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危” 为 “机”：后疫情时代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新角色、新挑战与新路径
——以全球“鲁班工坊” 为例

□王岚

全球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职业教育治理亟需探索转 “危” 为 “机” 的新途径。新冠疫情（以下简称“疫情”）使全世界面临严峻考验[1]，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产生巨大威胁，也使其他领域受到重创，负面影响已经外溢到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从公共卫生危机演变成为全方位危机[2]。对此，全世界携手应对、共同抗疫，疫情防控取得最终胜利。2023 年5 月5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疫情不再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标志着全球正式进入后疫情时代。在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均需要探索新发展途径。职业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为了应对疫情给全球职业教育带来的消极后果，需要探索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转 “危” 为 “机” 的新途径。当前，中国职业教育站在了由大变强的新起点上，输出和分享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和创新的优质成果是实现职教强国的重要途径。“鲁班工坊” 在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国企业 “走出去”，探索创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新窗口的大背景下，逐渐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3]。作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大成果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知名品牌，“鲁班工坊” 的建设与发展也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并且全球疫情对基于 “鲁班工坊”的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以全球 “鲁班工坊” 为例，审视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新角色，分析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新挑战，提出未来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新路径，这对于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推动更高水平的 “走出去” 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角色：疫情影响下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呈现出多元角色

作为 “鲁班工坊” 创建国，中国在应对疫情带来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危机中扮演着倡议者、引领者、合作者、援助者的多元角色，在维护全球职业教育秩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倡议者

在疫情影响下，中国高瞻远瞩的倡议和实实在在的行动，有力地践行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和人类共同体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传承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积极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携手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4]。在全球疫情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外事活动中多次表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5]。”“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指引，集中体现为构建“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倡议的提出[6]。疫情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带来新考验，合作国家必须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合作国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构建 “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的紧迫性，其中，确保 “鲁班工坊”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正是对 “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践行和诠释。因此，构建 “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时代价值，体现出特殊时期的中国担当。在构建 “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倡议下，各国积极回应，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政策协调、行动配合等，汇集全球职教资源和力量，保障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 “鲁班工坊” 建设过程中，中国带领全部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就“鲁班工坊” 如何应对疫情影响的现实问题，分享经验、提供帮助、联合行动，为全球 “鲁班工坊” 抗击疫情贡献了重要力量。

（二）引领者

作为 “鲁班工坊” 的创建国，中国拥有创建 “鲁班工坊” 的独特资源与比较优势，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者作用。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角度看，中国不仅要解决好国内 “鲁班工坊” 参建单位面临的危机，还要引领全球 “鲁班工坊” 建设与发展。所以疫情考验的不仅是中国自身的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更是中国引领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协同应对疫情的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有效动员 “鲁班工坊” 多元参与主体，在稳定预期、增强信心、科学指导、调整计划等方面发挥了引领者的积极作用。第一，全球疫情期间，中国牵头建立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应急联络机制，就 “鲁班工坊” 建设和发展工作与合作国家教育部长、院校负责人召开多场紧急会议。一方面，提供 “鲁班工坊” 中方参建院校在疫情期间开展教学活动的实践经验，促进全球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帮助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提振信心，研判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危机，携手应对疫情之下 “鲁班工坊”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第二，加强 “鲁班工坊” 宏观政策协调，建立 “鲁班工坊” 周报制度。“鲁班工坊” 研究与推广中心整理汇总《境外 “鲁班工坊” 项目周报》，从境外合作项目情况、项目所在国疫情情况、疫情影响情况等方面动态跟踪全球 “鲁班工坊” 建设与发展情况，绘制全球 “鲁班工坊” 疫情应对轨迹路线图，为联合应对疫情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第三，针对疫情及时调整全球 “鲁班工坊” 建设与发展路线图。受全球疫情影响，部分合作国家 “鲁班工坊” 建设计划被迫变更，对此，中国积极与合作国家沟通，在原有“鲁班工坊” 建设公约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疫情防控情况制订了《“鲁班工坊” 建设实施方案（补充协议）》，科学调整 “鲁班工坊” 项目的推进方式和实施进程。这种柔性化的 “鲁班工坊” 建设实施方案，使合作国家更愿意配合 “鲁班工坊” 建设，促进我国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

（三）合作者

中国密切关注合作国家疫情形势，与合作国家共克时艰，做好一系列 “鲁班工坊” 建设与发展工作，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尤其是中国与合作国家通力合作，为 “鲁班工坊” 教师和学生提供持续学习与交流的通道。一是在项目进程方面，国内参建院校积极与国外合作学校沟通，采用线上会议形式整体推进项目建设进程。如天津城市职业学院与马查科斯大学召开肯尼亚 “鲁班工坊” 建设视频会议，就双向视频定期会议机制、教师培训、专业申报和招生工作、教学资源建设、学生和社会人员技能培训、设备使用情况等进行商议[7]。二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内院校主动承担教师线上培训、学生在线指导等职责，促进全球 “鲁班工坊” 开展大规模的线上教学活动。如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充分考虑网络课程适用性和学生语言交流问题，授课教师探索出 “多元结合、教学相长、分类施教” 的线上教学设计导图，为泰国 “鲁班工坊” 学生开展线上教学[8]。三是在人文交流方面，“鲁班工坊” 大力开展线上活动，加强合作交流。如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技术学院联合举办 “鲁班工坊” 国际交流 “云论坛”，推进两校友好合作持续走向深入[9]。

（四）援助者

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抗风险能力差距很大，在本国抗疫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其他国家在物资发放与技术指导方面给予援助，所以援助对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作为职业教育大国，中国不仅是引领者、倡议者与合作者，更是援助者。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向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并向16 个国家派出18 批医疗专家组提供技术指导[10]。其中，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肯尼亚、南非等均为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这些援助对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防疫物资的援助。在南非 “鲁班工坊” 抗疫过程中，大部分学生需要返校复课，很多学生负担不起一个口罩的费用。对此，南非 “鲁班工坊” 合作院校德班理工大学收到天津职业大学驰援的5 万枚一次性防护口罩，这为亟待返校复课的学生提供了宝贵支援。同时，德班理工大学教师团队运用在华培训所学的3D 打印技术和中国捐赠的增材制造设备打印制作4000 个防护面罩，免费分发给当地医院、养老机构、紧急救助等机构[11]。二是防疫技术的援助。马里 “鲁班工坊” 中医技术与中药专业的特聘教师为合作院校巴马科科技大学精心设计并录制了中医药防治疫情的教学课程，随后将课程翻译成法语，供巴马科科技大学师生使用[12]。

二、新挑战：面对疫情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面临多重困境

全球疫情影响深远，为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带来了很大挑战。以 “鲁班工坊” 为例，已建 “鲁班工坊” 和备建 “鲁班工坊” 的建设与发展均面临一定挑战。

（一）已建 “鲁班工坊” 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已建 “鲁班工坊” 是指已经正式揭牌，开始进入建设阶段的 “鲁班工坊” 项目。截至2023 年5 月，中国已经在泰国、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葡萄牙、吉布提、肯尼亚（2 个项目）、南非、马里、尼日利亚、埃及（2 个项目）、科特迪瓦、乌干达、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保加利亚、摩洛哥、贝宁、加蓬、卢旺达、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俄罗斯25 个国家建成27 个 “鲁班工坊”，项目覆盖亚、非、欧三大洲。受疫情影响，已建 “鲁班工坊” 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焦点，其中，教学方式、教师培训、学生学习质量、教学资源、毕业生就业等面临困境。

1.倒逼教学方式变革，教师培训亟需加强。全球疫情阻碍了学校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世界教育移向 “云端”。在职业教育领域，在线学习的灵活性、便捷性、个性化、经济性、广泛性等特点使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资源共享成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应对疫情的最重要途径[13]。受疫情影响，线上教学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鲁班工坊” 的教学方式也被迫改变。对此，几乎所有教师都需要承担线上教学任务，而教师所具备的信息技术能力直接决定了线上教学质量[14]，所以要实现教育技术与教学实践之间更好地融合，亟需对教师进行培训。一方面，对于 “鲁班工坊” 学生而言，教师培训是保证学生在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下得到有效培养的重要前提。在 “鲁班工坊” 人才培养过程中，由于教师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能力，很多教师不能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特点与优势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并开展高效的教学活动，导致在线教学质量偏低。另一方面，对于 “鲁班工坊” 教师而言，疫情增强了教师之间的联系需求，包括中外教师如何深度共享教育资源、外国教师之间如何高效开展深层次的教学合作等。疫情加快推动 “鲁班工坊” 的教学改革，特别是那些缺乏线上教学经验和教学能力的教师，更加需要跨学校、跨地区、跨国家的合作。通过共享资源和深度合作，“鲁班工坊” 教师可以更加快速、有效地掌握线上教学方法，并充分利用在线教学优势，保证教学质量。

2.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同时伴随心理危机。在疫情影响下，“鲁班工坊” 学生学习质量受到严峻挑战，主要包括自主学习能力和心理危机两个方面。一是疫情之下 “鲁班工坊”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面临挑战。学者徐瑾劼指出，处于社会经济困难处境的学生、无法适应自主学习方式的学生将成为疫情中遭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15]。对于自律性较差的 “鲁班工坊” 学生，线上教学对其自我学习管理能力提出了考验，特别是在学习计划、时间管理、精力分配等方面，他们需要加强自我约束能力。一项关于全球疫情对学生学习影响的调查显示：83.8%的调查对象依然渴望回到学校学习[16]。二是疫情之下 “鲁班工坊” 学生面临心理危机。在 “鲁班工坊” 在线教学过程中，师生线上互动受到空间和时间分离的限制，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对于 “鲁班工坊”教师而言，教师无法关照到屏幕背后每位学生的学习状态，并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同时，教师在空间上与学生产生距离感，进一步造成学生心理距离增加，这对教师及时洞察学生的心理状态、情绪、感受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 “鲁班工坊” 学生而言，从具有严格管理制度和作息规律的学校学习转向自主居家学习，使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降低，很多学生都会产生不适感，而且长时间的线上学习容易导致学生产生焦虑、烦躁、压抑等情绪。

3.教学资源短缺，“数字鸿沟” 严重。疫情之下的教学资源短缺主要表现在数字教学资源不足。第一，有效的在线学习资源是顺利开展在线教学的重要保障，如何获得充足的数字化设备并提供有效的数字教学资源，成为学校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查显示，“鲁班工坊” 合作院校在开展线上教学的设备、技术和环境上存在分布不均衡现象。例如，英国“鲁班工坊” 合作学校奇切斯特学院拥有较为充足的数字设备和在线学习平台，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较强；相比之下，吉布提 “鲁班工坊” 合作学校吉布提工商学校、肯尼亚 “鲁班工坊” 合作学校马查科斯大学、马里 “鲁班工坊” 合作学校巴马科科技大学的数字设备和在线学习平台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在线教学需求。第二，相对于学校之间数字资源分布不均衡，学生因家庭条件差异而产生的 “数字鸿沟” 现象更加严重。在已建 “鲁班工坊” 中，学生的电脑及上网条件等资源因家庭条件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数据显示，在OECD 成员国中，平均有90%的学生报告他们家中有一台用于学习的电脑，然而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这一比例不足60%[17]。对于家庭条件较好的 “鲁班工坊” 学生，其父母大多拥有较高水平的数字技能，可以支持和辅导其居家学习；而来自不富裕家庭，尤其是贫困社区和农村的 “鲁班工坊” 学生则不太可能得到这种支持，从而提高了弱势学生学习落后的风险。因此，如何保证 “鲁班工坊” 弱势学生学习质量，是全球 “鲁班工坊” 建设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4.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降低，毕业生就业形势欠佳。全球疫情加剧了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18]。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莱德（Guy Ryder）指出，此次疫情不仅是全球性的健康危机，也是对劳动者产生重大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危机[19]。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报告显示，疫情已经影响到全球81%的劳动力和27 亿人的工作，2020 年第二季度平均工作时长减少6.7%，相当于1.95 亿份全职工作[20]。在薪酬方面，全球疫情使三分之二国家的月工资有所下降或增长放缓，如果没有补贴，全球劳动者平均工资会减少6.5%，其中收入最低的50%劳动者工资会减少17.3%[21]。对于 “鲁班工坊” 毕业生而言，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国际劳动力市场需求缩减，就业机会随之减少。在全球劳动力市场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泰国、英国、印度尼西亚等首期建设任务完成的 “鲁班工坊”，其毕业生均面临就业机会减少的困境。所以如何为毕业生创设有利的就业环境[22]，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成为全球 “鲁班工坊” 建设需要破解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备建 “鲁班工坊” 的建设意愿受到影响

备建 “鲁班工坊” 是指经过初步调研，具有合作国家申请愿意参建 “鲁班工坊” 的项目。全球疫情之下，备建 “鲁班工坊” 面临合作国家建设意愿降低和深入调研受阻等困境。

1.建设风险提升，合作意愿降低。全球疫情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复杂影响。一方面，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困境。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指出，受全球疫情影响，几乎所有地区的贸易额都将出现两位数下降，全球贸易总量恢复到疫情前仍需较长时间[23]。面对经济衰退困境，许多国家的教育投入降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受到影响，备建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认为该项目的经济投入风险增加，具有申请计划的 “鲁班工坊” 潜在参建单位建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涉及多个领域，十分复杂，导致多领域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加速累积。面对国际合作中人才培养质量、项目管理等不确定性因素，具有申请计划的“鲁班工坊” 潜在参建单位风险意识增强，建设意愿降低。

2.前期互访受阻，实地调研受阻。实地调研是促进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全球疫情阻碍了中国与备建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的前期互访与实地调研。从客观环境来看，为了阻断病毒传播，各国通过出入境管制、关闭线下教学、强制社交隔离等方式减少人员聚集和接触，人员国际流动性受到影响，导致中国与备建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的前期互访与实地调研受阻。在主观意愿方面，人们对于疫情形势的担忧使备建 “鲁班工坊” 相关人员的出国意愿降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全球参与办公室主任艾伦·鲁比（Alan Ruby）指出，全球疫情对人员流动造成影响，对跨境教育造成巨大打击[24]，这对备建 “鲁班工坊” 相关人员国际流动性的阻碍将持续较长时间。

三、新路径：后疫情时代中国创造了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新范式

在此次全球疫情危机事件中，中国创造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转 “危” 为 “机” 的新范式，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基于 “鲁班工坊” 模式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了新路径。

（一）三端发力，合力构建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构建 “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理念既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具体而言，构建 “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包括构建理念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三个方面。

1.统一思想认识，构建理念共同体。世界各国已深刻认识到在疫情之后构建 “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恰逢其时，从而在理念上统一思想。一方面，面对危机，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目标尚未达成，构建 “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是团结合作国家、凝聚各方社会力量、有效应对疫情挑战的有力主张和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对 “鲁班工坊” 建设实践而言，“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为后疫情时代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操作性强的行动方案，有利于削弱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无组织状态，促进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之间深度合作，这是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现实诉求。基于此，应该把以 “鲁班工坊” 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作为依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共同构建理念共同体。

2.完善制度安排，构建责任共同体。世界各国应该基于 “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 理念，动态调整各国职业教育治理制度安排，加速构建责任共同体。一是以中国为引领，通过法律、规章、政策、协议、宣言、协定、条约、倡议等规制 “鲁班工坊” 项目建设，研制出台《我国职业院校在海外设立 “鲁班工坊” 的试点方案》《基于 “鲁班工坊” 构建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书》《“鲁班工坊” 建设章程》等系列配套制度。其中，《“鲁班工坊” 建设章程》要阐明“鲁班工坊” 建设主体的权责利，推动责任共同体构建。二是充分考虑疫情风险的长尾效应，针对建设计划变更的 “鲁班工坊” 项目，加快研制系列 “鲁班工坊” 建设公约补充协议，柔性化调整项目的推进方式和实施进程，如《“鲁班工坊” 建设合同（补充协议）》《“鲁班工坊” 建设资金预算（补充协议）》等，引导合作国家积极地配合 “鲁班工坊” 建设，形成 “鲁班工坊” 责任共同体。

3.加强沟通合作，构建行动共同体。在中国引领下，以 “鲁班工坊” 项目的 “全球—国家—地方” 三层网络组织架构为基础，引导各国加强信息沟通、经验互享、携手合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力打造行动共同体，尽最大努力巩固全球职业教育成果。一是在全球层面，科学建设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 “鲁班工坊” 项目，关注非洲 “鲁班工坊” 对未来全球布局的重要作用，全面了解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等国情，分析不同非洲国家教育制度，逐步优化全球布局。二是在国家层面，与 “鲁班工坊” 建设相关的部门应该建立专门的联络通道，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力度，高效推进项目发展。三是在地区层面，依托全国 “鲁班工坊” 建设联盟，每个省可以按照2 至3 个 “鲁班工坊” 项目进行试点创建，随后根据各省前期项目建设成效与未来发展潜力适当增减项目数量，动态优化地区 “鲁班工坊” 建设布局。同时，深化对 “鲁班工坊” 参建单位的赋权和赋能，提升其行动能力，加速构建行动共同体。

（二）面向善治，整体构建并提升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UNESCO 发布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转型：培养工作和生活技能》强调职业教育要实现 “善治”[25]。全球疫情使 “鲁班工坊” 凸显出全球职业教育治理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存在差距。构建并提升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成为全球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共同应对挑战的现实路径。

1.推动职业教育有序全球化，着力构建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国应该立足全球职业教育治理实际需求，在全球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与治理需求之间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增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规则制订的权威性，为解决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供需矛盾提供行动指南，着力构建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具体到 “鲁班工坊” 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一是中国应该提高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意识，主动 “走出去”，基于 “鲁班工坊” 项目积极拓展伙伴关系，以各种非官方方式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职教合作声音、提供中国职教合作方案，推动职业教育有序全球化。二是鼓励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充分调动政府、教育机构、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通过政府主导、政策支持、多方联动、数据融通、资源共享的治理方式，实现 “鲁班工坊” 资源整合、协同创新。

2.多主体多渠道共同发挥作用，引领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新突破。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是多元主体共谋共管全球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在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框架下，需要各类非政府组织、市场力量等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渠道发挥作用，共同应对重大疫情，促进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提升。具体到“鲁班工坊” 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一是探索建立跨国应急响应机制，制定基于 “鲁班工坊” 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提升计划。如 “鲁班工坊” 合作风险管理计划、信息发布与数据共享计划、合作政策协调计划等。二是中国应该积极与国际组织沟通，为 “鲁班工坊”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调动更广泛资源。尤其要将更多具有强影响力、新兴国际组织纳入项目建设范围，提升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强影响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亚经济联盟（EEU）、亚洲开发银行（A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SRF）、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新兴国际组织包括全球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组织（GPE）、国际教育协会（AIE）等。

（三）双重优化，基于已建与备建项目重塑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生态

1.已建 “鲁班工坊”：以提升教学质量为中心，优化全球职教教学生态。第一，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有序推动教学方式变革。开展教师培训是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应该从学校和教师两个层面统筹规划。一是学校应该科学组织 “鲁班工坊” 教师培训，培训内容不仅限于信息技术设备或者软件的使用方法，还应该启发教师结合所教授专业和课程的特点，开展适用于该专业和课程的线上教学设计。尤其应该将信息技术纳入教师职前培训内容，这不仅能促进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信息技术，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专业发展[26]。二是 “鲁班工坊” 教师应该有意识地与同校、跨校、跨地区、跨国家的教师建立教学合作关系，通过多种活动获得培训机会。通过教师间协作、教学经验分享、各类互动实践等，促使教师快速掌握教学要领、改进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效果[27]。如可以通过建立教师专业学习社区（PLCs）[28]，展开包括知识共享、经验交流在内的协作式专业发展活动，探索并创新各种教学活动，提升 “鲁班工坊” 教师教学质量和专业水平。

第二，始终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心理健康水平。在后疫情时代，应该重点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一是向 “鲁班工坊” 学生赋能，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自我调控空间，有意识地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素养，具体包括学习目标设定、自我学习监督、优化时间管理等。二是以 “学生为中心”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在后疫情时代，学校不仅要特别关照弱势学生群体，还需要持续关注所有 “鲁班工坊” 学生的情感与心理健康情况，对其提供必要支持。例如，成立学生心理支持部门，鼓励焦虑学生与心理咨询师、辅导员进行交流，对学生进行免费心理疏导；设立电话求助热线，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等。

第三，开发与配置多元化数字资源，有效弥合“数字鸿沟”。为了弥合 “数字鸿沟”，中国和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应该作出以下尝试。一是整理国别学习平台清单，开发多种数字化资源。使用已有的远程在线学习平台，运用大量已存储的不同形式和类型的课程资源进行授课；根据后疫情时代的教学新需求，开发新的在线教学平台；与第三方（如信息技术公司）合作开发在线教育平台。二是关照 “鲁班工坊” 学生，加强对弱势学生群体的包容。为了弥合“数字鸿沟”，“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应该精准帮扶弱势学生，深入调查需要额外支持的 “鲁班工坊” 学生，通过赠予、租用等方式为缺少学习设备的学生提供支持，包括提供互联网接入、电脑、IPad 等设备，组织学生通过电视、电话、广播等进行居家学习，保证学生学习的连续性。突破国别限制，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建立更多跨越时空的合作平台，尤其是相同专业的 “鲁班工坊” 参建院校，应积极展开跨国教学资源共享，分享校内录播课程和线上教学教案，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第四，增加毕业生就业机会，有效提升就业质量。一是提升 “鲁班工坊” 学历学位国际认可程度，拓宽 “鲁班工坊” 毕业生就业空间。当前，参与学历学位认证的国际组织包括欧洲理事会（The Council of Europe）、欧盟（EU）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实现 “鲁班工坊” 学生学历学位在更大范围得到认可，我国也要积极与国际组织沟通，参与建立国际学历学位认证机制，增加 “鲁班工坊” 毕业生就业机会。构建《“一带一路” 国家职业教育学历、文凭与学位相互承认公约》，为 “鲁班工坊” 毕业生就业提供绿色通道。二是联合多国媒体，扩大 “鲁班工坊”毕业生就业渠道，提高 “鲁班工坊” 毕业生就业质量。合作国家应该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扩大 “鲁班工坊” 毕业生的就业搜寻范围，为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为“鲁班工坊” 毕业生搭建就业需求数据库，提升毕业生就业满意度。《2021 年 “鲁班工坊” 人才培养现状调查》显示，“鲁班工坊” 学生的就业预期选择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向往，79.53%的学生想去中资企业就业[29]。因此，我国与合作国家应该继续发挥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为 “鲁班工坊” 学生提供更多中国企业的就业信息，增加 “鲁班工坊” 学生来华就业机会。

2.备建 “鲁班工坊”：以风险规避为重点，优化全球职教交流生态。第一，开展全球风险评估，科学规避备建 “鲁班工坊” 的建设风险。在专业领域层面，中国有责任为备建 “鲁班工坊” 合作国家提供风险防范路径，尽快构建基于 “鲁班工坊” 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风险评估体系，科学规避备建 “鲁班工坊”的建设风险。一是对于全部备建 “鲁班工坊” 项目，建立 “鲁班工坊” 结对指导渠道。相关部门要统筹考虑专业大类、地理位置、合作历史等因素，为每一个已建 “鲁班工坊” 参建单位和备建 “鲁班工坊” 单位搭建沟通与指导平台，使后者加深对 “鲁班工坊” 的了解，从而坚定建设信心，推动其从意愿者转变为建设者。二是针对备建 “鲁班工坊” 项目建立全球项目质量监控机制、预警机制和应急启动机制，帮助备建 “鲁班工坊” 的参建单位科学规避建设风险。基于此，相关部门应构建全球 “鲁班工坊” 建设风险评估体系，开展全球 “鲁班工坊” 项目风险评估，包括对招生、专业、设备、教学、就业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风险评估，科学规避备建 “鲁班工坊” 的建设风险[30]。

第二，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多途径深度调研。创新调研途径，保证备建 “鲁班工坊” 积极推进。一方面，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 “鲁班工坊” 信息网络体系，为备建 “鲁班工坊” 前期调研提供新途径。另一方面，备建 “鲁班工坊” 院校应该顺应未来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发展趋势，为 “鲁班工坊” 学生提供更清晰、更全面的信息服务，争取让每位 “鲁班工坊” 学生都有机会选择到中国接受教育，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选择的多样性、自主性和便捷性，从而提升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推进中国引领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