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狄公案》的西方女性主义色彩

陈贺

《大唐狄公案》的西方女性主义色彩

陈贺

（宿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描绘中国古代女性生活面貌时融入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元素。首先，高罗佩尊重中国古代社会各类女性群体，维护她们的人格。其次，高罗佩弱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贞节”束缚，塑造了大量自由开放、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最后，高罗佩谱写了大量具有现代性别特征的女性。

《大唐狄公案》；西方女性主义；人格；贞节；现代性别特征

高罗佩是荷兰著名的外交家、汉学家和侦探小说家。从1949年到1967年，高罗佩在《武则天四大奇案》《棠阴比事》《龙图公案》等中国公案小说的基础上，以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唐朝为创作背景，撰写了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探案故事集——《大唐狄公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女性社会地位的重新思考，性别平等意识逐渐崛起。作为一位生活在该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高罗佩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女性思潮的影响。波伏娃指出：“每一个作家在描写女性之时，都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1]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塑造中国古代女性形象时，也不由自主地融入了西方女性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顺从’、‘贞节’等‘妇德’的强调与推崇”[2]32，勾画出一幅平等、尊重、开放的两性关系画卷，打开传统公案小说从未有过的西方女性主义视窗[3]169。

一、维护各类女性的人格平等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男性主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女性“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4]，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子无人格，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5],无法享有与男性平等的人格地位。但是，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勾画中国传统女性群像时，糅合了一定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化元素，使得小说中的各类女性群体突破了中国传统范式，享有一定的平等人格[6]。

首先，在描述中国古代社会普通女性群体时，高罗佩持相对平等的性别视角，赋予她们相对平等的人格地位。按照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男尊女卑”是两性的社会地位准则，出生始，女性就被套上卑贱的枷锁，《诗经·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7]班昭对此诗句进一步释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8]及至嫁人，仍是“妇卑于夫”[9]，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10]在《大唐狄公案》中，高罗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反映了中国古代普通女性的生活状态，但他弱化了“男尊女卑”的伦理秩序，使得此类女性群体享有相对平等的人格权，两性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与和谐[3]172。一方面，待字闺中的女性具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如在《湖滨案》中，刘月娥虽为女子，却被父母视若珍宝，万般溺爱，而且她还享有中国古代男性专有的一项权利——受教育权，被父亲送入私塾读书。同时，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刘月娥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父亲虽然反对她与江文璋的婚约，却在她的坚持下不得不同意。在《铜钟案》中，肖纯玉出身于屠户之家，却也被父母疼爱有加。因家贫买不起首饰，肖屠户便把祖母遗留的金钗给她佩戴。肖屠户夫妇自己住在腌臜的肉铺里，却在洗染坊的楼上为女儿布置了一间闺房。另一方面，嫁为人妇的女性在正常婚姻状态下享有相对平等和谐的夫妻关系。这一点可以透过狄仁杰对待妻妾的态度管窥一二：在《柳园图》中，独自留守在京城的狄公给凤翔的三位夫人写信，“细细备述了半个月来的艰难苦衷和思念之情”[11]1544；在《朝云寺》中，途中风雨交加，狄公对三位夫人悉心宽慰，并周到将她们安排到道观里；在《紫光寺》中，狄仁杰为给过生日的夫人买礼物跑了多家古董铺，并大摆筵席为夫人庆贺；在《铁钉案》中，岳母病重危急，狄公连夜帮夫人整理行装，安排她回乡探病。从这些不时出现在故事中的小细节中，不难看出狄公对三位夫人的体贴尊重。

其次，娼妓是中国古代社会供男性亵玩的特殊女性群体，高罗佩却同样地给予她们人格尊严。娼妓具有呈身献艺双重职能，从事歌舞伎艺的表演是她们的第一职业[12]，主要分为宫妓、官妓、家妓、私娼。但无论是哪种类型，她们都“律比畜产”[13]，被视作最下等的贱民，毫无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可言。清朝的《大清会典》明确规定：“奴仆及倡优隶卒为贱。”[14]大清刑律规定：“凡官吏娶娼妓为妻者，处六等罚，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注册候荫袭之日，降一等叙用。”[15]在古代中国，妓女是男性冶游狎戏的对象，通常遭受鄙夷和蔑视。但在《大唐狄公案》中，高罗佩对中国的娼妓更多的是冷静地呈现而不是道德批判，“对于这个‘受侮辱与受伤害’的特殊群体也确实给予了一定的理解与同情，并且对这些女性寻求尊严、渴望自由、憧憬幸福的愿望表示了肯定与支持”[2]42。高罗佩通过狄仁杰的视角展现了对娼妓们的尊重，肯定她们做“人”的权力。在小说中，狄公虽常在风月场所应酬，但对娼妓们平等视之，从不随意狎玩她们，也不因她们的出身而区别相待。在《四漆屏》中，少女艳香被丐帮首领刘排军从人贩子处解救后，寄住在凤凰客栈，沦为暗娼维持生计。为了查案，狄公乔装成强盗流氓模样，到凤凰客栈厮混。聪明的艳香很快就识破了狄公的身份，她心中充满疑虑和怒气，认为狄公是来戏耍逗弄她，是在监视自己和排军这种下等人。面对艳香愤怒的指责，狄公郑重地向她解释：“我确是在扮演着一种角色，但绝不是随便拿你们取笑……你说我们不是你们一类的人，那完全错了……我们炎黄子孙、大唐臣民都是一家人。刺史夫人也好，你艳香也好，宰相尚书也好，你的排军也好，都是一类的人。”[11]199维护了艳香的自尊，消除了她的疑虑后，狄公又诚恳地夸赞对方一番：“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女子，不仅体态窈窕，容貌可爱，而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11]199后来，在侦破案件后，狄公又特意嘱咐刘排军正式娶艳香为妻，因为“她是一个好女子，别人不应分享她”[11]240。

最后，在高罗佩笔下，女犯人这一独特群体的尊严也得到了维护。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旨，小说中的女犯人往往被塑造成不守妇德的淫女邪妇，遭到严厉谴责和丑化抨击，鲜少关注女性走向犯罪的心路历程和环境因素。在这些小说中，女犯人往往个性单一、形象扁平，被简单粗暴地归为恶毒淫妇，遭到千夫所指、万人唾弃，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但在高罗佩笔下，女犯人并未以好坏贞奸来简单论处，也并未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鞭挞与批驳，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重。《铁钉案》是以《武则天四大奇案》中“铁钉案件”为蓝本创作的。在《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周氏与人通奸而杀死亲夫，是传统公案小说中典型的淫女恶妇形象，为了达到警示教化效果，作者将周氏刻画成一个嫌贫爱富、见异思迁的十恶不赦的淫妇，极尽扭曲丑化，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丝人性。然而在《铁钉案》中，由周氏衍生出的陈宝珍在高罗佩笔下不再是封建礼教警示世人的脸谱人物，而是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丰满人物形象。陈宝珍自小爱强，不甘人后，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对婚姻无自主权，被迫嫁于陆明后，因陆明沉闷愚蠢，与其个性不合，且对陈宝珍母女漠不关心，一心只想再要一个儿子延续香火，导致二人感情不睦。陈宝珍生活苦楚，于是铁钉杀夫。同时，婚姻的不幸使陈宝珍极度渴望爱情，一天她偶遇拳师蓝大魁，见其相貌轩昂，便倾心与其相恋。但蓝大魁痴于练武，很快就反悔了，可陈宝珍无法容忍蓝大魁的离开，反复威胁无果后，毒杀了蓝大魁。在公堂上供述自己的罪行时，她疯狂绝望，凄凉自哀。这样的书写使得陈宝珍与原型周氏截然不同，其不再是一个见异思迁、贪恋钱财的荡妇，不再是一个警示世人的扁平单一的脸谱人物，而是一位形象立体生动、犯罪原因复杂多面的倔强要强女性。此外，为使陈宝珍的形象更加鲜明具体，《铁钉案》中还塑造了郭夫人这一角色与之呼应。与陈宝珍一样，郭夫人也用铁钉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她的先夫是一位放荡不羁的屠夫，酗酒嫖娼。面对无望的婚姻，她铁钉杀夫。后来，她再嫁郭掌柜，二人琴瑟和鸣，相敬如宾。跟着郭掌柜，她识文字，习医道，在州城里问诊行医。同时，作为县衙的女典狱，她将女牢管理得井井有条。初次见到郭夫人，狄仁杰便对她的端庄矜持和不俗谈吐印象颇深。后来，为帮助狄公摆脱困局，侦破陈宝珍的迷案，她明知会暴露自己的罪行，仍义无反顾地为狄公提供办案线索。果然，狄公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杀夫秘密，她最终落得坠崖自杀的结局。面对这一切，狄公悲痛万分，决定隐瞒此事，不予追究，并要求郭掌柜为她隆重举丧。高罗佩通过狄公对郭夫人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在小说中把郭夫人比作品性高洁的红梅。可见，高罗佩在小说中理性地对待女性犯罪，赋予女犯人丰富立体的人格。

二、弱化中国封建礼教中的贞节束缚

贞节，就是要求妇女保持性的纯洁和专一[16]。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通过一系列维护男权的性别制度，建立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的单边强调的贞节观[17]。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明清，女子贞节一直是“妇道”的核心内容。秦朝刻石铭文：“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妻为逃嫁，子不得母。”[18]汉代的《礼记·郊特牲》规定：“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19]东汉班昭提出：“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20]宋代的理学家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男子“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21]。元代用法律手段将旌表贞节的行为予以制度化，强调妇女为丈夫献身，倡导“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22]。明代的《女四书》从两个方面来强调贞节观：“一是婚前洁身自好，守身如玉；二是婚后忠贞于丈夫，与其他男性交往中要做到‘男女授受不亲’。丈夫亡故后，妻子要做到对已故丈夫从一而终，为家族、子女负责人。”[23]明清时政府大力旌表守节女子，使守节从个人意愿变成社会强迫。于是，贞节便成了女子的立身之本，若有玷污便不成其人。在《大唐狄公案》中，尽管高罗佩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封建礼教的贞节限制与压迫，却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贞节束缚，融入了一些西方女性主义的性观念。

首先，《大唐狄公案》中众多女性在两性关系上作风大胆。“宋代理学之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日趋精密严苛，并逐渐‘下延’至庶民社会。”[24]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下，即使是正常的男女交往都被视为有伤风化，更不用说与人私会偷情[25]。但在高罗佩笔下，许多女子敢于打破贞节观念的束缚，大胆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这样的描写与中国古代的贞节文化大相径庭，明显具有西方女性主义性爱观的色彩。一方面，未婚女子与人相恋私会的情节比比皆是。《飞虎团》里丫鬟翠菊和颜源暗通款曲；《黄金案》中村姑淑娘与帮工阿广相好；《御珠案》中三公主高贵端庄，却和康将军两下倾慕；《断指记》中游民沈云和万茂才没有结婚，却长年纠缠在一起；《紫光寺》中清风庵的春云与山上的泼皮无赖成日厮混，并在第一次见到马荣就与其春风一度；《铁钉案》中廖莲芳与未婚夫于康私下相会，并未婚有孕；《铜钟案》中肖屠户的女儿肖纯玉与对面楼上的秀才王仙穹常常夜里私会；《柳园图》中少女蓝白为答谢马荣，与他在河边缱绻，并在事后拒绝马荣为自己负责。另一方面，许多已婚女子与人私通、再嫁或改嫁。《柳园图》中梅夫人婚内出轨；《五朵祥云》中贺春帆的妻子与画家冯松涛私下往来；《湖滨案》中丁虎国的小妾违背人伦，与继子私通；《广州案》中鲍夫人虽已为人妇，却难忘旧情，与昔日情人倪天济重温旧梦；《紫光寺》中周氏先嫁金匠米大郎，后又做了吴宗仁的继室，在吴家不仅与家仆杨茂德偷情，而且和泼皮李珂勾搭；《四漆屏》中柯兴元的妻子秋玫不仅与闯入家中的盗贼肖亮通奸，并与他合谋杀死亲夫，而且在为丈夫守灵期间就与误入家中的乔泰春宵一夜；《铁钉案》中潘丰的妻子与人私奔，郭夫人杀死丈夫另嫁他人，陈宝珍寡居不久就与蓝大魁相恋。

其次，高罗佩小说对女子有违“贞节”规范的行为采取相对宽容的处理方式。《闺范·善行》中关于“贞节”这样要求：“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掩。”[26]于是，婚前女子从思想到行为都要纯洁无瑕，若与男子私会偷情，父亲就有权决定其生死，且法律也会连带惩罚其父；婚后女子若与人私通，属于“七出之列”的罪行，且娘家都会将其拒之门外；因与人有奸而谋杀亲夫则和“谋杀祖父母、父母、至亲尊长，外祖父母及夫之祖父母、父母同罪，已行者不问有伤无伤皆斩，以杀者皆凌迟处死”[27]。总之，“家族、官府对‘失贞’的女子严加惩罚，轻则赶出族门，重则施以沉潭、火烧甚至处死等酷刑”[28]。但是在《大唐狄公案》里，高罗佩通过狄公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做法表达了对失贞行为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对于女子被动失贞，小说中狄公的处理充满温情。《铜钟案》中多位已婚妇人为求子留宿寺庙，却被淫僧哄骗奸污。这一情节取材于《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在原作中，县令汪大尹咄咄逼人地将所有留宿妇女唤至其家人面前当场盘问，事后还做审单公示天下，使她们的失身之事人尽皆知，妇女只能怀羞自缢。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却深深同情这群女子，尽力掩饰其失贞之实来维护她们的颜面。在《黄金案》中狄公更是明确地表达了生命应重于贞节的观念。曹英被录事范仲强奸，狄公发表了这样一通言论：“根据儒家的教导，妇女的确应当保守自身的纯洁无瑕疵。然而对此我也经常疑惑，难道这一教导不是更应指的是要人保持心灵纯洁而非肉体圣洁吗。尽管如此，孔圣人也教导我们说，‘让人性成为最高的标准’……我认为所有的教条都必须在这个总的原则指导下。”[29]由于失贞，曹英的父亲和丈夫都拒绝带她回家，狄公便把无家可归的她暂时安顿在自己家里，且后来还娶了失贞的曹英为妻。同时，对于女子偷情出轨，狄公往往会表达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铜钟案》中肖纯玉与情人王仙穹常常在夜里私会。私情暴露后，狄仁杰先是按照儒家礼教痛斥王秀才一番，然后要求他日后高中后须金花彩币聘定意外身死的肖纯玉为元配正妻。通过这一情节设定，可以看出狄公虽尽力维护儒家纲常，但并未对二人偷情私会盖棺定论。《四漆屏》中银莲与丈夫滕侃本是一对世人称羡的恩爱诗侣，但后来银莲却移情画家冷德。狄公百思不得其解，经过调查却发现滕侃是个自大狂傲、极端自私、视声名和荣耀高于一切的伪君子，他不仅因为成婚多年未有子嗣而冷落妻子，而且还妒忌妻子的才华远远高于自己，并剽窃她的作品来沽名钓誉，甚至为了不露出马脚，刻意阻止妻子的诗集刻印出版。银莲异常苦闷，与身患绝症的冷德惺惺相惜，逐渐萌生私情。在察觉妻子的不忠后，滕侃为了不落人耻笑、维护自己“终身伴侣”的形象，不动声色地暗中酝酿杀害二人的阴谋。银莲意外身亡后，他大肆宣扬“四漆屏”的传奇故事来博取同情和尊敬。当查明一切后，狄公不仅指出了滕侃的虚伪，并对银莲表达了深切的同情：“我是痛恨淫乱的，但我要为你夫人说句公道话，她与你在一起生活肯定是不幸福的。”[11]242另一方面，面对女性的失贞行为，小说中一些当事人的反应也相对平和。《紫光寺》中白玉受杨茂德引诱与他私定终身，并在婚前离家出走。其未婚夫李玫却表示只要白玉尚在人世，就志诚一心与她偕百年之好；若她遇害身死，也要抱尸回家葬于祖坟。该小说中马贩子的女儿与人私奔后带着孩子回家，家人非但没有严惩，反而过得和和睦睦、十分融洽。《御珠案》中柯元良得知夫人金莲被杨康年诱奸的真相后，并没有因为妻子失贞而愤怒，反而温柔体贴地悉心照料。《真假宝剑》中鲍十郎的妻子与人私通生下孩子，后来把孩子领回家，祈求丈夫宽恕收留，鲍十郎不仅没有深责妻子，反而对孩子视如己出、万般疼爱。

三、塑造众多具有现代性别特征的女性

在《大唐狄公案》中，高罗佩塑造了大量具有别样风采的女性，她们身上或多或少地具有现代女性的特征。

首先，部分女性突破家庭的限制，在社会公共领域展现自己的价值。《周易·家人》第三十七卦卦辞曰：“家人，利女贞”，解释卦义的《家人·彖》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30]在此性别分工模式下，男性活动于公共领域，掌管公共事务；女性局限于家中，从事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31]。但在《大唐狄公案》中，许多女性不再局限于家庭之内，而是在社会公共领域绽放着自己的风采。《御珠案》中紫兰小姐是位硕大英武的角力大师，她身材高大魁梧，身手卓然不凡，曾是太子府上的座上宾，后游走江湖，教一群壮汉功夫。日常里，她依照太子的谕令，专寻奸淫邪恶之徒惩治，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她的飒爽英气，赢得了乞丐团头沈八的爱慕，也获得了狄公等众人的钦佩。《铁钉案》中郭夫人嫁给郭掌柜后，在丈夫的教导下识得不少文字，又习得不少医道，成为药到病除的医学圣手。同时，作为州衙的典狱，她把女牢管理的井然有序，“显出胸中不平凡的见识，故衙里上下对她无不敬重称许”[11]1344。作为郭夫人的上司，狄公也对她深感佩服。

其次，部分女性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禁锢，展现出非凡的才情。自汉代始，《女诫》就提出：“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32]2789到了明清，女性的才智被进一步禁锢。陈继儒在《安得长者言》中写道：“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33]在《闺范》中，才智出众的女性甚至被视为邪教之流：“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34]于是，古代女性通常无法读书识字，无法接受正式教育，即使一些上层贵族女子能略通文字，也只准读些礼乐教化之类的书。但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却塑造了众多才情横溢的女性。《御珠案》中琥珀刚被卖到柯元良家里时，尚未开蒙，只一两年就写得一手好字，异常聪明颖慧。她知诗书，通文墨，贤淑幽雅，韵格高绝，对古董珠宝有着非凡的鉴赏能力，体现出独到的慧眼和雅趣。她精心布置家中古董柜里的全部物品，亲手分类标签，编撰目录，打理得井井有条。《四漆屏》中滕侃的妻子银莲温雅润淑，感情敏觉，是位才华出众的女诗人，其诗作达到了一般男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黑狐狸》中玉兰夙慧颖悟，5岁便能识字念书，长大后更做得一笔好诗，丽章隽句如吐珠泻玉，动辄百韵千言，琳琅满目，显示出惊人的文学才华。

最后，部分女性突破了中国古代女性的道德行为范式，具有现代女性的做派。在女性道德行为规范上，古代社会有着数量众多的女教书，如《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等。《女诫》曰：“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32]2787–2788《昏前翼·从命》云：“女子德性，婉婉温柔。”[35]《闺范·妇人之道》言：“妇德尚静止，妇言尚简婉，妇功尚周慎，妇容尚闲雅。”[36]《内训·德性章》解释女德为；“贞静、悠闲、端庄、诚一，女子之德性也；孝敬、仁明、慈和、柔顺，德性备矣。”[37]简而言之，女性要“以弱为美”，贞孝顺柔。但在高罗佩笔下，许多女性独立自我，甚至具有一定的人权意识。一方面，书中众多女子突破“以弱为美”的樊篱，不再“就阳而成”，而是有着独立自信的人格。《黑狐狸》中玉兰虽出身卑微，却清高骄矜，性格坚韧，不畏权贵，不肯趋炎附势。流寓四川时，她公然得罪当地的一名刺史，后浪迹萍寄在洞庭一带时，又严词拒绝新安县令的求娶。第一次见狄公时，她一身素服，不施粉黛，无钗簪首饰装扮，虽需狄公帮她脱罪，她仍不卑不亢，只是“冷眼瞅了瞅狄公，平平叙了礼”[11]623。在宴席上，罗县令作《痴情郎》自诩，玉兰当即戳穿他风流多情，与“痴情郎”名不副实。《御珠案》中琥珀不仅才识出众，而且有勇有谋，胆识过人。为替丈夫买到稀世珍宝，她在暗夜里穿过偏僻的曼陀林到林子深处的荒宅去交易，一路上林木幽暗，旁边游荡着地痞流氓，夜鸟凄厉的叫声令人胆寒，荒宅里处处阴森恐怖，随行的狄公都心惊胆战，她却镇定自若，面不改色。《湖滨案》中妓女杏花有志为父雪耻，遂自卖为妓，从长安辗转到汉源杨柳坞，与贼首刘飞波周旋，伺机报仇。另一方面，书中一些女性人权意识觉醒，有主见又叛逆。《黄金案》中曹英认为生命高过所谓的贞节和父权、夫权。她被录事范仲强奸，按照社会习俗应该自裁以全名节，可她并未自绝于世，反而振振有词道：“我的确知道按照我们社会神圣的法则我应当自己了结自己。但我必须要说即使在被强暴的一刻，我也没有闪过自杀的念头。如果说在那个农场中我想到了什么，那也只是如何才能活命。这不是因为我怕死，县令大人，只是因为我讨厌做我不认为有意义的事情。”[29]在曹英看来，生命是最重要的，自杀守贞毫无意义。《柳园图》中梅夫人自尊要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她因无法忍受丈夫梅亮把自己当一件摆设而故意与多人私通，却痛苦万分地发现他们也只是把她当作一个玩偶。当丈夫发现她有不轨时，不仅没有暴跳如雷，反而一味虚伪地表示宽恕。后来，她与前夫何朋旧情复燃，二人奸情被梅亮当场撞破，梅亮毫不动怒，反而要资助二人私奔。面对梅亮的冷漠和虚伪，梅夫人认为这是更大的嘲弄和侮辱：“杀死他！我不需要他的怜悯……屈辱的日子我受够了，他不仅玷污了我的身子，而且玷污了我的灵魂。”[11]1543在公堂上面对审讯，她高傲自若，冷如冰霜，坦然承认自己的罪行。临终时，她感慨人生如流沙，“得到”总是伴随着“失去”，自己对这一切厌倦至极，愿早日身死以挣脱艰辛苦难的枷锁。

《大唐狄公案》虽然是一部以中国古代社会为创作背景的公案小说，但“中国的、古代的故事里包孕了外国的、现代的东西，从内容意识到风格特征”[38]18，“个别描写与唐代事实上的人物故事、典章制度、世态风俗很不相符”[38]20。作为一名西方知识分子，高罗佩在创作过程中“自愿地进入中华文化的内部进行体验、但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西方‘内核’”[2]63，运用西方侦探小说形式和西方文化元素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进行改写，使得《大唐狄公案》成为一部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在勾画中国古代女性时，高罗佩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和面貌，但却杂糅了一定的西方女性主义色彩，展现出一幅具有别样风情的女性画卷。

[1]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90．

[2] 邓楚．高罗佩《狄公案》系列小说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5．

[3] 罗海澜．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女性主义色彩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4] 班固．白虎通·嫁娶[EB/OL]．(2020-03-30)[2023-01-29]．http:‌//www.guoxue123.com/zhibu/0301 /01bhty /009.htm．

[5]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0．

[6] 张萍．高罗佩及其《狄公案》的文化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7：74．

[7] 佚名．诗经全集[M]．北京：知识出版社，2015：195．

[8] 班固．后汉书[M]．陈营，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2787．

[9] 孙玉荣．论中国古代礼法中的婚姻与夫妻关系[J]．焦作大学学报，2016(1)：87–89．

[10] 司马光．温公家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189．

[11]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M]．陈来元，胡明，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12]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晓风残月话风流：青楼与中国文化[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6．

[13] 窦仪．重详定刑统：卷三[M]．嘉业堂丛书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5．

[14]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

[15] 沈家本，等．钦定大清现行新律例核订现行刑律：卷2[M]//续修四库全书：第86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5．

[16] 金开诚．古代婚姻[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28．

[17] 徐雅宁．清末民初时期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早期电影[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30．

[18] 茅坤．史记抄：卷3[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5．

[19] 陈戌国．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385–386．

[20] 班昭，等．女四书[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28．

[21] 江晶．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妇女婚姻问题[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7．

[22] 杜芳琴．明清贞节的特点及其原因[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41–46．

[23] 王冉．《女四书》女性伦理思想探析[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17．

[24] 刘倩．通俗小说与大众文化精神[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156．

[25] 周晓虹．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48．

[26] 张福清．女诫·女性的枷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63–64．

[27]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8：115．

[28] 刘达临，胡宏霞．中国性文化史[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142．

[29] GULIK R V．The Chinese Gold Murders[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171．

[30] 易经·第37卦·家人[EB/OL]．(2020-05-30)[2023-06-11]．https‌://yijing.5000yan.com/jiarengua /2790.html．

[31] 王蕾．媒介·权力·性别：新中国女性媒介形象变迁与性别平等[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51．

[32] 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33] 陈继儒．安得长者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

[34] 陈宏谋．五种遗规[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54．

[35] 吕坤．昏前翼[M]//古今图书集成：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47564．

[36] 吕坤．闺范[M]//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9．

[37] 仁孝文皇后．内训[M]//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47557．

[38] 胡明．译者前言[M]//高罗佩．大唐狄公案．陈来元，胡明，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On the Western Feminism ofs

CHEN He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34000, China）

, this paper,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robes into the western feminist elements that Robert Van Gulikincorporates into the depiction of the life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 First of all, Robert Van Gulik respects women in all walks of life in ancient China and maintains their personhood. Secondly, Robert Van Gulik weakens the constraints of “chast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and morality, creating a large number of free and open women who boldly pursue love. Additionally, Robert Van Gulik composes lots of women with modern gender characteristics.

; western feminism; personhood; chastity; modern gender characteristics

I106

A

1006–5261(2023)06–0109–08

2023-06-07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SK2020A0543）

陈贺（1982―），女，河南驻马店人，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