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视域下Z 世代青年的主体矛盾及引导策略

□ 文/赵红勋 胡栩睿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不断渗透，网络空间成为延伸现实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并经由互动交流以及娱乐实践创构了独特的网络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参与者，生于1995 年—2009 年之间的Z 世代青年是最具活力的实践主体，兼具互联网原住民、新媒体文化创作者、多重风险与压力的直面者以及迈向民族复兴强国的主力军等多重身份[1]。然而，网络文化多元、开放等特征在丰富其文化表达空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青年文化生态，如圈地自萌、网络文化消费主义等文化实践表征样态相继凸显。部分Z 世代青年在网络空间中所表露的“摆烂”“佛系”“躺平”等生活态度、“发疯文学”“孔乙己文学”“沉淀文学”等话语形态以及“小镇做题家”“天选打工人”等无奈自嘲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青年社会化过程中所遭遇的身份焦虑、认同危机等主体性症候，由此投射的主体性矛盾问题亟待进行深入探究。

Z 世代青年主体矛盾的表现方式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Z 时代青年已然成为网络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实践主体。然而，网络文化在满足其社交、娱乐等需求时，也引发了主体矛盾。主体矛盾是个体内在心理与外在实践之间的冲突形式，它既可以在自我认同、身份建构等内生性矛盾中藏匿，亦可于非常态实践等外在行为中显现。

1.身份焦虑：话语表达与角色游移下的主体愁闷

Z 世代青年网络文化参与过程中的话语表达与虚拟空间中的多重角色游移是其身份焦虑的显性表征，二者均映射了部分青年主体愁闷的矛盾形态。

第一，话语表达流露的消极情绪。话语是反映主体意识形态的显性表征[2]，网络空间中的迁移与运用使其成为反映青年群体心理特征、洞察青年身份焦虑的重要窗口。一些网络空间中Z 世代青年的话语表达既存在宣泄情绪、排解压力的夸张式表达，也涵盖关于自身社会身份的自嘲式疏解以及理想现实鸿沟凸显后的解构式戏谑，它们往往能通过模仿、重组等方式进行模因式扩散。例如：组合复杂符号、文本的“发疯文学”式情绪宣泄，步入高校后意识到阶级鸿沟仍难跨越“小镇做题家”的自嘲，毕业时理想现实间巨大落差所催生的“孔乙己”文学式戏谑等都是部分Z 世代青年通过“降格”身份及在与同辈共有的语意空间中寻求共鸣与安慰，以此缓解因身份焦虑而产生的主体愁闷。

第二，角色游移实践折射出的主体失焦。一方面，部分Z 世代青年通过平台切换以及账号自主设置等方式建构不同的虚拟角色或数字化身。社交媒体的小号创设、朋友圈与微博间的差异人设、音乐软件中的负能量积聚等使用特征反映了青年平台切换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形塑。这种多重角色的形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符号化画像，满足的是一种精神幻想，会导致主体人格虚拟化[3]。此外，还有一些青年还会根据不同社交平台的内容调整网络文化参与的方式与手段，如在视频网站中利用弹幕表达即时的内容观感，在文本富足的媒介中则使用更为严肃的文字评论参与交流与讨论。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低门槛的技术应用与“身体缺席”实践模式对物理实体的悬置。例如：在视觉传播蔚然成风的网络文化场域中，关于美的标准得以更为直观的展映。通过照片修图、直播美颜等工具使用，青年在迎合“主流审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虚化了对于自身身体的切实体认。而在网络游戏参与过程中沉浸式角色扮演更是使寄情于“数字乌托邦”的某些Z 世代青年进一步模糊了虚拟身份与物理实体之间的界限。平台的切换、物理实体的悬置是部分青年角色游移下的主体性失焦乃至虚无的投射，身份的泛在分化了自身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内核，其无可避免地在愁闷的主体追寻之旅中陷入到身份焦虑的矛盾境遇。

2.认同危机：价值抵牾与圈层区隔下的主体涣散

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在便捷的个体参与及表达的技术可供性加持下，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圈层文化样态。形态多元与取向各异的文化彼此交织，极大地影响了Z世代青年的自我认同建构。

第一，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存在价值抵牾。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对无拘无束状态的追求，作为现实空间中从属群体的部分Z 世代青年以拼贴、戏仿、颠覆等反抗手段在主流文化建构的场域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亚文化空间。在主流文化积极向上的号召中，他们以“摆烂”“躺平”之姿态予以反抗，而当主流文化试图以接合等方式进行价值引导时，他们亦能通过顽强抵制，抗拒主流文化的收编尝试。对主流文化的抗衡与反抗是这些青年获取群体认同、展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但执着于反抗之形式囿于一方“圈地自萌”，一味抵制主流文化在价值形塑与教育引导上的作用，会使青年在“前途迷茫”等感触中，意识到自身所秉承的亚文化在现实场域中的转化困难以及来自主流群体的拒斥。文化间的价值抵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亚文化实践的意义，部分青年群体也在缺乏认同的彷徨中逐渐陷入主体价值涣散的矛盾境遇。

第二，彼此区隔的网络圈层间相互抵触。基于趣缘关系、具备横向圈层广度与纵向圈层深度的多元化网络圈层为个性各异的一些Z 世代青年提供了自由的归属。以明星为核心组建的“饭圈”、二次元集聚的“御宅圈”、相似品味下的“音乐圈”等都具有极强的圈层性。然而，青年在多样化的网络圈层找到网络归宿的同时，其封闭性、排他性等特征也滋生了圈层内外的斗争与冲突。例如：相似圈层间的鄙视链、粉丝群体间的“撕战”等外部圈层斗争以及圈层内部基于特定仪式与活动对圈内成员施加群体压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内部拉扯。概言之，裹挟强烈情绪宣泄与非理智表达的圈层争斗、有悖开放多元价值取向的圈层融入实践会模糊某些Z 世代青年的自我认同，自我设限式的归类则会在圈层区隔下演绎为主体涣散的认同危机。

3.实践错位：动机异化与空间失衡中的主体失衡

数字技术下的时空断裂催生了部分Z 世代青年网络文化参与中实践错位，言胜于行、言行不一等实践断层或冲突样态使青年逐步陷入到主体失衡的踌躇局面。

第一，青年网络实践动机的偏转与异化。一方面，一些Z 世代青年的网络文化参与“伪行动”特征显著。“伪行动”以自我印象修饰与圈层融入为首要目标，是他者凝视与约束下催生的行动机制。在网络空间中，青年借助文字、图像等方式模糊真实自我的信息，从而打造拟态的数字化身，并在参与的“伪仪式”中实现特定的圈层融入以及自我满足。甚至在健身、学习这类强调身体参与的活动中，部分青年也能通过“摆拍”这类表演性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另一方面，裹挟自利意图的网络实践会异化部分青年实践动机，并在“精致利己主义”的催化下表现为言行上的不一。例如：通过在网上刻意营造自己“任卷躺平”的“摆烂”人设，用以掩盖线下主动且积极的学习实践，以“宁可累死自己，也要卷死他人”的异化心理，期望在自设擂台的竞争想象中增强博弈获胜几率。“伪行动”与利益裹挟下的实践错位使青年既沉溺于虚幻数字化身的经营，又在基于现实的假想竞争中殚精竭虑，实践在个体形塑与主体建构上的重要效用由此消解，缺乏实践支撑的青年逐步沦为外强中干的“数字躯壳”，最终在惴惴不安的功利实践中步入主体失衡的困境。

第二，网络实践同现实行动间的空间参与失衡。网络空间中时空界限的消弭使关系维护、文化参与等实践活动更为简便，而物理空间部分活动的线上迁移则进一步巩固了一些Z 世代青年“数字化生存”的实践样态。调查显示：Z 世代青年月人均网络使用时长近160 小时，日人均7.2 小时，移动视频、移动社交和手机游戏则占据了该群体网络使用的大半壁江山[4]。沉溺于在线社交、娱乐的部分Z 世代青年缺乏切身的线下实践，网络中积极主动的参与同现实害羞且被动的“社恐”逃避形成鲜明反差，反映了部分青年现实行动能力的退化趋势，空间参与的失衡则让青年面临主体失衡的矛盾境遇。

Z 世代青年主体矛盾的形成原因

部分Z 世代青年主体矛盾的生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既是宏观背景下的社会促逼，也是文化转向过程中型构的认知壁障以及青年自我拉扯中陷入的主体困境。

1.社会影响：社会变迁与结构压力中的意义消解

第一，Z 世代青年经历着社会变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数字化程度的稳步提升不仅带来了社会阶层的结构分化，而且还在充盈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将社会引入加速的轨道。哈特穆特·罗萨在其社会加速理论中指出，“自我异化是晚期现代加速社会中不断逼近的危险，它打破了我们基于外部世界互动的自我认识方式”[5]，即加速社会下时间连续性的丧失与空间边界的进一步消弭使人们在自我异化过程中愈发难以找寻用以建构主体性的身份认同素材。青年如何在社会步调不断加快的社会背景之中维持特定的生活节奏、维系自身的主体性以及自我认同建构成为重要的思考面向，如线上线下结合的“快餐式”爱情、数日游转多个城市打卡景点的“特种兵式旅行”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加速文化对青年思想观念与行为逻辑的影响和渗透，其实践的意义也在不断加速的奔波之中趋于消散。

第二，社会结构性压力对青年实践的影响。生于1995 年—2009 年之间的Z 世代青年，如今正处于14岁～28 岁的年龄区间，正是延续学业、步入职场、开启生活的关键阶段，面临升学、就业、恋爱、婚育等结构性压力。一方面，这些压力外化为家庭与传统文化合意编制的意义之网对个体选择与行动的禁锢和限制；另一方面，这些压力隐含了个体意义涣散的无奈追寻。置身其中的部分Z 世代青年既要肩负家庭宗族的殷切期待，又要加快步伐紧随社会步调以防在时代的浪潮中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外在结构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侵吞了部分青年的自主选择，其实践也逐步滑入意义消解的空洞模仿之中。

2.文化转向：视觉狂欢与商业耦合下的认知壁障

第一，网络文化已经具备视觉狂欢的特征。图片、视频作为一种内容表现形式不仅更加符合人类的认知习惯，而且还兼具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尼尔·波兹曼曾批判电视娱乐文化会使话语变得荒唐且无能，其浅薄的文化承载力更会剥夺成瘾者的理性思考能力[6]。视觉狂欢的网络文化以极强的感官刺激让青年在浏览相关内容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由图片、音视频内容共同编织的景观之中，并在瞬时化的影像与个性化内容推送所建构的信息茧房中沉溺，进而转移青年对于外界事物的关注。网络中关于个人形象的视觉化展演亦会影响甚至建构青年的主观审美，使其陷入到容貌焦虑、同侪比较等消极心态之中。虽然在巴赫金的分析框架中“狂欢”一词具有反抗霸权、争取自由、实现民主的积极反抗意味，但在内在、外在因素作用下沉溺于视觉狂欢的某些Z 世代青年即使具备拒斥形塑的主观能动性，也难从媒介形塑的环境与逻辑中全身而退。

第二，网络文化与商业资本的深度耦合。商业资本在部分Z 世代青年基于社交、人设的消费心理与动机中看到了价值转化的可能，并在迎合这些青年独特文化品味的过程中拓展自身的商业版图，实现资本的积累与转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以“文化工业”为矛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商业资本的嵌入使文化价值内核分崩离散，最终使其沦为迎合、取悦受众的虚假个性承诺与无意义的空洞意识形态宣传[7]。然而，技术赋权下共建共享的参与式网络文化则以更为隐秘的方式同商业资本耦合，在价值转化的基础上植入了消费主义、金钱主义等社会思潮助力这一机制的循环再生产，并通过结合娱乐文化、低级庸俗表达等方式消解青年的主流价值认同，使其在由个人主义、奢靡主义等思想包装而成的认知壁垒中面临价值认同危机。

3.自我拉扯：圈层实践与社会适应中的主体困境

自我拉扯是部分Z 世代青年实践参与过程中内在想法与外在要求的张力与冲突下所产生的矛盾心理。

第一，网络圈层实践隐含被动的无奈参与。在基于个性化认同的“主动圈层”之外，还存在因盲目从众、寻求共鸣等心态影响所构建的“被动”圈层[8]。“被动”圈层不以个人旨趣的培养与交流为目的，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网络延伸下某些青年寻求他人认同的一种参与形式。过分强调他者认同会模糊人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间的清晰界限，甚至引发个体边界感危机[9]。“被动”的圈层融入会引发自我认同危机：一方面，这些青年要承受社会关系融入带来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又要试图突破边界感消散所带来的主体困境，叠加张力下的青年至此滑入自我拉扯的矛盾境遇。

第二，部分Z 世代青年的社会适应过程面临多重压力。Z 世代青年的出生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进，其家庭结构往往呈现出小型化和少子化的基本特征[10]，作为独生子女的Z 世代青年既面临由家庭规模缩小所带来的社会初级群体收窄与次级群体接触困难所催生的孤独处境，又在父辈的关怀下承载了由家族美好希冀所建构的巨大压力。孤独处境与成才焦虑使部分Z 世代青年的生活重心逐步向线上倾斜，网络空间在成为青年压力释放与情绪纾解窗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社会适应力。例如：一些青年会因现实中缺乏表情包、文字等符号的交往形式感到无所适从，进而产生抵触、抗拒现实社会交往的心理，最终在理想人际关系维系的焦虑与怀疑中陷入到自我拉扯的矛盾困境。

路径重构：Z 世代青年主体矛盾的引导策略

多元的网络文化既是滋养Z 世代青年开放、多元个性的文化土壤，也是诱发部分青年身份焦虑、认同危机与实践错位等主体矛盾的潜在催化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主体，对这些青年主体矛盾的关照与化解不仅是青年工作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的重要契机。

1.激励青年回归现实，积极建立现实联系

激励青年回归现实，在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中培养实质的爱好与习惯，是帮助青年在错综复杂的网络社会与现实生活之间取得微妙平衡的重要举措。

第一，充分调动多主体的积极性。学校、社区等社会组织可通过赞助学生社团、承接活动等方式为部分Z世代青年的线下转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利用其网络圈层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激活他们在现实交往过程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基于不同的活动主题合理分配线上线下参与的比例，在校园、公司等特定的空间中开展特定的线下活动，拓展他们的现实联系。

第二，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建设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以及现实实践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适当的家庭教育调节家庭内部关系，增加对家庭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为青年的现实回归提供舒适的“落点”。

2.调适主流话语表达，唤醒青年价值认同

主流价值引导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培育青年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重要思想工程，但传统严肃、保守、说教式的主流话语极易引发青年的抵触，因此需要通过契合青年接收习惯的话语调适，增强其思想认同。

第一，延展主流话语表达的内容根基。一方面，通过与青年亚文化的接合提升主流价值观的异质包容性。主流话语应摒弃一贯的批判作风，在认同部分Z世代亚文化实践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引导青年的价值认同，以温和、内化的形式接合青年亚文化，使主流价值逐渐内化为青年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参照。另一方面，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浓厚的家国情怀实现对青年的价值引导。富足、稳定的社会环境培植了Z世代青年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从《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传统文化类综艺引发的热烈讨论、集体前往国外社交媒体反对国家分裂的“帝吧出征”等青年网络实践中不难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富矿以及炽热的家国情怀均可作为主流话语价值引导的重要依托。

第二，转变主流话语表达说教者的话语形态。在涉及青年群体行为的评价中，主流话语要避免严肃的道德说教，而应该在洞悉青年行为背后生成机制的基础上，寻找更为温和的切入角度，以平静、和畅的口吻帮助青年明晰自身行为背后的深层矛盾及其危害，以此增进主流话语价值引导的积极成效。

3.营造开放包容氛围，鼓励青年积极自我接纳

社会的鼓励与包容在个人成长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它不仅能为青年的自我认同提供轻松愉悦的社会环境，而且还能增进他们的社会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

第一，社会需要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在社会工作开展过程中，赋予部分青年更多的“消极自由”，即在社会规范允许的范畴内，拥有“不做……的自由”。尊重青年网络文化参与过程中所呈现的独特标准与差异化表征，使其在探索、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关于自我的完整认知，最终实现自我接纳。

第二，社会需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通过在教育过程中培育多样的成功观、幸福观的方式，拓展个体实践的维度与广度。成功与幸福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名利双收，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也是追求成功、幸福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唯有抛却成功与幸福的执拗定义，青年才能在其社会化进程中更好地进行自我探寻，逐步实现自我悦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