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建筑

一个新的时代，总会产生新的事物，包括新的思想、新的材料、新的需求，以及由三者构成的新的作品，这些作品之一，就是新的建筑。

据说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就是一座教堂穹顶的改造。“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的代表作，也是佛罗伦萨城市建筑的标志性建筑，它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屋顶形式和哥特式建筑风格完美地结合起来了，有明显的过渡特征。”顾孟潮先生认为，新兴的商业阶层逐渐摆脱了旧贵族对审美的垄断，开始形成并着力实现自己的独特喜好。社会过渡时期，总存在类似的情形。新的社会阶层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审美，招徕能实现新构想的新派建筑师，兴建打破传统的作品，这些新建筑，在一个时代之初，可能不起眼，或者因过于显眼而引起争论、批判，但随着时代发展，后人回望这些初期的探索，会从中感受到震惊——这，就是创造！

当下，我们也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人口达14 亿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先例。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40 年，现在正逐步从单纯追求快转变为既要合理的速度也要更高的质量，经济结构要调整，人民素质要提升，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要逐步解决。而外部环境也几乎是全新的。随着东方巨人的崛起，原本建立于不平等基础上却又相对平衡的环球生态，必然要逐步改变、打破，结构解体的压力、体系重构的动力，会迅速传导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包括我们所在国家、地区和行业。

对于建筑业，西学东渐由来已久。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建筑业也像其他行业和学科一样，从业人士以恶补的心态，争先恐后地吸收引进欧美日的新理念、新技术，师夷长技以自强，并在文化的碰撞下，产生新的火花。这种理念的交互，文化的融合，诞生了诸如上海东方明珠这样的民族化优秀作品。设计师江欢成院士曾介绍这一著名建筑为何成功，为何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中国的文化结合得好”。“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圆满的追求，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而无论这种“民族化”的理念，还是建筑的结构、施工等技术，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对国外建筑学的引进、消化、吸收。但正如江院士所说，东方明珠之后，大多数国内规模较大的建筑，方案都是外国人做的。掌握资源的各级决策者陷入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魔咒中，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建筑师，没有信心，将自己的宝贵资源，拱手让人。这造成的后果是，建造出来的作品，洋不洋，中不中，外形上争奇斗怪，与传统文化和国人审美格格不入，一些所谓标志性建筑，反而成为城市里刺眼的形象，但这些建筑的“丑化费”却是不菲的。既丑又贵，我们却趋之若鹜。

几年前，王蒙到重庆图书馆演讲时，迎接他的工作人员还自豪地介绍说：“我们这栋建筑是美国人设计的。”这样的介绍可能是活跃气氛的社交用语，但背后的心理，却值得思考。一栋建筑本身的好坏，并不必定由哪个国家的建筑师设计来决定。重要的是，像贝聿铭一样，建筑师与建设方既非简单的雇佣被雇佣关系，更不是一方恩赐另一方，而是彼此选择、彼此成就，共同完成一项杰出作品。在我们的思维里，似乎一栋优秀建筑，完全拜某国（特指某国）建筑师所赐。这不是健康的心态。

这种心态可能产生于某个特定的年代，就像鸟巢、央视大楼这样的建筑，也都诞生于同一个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只属于国家发展的那个时期、那个阶段：追求速度、追求潮流，无暇反思、无暇沉淀。然而，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一旦建成，就是永久，成功或遗憾，都永久摆在那里任人评说。

钱学森主张建立建筑科学大部门，容纳进建筑哲学、城市学、园林学。其中首倡的是建筑哲学。其实在不少国家，建筑都被划归艺术类学科，突显它的人文性。而无论艺术，还是哲学，都首先需要在精神层面有足够的切蹉、激荡和生成，断然不可不加思索地落地。可喜的是，我们所处的新时代，首先是一个思想绽放的时代。随着物质的丰盈，社会开始逐梦精神的广阔场域。当下，我们身居一个生产方式急剧变革的信息化时代，而它决定了城市与建筑将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征。

互联网、新能源、航天、电子商务、共享经济、高铁……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还在不断增加。这是世界格局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各行业、各领域都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在这样的新时代，一定会诞生新的伟大建筑。

就让我们以这样一份期盼，迎接全新的2023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