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甲必丹领导下的巴生谷华人社会

文 炜

一、早期的巴生谷客家人群体

巴生谷(Lembah Klang)是马来西亚马来半岛中部的一个河谷，包括了巴生河（Sungai Klang）,冷岳河（Sungai Langat）和雪兰莪河（Sungai Selangor）流域。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就位于这个河谷的中央位置。马来西亚著名的港口巴生就位于这个河谷的西部，巴生河的入海口处。以巴生为中心的雪兰莪州和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合称为雪隆地区（The Klang Valley），这里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坐落于巴生河和鹅唛河（Sungai Gombak）的交汇处，在19世纪40年代，这一区域还是一片森林。在1844年，客家人从南边的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往巴生河谷地带迁移。[1]作为第一批抵达巴生谷的华人群体，客家人积极投身于锡矿开采活动中，并于1859年，在甲必丹邱秀的带领下，从海边的巴生区域移入吉隆坡地区，这是吉隆坡华人社会的起源。在1864年，来自惠州的客家人群体创立了雪兰莪惠州会馆，这是巴生谷区域第一个客家方言群会馆。

巴生谷区域的客家人主要来自福建、广东两省的不同区域。包含嘉应州五县（长乐（今五华），兴宁，平远，镇平（今蕉岭）和程乡（今梅县）以及潮州府大埔丰顺两县（今属梅州市），河婆（今属揭阳市揭西县）以及惠州府所属十县（包含今天惠州市，河源市全域，深圳市，东莞市的一部分以及广州市增城区，韶关市新丰县），肇庆府的赤溪县（今广东江门台山市赤溪镇），今属福建省龙岩市，三明市的汀州府八县（永定，长汀，上杭，武平，连城，宁化，清流，明溪）。在这些客家人中，惠州客家和嘉应州客家是其中最大的两个群体。在1862-1873年，围绕着雪兰莪州的锡矿利益，以叶亚来为首的惠州客家人以及以张昌为首的嘉应州客家人曾经展开两次雪兰莪内战，最终以叶亚来为首的惠州客家帮战胜了以张昌为首的嘉应州帮，成为了吉隆坡华人社会的领导帮群。

二、华人甲必丹制度

华人甲必丹制度是马来半岛以及马来群岛(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一种华人内部自治制度。在17世纪的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岛以及马六甲（当时属于荷兰的殖民地）等地开始出现。在19世纪，这种制度盛行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以及马来半岛的其他地方。甲必丹（Kapitan Cina）由英国，荷兰殖民地长官直接任命（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和英属海峡殖民地）或者由英国驻当地的参政司（Secretarial Office）与驻扎官（British Resident）推荐，再经由当地的马来苏丹形式任命（这种情况主要在马来联邦，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暨今天马来西亚的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和彭亨四个州）。[2]

甲必丹一旦获得任命，一般无固定任期，可终身任职。其享有管辖华人内部事务，包括行政事务，裁决华人内部的司法层面纠纷以及管辖妇女儿童的权利。甲必丹一般有非常强的私会党背景，例如森美兰甲必丹盛明利和甲必丹叶亚来就是海山党的领袖，而柔佛甲必丹黄亚福（台山广府人）是义兴党的领袖。在私会党力量和当地统治者双重力量加持下，华人甲必丹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的威权领袖。

在1859-1902年间，巴生谷地区的华人社会经历了五任甲必丹的统治，这五任甲必丹都来源于客家帮群。

表11 巴生谷地区的甲必丹列表（1859-1902）

在上述的五任甲必丹中，叶亚来任期最久，影响也最大。叶亚来（1837-1885），清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广东省惠州府归善县周田（今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周田村）。1854年到马来西亚马六甲投奔族叔叶伍，后因好赌被叶伍驱赶回国，他并未回国，而是到芦骨（Lukut，当时属于雪兰莪，现属森美兰州，是巴生谷地区南部的一个小城镇）跟随Sungai Ujong的惠州客家甲必丹盛明利。后来Sungai Ujong在860年发生内战，盛明利在内战中被敌人俘虏并杀害，叶亚来身负重伤，逃亡巴生。在1860-1862年，叶亚来蛰伏于巴生，并收拢海山党盛明利的残部。1862年，他在巴生重整旗鼓，并得到了当时雪兰莪第二任华人甲必丹，他的惠州同乡刘壬光的赏识，成为了刘壬光的得力助手。在刘壬光的居中斡旋下，他与雪州摄政王东姑古丁（Tunku Kudin）结成政治同盟，在马来王室的支持下，叶亚来通过两次雪兰莪内战，驱逐了以张昌为首的嘉应州客家人势力，从而成为了雪州华社的绝对领导，[4]在1868年，刘壬光因病去世，临终前推荐叶亚来继承甲必丹职位，得到了以东姑古丁为首的马来王室的支持。叶亚来也与英国驻雪兰莪驻扎官（The British Residents in Selangor）罗杰（John Pickergill Rodger）保持良好关系，因此获得了饷码和妓院这两个的垄断承包权。也因此得以低价购入大片土地用于开采锡矿。鉴于叶亚来的威望，英国殖民者直到他去世后，才通过设立华民护卫司（The Chinese Protectorate）来分割甲必丹的司法权和保良局（Po Leong Kok）来分割甲必丹的妇幼事务管辖权。1873年，雪兰莪内战结束，叶亚来领导华人（主要是客家人）开始了对吉隆坡和雪兰莪地区的锡矿开发，1882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吉隆坡市镇的三分之二，叶亚来又领导了吉隆坡的重建工程。1885年叶亚来计划返回中国，却不幸患上热病而猝然离世。[5]

在叶亚来时代，其通过两次雪兰莪内战，清除了以张昌为代表的的嘉应州客家势力，也收服了以广府人和福建人为主体的义兴群体。他开始领导华人投入吉隆坡的建设中去，从1873年雪兰莪内战后，叶亚来从滨海的巴生迁移到百废待兴的吉隆坡，大力发展锡矿工业以及农作物加工。与此同时，吉隆坡的城市建设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吉隆坡的唐人街——茨厂街（Jalan Petaling）就是因为叶亚来在此开办的木薯加工厂而得名。在叶亚来的影响下，雪兰莪州的马来苏丹和英国驻雪兰莪参政司也从巴生迁到吉隆坡，在1882年，吉隆坡正式成为雪兰莪州首府（这一情况持续到1973年吉隆坡升级为联邦直辖区为止）。在1878年后，由于国际市场上的锡价大涨，叶亚来的财富资本急剧增加，他把积累的资本用于投资锡矿，同时通过饷码承包权（Revenue Farming）和经营妓院等多种经济模式，叶亚来主导了当时巴生谷华人社会的经济。也是在叶亚来时代，华人的甲必丹权利达到了顶峰。[6]

在甲必丹时代（1859-1902），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家人纷纷建立起了自己区域的地缘会馆，如表2所示。

表22 甲必丹时代巴生谷地区的客家会馆（1859-1902）

在这些会馆中，雪兰莪惠州会馆规模最大，雪兰莪嘉应会馆次之，茶阳会馆和赤溪会馆作为其中规模较小的县域会馆，却对当地的慈善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赤溪公馆创办了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医院——吉隆坡同善医院，而茶阳回春馆作为会馆，本身就具备了诊所功能。

三、后叶亚来时代被弱化的客家领导权

由叶亚来主导的巴生谷华人帮权政治，在他去世之后起了重大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叶亚来的去世，是巴生谷华人帮权政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原本叶亚来“一统天下”的强人领导，转变成帮权分立的模式。而显赫一时的叶亚来家族，在其去世后，也逐步退出了华人社会领导层。帮权分立可以反映在叶亚来的继承人问题上，在1885年4月18日叶亚来去世后，客家帮群推举叶亚石接任甲必丹。叶亚石（1839-1889），来自广东惠州府永安县（今河源市紫金县）。叶亚石作为叶亚来的亲密战友，在雪兰莪内战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被推举为甲必丹候选人。但是此举遭到以赵煜为首的广府帮群的强烈反弹。在叶亚来在世时，在帮权势力上，客家帮在人数上占优势，广肇帮的人数居次，但是其势力不可忽略，尤其是赵煜等出色领导人的出现。不过由于早期以赵煜为代表的广肇帮领导人群体都与叶亚来一起共事过，加上叶亚来的领导受到肯定，因此，叶亚来虽然是客家帮的领袖，却能够得到广肇帮的认可。但是广肇帮认可的仅仅是叶亚来个人的威权和领导力，并不认可惠州客家帮群对巴生谷华人社会的长期领导，因此叶亚来去世后，他们就开始自立门户，并参与对巴生谷地区华人社会最高领导权的角逐。

赵煜（1842-1892），出生于广东广州府新宁县龙溪（今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都斛镇龙溪村），1858年来到南洋，初时在槟城落脚，随后于1860年到芦骨追随叶亚来。赵煜早年与叶亚来合作，在商业上受到叶亚来的扶持。随着他的二女儿嫁给叶亚来的长子叶韩进（当时未成年），这一层亲戚关系使他成为了叶亚来的遗产信托人。也使其成为跻身巴生谷地区华社领导人圈子的第一位非客家人。随着19世纪八十年代，另外两位广府人领袖陆佑和陈秀莲先后抵达吉隆坡，与赵煜合作。陆佑（1846-1917），出生于广东肇庆府鹤山县（今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雅瑶镇黄洞村），后成长于邻县新会桐井（今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桐井村），于1858年抵达新加坡，后来辗转到柔佛丰盛港（Mersing），霹雳州的拿律（Larut），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来受赵煜的邀请来到吉隆坡。陈秀莲（1842-1927），出生于广东广州府番禺县长湴村（今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街道长湴社区），早年在霹雳州拿律开采锡矿，1882年应赵煜之邀，抵达吉隆坡，并于安邦路开办美利铁厂。[7]

这三位广府人领袖联合成立了雪兰莪广肇会馆。这一会馆自创立起至1937年长达半个世纪作为巴生谷地区唯一的广府人会馆，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并对客家人的华社领导权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次甲必丹之争中，基于华人方言群结构及行政工作上的考量，英国驻扎官罗杰和马来苏丹阿都沙末（Sultan Abdul Samad）为分化华社，在1885年7月30日任命叶亚石接任华人甲必丹的同时，任命赵煜为侨长（Chinese Magistrate）。[8]侨长这一新设立的职务与甲必丹出现部分功能重叠，例如都可以对华人社会的纠纷起裁决的权利。这一任命显然削弱了甲必丹对华人社会的领导权。1888年，吉隆坡华民护卫司的成立，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开始直接管辖华人事务的开始。1890年保良局的成立，由英国人开始管辖华人妇女和儿童的福利事务，甲必丹的权力被极大地削弱了。

四、末任甲必丹之争，仙四师爷庙管理权的易主与广东义山的成立

1889年，叶亚石在担任甲必丹职务四年后溘然长逝，甲必丹位置出缺。这一次身为侨长的广府人赵煜再次站到前台，力图继任甲必丹。叶亚石的接班者，如果论资历，确实应该轮到广肇帮领袖赵煜，但是以当时的华人人口结构来看，客家帮仍占优势。而叶亚石之子叶隆兴年纪尚幼，叶亚来的长子叶韩进刚刚成年，获得来自福建帮、潮州帮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其本身所在的惠州客家帮的支持，反而是来自赤溪的客家人领袖叶观盛获得了包括惠州客家人乃至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支持，从而参与竞选甲必丹。由于当时客家人依然在巴生谷地区占比超过半数，英殖民者考虑到客家人的情绪，决定任命赤溪叶观盛为甲必丹。叶观盛虽然是赤溪人，但是赤溪属于肇庆府，地理区域属于广府人的范畴，且赤溪作为客家方言岛，四面被广府人区域环绕，因而以叶观盛为代表赤溪人多通晓广府话，而且叶观盛本身因为地缘关系的原因，也是广肇会馆早期的理事之一，因而他当选甲必丹可为广府和客家两帮人所接受，而实现了广客两帮的暂时妥协。叶观盛在当选甲必丹后，还在惠州帮的支持下，从叶韩进手中夺取了惠州会馆的领导权。[9]

从叶观盛当选甲必丹可以看出，当时他无疑已经跻身客家帮的主导人物，同时也奠下了其出任巴生谷华社领袖的基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原本以惠州人为主的客家帮，其领导权却落入赤溪人手中，不仅凸显出惠州人在巴生谷帮权势力的衰减，也代表着客家帮内部帮权政治势力的交替。至于叶观盛出任惠州会馆的领导，似乎也反映出当时惠州帮的成员缺乏向叶亚来和叶亚石这样的领袖才能及人格魅力，同时又希望保住惠州人，甚至是客家人在巴生谷区域的利益，最终接受了籍贯属于赤溪的叶观盛，即一个不同籍贯（惠州）却同是一个客家帮群的领袖来领导惠州会馆。

当然，免不了会带来一些裂痕。为了维护客家帮的团结与和谐，叶观盛也希望早日与叶韩进及其他叶亚来家族的和解。因此叶观盛于1892年也积极参与建立吉隆坡叶氏宗祠叶观盛似乎了解到这一场客家帮内部的角力，希望用同宗血缘纽带化解地缘分歧。叶观盛此举，不仅仅是要妥善照顾叶氏宗亲，也是为了籍此拉进与叶韩进之间的关系，诚如叶氏宗祠的成立就包含了调停纷争的宗旨在内。因此，叶观盛与叶韩进虽非同一籍贯，确实同一姓氏的客家人，无疑是希望通过血缘宗亲的关系，籍而释放出善意的一种表现。[10]就当时的吉隆坡帮权政治而言，由赤溪客家人出任甲必丹，固然可以为客家人维护他们在巴生谷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可忽略，因为地缘关系，叶观盛同时也兼任广肇帮的领袖。所以，叶观盛的上任对于广肇帮在巴生谷地区的崛起，也同样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叶观盛也通过自身的努力，让广肇帮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广肇会馆和关帝庙的地位和功能获得逐步的提升，甚至取代了惠州会馆及仙四师爷庙，进而成为巴生谷当地华人社会帮权政治的权力中心。而在叶亚来和叶亚石时代，华人帮权政治的权力中心，无疑是惠州会馆和仙四师爷庙。

1890年英国人设立了雪兰莪州议会（The Selangor State Council），而两位华人代表赵煜和陈秀莲是广府人。在1892年，赵煜去世后，由另一个广府人陆佑递补了这一个席位。客家甲必丹叶观盛被排除在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客家群体并不是英国殖民者管理华社的首要合作对象。而在1892年，吉隆坡洁净局（Kuala Lumpur Sanitary Board）成立，该局在二战前长期扮演吉隆坡市议会的角色额，而在这一各组织里的华人代表，除了潮州人朱嘉炳外，也是清一色的广府人）。在华民护卫司，保良局，雪兰莪州议会和吉隆坡洁净局等部门相继成立后，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华人甲必丹的权力就被侵蚀得所剩无几了。在这一时期，甲必丹职位被英殖民政府雪兰莪参政司（Selangor Secretarial Office）纳入殖民政府体系[11]。华人甲必丹在这一体系中，作为殖民政府的下级官吏，主要职务变为传达命令，维持社会秩序，征收税务、解决华人内部纠纷等，在司法和民事之间的问题保留一定权力，包括有权处理一些刑罚较轻的民事案件。[12]其所能掌握的刑罚权利有限，其权威性也受到侨长的挑战。

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华人甲必丹已经纳入殖民政府的官僚体系，但是英国殖民政府对甲必丹履行职责并不提供财力及人力保证。这无疑是当时甲必丹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甲必丹为了拥有维护法律与秩序的能力，早期是需要依赖秘密会社来辅助，况且在1899年之前的秘密会社是英国殖民政府所容忍的，甲必丹与他们有牵连也不会受到任何约束。

在英国殖民政府没有提供人力，财力的情况下，叶观盛必须依靠他在秘密会社的力量来执行其职务。但是，在1899年，秘密会社开始遭到查禁，其功能不如从前。而且华人社会也逐渐稳定，秘密会社存在的价值也薄弱。在20世纪初，当巴生谷华人社会步入平稳状态后，有暴力色彩的秘密会社-私会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叶观盛因为与私会党的联系紧密，也就逐渐失去了英国殖民者的信任。[14]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是1864年成立，为纪念在Sungai Ujong内战中牺牲的客家甲必丹仙师爷盛明利以及雪兰莪内战中牺牲的四师爷叶四。这一个庙宇是客家人在地信仰的一个代表。但是在19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该庙出现财政危机，甲必丹叶观盛不得不寻求广府领袖陆佑和陈秀莲的经济援助。当时叶观盛的新就记商号经营不善，不得不向广府商人陆佑借款，先后达数百万叻币之巨。与客家领袖叶观盛在商业上出现危机，债台高筑不同，这一时期广府商人陆佑在锡矿业、航运业，农产品加工业和金融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跃成为了英属马来亚的华人首富。在经济上此消彼长，广府人在华人社会的话语权逐渐超过了客家人。在叶观盛于1902年1月去世后，仙四师爷庙因为在财政上难以为继，不得不寻求广府人领袖的帮助。陈秀莲倡导成立了仙四师爷庙财产信托管理会，并自任主席。[15]至此，这座巴生谷客家人信仰核心的庙宇被广府人所控制，直到二战后才改变。

吉隆坡开埠之初，地广人稀，侨胞不幸逝世，草草成殓，随处埋葬，那时候还没有创立“义山”或“公冢 ”，以供埋葬。当时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侨胞都会把逝世者遗骸埋葬在目前惹兰汉都亚附近国家体育馆及半山芭监狱原址一带地区，变成荒冢累累，跟乡团有关系或其亲属尚在者，在三四年开棺执骨，火化後骨灰置瓮，寄回中国重葬，入土为安；那些无亲无戚者，客死异乡，白骨长埋斯地。由于荒冢、孤坟乏人管理，历经雨打日晒，牛羊践踏，野狗扒挖，有的棺木暴露，有的金瓮破损，斑斑白骨，散露荒岗野草间，不忍卒睹。客家领袖叶亚石，叶观盛，张运喜与广府人领袖赵煜、陆佑等日击此情此景，顿生恻隐之心，为了一劳永逸处理侨胞善后殡葬事宜，遂发起成立吉隆坡广东义山，并著手向殖民地政府申请葬地，经过多年的奔波及筹划，终于获得政府首肯，于1895 年正式宪报公布，拨给吉隆坡Jalan Dewan Bahasa一块215英亩地段给义山作葬地，直至1902年，另拨地48英亩，使吉隆坡广东义山葬地增至263英亩。

广东义山虽然获得政府批准一块葬地，但成立初期，经费短绌，开山、筑路、建庙、建亭等工程，需筹募一笔巨大的费用，义山管理层，四出奔走募捐，获得各方热烈的响应。由于广东义山服务范围是跨方言群的，因此获得广肇会馆献捐4000元、海南会馆1000元、潮州八邑会馆600 元、惠州会馆480元、赤溪公馆280元，捐款数目不算多，但在义山管理的精心策划，撙节支出下，在1895年完成了建造福德祠与道路的计划，并开始启用葬地，以解决侨胞葬殡之需求。[16]广东义山的成立是客家人在公共社会福利事业领域跨方言群合作的里程碑。

五、后甲必丹时代客家领导权的衰落

甲必丹叶观盛于1902年1月17日去世，为了防止甲必丹职位落入广府人之手，客家人和福建人联名推举叶亚来之子叶韩进继任甲必丹，然而这一推举遭到英国殖民者的拒绝。英国统治者在20世纪初，已经在巴生谷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殖民统治，他们已经直接干预华人社会的内部事务，而且华人社会的述求可通过华人代表在雪兰莪州议会上反映，因此他们认为甲必丹制度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在1902年2月18日，甲必丹制度被正式废除。[17]

甲必丹制度的废除，也昭示着巴生谷地区客家人领导权的衰落。客家人领导权衰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客家人的经济领域主要限制在锡矿和农业领域，经济成分较单一，难以跟上当地时代的发展。

（二）客家人领袖出现年龄断层，在叶观盛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巴生谷地区的客家社群再未出现过一位强有力的领袖。

（三）英国殖民者更倾向于跟广府人合作，因为广府人在英国的另一殖民地香港已经被验证了其具备成为英国殖民统治者“以华制华”战略的配合者角色。

（四）广府商人势力的崛起挑战了客家人的领导地位。

在1904年，鉴于华人社会内部需要一个新的组织纽带，巴生谷地区的广府商人陆佑联合其他富商，发起成立了雪兰莪中华总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今天的隆雪中总）。中华总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巴生谷地区华社由甲必丹的威权模式向商业资本领导模式的转型。而陆佑，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了该会的首任会长。雪兰莪中华总商会自1904年3月20日成立其至1930年，先后被广府商人陆佑，陈秀莲，辛百卉，陆秋杰和陆秋泰兄弟把持，直到1930年领导权才转入福建领袖刘良颜之手。[18]

六、客家人帮群对巴生谷华人社会的贡献

客家人在巴生谷区域的开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仅是最早大批到这里开发的帮群，而且客家人在1859-1902年间实现了对甲必丹职位的垄断。英国史学家J.M.Gullick认为，从雪兰莪内战结束以来，叶亚来已经成为了巴生谷地区事实上领导人。

叶亚来把吉隆坡地区从茅屋（Rumah Attap）区,扩建到400多家店屋，这些主要归功于叶亚来及其带领的惠州客家人群体所做出的的努力。其实在1873年后，吉隆坡在内战的摧残下，已经变成废墟。很多人包括马来摄政王东姑古丁都劝叶亚来放弃吉隆坡，迁移到其他更好的区域。叶亚来及其惠州帮群坚持留守，克服了困难，完成了吉隆坡的重建工作。

在重建期间，叶亚来不仅从附近的芦骨，芙蓉（Seremban）等地，更从广东惠州，嘉应州等地招募了几千名华工，以帮助其在巴生谷以吉隆坡为中心的区域从事锡矿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厂工作。由此可见，从开发矿场，市政道路建设，到恢复生产，繁荣经济等，叶亚来都扮演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叶亚来的努力，无形中带动了吉隆坡华人人口的增长，同时一个以客家帮群为主的华人社会俨然成形。

客家人在19世纪末期巴生谷华社的形成时期，为当地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客家人甲必丹的威权领导模式对巴生谷华人社会的形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后期，随着客家人经济实力的衰退，其领导权不断收到广府人的挑战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打压，最终被瓦解，但是客家人群体作为巴生谷华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地落地生根，并在二战后重新崛起，参与领导独立前后的马来亚华人社会。

注释：

1.资料来源：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M].1989:5-9.

2.吴华.新马华族会馆史略[M].新加坡:长青印务社,1979:51,6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