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基础、实践历程与未来图景

刘乐乐 樊晓燕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现代化是各个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不懈追求。以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现代化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经济腾飞的实践经验和成功迈向现代化的密码是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又将往哪里去？这主要涉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基础、实践历程与未来图景三个主要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维度下的继承性与延续性、规划性与指引性的协调统一，明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未来发展着力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念

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化的名词，意为“成为现代化的”，从不同角度出发会形成对现代化的不同理解。“新兴国家的政治家们多着眼于增强国力，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与发展来考虑现代化；经济学家则从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现代化，社会学家偏爱从社会机体的分化与功能方面来谈现代化，而历史学家则把现代化视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发展过程。”〔2〕总的来说，学术界尚未达成关于“现代化”概念的统一认知。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现代化”的“原体规定”前放置了“中国式”的前缀，集中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当前，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历史脉络、经验启示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借鉴启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杨耕(2018)从哲学反思的维度回顾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再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性〔3〕。邹广文(2022)基于文化解析的视角，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效释放了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张力，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全新的世界意义〔4〕。关于现代化，学界使用和表述的核心概念本身存在一定差异，诸如“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等等，不一而足。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与发展，首先需要厘清上述概念。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后者是邓小平于1979年正式提出。邓小平既强调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立足国情，以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同于东欧式的、西欧式的或美日式的现代化，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将别国的现代化建设经验转变为“中国式”的发展实践。其次，“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内涵上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致。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列，指明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最后，“现代化新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具有双重的意涵：一方面，它们是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言的，主要是指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另一方面，从更宏大的视野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进一步突显。总体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它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先验逻辑，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现代化的狭隘理解，是一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基础

1.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理论渊源

早在1867年，马克思就考察了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和工业化的问题，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7〕。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现代化”一词，但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初，他就提出了关于现代化的思想，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还阐明由工业革命开启世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现代大工业和世界市场〔8〕。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现代生产力，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9〕最终，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汇成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外部现代性的挑战下开始。

关于非西方世界特别是落后的非工业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讨论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在反对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时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0〕很显然，马克思并不主张一切民族忽视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而选择完全相同的发展道路，他看到即使十分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也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表明欠发达国家结合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也可以走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提供有益滋养

各国不同的现代化样态往往是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大体而言，一个国家(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愈是深厚，愈是自成体系，现代化变革遇到的阻力就愈大”〔11〕。中国的社会变迁属于渐进性的微变模式，主要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达到一种张力性的平衡。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应变性的现代化才逐步开始，这时就面临着如何在短期内完成从传统、封建、落后的社会形态向现代化转变的历史难题。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入大转变时期，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思想最终促成社会变革，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包容性对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集体主义和价值理性。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它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追求物质财富和资本增殖为目的，必然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分析了1900年至2010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指出：“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5%～50%。”〔1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以“人本逻辑”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在接续传统的基础上，赋予了现代化新的文明力量。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等思想，以古老的中国智慧破解了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新问题。我国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等传统理念不谋而合。我们应“借助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伟力，充分发挥我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功能、整合功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振兴”〔13〕，在顺应和融入世界文明潮流中实现自身发展。

3.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力量源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从纵向历史进程看，不论是从落后农业国到先进工业国，还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擘画我国不同阶段的发展蓝图，以切合实际的规划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从横向总体布局看，中国共产党准确定位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多维度发展要求，实现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个现代化”的新发展。也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容或范围概括为“1+6+1”系统，在“五位一体”的基础上补充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两个“1”则分别指“人的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14〕，实现了从局部到全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容量扩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还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动探寻。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逐步实现从落后农业国到先进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15〕。在国家治理层面，人民群众积极作为，夯实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根基。人民作为现代化期待者、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同一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须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由人民汇聚起的磅礴力量。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历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回顾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有利于从历史纵深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如此。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革命化逐步走向现代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处在内部瓦解力与外来冲击力的双重变奏中。20世纪上半叶持续的革命浪潮充当了社会变革的加速器，中国现代化沿着革命型的道路曲折前进。革命对党的现代化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军事现代化和工业(主要是重工业)现代化的影响尤深，这也让人们达成一致共识：现代化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必然选择。从1921年到1949年的近30年间，中国旧秩序和旧结构在分化瓦解，中国社会也在向现代社会缓慢转变。然而，由于国家实效统治的断裂，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探索在整体上处于自发的分散状态。这种分散动荡状态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讲，新中国的成立至关重要，它是我国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四个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以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6年)是效仿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发展模式曾帮助苏联从落后国家跃居为发达国家，从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曾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6〕周恩来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17〕基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国情，最终采纳了全面借鉴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林毅夫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这一战略选择的原因：(1)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依循“霍夫曼定律”(1)霍夫曼定律(也可以称之为霍夫曼法则)：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霍夫曼对一些国家的工业结构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相关，他以消费资料工业(轻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重工业)的比值作为划分工业化阶段的指标，发现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重工业的比重就越高。，经济发展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成为提高重工业比重的竞赛；(2)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看，需要中国迅速建立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3)从工业化积累方式的约束看，当时我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极度的贫困使他们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有效需求，发展重工业可以进行工业化建设的超越性发展〔18〕。这一阶段，我国提前完成了“三大改造”，为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阶段(1956-1978年)中国开始独立探索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一化三改”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主张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最终确立了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19〕。具体方略是：“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0〕在充分反思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21〕，这正是对待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科学态度。总的来说，我国现代化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基础设施的改善、地区差距的缩小、“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的突破均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创造了和平的外部环境。在物质条件与制度准备双轮驱动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渐走上正轨。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稳步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在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论述指引下稳步推进。具体来看，主要有三个基本着力点。第一，现代化建设要综合平衡经济建设与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22〕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现代化要求同样需要纳入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设计之中。第二，现代化建设要对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改革。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等文章中集中呈现了科学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推进经济、政治、军队等不同领域改革、实现全方位现代化的重要思想。第三，现代化建设要通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推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23〕其实，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讨论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问题。正是在上述战略安排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24〕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通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发展阶段来实现。从战略全局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切入、系统部署，丰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的时代内涵。从上层建筑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25〕该重要论断以独创性的视角强调了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对于国家现代化整体发展的重要影响，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标识。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对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一种积极的和主动的回应〔26〕。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图景：妥善处理好四对关系

中华民族的接续奋斗“将中国从一个起步晚、起点低的落后国家成功提升至‘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高地”〔27〕。展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光明前景，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

1.理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至关重要。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经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28〕现代化本质是发展问题，“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29〕从我国的发展现实看，国家在维护政治安全、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释放了巨大发展活力，促使社会力量的作用得以发挥。面向未来，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应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30〕，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关注目标与效率的关系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超大型社会。要提升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的效率，首先就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来把方向、谋大局，这也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历史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能够协调现代化建设的各方发挥最大优势。第二，把握总体目标的统一性与具体目标的阶段性。从现代性的基本属性看，全面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主要有三个层次，分别是：社会变迁目标、国家发展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31〕。但不论哪个层次的目标，在现代化的发展实际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想目标与发展现实之间的错位，因而需要对目标进行及时调整。第三，中国选择“并联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生动彰显了正确处理“目标与效率”关系的中国智慧，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独特方案。“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历时性的串联式发展过程，而现代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重因素的特征。”〔32〕这种非线性耦合的“并联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3.维持稳定与发展的动态平衡

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它是一个动态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经了增长导向型、发展导向型、社会进步导向型、科学发展观以及“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当前，我国的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是这种从“发展”到“如何发展”、发展与增长关系的思考，最终促成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运而生。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走向共同富裕与解决相对贫困、发展与稳定等关系。但无论如何，我国发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能变，要跳出“西方现代化陷阱”，必须维持好稳定和发展的动态平衡，在稳定中求发展。

4.深刻洞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主体性问题是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现代化的主体性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如何在现代化本身的矛盾性中体现民族的内生性，抵御西方的‘现代性入侵’，构建民族的主体性。”〔33〕事实上，“现代化本身的矛盾性”隐含了“现代化是否等于西方化”的深层命题。与西方近似“自然性”的现代化过程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有其明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用一般现代化理论解释不了的。”〔34〕我们要认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宝库……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优势。”〔35〕

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发展既要凸显“中国式”特色，又要体现其世界性。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应该超越地域国别的藩篱，将中国式现代化与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紧密结合，“只有当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能够在消化现代性成果的进程中超越现代性本身，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才开始显现出来”〔36〕。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要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构世界的中国文明秩序与现代性，以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不断确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进而以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助力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