭幕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由我国杰出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主持设计的。这一点，想必尽人皆知。但是他的助手吴良镛也参与了有关设计方案的故事，或许鲜为人知。当时，30多岁的吴良镛已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委员会委员、国庆工程审查委员会成员、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顾问。

“有机更新”让古都添新韵

积淀着4000年东方文化的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的“无比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被中国建筑界和城市规划界誉为“卓越的纪念物”与“一个文明的顶峰”。然而，今天现代化的进程和历史文化的保护之间经常发生着矛盾，如何解决矛盾就成为很多人潜心钻研的问题。在这方面，著名建筑学家、城乡规划与设计专家吴良镛在开创着古城更新的途径。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菊儿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长438米，居住着44户138人。这条胡同的危旧房改建小区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镶嵌在古老的京城。谁会想到，菊儿胡同危旧房改造工程最初仅有2000多平方米？吴良镛不嫌其小，精心设计，保留了北京传统的旧四合院和粗壮的古树。他说，在这里他实现了一个多年的梦想。“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毁坏下去。从太和殿前面的广场到小胡同里的四合院，都反映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建筑精美、园林秀丽、居住方便，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传统的伦理观念，整个系统非常和谐，非常美。当时，菊儿胡同眼看就要被拆去了。”

吴良镛，著名建筑学家、城乡规划与设计专家、建筑教育家，中国人居环境科学先驱。1922年5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44年5月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50年10月起任教于清华大学。曾获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设计金奖、国际建筑评论和建筑教育奖和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历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副主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顾问，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家学会理事，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世界人居学会主席等职；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012年，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良镛（左）向王大中院士（右）赠新著

其实，吴良镛对菊儿胡同的设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个建筑设计了，已经囊括进城市设计的含义。当时，国际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大拆大改差不多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吴良镛提出一个“有机更新”的思想，“有机更新，就好像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陈旧了，是百衲衣，也不失其美丽”。

旧城的改造与更新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传统的城市布局如何适应变化的生活方式，更新的城市面貌如何符合原有的城市肌理，对于建筑师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思考解决的问题。北京菊儿胡同的整建便是这样一种探索。它体现了旧城整治中“有机更新”的思想，其“新四合院”的住宅体系，使新建筑服从历史城市的肌理，倡导了一种既与传统文脉相承、又结合现代功能与技术要求的清新又简朴的风貌，被公认为旧城更新实践的成功典范，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设计金牌奖及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改建前的菊儿胡同是一座破旧拥挤的大杂院，改建后这个小区人均住房面积大大改善，不仅有设计古典的四合院楼房，还有一流的社区服务。这里的居民想想昔日低矮破旧的民宅，雨天水灾，热天似蒸笼，又看看今天的新四合院，都说梦想成真。

走进菊儿胡同，步入楼房四合院有一种到家的感觉。看来，“合院”形式因其传统而造就了居民心理的认同感，对京城人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据悉，每年有许多各国友人来此参观访问，并有20多户外国人干脆租下房子，成为这里的新居民。他们说：“能住在这样古典与现代结合的建筑里，我们非常自豪，北京越来越美丽了！”

“有机更新”的理论构想，是吴良镛1979年在北京什刹海地区规划研究中提出的。目前，这一理论的主要思想与国外旧城保护与更新的种种理论方法，如“整体保护”“循序渐进”等汇成一体，逐渐被国内的苏州、西安、济南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所接受，并结合各自历史地理条件的实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吴良镛对四合院这个北京已沿袭了800余年的居住形式情有独钟。他说：“关于拆北京旧城以取得基土地的使用权，我有个比方，就像把故宫的铜鼎熔化掉，用它的铜；就像用古代的字画作纸浆来造纸。如今，北京完整的四合院、胡同不多；然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永远也不会太晚！”

吴良镛在历史文化古建筑保护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为宣传保护历史文物及自然生态环境费尽了心智。“东方广场”的建筑轮廓“峥嵘”地出现在天安门东南一隅，故宫和景山在高楼包围下成为“天井”。不少人可能对此不以为意，吴良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止一次提出在旧城之外设置中央商业事务区，应该保护故宫、皇家园林及对称排列的四合院，它们是北京城市传统文化的团体。不幸的是，由20世纪80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批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规定，当前已几乎被全线突破。这时，吴良镛再次发出了救救北京旧城的呼声。他曾同季羡林、侯仁之等4位著名学者共同倡议发起“建立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专项基金”，这是“保卫文化的北京”的一个最好行动语言。的确，中国只有一个北京，世界只有一个北京；北京的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取决于这一代人的智慧、勇气与良知。

“人民建筑师”缘起一个城市的危垣残壁

作为我国建筑学和城乡规划学的学术带头人，吴良镛被《亚洲建筑师》一书称为“人民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协会称他为“新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先行者和杰出的建筑教育家”；中国政府鉴于他在科技及教育领域中的辛勤工作与卓越成就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其实，吴良镛原本没想过选择建筑或者城市规划这个专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1940年7月的一天，吴良镛在重庆合川二中参加完中学统考。午后，他还在睡午觉，日本的轰炸机来了。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遍地……“整个城市几乎一半都被烧了。晚上，连狗的叫声都像是在哭。”吴良镛在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大火已经烧了两天，处处危垣残壁。“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当时就想要把城市重新建好。”回首起那不堪忆及的场景，吴良镛的双眼几被打湿。

这一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立志战后重建家园。1944年5月，作为应届毕业生，吴良镛被政府征调在滇西远征军任译员。1945年，他应梁思成之约，参加由梁主持的“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协助编制《全国文物保护目录》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迎接战后复兴的需要，梁思成致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畅叙建筑教育的发展方向，并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不久，他兴奋地告诉吴良镛“清华大学批准办建筑系了”，问他是否愿参加建系工作。从此，吴良镛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建筑教育生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吴良镛探索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教育道路，被国内国际公认为重要的贡献。

“我初次见到梁先生，他当时40多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蔼可亲，但弱不禁风。抗战期间，他身体一直虚弱，多病缠身。”说起导师梁思成，吴良镛难抑感慨之情，“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梁先生身背铁马甲。身体如此孱弱的他，大热天还要伏案作图，其难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笑称如此线可以画得更直，实际上是找个支点，借以支持头部的重量。他这种不倦的敬业精神及学术上的创新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建筑师学习的。”

1948年，梁思成推荐吴良镛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攻读建筑与城市设计专业，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第二年吴良镛获得硕士学位，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沙里宁希望在中与西、古与今结合方面找出自己的道路，这对我后来治学影响很大。”今天已是建筑大师的吴良镛，依然忘不了恩师的教诲。1950年，吴良镛在沙里宁事务所任设计师，出色完成了通用汽车公司研究中心设计大楼方案的设计，还在美国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竞赛中脱颖而出，获得荣誉奖。这时，他还兼任劳伦斯理工学院建筑系教员。正当他在美国建筑界初露锋芒之时，吴良镛的恩师梁思成、林徽因的一封信从国内寄到他的手里：“北京百废俱兴，正要开展城市规划工作，希望你赶快回来。”1950年年底，吴良镛冲破阻挠，毅然绕道归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的这个人生抉择，与梁思成当年的经历惊人地相似。正是在导师梁思成的影响与感染下，吴良镛很快成长为新中国建筑界及建筑教育事业上的开拓者之一。

回国后，吴良镛主持清华大学建工系市镇组工作，并与北京农业学院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第二年起，历任系副主任、主任，开始全面推进建筑技术科学、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建筑教育、科研、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1959年，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大跃进”浪潮中，有关部门提出“3年不搞城市规划”，吴良镛致力钻研的学科正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而此时的他，刚刚完成全国建筑学专业通用教材《城市规划》的编撰就累倒，卧病两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各种批判接踵而至，使我不免茫然。即使如此，我那时咬牙坚持。广大教师仍做出不少成绩，城市规划教研组仍然坚持进行教学和科研。”而今，吴良镛还在为当时无悔的追求而欣慰。

61岁时，吴良镛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一次次开始学术道路上的新长征。人生最美夕阳红，他积极推进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其中有许多已在专业实践、学术研究、行政管理、建筑教育等方面颇有建树。他还亲自指导培养了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以身作则，教育他们为广大人民服务。学生们与吴良镛在一起总有一种愉悦感，吴良镛不时利用改图、会审、参观、出差、与餐等场合，结合周围的事物，将人生、技术、艺术、哲理等融会在海阔天空的闲聊中，大家在谈笑风生中得到教益。吴良镛在为他的研究生们举办的双周学术沙龙里，第一次谈话不是建筑规划，而是怎样做人。他说，人格高尚学问才能做大，才能做深；一个建筑师应该对社会负责，不能做那种与持续发展相违背的事情。

吴良镛的脸上常常挂着微笑，笑得敦厚、诚恳，他常用“童心未泯”来形容自己。他早年步履轻快，大步流星，似乎唯恐把时间浪费在路途上。前几年，突发脑梗（中风），在医生的精心医治下，他凭借惊人的毅力，硬是挺了过来。晚年，他不得不有时借助拐杖行走，但事业上仍然激情满怀。吴良镛治学及事务缠身，但在教育学生方面他丝毫未曾懈怠，不仅多次带领学生去旧城和外地调研，还时时惦记着教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有一段时间，吴良镛开始装假牙了。装完假牙不久，一只耳朵也不大好使了。有一次开会，来了一屋子人，吴良镛耳朵听不清楚，就拿出那个小助听器，自己戴上了。他还自我解嘲，“一般都说，武装到牙齿，我都武装到耳朵了”。

“人居之父”致力中国城乡建设

1999年6月23日上午，国际建协第20届建筑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澳地区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大会开幕式后，吴良镛作为本次大会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建协《北京宪章》起草人走上讲台，代表中国建筑师以《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的未来》为题向大会作主旨报告。在报告中，他说：“我豪情满怀地目睹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不仅仅是将什么样的物质环境、城市与建筑、园林作品等交留给子孙，还要（也许更为重要）将百年来乃至几千年以来，从赫赫有名的建筑师到默默无闻的工匠为人类造福的理想、为广大人民改善生活减轻疾苦的精神流传给后代，将建筑事业中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留给他们参考。”

大会通过了吴良镛负责起草的《北京宪章》。这是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成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国际建协前主席V.Sgoutas认为：这是一部“学术贡献意义永存”的文献。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Paul Hyett则评价说，吴教授以一种乐观和利他主义的姿态，提出了引导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中国轰轰烈烈的建筑事业和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吴良镛吸取中国文化、哲学的精华，融贯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1989年出版的《广义建筑学》，对建筑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与展拓，该研究获1990年国家教委科学进步一等奖。针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与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他提出以城市规划、建筑与园林为核心，整合工程、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构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以建立适宜居住的人类生活环境。

“1988年，我在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所提出的‘人类聚居’概念的启发下，写成了《广义建筑学》，之后仍在继续进行探索。1993年8月，利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大会邀我作学术报告的机会，我特邀周干峙、林志群同志一起分析了当前建筑业的形势与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对此，社会与学术界作出了积极反应，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支持下，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讨论人居环境科学问题。如今，不少高校开设了此类课程，人居环境的建设工作正在陆续推进之中。”吴良镛对自己所追求、从事的事业之前景充满信心，“‘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是围绕城乡发展及其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群，尚处于始创阶段，我们仍在吸取有关学科的思想，努力尝试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结合实际走自己的路。”

吴良镛视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为致用之学，一生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条件参与建设实践，努力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问题。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担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顾问，改革开放后又积极参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规划设计的论证和研究。其中，他主持的北京亚运会建筑的规划设计研究，提出“以集中为主，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模式并被付诸实施，减免了主体场馆的建设，节约了大量财力；参与长江三峡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时，提出要把三峡工程视为一次特殊的城镇化过程，作为三峡地区产业和经济结构大调整和大发展的契机，颇有指导意义而被收入中国工程院出版的《中国科技前沿》；组织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追求传统文化品格与现代建筑的有机结合，利用传统与现代的象征符号体现历史文化再现与地方环境融合的设计思想，该工程项目成为中国人居环境的典型范例之一。迄今，他已出版近30部学术专著，一个个新学科的框架已清晰地凸显于字里行间，比较集中地记录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实践轨迹，其中又包含多少风霜雨雪。

如今，许多地方在打“山水城市”牌。言及“山水城市”，吴良镛如是说：“‘山水城市’作为一般意义或普通意义上的概念，是指城市要结合自然。山水的特色构成城市环境的特征，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环境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现在不少城市都在搞它的特色，甚至追求欧陆风情，但多是一些高楼，有些是无意义的建筑形式的模仿。事实上，这是对山水环境的破坏，特别是对美丽自然山水所构成的错落有致的天际线的破坏。”诚然，城市都要因地制宜地发挥它的特色，城市艺术的创造归根结底还是要从自己的特殊条件下做“不落俗套”的文章。大匠之笔，不在花钱多少，而在其内在意境上的“惊人之笔”。

“今天所盖的房子数量特多，规模很大，所以现在不是盖房子，而是在盖城市，必须具备城市设计的观念。”吴良镛在建筑学理论上就当前城市发展提出了“大城市”的概念，“建筑师仍要认真研究城市环境，这个环境不只是人工环境，也不只是自然环境，应当包括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他在2000年3月12日首次提出了“大北京地区”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指把包括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等在内的城乡建设规划统筹进行研究，通过合理的布局与建设，促进京津冀都市带及区域整体发展，使“大北京地区”共同发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的作用。

1993年，吴良镛在北京市规划委确定城市发展规划的过程中，提出了突破北京市域建设“大七环”的方案：起点为琉璃河，经庞各庄、榆垡、安定、采育等重点镇，然后借道河北境内的大厂、三河、固安等地，进入平谷的马坊、峪口，此后继续向北向西连接太师屯、汤河口、永宁、康庄、斋堂，最后向南经张坊回到琉璃河，完成一个环形——这便是北京“大七环”的最初由来。然而，他的理想方案曾在行政的藩篱面前停下脚步。直至日复一日的“首堵”让无数人开始质疑城市规划者的能力时，2006年他的这个设想开始着手付诸实施。同时，由吴良镛领衔研究的《京津冀城乡发展规划》，构建出“一轴三带”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格局，开辟了解决区域分割、城乡分立，指导京、津、冀三地统筹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北京城市功能的有机疏解，首都职能得到更好发挥；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促进河北廊坊和沿海发展，加强生态保护，与京津协调发展。如能一以贯之，假以时日，京、津、冀三地将实现相辅相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共赢梦想。

作为广州市政府顾问的吴良镛在为该市今后发展出谋划策时也提出了“大广州”的理念，认为广州市不仅应是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中“众星捧月”中的新月，而且应该通过建设“大广州”成为继20世纪80年代深圳、90年代浦东后，新世纪拉动我国新的战略调整的城市；主张设计人员不应把目光局限于广州，更要研究珠三角、东南亚乃至世界的城市，否则就要被狭隘的思想束缚。

时年24岁的吴良镛

严谨不苟且的人文主义学者

那粗壮的树干、茂密的枝叶、脚下的土地仿佛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远处叠翠起伏的山峦层次分明。这情、这景，正是吴良镛把自己亲身感受的生活集中到创作构思中，继而运用到水与墨、墨与色之间，最终凝聚在小小画笔上，画得有情有趣、恬静清雅。

吴良镛自幼喜爱美术与文学，画笔一直是他相随的“伙伴”。他那富有强烈艺术魅力、包含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激情的画作，从立意、构图以及表现主题所用的技能、技巧和技法，无不让人叹为观止。

吴良镛不仅是新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先驱者之一与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还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水彩画家。他把五尺画案挪到阳台上，常常迎着阳光挥毫泼彩。他的书法也很有功底，曾在北京市书法协会展出过书法作品。书画双工，相得益彰。

基于抗战时中央大学艺术系大师及在匡溪艺术学院的熏陶，20世纪40年代他的建筑水彩画就在美术界声誉鹊起，在美国学习时曾举办过个人画展，八九十年代他的美术作品又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及国内不少城市展出过，某些作品还被选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水彩》。几十年来，无论出差到哪里，他总要带上画具。每每触目兴怀、流连光景之时，或速写或泼墨。一次，在伊斯坦布尔，清晨的阳光照耀着清真寺前古老的大树和络绎的人群，当时已经60多岁的吴良镛被感动了，他拿着铺好的一张宣纸，抓起颜料画了起来，翰墨情趣顿凝笔端，令游客驻足屏气欣赏。

建筑专家当然尤工建筑画。建筑画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它既不同于风景画更不同于山水画，是以建筑为构图焦点、以表现建筑形体为目的、集结构与神韵于一体的美术作品。“建筑画是表达建筑设计者意象的画，是建筑工作者的特殊语言，以画代言，以形示意。当然，它既要表现出完美的艺术性，又要表现出建筑物的时代性和建筑的内涵，更要表现出建筑物的功能性。”关于建筑画，吴良镛道出了不少自己的观点，“画古代建筑，这些画不是考古学上的复原图，而是加进了对未来建筑的许多构想，是情感和理智的再创作”。

60多年前，吴良镛初给梁思成当助手时，帮着画佛光寺的插图，画到檐下斗拱，他随便勾了几笔，梁思成看了笑着说“把你考着了”，并为他动手改图。“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因为它告诉我——严谨、不苟且，这是建筑画的第一要义。梁先生略加改画，立见精神，形象准确，使我惊叹不已。真的，即使是草图，寥寥数笔，也应力求做到大致不差。”吴良镛自感荣幸，从事建筑学工作期间受到了国内多位顶级大师的言传身教，“（20世纪）40年代初到中央大学也曾受到过业师李健晨、杨廷宝教授等的教育，我国杰出的建筑大师童寯也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完整地欣赏到童老的作品是在80年代初。他的画构图精美，信手摘来皆可入画，用笔奔放，或走笔疾书，或淋漓尽致，或枯涩有力。”其实，吴良镛的建筑画也铿锵有声，于细微处又若游丝延绵，干湿有方。作画时，随题材潇洒自如，引人随之步入画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人居。”这是吴良镛的座右铭。他的藏书有“三多”：精美画册多、艺术丛书多、建筑设计图册多。书房、客厅、卧室都有一面通体书墙，每层搁板能自由调节以适合不同尺寸的画册。书桌、茶几设计得线条流畅，简洁明快，让人能心无旁骛地享受读书乐趣。

吴良镛说：“读书首先跟个人专业有关系，我们搞建筑设计，从结构到工程，从整座楼到整个小区环境形成一套系统规划，所读的书既有工程技术类，又有环境艺术类，还有人文科学著作。是多学科的交叉相容。知识只有融会贯通，读书才能开卷有益！我买书是买必需的书，使自己某一方面的知识更系统，藏书更完善。每一个时期读书的兴趣不一样，要勤于淘汰一些书，才有空间容纳新知识。”这几年他一直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建筑。视野从本土扩展到世界各国建筑。一年，吴良镛在英国访问时，在伦敦书店看到刚出版的《全球城市城区》，价格不菲，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买书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一直有这方面的需求，偶然性是刚巧到英国。所以，只要心中有求，是不会错过有价值有益处的好书。”

如果说画是吴良镛灵感的再现，书是吴良镛知识的积累，那么可以说建筑物是吴良镛以高超的艺术修养和渊博的学识才干设计的富有个性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往往吸收了古今中外的建筑艺术精髓，为己所用，又不落窠臼，超脱前人。比如，他参与方案设计的国家图书馆，建筑艺术创作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典籍丰富的特点，主体建筑布局对称、构图严谨、格调典雅。中心高达63.6米的塔形书库楼巍然屹立，标志性强，环绕低层阅览楼，轮廓高低错落。蓝玻璃瓦顶、淡灰色外墙砖、汉白玉栏杆、古铜色铝合金窗，这一切在绿荫的衬托下，渲染出有如古代书院的清新高雅的气氛。室内以表现中国辉煌文化的壁画、浮雕处理，文化气息浓郁。

常言道：风格即人，文如其人。建筑师的作品，也像文学家的文章一样，集中体现自己的素养与风格。吴良镛热情接受新观念，但又始终保持冷静的思维，不盲从外来的各种建筑思潮或形式。他强调，“我没有什么主义，也不属什么流派”。自己每项工程或方案都能因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因而，他的“作品”反映出了强烈的时代感，形式多姿多彩，人居相扶。

在某种意义上讲，吴良镛更是一位人文主义学者，他致力于建筑学、城市规划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他曾参照西方城市发展过程，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规律，指出中国建筑与城市发展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

“当前的经济建设、房地产开发绝不能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这是吴良镛的再三提醒。先人居之忧而忧、后人居之乐而乐的吴良镛，仍然踏着不老的脚步在古都的街巷里铿锵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