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绘境 笔墨映心—中国美术馆馆藏钱松喦作品赏析

文_董昕昕

中国美术馆

钱松喦是新中国重要的山水画画家，他自幼受传统文化滋养，深研各家功法，打下全面且深厚的基础。早年钱松喦作品受文人画影响，具古风意韵。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山水画发生激烈变革的20世纪50年代，他响应社会主义号召，将革命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合，与傅抱石等艺术家们进行万里写生，创新图式，探索心路，开“新金陵画派”新风，并以卓越的才情和精练的艺术手法，创作出大量笔墨精湛、描绘祖国锦绣新貌、反映时代鲜明特色的作品。他的实践创新是中国画“笔墨当随时代”的最好注解。他与同期其他杰出的艺术家一起，为中国山水画的现代化笔墨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松喦和中国美术馆有着极深的渊源。早在1964年他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备受社会关注，华君武曾评价其作品为“新山水画的样板”。这次展览的成功是他的艺术创作进入成熟期的一个标志。中国美术馆共藏有近30件钱松喦作品，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几乎囊括了艺术家首个成熟期的主要代表作。这批作品的题材方面主要为革命胜迹、具有时代气息的壮丽山川及社会主义建设场景，集中体现了他创作的两大特色。第一是凭借杰出的审美感知能力，将平凡的景色加以取舍精炼，以对比手法借虚实、明暗、浓淡错综交融，打造出新颖独到的图式，成功以新笔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如耳熟能详的《常熟田》《芙蓉湖上》《喜看稻菽千重浪》等作品。第二是以其深厚的人文素养和笔墨功夫，将时代发展和自我探索相结合，向内寻求笔墨意蕴的持续精进。他常将同类题材进行多次创作，其中可见艺术家在图式、章法、笔墨方面的苦心经营。在中国美术馆馆藏中，他创作的以延安和西陵峡为题材的作品各有两件，构图相似，却又有着丰富的细节区别。在巧思和考究的背后，是他一以贯之的、对笔墨语言创新转型的思考，这不间断的探索也为其在20世纪80年代笔墨的再次转化奏响了序曲。

延安宝塔山作为革命圣地，已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灯塔般的象征，是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家拜谒、描绘的对象。中国美术馆馆藏中有两件钱松喦创作的该题材作品。一件是创作于1963年的《延安》（图1）以大面积的朱砂表现红色岩体，将宝塔置于画面顶端，取高山仰止之意，创作整体具备“朝晖”的革命象征意义，是非常典型的钱松喦成熟期作品面貌。他将新题材和新山水的色彩、笔墨融合得游刃有余，是其经典的“样板创作”。而另一件2022年新入藏的《延安颂》（图见封二），则恰好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呈现了“样板”之外的另一种面貌。据题跋所记，作者曾于1960年“访谒延安仰瞻革命纪念文物，辄为肃然起敬”，于是在1962年底再制此图。此图尺幅近2米高，布局大虚大实，极大弱化了象征意义强烈的色彩——红色的使用，着力于刻画宝塔所在的主体山峰，以取势向上的坚实结构，以及周边云雾河流渲染的大块留白，将塔顶的宝塔映衬得尤为突出。前景数株巨松，造型挺拔雄劲，虽无大面积朱砂渲染，但浓墨重重的主山峰和宝塔在视觉上浑然成为一个革命纪念碑般的整体，全幅流露出使人震撼的时代气息。两幅作品，重点相同，但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

图1 钱松喦 延安54.5cm×38cm1963 中国美术馆藏

西陵峡为三峡最险之峡，以航路曲折、行舟惊险、怪石林立而闻名。“绝壁耸万仞，长波射千里”，其绮丽风光和雄奇景观，以及背后蕴含的长江文化精神，自古就是文人画家钟爱的题材。中国美术馆藏有的两件《西陵峡》作品（图2、图3），创作年代均为1960年，分别以特写式构图表现了西陵峡的秀润和险峻。一件以淡墨勾形皴染，薄施青绿，部分山体结构分别以重墨和朱砂复勾，山顶处用积墨点苔，画面郁郁葱葱，峡谷中帆船穿流而过。据题款记录，该画为1960年11月，作者“自渝出峡，舟过西陵”而得，应为写生稿整理而成。另一件为2022年新入藏作品，许是作者根据画稿重新创作而成，画面取横势构图，以缭绕云雾将前景和主体山脉空间隔开，丰富了远近层次变化，有两岸连山之感。在山体塑造上，以浑朴苍劲的线条进一步强化体块结构，在开阔广大的视角里，绝壁千仞的气势跃然纸上。部分树木枝丫为湿笔落墨，自然晕开的肌理增加了苍翠之意，云雾湿润处更显山脉奇峻。江流中的船帆与前幅相比，比例大幅缩小，位置多与前景中的山体聚合，形成整体。江流中的水纹成为描绘重点，增加了画面动态。观者仿若泛舟于高山叠嶂、盘曲水流中，山谷两岸猿鸣传响，久久不绝。

图3 钱松喦 西陵峡80cm×103cm1960 中国美术馆藏（2022年入藏）

图2 钱松喦 西陵峡71.2cm×54.7cm1960 中国美术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与已有同类题材作品对比，新入藏的两件作品表现出更显著的“写”之意味，前者讲究法度，画面有着宁静、沉着、温厚的意境美，后者则更多从“绘景”转到“写情”。两件作品均突出主体山脉的峻拔挺峭，艺术家以深厚的金石基础作画，用厚朴古拙的线条勾勒出层叠繁密的山石，下笔有提有按，亦顿亦挫，有极强的书写味道。其笔意富有内涵，墨意厚重和轻盈并举，于笔墨酣畅之间，营造出了稳定、坚韧、富有韵律感的意境，传递出超乎山石、饱含情感的博大高崇之美。他曾说过：“绘画不徒拘于形象刻画和笔墨技巧，更应该于笔墨形象之外，看到一种气概。”[1]画为心声，在《常熟田》《红岩》等经典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气概是时代精神，是蓬勃向上的力量。而于这两件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钱松喦本人的文人风骨和自我性情。

石涛曾言：“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从钱松喦的创作脉络来看，“两万三千里写生”可以说是他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新时代和“真山水”带给他的情感冲击和素材积累，使他真正做到了“搜尽奇峰打草稿”。在写生基础上，他以深厚的学养基础大胆突破传统章法，以古出新，在继承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之间找到了平衡。那些一稿多作的作品，那些蕴含在细节中的对比变化，承载了艺术家在蜕变历程中的苦心经营。他容万象于胸怀，在即景会心、依心游艺的状态中，以饱含意趣的笔墨生成了新的图式、秩序、意境和精神。他的变革探索源自时代，又超越了时代，正如他在《壮游万里话丹青》中所述：“人可以老，画不可老，日日新，永远为人民服务而搞好我的山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