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澄清与形态发现*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历史之维

沈江平 金星宇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1)《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文化在历史中孕育、积淀与升华,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和阐释,需要树立纵横历史长河、把握时代大潮、俯瞰全球风云的“大历史观”,在界定历史时空、总结历史经验、尊重历史规律、透视历史机理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文化自信自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的理论生成与实践推进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其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彰显了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真理性力量。有别于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形态澄明,(2)参见闵超:《对马克思历史哲学争论的再审思》,《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吴宏政:《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澄明及时代定向》,《哲学研究》2023年第2期;杨澜涛:《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研究范式——国内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研究述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也区别于依托西方历史哲学家以“思辨—分析”二分理路阐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误读,本文力图在“澄清—发现”相统一的“历史的整体性”(3)陈先达:《哲学与社会:老年沉思录》,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70页。视野中肯定与厘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础理论(合理形态、内容本质和理论关系),更好发挥其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价值。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争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被广泛提及的一种哲学形态,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别史、民族史、世界史、人类史的理解和阐释,兼具史学与哲学双重向度。然而,有无“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内容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还存有较大的延展与解读空间,有必要首先考释上述前提性问题以达“正本清源”之效。

(一)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有无之争

据学者考证,处于中世纪末期的卡尔敦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哲学思考形成的“文化科学”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先声”,(4)张广智:《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启蒙时代维科的《新科学》是“历史哲学”的真正奠基者,伏尔泰最早运用“历史哲学”一词,要求人们超越以事实为训的史料学,达到对历史的理性通览和哲学理解。历史哲学作为史学与哲学的共生互补结果,在整体上是“关于‘历史’与‘史学’的哲学言说”。(5)周建漳:《历史哲学》,崇文书局2023年版,第1页。回溯历史哲学的生成与发展史,大体呈现了由思辨历史哲学(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分析历史哲学(批判历史哲学)向叙述历史哲学的形态变迁,反映了历史哲学由宏观把握历史本体、探寻具体的历史认知到思忖历史文本语义与修辞的问题域转换。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史的实践中实现对既有历史理论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内含“历史”维度的革命。那么,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形态?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该问题存有两种对立意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称谓上否定“历史哲学”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形态,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哲学的拒斥是十分彻底的,他坚决反对任何人把他的哲学理论曲解为历史哲学”。(6)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哲学吗》,《光明日报》1995年12月7日。与此相对应的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理论形态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区分。一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历史哲学”的思想史语境,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进行了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仍是一种历史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7)杨耕:《历史哲学:在哲学和历史科学的交叉点上——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二是考察历史学与哲学的学术关系史和学科关系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实现了历史学与哲学之间的互补、交叉和融合,把哲学理论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为建构历史哲学学科提供了可能性与理论框架。(8)参见张云飞:《哲学理论的历史感与历史叙述的哲学性——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研究》,《哲学研究》2020年第1期。在对话式框架下,有学者提出“历史构境”作为史学与哲学共通共融的思想实验。(9)参见孙麾、吴晓明主编:《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哲学与史学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三是考察历史哲学的形态演变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历史哲学史上的新阶段,既批判和分析西方历史哲学的局限性,又肯定和汲取其合理思想。(10)参见赵家祥等:《历史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四是界定历史哲学是一门对历史进行哲学研究、介于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相对独立的边缘学科。(11)参见段忠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以时间为线索将历史哲学划分为近现代历史哲学和古代历史哲学,以地域为线索将其划分为西方历史哲学和东方历史哲学,以指导思想为依据将其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

(二)如何归置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结构之争

历史哲学依据“历史”指涉范围不同,既可以指“历史实在”——对历史更迭的进程、规律、目的、意义等的总体把握,也可以指“历史认识”——对史实中的主观与客观、必然与偶然、真理与价值等关系的哲学阐释,即历史的哲学和历史学的哲学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在内容上也包含对“历史实在”和“历史认识”双重问题的探讨,但是如何从具体问题出发归置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所涵盖的不同维度内容,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不同见解。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二元论”构成,即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统一。这种观点建基于沃尔什对于历史哲学的思辨与批判的二分,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具有“含混性”,不仅呈现出思辨类型哲学的特征,更“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历史解说的理论”。(12)[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在此基础之上,国内学者以历史方法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等论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内容构成。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形态论”构成,即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互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包含”,与实践唯物主义功能“互变”。这些形态之间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共同回应了“无产阶级与人类何以解放”的时代课题。(13)参见钟慧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形态定位与建构》,《哲学动态》2021年第5期。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视域论”构成,通过实践生成论、结构与过程论、唯物而辩证的历史分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分析,实现了解答“历史之谜”的“视点融合”。(14)参见林默彪:《历史的经纬: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四重分析维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9期。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叙事论”构成,是宏大与具体叙事的统一。(15)参见龚培河、王骁:《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功能单面性问题解析》,《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五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张力论”,“介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形态”。(16)龙霞:《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6期。六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层次论”构成,在历史主客体关系层次上,实现了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在人与社会关系层次上,实现了历史认识论、价值论、审美论的统一;在历史思维层次上,“实现了历史认识中能动性与受动性、客观性与阶级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17)万斌、王学川:《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本质特征》,《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三)如何判别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归属之争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共同聚焦“历史”,判别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学术界思考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在之前已做考察,这里不再赘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如下观点:一是从属关系。从理论形态上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它与历史哲学是一种从属的关系,(18)参见段忠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可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19)何兆武、陈啟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二是交叉关系。这种观点试图发掘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共同性要素。如从历史哲学“一般—特殊”的关系出发,认为马克思的“一般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应当属于广义的历史哲学的范畴”。(20)赵家祥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页。从历史哲学“批判—建构”的关系出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超越“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新历史哲学,是在“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探寻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趋势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其构成要素。(21)参见胡刘:《论马克思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从历史哲学“现象—本质”的关系出发,历史唯物主义既不能与西方历史哲学等同,也不能与历史科学、实证科学等同,(22)参见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否则会消解其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性质。

综合考察上述三方论争,可以发现虽然各方立论不同,却有着共同的“历史”问题域。“有无之争”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否定了“历史哲学”的语境考察,实则是辨析历史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关系议题。“结构之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研究对象及其内容的考察,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理论实质的提炼。“归属之争”通过对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考辨,实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特征的进一步彰显,由之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功能的根本性变革,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存在于他们全部著作的分析方法中,也存在于他们坚定地为无产阶级解放奋斗的实践活动之中”。(23)陈先达:《史论拾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这三场争论在历史学与哲学的互动中,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合理形态、内容本质和理论关系,也为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提供了理论导向。

在“历史否定”中建构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所著文本中多次使用“历史哲学”字眼,并且表现出看似“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对“历史哲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以“历史哲学”称谓来概述自己的历史理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另一方面,对历史哲学又表现出肯定的一面,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对于历史哲学开创者维科《新科学》“还有不少天才的闪光”(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8页。的肯定,以及恩格斯对历史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的褒奖,并称“历史哲学”是“马克思和我早就特别感兴趣的题目”。(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66页。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完全否定“历史哲学”形态,(28)国外有学者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一种全新的历史理论”(a radically new theory of history),参见Ernie Thomson, The Discovery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e Writings of the Young Karl Marx,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p.5;通过“历史情境”和“历史解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历史化”(a double historicization of Marxism),展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特质的肯定,参见Bertel Nygaard, History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 Ge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5。其否定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他们否定的是思辨的、一般的、抽象的历史哲学,不能因此认为他们否定了历史哲学理论本体。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哲学的否定中包含有理论建构意蕴,为形塑历史哲学合理形态明确了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是以“纯粹的思想”建构历史的历史哲学。从历史哲学生成史而言,黑格尔历史哲学产生直面的学术语境是逻辑相对历史的滞后,也就是思维与对象之间关系的错置,用主体主义(历史)的方法贬损逻辑的价值。如赫尔德借助非理性“审美移情”,从主体的生命体验和人格中感知历史精神。这虽然恢复了历史中的人的主体地位,但没有认识到历史中的“绝对必然性”,难以达到对历史的完整理解。为此,黑格尔主张“逻辑思想是一切事物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根据”,(29)[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5页。把理性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宰,历史表现为客观理性的辩证发展过程,历史运动的逻辑契合“自己的生存的惟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30)[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看起来已经在思维中对历史中的一切问题和一切现象给予了说明,这种回应本质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回应,缺乏立论的现实根基。历史“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在本质上也只能得到非现实的、虚幻的、神秘的说明。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革命性在于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理解历史,把历史看作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虽然历史主体的实践不排除人的精神因素的参与,并表现为一定的自觉能动性,但不能凭此对历史进行精神性解读。历史的现实性意味着其在实践中开展辩证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思维着的精神走向绝对,但肯定其中彰显的历史感及其辩证思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2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否定思辨历史哲学主观构想历史进步的同时肯定其中蕴含的辩证性质,它与新唯物主义的客观性、现实性与实践性融为一体,进而构成新形态历史哲学的品质。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是孤立式解读“经济关系的起源”的历史哲学。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了对经济关系抽象解读的历史哲学,“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6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既有本体论的意蕴,又有方法论价值。这实际要求动态地理解历史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将社会中的经济关系作历史性考察,“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对于历史的分析,要注重对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考察。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每一个人都作为鲜活的个体存在于社会中,人的本质是一个意涵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动态复杂系统。人的本质是发展变化的,而非永恒不变的,历史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这就要求对以人的实践为核心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把握。历史条件又是社会处于一定时期的包含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传统等在内的统一体。理解在历史中生成的历史范畴、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规律等,也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所以,把握历史不能“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3页。像思辨历史哲学一样把精神视为“一切个人的行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消除的根据地和出发点”,(3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也不能孤立地强调经济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不能对历史条件进行割裂式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就它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而言的,并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和样态都能依靠经济得到全部揭示。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强调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的,经济不可能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全部解释。这要求从多角度、多维度论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分清其具体语境。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是对历史进行“超历史”论证的“一般历史哲学”。学术界普遍将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一文中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历史哲学的依据。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套用既有历史理论分析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农村公社的错误倾向,强调不能把自己对于特定范围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的历史哲学。因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公社产生的历史前提不同,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发展的历史前途不同。实际上,马克思的上述考虑并没有否定历史哲学的理论本体,历史哲学是从历史的现实基础和本质出发,对于历史发展道路的规律提升,在具体的历史道路上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发展形式。历史规律与历史道路之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规律普遍存在于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道路是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离不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独立探索。不能用普遍规律的“历史哲学”否定各民族国家的特殊道路,也不能用特殊道路否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世界历史范围内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所以,马克思否定“历史哲学”不能简单理解为否定历史哲学本身,这种“否定”与其说是对历史哲学合理形态的捍卫,不如说是对历史哲学内在特征的揭示,建构为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哲学。正如马克思所言:“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7页。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实际是从不同民族国家的具体历史中相互比较得出来的抽象结论,这种好的抽象不是“超历史”的抽象,而是与具体结合在一起的抽象,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历史哲学,其否定中有对合理形态历史哲学的孕育。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对既有前驱者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态度,表现了人类认识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列宁也总结到:“马克思一方面能够吸收并进一步发展同中世纪封建势力和僧侣势力斗争的‘18世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吸收并进一步发展19世纪初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辩证法),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科学上最新成就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39)《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直接把自己关于历史的理解称之为“历史哲学”?(40)除了本文论述的思想史语境外,笔者也对为什么不使用“历史哲学”称谓的现实语境做了初步考察。参见沈江平、金星宇:《为什么“历史概述”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对〈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历史哲学”的考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笔者认为有三点原因:一是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历史哲学相区别。欧洲思想界习惯用“历史哲学”特指近代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资产阶级思辨历史哲学,它强调理性统摄人类历史,在思想中“认识它自己的起源、它的规律、它的有效性”。(41)[英]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页。二是为了凸显理论的实践性品格。马克思恩格斯无意构建一个“体系哲学”,其理论更注重实践性,也就是强调自身理论与抽象的哲学有别。三是从当时史学发展的环境来看,“史学反叛哲学”的倾向日趋凸显,以孔德、兰克等为代表的史家强调史学研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不使用“历史哲学”称谓情有可原,这是理论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综合考量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不仅是对历史学与哲学之间张力的有益思考,也是对历史哲学史上思想资源的批判吸收借鉴,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一种“历史总体”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经由“批判—继承—超越”前驱历史哲学所建构的合理形态,其生成呈现出“消灭哲学—实现哲学”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内容蕴含着历史结构、历史时间、历史空间有机统一的三维历史底蕴。(42)三者的初步论证参见金星宇:《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维历史底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9月21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不是一个与自然领域相对的场域,而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同构的整体范畴。这种“历史总体”在历史时间的延展上擘画未来图景,在历史空间运动上不断溢出民族范围,使“历史总体”呈现统一、多样、开放的鲜明特征。

第一,历史结构上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统一总体。区别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于历史本质的精神主义阐释,也区别于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对于静态史实的固守,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切中历史的总体性,“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这样一来,历史划分为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的双重结构,不仅以唯物主义原则变革了西方历史哲学史上的神话史观、宗教史观、地理史观、人性史观、理性史观等,而且以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似性”,确证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与发展遵循物质生产规律的内在规定,在“自然的历史性”与“历史的自然性”的实践互化中实现了历史哲学史上的思想革命。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可以有如下把握:自然史与人类史在历史形态上的外在制约性,也就是凸显作为人化自然成果的人类史如同自然界“地质的层系构造”一样,呈现为“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81页。自然界的多样性、历史性样态也为诠释人类史的总体过程提供了科学隐喻。问题的关键并非现象层面的显性逻辑,而是深层次体现为自然史与人类史在历史规律上的内在制约性,这反映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必然性,又进一步表现为两种复杂情形:一种是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否定制约性。“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处于敌对状态,“抽象成为统治”下的历史规律成为捍卫私有制“自然的和永恒的存在条件”的抽象规律,社会发展表现为对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平衡的破坏性。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肯定制约性。人是通过劳动诞生的,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性活动。人不仅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创造出各种机器、工具、技术设备等,更从中结成一系列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关系。历史规律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黑格尔将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理念”进化的产物,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脱离现实的、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绝对精神关系,认为人类自由的实现动力“便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4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0页。可见,思辨历史哲学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抽象理解是不可取的,人类作为劳动主体具有能动性,历史发展表现为在人之内的主体性过程。人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由人与自然关系拓展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内外有机统一。

第二,历史时间上立足现在的回溯与展望未来的统一总体。“时间—社会—人”的内在互构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思想的寻绎之中,其对于“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时代课题的宏观求解在搭建时间坐标中研判,对于“客体经济事实—主体生命存在”内在关系的中观分析在贯通时间甬道中伸展,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路径的微观探讨在遵循时间节律中显现,这构成“过去—现在—未来”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时间观的内在要义。对于未来时间的唯物主义强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于既有历史哲学的超越之处,也是建构实现人类解放的新历史时间观的创新之点。从宏观尺度来看,这种面向未来的新哲学并非乌托邦的理论空想,而是建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之上的时空生成,是与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的实践探讨,不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引了前进方向,而且使未来性成为历史时间展开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见体现在,未来的新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从中观尺度来看,作为事件的历史虽已逝去,但其影响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在社会的横截面中平铺展开,人类正是在时间的绵延中进行一系列创造性活动,提升人之生命存在的知识保存度和价值厚重感。马克思恩格斯笔下“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适应了人类社会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折需要,而且成为人们在历史时空中的积极创造结果,镌刻着历史的文明印记和人的生命能动性。从微观尺度来看,“历史不再是一块由一根长线贯穿其中的锦缎,而是由一系列差异和间断形成的进程”。(49)[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在任何时候都不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与非本质的、外在的、个人的因素相联系,并在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极为多样的具体形式中体现出来。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历史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反映了人的目的、意志、思维在历史进程中的“缠绕”,根本上是历史规律与人的目的之间的矛盾,而“盲目与自觉、非预期与预期、曲折与前进之间的矛盾都不过是这一深层矛盾的现实表现”。(50)叶泽雄:《历史进步复杂性的历史合力论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8期。人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自发的必然王国到自觉的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区别于黑格尔“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51)[德]黑格尔:《小逻辑》,第38页。的“哲学反思”,马克思恩格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的“实践反思”,成为理解历史现象和把握历史规律的科学思维方法,亦成为人摆脱外在必然性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密钥。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历史时间维度上是面向未来的哲学,这种新历史哲学是立足社会实践基础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总体性把握,通过科学思维方法研判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价值论的统一。

第三,历史空间上民族史与世界史交往联动的统一总体。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同样拥有超越民族国家特殊的普遍空间视野,主张以全球性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把个体的、局部的历史整全在一起,在“普遍—特殊”的框架中构成整体的、全局的历史总体。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我们既能从“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联系”“历史的必然性”等术语中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哲学中蕴含的时空辩证法意蕴,又能从二人矢志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与实践中,领略其变革不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精神,以及对民族史与世界史的深切关怀。这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1848年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东欧等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阐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解放事业与民族解放事业的密切联系,论证了世界历史是各民族史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从历史的普遍性来看,不同于历史编纂学家对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促进东西两个半球联系的全球化史实的汇编,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哲学深察“生产—分工—交往”的历史线索,界定“世界历史”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53)杨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货币流动、世界贸易繁荣、工业革命扩张、交通工具改进、人口流动迁徙、文化交流传播是其内在动力。从历史的特殊性来看,民族国家在各自发展道路中体现出“世界历史”的普遍特征,且在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新的国际分工中走出各自的发展道路,又在各民族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同时,受到民族生产方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影响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实现地方经验的多样性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的有机统一。如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经过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正是对于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总体性把握,民族史与世界史在实践互动中升华为一种宏伟的世界历史精神,人类社会在适应时代主题和顺应时代潮流中进入世界历史时刻,在遵循世界历史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中,实现自身必然的、合理的、全面的发展。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以世界历史总体性科学把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类解放实践中彰显世界历史的精神要义,深度关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实际,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场富有引领力和影响力的思想革命,作为世界历史普遍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寓于历史总体性运动之中。

“为历史服务的哲学”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理论总体的实践展开。历史维度的开启或历史性思想的生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历史哲学传统分析范式的关键,建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历史观,关乎社会历史总体结构及其演变发展的基本脉络与未来导向。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的使命令其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对历史与哲学关系深入研究的结晶,但二者在历史与哲学的结合方式上存在着差异。马克思很早就表现出对历史与哲学的研究兴趣,并初步形成二者结合思考问题的框架:“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8页。《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与普鲁士政府围绕物质利益问题的论辩过程中,深感要揭示现代国家和议会机构的反动本质,就要深溯国家起源和发展史的重要性。他在克罗伊茨纳赫时期,不仅大量阅读了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历史和国家理论著作,如亨利希《法国历史》、路德维希《最近五十年的历史》等法国史著作以及兰克《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历史》等德国史著作,(56)参见郝立新主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页。涉及历史时空纵横欧洲国家封建社会近2500年的历史,并进一步追思政权更迭背后的经济社会动因,初步形成从历史现实出发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路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使用“世界历史”一词,以“悲剧—喜剧”艺术修辞描绘了历史“史前—同时代—未来”的序列更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理论揭露历史发展过程和人的发展过程,面对私有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主张扬弃私有制、摆脱异化状态从而走向共产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新唯物主义“实践”的立脚点,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矛盾运动解码历史运动规律,研判“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以及各民族国家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世界普遍交往中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起源及其发展史,广泛引证大量历史学与哲学巨著,如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尼布尔《罗马史》、麦考莱《英国史》等,形成了熟知的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三形态”和“五形态”学说。晚年《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对史前社会人的生产、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个案式研究,是对以生产方式为基石的历史哲学理论的一以贯之和补充阐释。借助历史学与哲学研究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由宗教批判到法哲学批判,到国家和市民社会批判,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离不开对历史含义、动因、表现、动力、实质、趋势、影响等问题的哲学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即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区别于黑格尔人类活动必须合乎“理性”的思辨历史哲学,是历史学与哲学的理论结合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局限于历史领域,而是一种立于人类社会史基础上的大历史观,实现了将经典理论延伸至社会现实并扩展至世界历史的多重统一,通过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再次颠倒过来,使人们树立新世界观。

历史唯物主义包含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向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都是以历史为核心的哲学,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领域的变革,更是在否定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基础之上引申为一种现实的、实践的、辩证的哲学,“‘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赋予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新’之所在”。(58)胡刘:《“资本批判”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变革》,《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这种新哲学是一种对社会总体的批判,并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批判的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在于通过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观念’辩证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的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绝对的’存在”。(59)[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如此一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如何嵌入历史与哲学的互动之中,并使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有机整体,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总体性批判的呢?马克思早年由对“物质利益和理性原则的关系问题”出发,发现市民社会制约着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道德批判嵌入社会历史批判和现实政治批判之中,通过描述社会存在、运动、发展和消亡状况,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西方学者费彻尔也表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意味着(或者说批判并不首先而且仅仅意味着)以一种反复被绝对设定的道德规范的名义来进行的道德评判”。(60)[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体考察了分工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揭示社会形态更替的实质是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更替,逐步克服“狭隘地域性”限制的普遍历史趋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批判黑格尔“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更形成了作为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转换的历史性思想,论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工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私有制奥秘,通过“猴体”和“人体”比喻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以历史性思想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思维基础,展示出资本抽象统治的社会地位,指出资本积累的规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3—744页。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断。恩格斯晚年在强调经济决定论地位的同时,也以历史合力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完善,目的是为唯物辩证法寻求科学依据,避免使其成为抽象的公式和唯心思辨的产物,并使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必然性的科学指南。

历史唯物主义是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不仅是对历史与哲学关系的科学解答,更是在将哲学与历史的学术关系放置于哲学与现实的实践关系中,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进行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总体性和开放性。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存在、发展的全过程而肯定历史的总体性,不仅强调历史规律、历史过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对于历史总体的客观制约性,也注重历史主体、历史境遇、历史心理、历史情感等对于历史总体的能动性影响,在扎根人类实践面临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矛盾中汲取历史动力、引领历史进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这句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性区别,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肩负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当然要理解这句话,绝不能脱离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19世纪中叶德国处于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时期,普鲁士政府成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结成同盟的调停机关”,(64)邢来顺:《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肆意压榨和剥削下层民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萨克森缝纫用品工人等发动起义,号召无产阶级率先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推翻旧的资产阶级世界迫在眉睫。而当今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自然资源危机、人口老龄化加剧、网络安全威胁、文化霸权主义、公共卫生问题等各种危机日益显露于现实舞台,并成为每一个国家建设美好生活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65)《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秉持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相统一的总体性视野,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把社会形态的更替放置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考察,其所坚守的历史辩证法彰显了历史哲学双向开放的总体性实践,而不是局限于当下的经验性认知。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实现了从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目的,更是价值目标和革命导向的解放,是一个基于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互动的立体的、能动的、多层次的整体性开放结构,在立于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求索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向度。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哲学,具有唯物性、批判性、科学性、历史性和总体性,这种哲学对于自然和社会领域运动规律的科学阐释,对人、自然、社会三者辩证关系的科学诠释,对于民族与世界关系的深刻理解,为我们正视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源泉,是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如下观点:历史与哲学共生互补生成的历史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哲学、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话的一种学科资源。不能直接把历史唯物主义套上“历史哲学”的称谓,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为此,一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不能仅用历史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一种“历史总体”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不隶属于某一种历史哲学,要从历史哲学思想流变中探析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继承与超越,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探析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历史”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方法论基础。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之间共同围绕“历史”展开学理性论述,强调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意味着将其等同,二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互动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时代性和开放性的体现。四是要在历史实践与哲学抽象的互动中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本真并观照其现实,只有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体和深入挖掘其现实意蕴,才是纠正部分学者误读的最好方式,更为开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必要历史支撑与深刻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