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模式转向策略研究*

毕 翔 徐跃铭 宋 欣 苏 静

（1.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襄阳 441053；2.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3.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西安 710119）

媒体的加速发展和深度融合对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产生了深远且巨大的影响。媒体深度融合是基于移动端，借助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于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的前瞻性成果。作为利用技术优势衍生信息产品、传播信息内容的一种手段，其承载的信息资源日益丰富。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现代化、信息化以及交互性良好的新媒体技术促使新资源的载体和种类日趋多样。以网络视听为代表的社交化、图文式、沉浸式新媒体产品，以资源发现、多平台交互、算法推荐为常规形态的资源呈现方式，为信息开放和伴随式传播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支撑，重构了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模式和路径，影响了用户获取信息的范围、方式和感知、阅读、接受的形态。基于信息资源的多元化、无序性特点以及用户资源需求的多样性，数字图书馆资源整体结构、采集方式以及资源资金的配置方式在不断发生改变，以推动资源建设不断向深向实发展[1]。

1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技术支撑

媒体深度融合是以技术为先导、以内容为核心、以产业化和商业化颠覆性革命为目标的媒体自我革命[2]。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技术为数字图书馆实现资源建设智慧化交互提供了支撑和引领。因此，需要将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以及元宇宙等技术进行整合，进一步以技术的方式或手段优化资源建设与服务的配置，提高数字图书馆的整体运营效率，形成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交互式的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体系架构。

从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技术首先提升了资源的采集效率和处理能力。人工智能的智慧化感知系统能够在多重感知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交互下提升信息资源采集效率，通过智慧化采集赋予数字图书馆机器学习的能力，提升资源库搜集和更新资源内容的效率，使知识信息量能够呈几何级、乘数级增长。与此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信息资源进行高速处理，辅助数字图书馆员实时掌握馆藏资源的使用情况，提升信息处理能力，进而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此外，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根据数字图书馆的用户需求实现对资源内容的形态、结构等方面的重塑，构建出新的资源生产模式，这项功能目前在信息资源生产领域获得了应用。

在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区块链技术能够打破资源中介的节点，构建由数字图书馆到用户的资源生产、加工、分析、整理、关联等全流程分解实践路径，用户参与资源库建设、管理、传递等过程，打通了其与数字图书馆之间的壁垒。此外，用户也能够作为资源内容的有效存储节点，加入数字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奠定了数字图书馆“用户即资源”的基础。同时，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征和分布式记账的底层逻辑，大大削弱了数字图书馆作为平台的中介属性，用户能够成为一个个独立的资源传输中心，也能在权限范围内快速完成对不同节点资源的审核和校对，资源可在用户之间共享。同时在数字图书馆资源库中备份的操作，降低了平台的维护成本、资源的审校核对成本、专人管理的附加运营成本等，也避免了异构平台数据传输的问题，进而减轻了异构系统平台的维护成本和存储压力，降低了数字资源平台协同运营的成本[3]。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与服务应用物联网技术则是将数字资源与物理空间的实体进行相互关联。数字图书馆提供数字资源服务，数字资源以虚拟资源的形态呈现，通过物联网技术将数字资源与实体进行链接，在物理环境中构建感知、处理与应用之间的循环关系。既能使数字图书馆在物理空间中构建孪生体系，又能使物理空间依据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内容建设创新实体资源，如利用虚拟空间的数字资源在物理空间产出具有IP 特征的文创产品等，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融合发展。

元宇宙的出现使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与服务有了新的发展前景。利用数字图书馆中的资源能够构建基于多重展示空间的人机交互环境，带给用户沉浸式的体验感，实现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换与链接，构建虚实融合与虚实共生的资源建设与服务新模式。长期以来，资源被数字图书馆视作安身立命之本，数字资源的内容质量直接决定了数字图书馆用户的质量和数量。元宇宙技术能够将数字资源转化为“数字藏品”，以馆藏资源再生产、再传播、再利用的另类方式，沉浸式、立体化地展现数字馆藏，丰富文化数字化生态的创作、分享形式和所有权的多维度呈现。同时，用户借助元宇宙技术能够将自身的虚拟形象展示于元宇宙空间，与其他虚拟人、虚拟信息资源进行交互，在元宇宙空间中体会接近真实的感受，扩大了知识发展和知识交流的规模，突破了知识单一化呈现的方式，用户也获得了极大的愉悦感和沉浸感[4]。

2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转变的维度分析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形态和特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源的形态正在以内容为中心向以符号为中心进行拓展和延伸，其表达方式也逐渐凸显出技术赋能、产品融通和内容重构等特征，这将直接导致用户的接收行为发生转变。

2.1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形态转变

在数字化传播技术出现之前，传统的信息传播是以模拟信号呈现的方式，将图、文、音、像等单一的信息元素在纸质刊物、广播、电视、录音带或录像带等载体上延时呈现，感官体验较为分裂[5]。信息产品生产方式、流程、路径的不同造就了信息表达载体元素符号的单一化和程式化，在信息资源的获取和接收层面，读者也只能依靠信息符号的不同特点来选择不同的信息资源载体来获取不同的信息内容。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形态在保留原有符号元素的基础上，向多元化的创意表达、融合表现、技术支撑方向进行延伸和拓展。资源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分裂、固化状态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趋于融合并逐渐消弭。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孤立性在消逝，转而被集合化、融合化的信息交互形态所替代。新媒体直播将传统的资源延时呈现转变为即时呈现，提高了信息资源的传播效率。

2.2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特征转变

传统图书馆资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集中化和固态化两个方面，其信息内容仅在单一的资源库中，信息的表现形态也是长期固定的，并非交互式更新资源。媒体深度融合时代，信息表现形态变革为分散可聚合的元素符号，在对不同元素符号进行交互、编辑、排列、组合等操作时，可将传统的信息资源转变为可体验或直接感官刺激的感受，增强信息资源的多层次效用。具体来说，首先，信息的多样化表达特征是在技术赋能的基础上实现的。在5G 通信、人工智能、VR、AR、元宇宙等技术构建的信息场景下，可激活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官，实时实现、还原信息的生产过程，满足信息的场景化体验，衍生出一种新的信息技术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信息都被细粒度化，并被切分为可用于单一化表现的元素符号，而这些元素符号又能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衍生出多样的信息产品，并利用这些信息产品在多渠道的信息传播形式上聚合或分散，形成具有多元化感官刺激的信息场景，实现技术赋能的信息资源整合[6]。其次，信息传播渠道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多元化信息场景的支配下，信息产品通过多层次、多平台发布，消弭了信息传播的实效鸿沟，信息资源呈现出汇聚式、整合化的融合传播形式，即在多个平台中接收同一信息内容，导致信息资源在平台与平台之间除了有归属差异，在功能性和信息内容上无异。最后，信息产品内容具有动态化特征。互联网服务功能的不断扩展直接影响了信息产品内容的持续更迭，导致信息产品不断发生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信息内容生命周期的延续和信息内容本身存在的不稳定性两个方面[7]。

2.3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价值转变

信息资源的价值是在媒介传播过程中体现的，因此，信息资源的价值也会随着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进入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的时代，搜索引擎及其服务器成为信息资源库的核心，通过链接构建起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信息资源传播渠道，逐渐产生了以门户网站形式汇聚的信息资源，也开启了信息资源的需求化公共服务模式。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自媒体形成的媒介环境构建了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为主旨的信息资源服务模式，包括论坛/BBS、博客、微博、微信、短视频等社区化、圈群化的网络平台，信息无处不在，一切皆可为“媒”。不仅如此，各类自媒体、自组织平台之间也进行着融合式的快速裂变，借助“小世界理论”和病毒式传播，极大提升了信息的传播效率，无限放大了信息传播的覆盖面。面对广阔的市场与日渐凸显的影响力，自媒体、自组织的信息内容逐渐向信息资源产业化方向迈进，并有向纵深挺进的可能[8]。由此对信息资源的价值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一是信息传播方式转变信息的价值质量。传统媒体时代，受大众传播机构垄断信息资源的影响，用户难以获取高价值的信息，信息资源的客观价值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形式多样的信息资源借助强大的搜索引擎为信息的发布和用户对高质量信息内容的获取提供了“伴随式”“全息式”的引导服务，体验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也为信息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反馈构建了便利的平台，进一步形成了智慧化的信息服务模式和信息生态环境。二是信息传播渠道转变信息的价值通量。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资源的控制者多为信息的实际源头，信息的可靠性有所保障，但这也影响了信息的流动性，进而阻碍了信息资源的汇聚与关联。进入媒体深度融合阶段，信息源不再通过单一的传播渠道发布，丰富的媒体平台畅通了信息传播方式，信息获取变得方便且即时，但由此衍生的海量信息充斥着网络，给信息的本质内容带来了冲击与干预。甚至一些信息诉求以用户为基础，运用技术对所采集的信息进行分类整合，影响了信息本质内容的再加工程度和可靠度，也增加了信息的复杂性。三是信息传播效果转变信息的价值参量。传统媒体环境下，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机构通常奉行“封闭式”话语体系，即由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推流方式，在内容、时空上都受到严格控制，很难充分实现信息价值的转化。媒体深度融合时代，利用互联网的链接特征，各类便捷的平台和移动终端为信息的高速流转提供了可能，用户的加入使得从同一渠道获取的信息和互动反馈的信息能够满足受众的信息感知需求并适应其认知习惯，从而尽快提升信息价值。

3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模式的转向

3.1 从“同屏共振”转向全场景资源伴随模式

3.1.1 优化资源融合的业态升级方式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迭代发展与数字图书馆自身业态的迭代升级密不可分。早期的数字图书馆是对图书馆在印本资源上的一种映射，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数字图书馆开始吸纳数字化信息资源，与实体图书馆互为补充。而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图书馆开始利用新媒体构建资源内容的传播矩阵，实现移动端与PC 端的“同屏共振”，但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依旧以单一的资源形态存在，即仍停留在用户对资源的可读不可写阶段，用户对资源的占有更无从谈起。因此，数字图书馆亟须从资源融合的视角实现业态升级，体现数字图书馆在用户层面的价值，有效加强资源建设。

首先，需要从资源产品的角度实现融合，特别是在形态上对已经形成产品的资源进行融合，将原有的PC 端资源转化为以移动端为主导的、可交互的资源产品并在移动端分享。其次，要通过移动端的资源产品吸纳用户、聚集用户，融合多平台资源。通过与用户互动、交流，开放用户层面的资源内容生产方式，连通数字图书馆资源平台与商业化平台、网络公共平台，实现资源的数据聚合、互联互通，并以算法推荐、智能搜索识别推荐等多种形式为用户提供权威、碎片化的知识体系服务，增强用户黏性。再次，以智能化技术为依托实现“场景→资源”和“资源→场景”的快速匹配，这也是优化资源融合业态升级中较难实现的一步，需要数字图书馆构建用户资源需求快速感知系统，能够实时监测用户行为，通过多平台的资源融合即时汇聚数据，融合场景环境、提供资源内容，并能结合资源内容满足用户需求，实现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高度智能匹配。最后，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业态升级的最终呈现应当是综合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的智慧服务平台，用户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实现知识的生产、传播，能够接收经过这个平台验证的权威知识内容，提高开放资源信息的利用率，辅助实现国家对互联网资源内容的治理。

3.1.2 构建数字图书馆资源一体化发展机制

当下，数字图书馆与所依附的物理图书馆之间存在上下级的科层制关系，两馆的资源建设机构或部门大多存在差异，资源建设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呈现相对独立的状态。媒体深度融合强调现实环境中的资源与虚拟环境中的资源之间会产生交融反应，既有数字孪生的特征，也有因场景、环境不同而呈现的多样化形态，这需要从数字图书馆组织建设的视角来构建数字图书馆资源的一体化发展机制[9]。

首先，数字图书馆的组织机构应当破除传统的科层制，将原有的组织结构以资源配置的内容产品和资源服务的用户为导向进行重构，进而以资源产品和用户视角看待数字图书馆的职能机构、资源生产流程、资源服务流程等，畅通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业务链，重组生产要素。而其中的资源产品又可以按照项目制的方式进行流程排序，参考项目的生命周期来预判项目流程和时间，一个资源产品的生命周期就是一个项目团队从组建到结束的全流程，因此，不断推出新的资源产品就会不断产生新的项目团队。这其中，项目团队可以是固定的人员组成，也可以是依据项目进展进行调配的人员组成，还可以是以用户为主组建的用户生产团队，这就实现了数字图书馆资源生产的平台再造和团队再造。其次，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流程应当得到优化。资源内容期望通过一次创意实现多次生产和多次传播，这决定了多次生产的形态必须是多元的，多次传播的内容应紧贴创意的主题。未来，以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多元形态呈现的资源产品应是资源建设项目团队需要完成的内容，这样才能形成资源内容从采集、生产到多平台聚合、运营，再到全场景传播、分发，最终实现在多终端、多环境下的获取，并可据此感知用户需求和用户行为，掌握用户数据。这有利于数字图书馆资源的全链式开发，提高资源内容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输出效能，最终实现价值链的全面提升。

3.2 从自建数据转向多源众包资源融合模式

近年来，随着不同类型数字图书馆自建数据库数量不断增多、资源类型不断丰富，自建数据库建设日益受到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重视。受多模态资源扩展的影响，一些图像信息资源、音视频信息资源也逐渐被自建数据库所吸纳。但总体来看，自建数据库的资源内容受建库主体的影响较大，资源类型相对集中，多模态资源类型未能成为资源建设的主要方式，由此导致资源的关联方式相对有限，细粒度划分程度不够，资源间的关系也不能得到有效、深度的揭示，影响自建数据库的使用效能。因此，亟待资源描述和揭示的深化处理，细粒度化构建资源内容的关联关系，提升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内容快速搜索、转换、传播、利用的能力。而众包式的资源融合模式，能够汇集用户智慧、融合资源内容，实现“携手用户、协同资源”的创新融合。众包是一个公司或者机构将由自身或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10]。数字图书馆依据自建数据库的用户需求和资源需求来设定任务，将自身或馆员承载的自建数据库任务，以分散或分化的方式发布出去，用户借助社会差异化及人口红利对资源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

3.2.1 以用户为导向的众包资源融合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众包模式能够汇聚数字图书馆用户掌握的零散信息资源，一些资源内容包括用户在阅读、使用资源过程中的切实体会、笔记和不同时段对资源的认知，凝聚了用户智慧，映射出用户对资源建设的实际需求，能够帮助数字图书馆实现以用户为导向的资源建设目标。自建数据库是数字图书馆对所在机构及其联合体的资源进行收集、审核、入库等一系列过程性操作而构建成的，但其内容是否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用户能否通过自建数据库获取到所需资源还值得商榷。将自建数据库的建设需求分解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多个小任务并发布在资源平台上，以自由资源的形式外包给用户的做法，能够促进用户之间的交流，增强用户与数字图书馆之间的黏性，体现出数字图书馆对用户需求的尊重[11]，革新服务理念，最终实现根据用户需求来扩充资源内容的目的。

以用户为导向的众包资源融合，其核心是将用户需求纳入自建数据库的资源建设过程。从用户层面分析，参与众包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资源需求的用户，称为众包需求者；另一类是提供资源内容并参与众包任务的用户，称为众包任务参与者。相比较而言，众包需求者能够以较高的浏览量活跃资源平台的社交氛围，甚至与数字图书馆一同建立社交网络，形成社交圈层和虚拟社群，帮助数字图书馆转发众包任务、宣传众包项目。同时，他们也是潜在的众包任务参与者，有转化为接包方的可能；众包任务参与者则提供资源，在整个众包过程中发挥着核心支撑的作用。可见，在以用户为导向的自建数据库众包资源建设过程中，数字图书馆仅发挥了资源平台中介的作用，并将整个资源平台看作一个自建数据库的潜在资源的汇集。用户在资源平台进行问答、交流、互动等，并通过资源搜索、发现等方法和手段，实现对资源内容的自我整合与自我完善，自建数据库的服务也是建立在用户层面实现资源聚合式内容众包的过程。

3.2.2 以内容为导向的众包资源融合

与以用户为导向的众包资源融合不同，以内容为导向的众包资源融合是数字图书馆以自建数据库资源建设任务为需求而展开的，其需求主体由以用户为中心转换为以内容为中心。换言之，以内容为导向是数字图书馆借助用户的力量和智慧来建设自建数据库资源，再将完成的自建数据库推向用户，为用户提供服务的过程。

从数字图书馆自建数据库资源建设的角度分析，众包资源任务的类型大致分为四类，一是资源征集类，用于收集具有鲜明特征的资源内容，要求用户注明内容和来源等信息，以与任务要求相对应。二是资源收集类，用于对资源大类下的具体资源内容进行搜集、整合，要求用户能够对应某个任务的类型，在完成收集任务的过程中注明资源的标题、类型、采集时间、上传链接等元数据内容。三是资源审核类，用户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可能上传海量的资源内容，即便数字图书馆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筛选、分类等技术也无法实现对所有资源内容进行审核。因此，需要依靠用户实现对已上传资源的核查，要求用户在接受任务时选定资源，在审核时对资源的创新性、可行性、机构属性等内容进行量化评价，为后续的资源建设提供人工辅助。四是资源补充类，用于对自建数据库中已经形成资源的内容进行补充、完善，用户针对某个资源内容进行关联性分析，对一些衍生资源进行补充，所补充的内容要求与资源收集类任务一样，以完成元数据的采集。

以内容为导向的众包资源融合建立在以数字图书馆机构知识库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因此，需要遵循“激励机制”，即由数字图书馆发布任务和需求，用户作为接包方完成任务。数字图书馆以多样化的奖励手段或方式表示对众包任务的认可，以增强用户对众包任务感知的趣味性、挑战性和信任度，激发用户的利他奉献动机、利己学习动机、社会交往动机，并对数字图书馆产生依赖性，从而在自建数据库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增强数字图书馆的项目策划能力、完善平台的功能设计、共享成果的开发利用。

3.3 从资源辐射转向资源精准的政务服务模式

2022年12月，财政部修订并印发了《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补助资金用于支持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维修和设备购置、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其他公共文化项目等，鼓励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12]。2021—2022年，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等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先后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数据资源（互联网数据资源）和公共数据服务的条例、办法等，对购买的内容、范畴和适用范围等加以明确。数字图书馆作为承担国家数字化资源战略保障这一重要职责的机构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机构，理应成为政府数据资源建设与聚合的中心以及政务数据服务的核心机构，在信息普遍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资源的辐射化效应转向资源的精准化效应，打通政务数据交流与数字交换的重要通道，为政府的数据资源建设与服务注入新的活力。

3.3.1 建设政务数据资源精准化服务平台

2015年，国务院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正式将政府数据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要求制定公共机构数据开放计划、落实数据开放和维护责任，推进公共机构数据资源统一汇聚和集中向社会开放[13]。2019年，修订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指出，各级政府要认识到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各类政务服务场所自身的优势，作为获取政府开放数据的主要场所，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以便公众高效地查阅和获取政府开放数据。2022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要求各级政府机构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引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加快数字化发展[14-15]。

数字图书馆在数据资源的开发、采集、加工、存储以及利用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数据治理、数据维护等方面也有相对成熟的案例，能够辅助政府部门开展政务数据资源平台建设，可在与政府机构合作开展数据资源对接、构建信息中间体、架构数据仓储关系桥梁等工作中发挥数据采集、数据寄存（存储）、数据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图书馆应当利用“资源+政务”的数字信息资源运营模式，以核心辅助的身份和能力参与政务数据资源平台建设，成为政府数据信息采集、存储、交换、交易、开放的中心。围绕这一目标，一方面数字图书馆要成为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政务数据资源建设标准制定的核心参与者。元数据是政府数据的基础架构和基本组成，也是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获得信息资源的前提，应构建由元数据引导的数据信息资源关联系统，实现数据的可发现、可获取。数字图书馆在元数据标准与规范制定方面已有诸多实践，能够帮助政府在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制定更符合政务数据资源建设原则和需求的元数据建设标准和方案，通过受控词汇、标识符、分类系统等为政务数据提供解决策略。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应成为政务数据资源长期存储的场所。在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政府机构需要获取和存储的数据在持续激增，如果缺乏专门的数据保存与管理措施，数据损毁、遗失等问题将不可避免，因此，政务数据的长期存储至关重要。数字图书馆通过已有的数据管理能力实现对政务数据的长期存储，能够在政府组织数据、发布数据、开放数据的过程中借助技术支撑确保数据的安全与可用。DNA 存储技术是一项利用人工合成的DNA 分子作为存储介质，对数据实现长期有效保存的方法和手段，具有高效、存储量大、可存储时间长、易获取且免维护等优点。相较于传统数字存储的“0，1”二进制模式，DNA 是一种基于“ATCG 碱基”四进制的数据存储方式。其存储密度较高，理论上1 克DNA 能够存储455EB的数据信息，维护的投入和投资成本较低，且具有半衰期长达521年、抗冲击、抗电磁波等长效稳定的优势，能够最大限度运用去中心化存储方式和分子加密的灵活方式来保障数据安全。数字图书馆应积极探索新型的存储技术和手段，将一些政府数据中非常规化访问的“冷数据”资源纳入DNA 分子的资源存储范畴，同时将之转换为政务数据中的“提存资源”，以此实现长期保存。此外，由于政务数据源于多机构或多平台生产，数字图书馆能够将分散的、繁杂的数据内容通过目录检索体系进行梳理、发现，构建数据分布环境，形成数据目录关联体系，实现数据开放运用的科学性和高效率，构建一站式数据资源整合平台、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和城市社区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可视化、图形化、二次开发等方式实现对政务原始数据的再利用和再挖掘，以提高数字图书馆的利用价值。

3.3.2 建设政务舆情资源精准化响应平台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移动互联网承载的信息内容呈现出高速发散和高效传播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信息内容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基于庞大的信息量，政务舆情也处于被高度关注的状态。政务舆情治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线上、线下舆论监督一体化，促进社会秩序稳定、维护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数字图书馆作为重要的信息数据资源建设与服务机构，具有助力政务舆情资源精准化响应的功能及舆情治理的价值。早在1991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就创办了《决策内参》，设置有原文刊登、综述、简讯、题录四个栏目，主要内容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研究分析反映国内外动态形势和国际上发达地区先进的经验报告和理论研究，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的收集、分析、加工、整理和凝练服务，这是政务舆情信息平台的雏形[16-18]。近年来，随着媒体深度融合的持续推进，政务舆情治理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媒体机构，但媒体机构受限于对信息资源内容的收集和整理能力，大多是购买第三方舆情监测系统或委托第三方就某一舆情事件进行信息资源汇总，再形成舆情分析报告或舆情治理方案。相比较而言，数字图书馆在信息资源挖掘、采集、整理、分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能力愈发凸显。同时，数字图书馆作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长期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资源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探索出为政府机构提供信息资源并具备稳定性、可靠性和保密性的手段和方法，故其在建设政务舆情信息平台的过程中能够顺势而为。

数字图书馆建设政务舆情信息平台的基础是自身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包括基础信息数据库、应急保障平台、舆情决策智慧库等，这是政务舆情信息平台建设的先决条件，也会对政务舆情应对过程中管理控制的程度产生直接影响。其关键在于政务舆情信息分析能力，即政务舆情从初始发酵阶段到消亡阶段的响应效能，这包括对舆情信息需求的判定、舆情信息的搜集整理与聚合、舆情信息的加工分析、舆情信息的利用与评估、舆情信息的交换等。其难点在于对政务舆情资源的转化。换言之，如何将关键的分析能力转化为平台的预警能力、决策的支持能力、反馈的调整管理能力等，充分利用数字图书馆在资源建设和资源加工、处理上的优势，使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数字图书馆成为政务舆情治理与应急管理服务的有效抓手，是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参与者应履行的社会使命。

（来稿时间：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