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候百夫长犹自带铜声

李 雷

我们的新兵连，由三个新兵排组成，分别是防化连新兵排、警卫连新兵排、侦察连新兵排。三个排各住各连，一些科目甚至都不在一起训练。新兵连长姓郭，是防化连的副连长。后来，我和他关系非常好。不过，那都是我借调到机关以后的事了。他是我们师我所认识的干部中，最没有“派头”的一个。我几次跟他说：“你还是我新兵连长呢！”他似乎总是忘了这回事，以不太相信的茫然表情反问我：“是吗？”还有一回，他说：“那不算，那是各连训练各连的新兵，我就是个挂名的。”

“你是觉得我给新兵连丢人吗？”我开玩笑。

“那哪能。我是觉得你太优秀了。”他也是开玩笑的。

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这么融洽。

我在新兵连的时候，确实很少见郭连长，更不可能与他单独打交道。倒是常见我们侦察连的李连长。说见也不准确，应该说是听见。小型练兵时，我们几乎都是在李连长的歌声伴奏下进行的。《北国之春》是他唱得最多的，第二多的是《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有其他一些抒情歌曲，我现在能记住的是《小白杨》《两地书母子情》《我把太阳迎进祖国》。他的歌声优美，略带南方口音。《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稍稍豪迈一些，但他唱得还是很抒情。虽然那时候我才十几岁，但还是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出一点忧郁，特别是他唱“家兄酷似老父亲，一样沉默寡言人”时，觉得他就是那位家兄，不仅是字面上的不爱说话，更是默默承担一切的内心强大。

李连长的音色很好，优美清澈。周末我们洗衣服，手都尽量搓得轻一些，想更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当时大家都称赞他说：与阎维文比不了，跟郁钧剑还是不相上下的。也许有些夸张，可对于“唱歌是靠吼的”我们来说，能在身边听到那样专业的演唱，也确实是很难得的享受。

我第一次出公差，就是替李连长干活。周末中午，别人都在室内，我上肢力量不行，一个人在外面搞小型练兵。拉单杠，拉不动，大多时候就那么双手抓杠吊在那里。器械场挨着路。我吊在杠上，远远地看到通信员赵明利推着三轮车，连长扶着三轮车里一个立着的大纸盒子，朝连队这边来。我胳膊酸疼，就下了杠，想回去，走了两步，又回头看连长和通信员，突然发现连长对我伸出手，用手掌往下示意了两下。我不知道是啥意思，犹豫了一会儿，想继续走，刚走一步，赵明利大喊：“别走哇，连长不是让你等着吗？”赵明利也是新兵，我是二班的，他是三班的，都刚到连部不久。

原来是一套音响，宣传科配发的。推车到连部门口，我和赵明利把大箱子抬到连长的宿舍。不是很沉，但一个人抱着倒也吃力。另外还附有两个不是很大的音箱，装在一个小纸盒子里，连长自己搬着。拆开纸箱子，是一个一米多高的机器，记得最深的是机器上有很多按键，上方快到顶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显示器，而不是过去收音机、录音机的调旋钮，但是顶端仍有可以放唱片的圆托盘以及唱臂。插上电、连好音箱后，连长照着说明书不时地按一下某个按键，那个小小的显示器就会显示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调试了片刻之后，连长拿起话筒“喂”了一下，音箱就响了。我很好奇，一直在旁边看，连长也不管我，既不轰我出去，也不喊我看新鲜。赵明利收拾好纸盒子，开始咳嗽，给我使眼色，我只好跟他一起走了出来。关上连长的门，走了两步，赵明利说：“你真是没眼色，有活干活，没活傻待在那里看啥呀。”这时候，连长宿舍里已经传出了音乐声。从此之后，连长的歌就带有伴奏了。而那个机器，除了重要节日会搬到连队俱乐部外，一直都在连长宿舍。后来，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我发现别的连队都没有配发那么一种机器。我还问过赵明利。赵明利说，就是配发的，宣传科打电话到连队，还是他接的，他跟连长汇报后，要自己一个人去，是连长非要和他一起去的。那之后，又过了两年吧，就开始流行VCD、DVD机，连队也配发了，而且是各连都有。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李连长为什么喜欢唱那些歌。很多人都说他是想家。但歌词内容不对啊。比如《北国之春》《我爱你，塞北的雪》，都是说北方风光好的呀。许多年以后，我想，年轻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把歌词当作一种情感的寄托，但更多的时候，词不词的并不重要，曲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某种反复重复的事情里，找到了某种熟悉的、适宜的节奏，它能帮你面对一些什么或者摆脱一些什么，那就足够了。

我们整个新兵期间，李连长应该从来都没有到过新兵排，虽然新兵排和连部同住一趟房。偶尔我们早晨洗漱的时候，因为用的是连部的水龙头，会碰到他。有的时候，按照要求，早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要给他敬军礼。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授衔，他倒是认认真真回礼，后来下了老兵班有了军衔，他大多时候却只是点点头，不再举手行礼。他个头不高，应该是全连最白净的人，衣服非常整洁。当时他是上尉，还没有发马裤呢，但就是那种草绿色(稍旧一点，就变成了枯黄色)的常服，他也能穿出别样的利落，不像一般干部那样没有棱角，更不像我们这些新兵，里面常常塞上棉服，窝窝囊囊的。当时他应该有三十五六岁，下巴刮得光光的，但胡茬子的铁青色却无法掩盖。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话，但是老兵们似乎都很怕他。举个例子：两个人正在闹呢，如果是指导员路过，他们可能只会停下来，等指导员走后，继续闹。但如果是连长路过，他们就会立马严肃起来，该干啥的立即干啥，啥事没有的，也会彻底把之前的打闹终结。

下到老兵连之后，我注意到李连长甚至很少到训练场。就是到训练场，也只是在边上看着。我没有一点他训练的印象，甚至没有他整队喊呼号的印象。我的印象里，他只是晚点名的时候，在连部门口灯光的遥遥映照下，在连值班员整队后，走到队列面前讲评，或者是有的时候，指导员说完，问连长还有没有事，他说没有，或者就那么站着，也不到队列前，直接再说几句。他说话的南方口音要比唱歌时严重得多，音色绵软，偶尔也会夹杂一些常用的东北话，特别是能有效增强情感色彩的糙话。不过，这些糙话让他说起来，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滑稽感。许多年后，那些用港台腔唱东北调或者说东北土话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某种搞笑方式，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李连长，早就先知先觉地试验了这种南北语言的结合。

李连长的形象，与他的传说相距太远。据说他的家乡在西南边陲，也有人因此说，他爱唱歌且有一副好嗓子，就是因为在他的家乡人人都爱唱山歌。这当然是没有办法考证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战争打响时，他作为一个勇敢的少年，主动为部队当向导，枪林弹雨里穿行。之后，部队觉得他的作用很大，就让他入伍了。入伍当兵不久，这支部队撤了，轮换新的部队继续作战。新轮换的部队也需要向导，于是他继续担负向导的责任，穿行在火线。我们军区组织侦察兵到前线轮战时，他已经是副连职干部，又被调到我们军的侦察大队，主要还是负责地形方面的事务。等我们连作战结束，整场战争几乎算是落下了帷幕，他就跟着侦察大队来到东北。我们连作战时的刘连长得到提升，到团上去了，他接任当连长。

当时，我们有些人爱把他和侦察科的吕参谋相比。吕参谋那时候已经是少校。有一回连队在沙坑训捕俘技术，吕参谋到连部有事，从连部出来时，到沙坑边看了一会儿。一看，就觉得动作细节毛病多，就那么穿着马裤呢和擦得锃亮的皮鞋，给大家作示范，不但自己充当捕俘手，把假设敌扑倒，还自己充当假设敌，让捕俘手来扑他，以更好地体会动作要领。马裤呢当时只有校官才配发，无论在师部大院还是营房以外的整个驻地，都绝对是身份的象征。所以，吕参谋对训练的热爱，对战斗力的热爱，给两三茬甚至更多茬的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吕参谋在前线的故事，也被广泛传说，除了各种侦察细节，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被敌人悬赏过。悬赏的金额虽然各个版本不同，但大家都会觉得那只是数据上的出入，口口相传时有所损益在所难免，但悬赏本身必定是存在的。我当然不愿意和人辩论，不过总有一点怀疑，觉得敌人的侦察也不至于好到这种程度，连我们一个侦察参谋的能力都了如指掌，何况他满打满算在那里也就一年多的时间。相比之下，也有李连长被敌人悬赏的传言，可很多人不信。而我呢，偏偏又觉得他被悬赏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毕竟在同一作战方向深耕了差不多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暴露自己的重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至少我入伍之后，从未见李连长的家属到部队探亲过。但是关于李连长的家属，或者说是他的爱情，也有着很美好的传说：他第一次受到表彰的时候，省城的女大学生去看望部队，其中一个被他的事迹感动。他呢，则抓住了这个机会，两人书信往来，最终修成正果。他给我们当连长的时候，他老婆已经是一个省机关或者省会市机关的小领导了。

李连长虽然与我们近在咫尺，但他是一个活在我们身边的传奇。每当我们聊到他家属是个比他更有实权的官时，我们就会转变话题：早期作战行动频繁，当时他在别的部队肯定表现突出，不然不可能披红戴花受表彰，还被女大学生相中。于是，意见开始变得统一和明朗，那就是：李连长这个人不爱显，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低调。有了这个定调之后，就会议论新的问题：李连长的家属其实一直要求他转业回老家，为此他好几次放弃了提拔的机会，就等着在正连级上尽快达到服役年限，然后回老家夫妻团圆。大家这么猜测，也有自己的道理，因为我当兵的时候，他的上一任刘连长，大概已经是团参谋长或者副团长了；他呢，还是连长。当然，也有人宁可相信他得不到提拔，问题出在他的口音上，他在我们师孤身一人、一个老乡也没有，或者是因为他的倔强。不过，我还是相信跟他家属有关。

每个人都要面对日常生活。军人可能稍有不同，但也必须要面对。军人家属也一样。特别是经历过战争，迎来和平之后的那拨军人。李连长家属也许真的喜欢英雄，当战争进行之时，她没有给丈夫任何羁绊。但是，当战争结束之后，她当然有理由让丈夫回到自己身边。解放战争，包括朝鲜战争之后，无数浴血战场的老英雄都选择了回到家乡，有的甚至职务很高了，还是直接回到庄稼地里。百战归来再读书，我觉得这很符合一个热爱英雄的女大学生，或者女性知识分子的想象。更重要的是，我借调到机关后，真的曾经打听过李连长转业的事：他的确主动拒绝过提拔，只不过他给的理由是自己不愿离开侦察连。师里侦察科只负责师侦察连，及团下特务连的侦察排。所以，应该是要把他提拔到侦察科以外的单位或者科室，他没有同意。为什么不提拔他到侦察科呢？我个人觉得很好理解，因为侦察科是个小科，只有一个参谋编制，而当时吕参谋还在那里。

时间久远，很多细节都忘记了，甚至记不住李连长是在我当兵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转业的，只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冬天穿便装的样子。也不是对衣服有印象，而是对他脸上的皱纹有印象。应该是我从厕所回来，或者去上厕所的路上，看见一个人，站在连部前的砖铺甬道上发呆，看着前面不远的沙坑、更远的攀登铁架子以及架子上垂下来的攀登绳，也许他看向更远处，比如师俱乐部和师机关楼。在营房看到穿便装的人是极少的，总要多看一眼，我偷瞄了两三回，才确认是李连长。他也看到了我，笑着对我点点头。我突然意识到，他还是他，只是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多了起来。过去，他脸上固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忧郁或者忧愁，但始终保持着严肃、凌厉，甚至是骄傲。可那一刻，他没有了忧愁，也没有了骄傲，只有皱纹。他的笑不再像过去那样亲切和蔼，转而是一种羞涩，而那种羞涩于我来说是极不适应的。虽然来不及思考，当时我面对他的皱纹和那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羞涩，只感觉到淡淡的苦涩。后来，我想，过去并不见他有多少皱纹，也许是他的骄傲将皮肤撑平了，而脱下军装之后，他的骄傲也被剥离，就像皮球里的气被放掉，他开始干瘪，皱纹开始出现。

那次应该是他在家联系好工作以后回来办手续。听说他的工作的确安排得很好。

李连长转业之后，张连长从某团调来接任。他也参加过作战，以鲁莽和凶悍出名。从前线回来，他荣立二等功，并于当年复员回乡。但是，在地方上参加工作以后，他似乎很不如意，于是二次入伍，后来又提了干。

张连长的身高应该是一米七六以上，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体型彪悍，有肌肉，有络腮胡子，也有胸毛。虽然纪律要求他必须把胡子刮干净，但是那连及耳垂的铁青色，像是一个青灰色的口罩，仍然让人望而生畏。他与李连长不同，常常在训练场上走来走去，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特别是以班为单位组织训练时，他总能发现自己不顺眼的，嘴里嘟嘟囔囔，先是喊停，然后就开始拍人。动作哪里出了问题，就拍哪个部位，比如你踢正步时膝盖打弯，他就拍你的膝盖；你的脚尖绷不直，他就拍你的鞋。他只做局部的示范，比如给你示范绷脚尖，他就会一条腿站立，一条腿伸出去，脚尖不停地点，然后嘴里说：“这样，看到没有，这样你都整不明白？”大多数时候，会夹杂着糙话，表情介乎于恨铁不成钢和轻蔑之间。有的时候，他也会发火，对体会不了他讲解精髓的人说：“站一边儿去好好体会。”过了一会儿，他在其他班转了一圈，还会再过来，继续对这个人讲解，如果仍讲不明白，他就会把班长喊过来：“这个你得好好教啊，你得给他开个小灶啊。”

与凶悍外表不匹配的，是他的声调和语速。他的语速有点慢，虽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但总感觉他说话时是在字斟句酌。不仅如此，他说话的时候，还爱皱眉头和眨眼，好像是在撒谎，或者真的是在一边说，一边思考。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那只是他下意识的习惯。换言之，他才不会思考着讲话呢。

有一年外训，我们连驻扎在海边的邴家屯。当时，为了连队山上山下联系以及运送东西的方便，侦察科给连队解封了一台挎斗摩托。摩托车司机姓徐，因为他比我兵龄晚，我就叫他小徐吧。小徐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有点饶舌，爱热闹，到处插话，也不太讲究卫生，虽然人不坏，却因此有点遭人嫌。训练上也不是不能吃苦，就是脑子不太灵光，属于老是让张连长要求“站一边儿去好好体会”的那种人。后来就让他到猪圈房去养猪。不过，这个人也有点鲁莽与豪放之间不大好区分的性格。有一回，轮到他休假。他从老家回来的时候，背了一化肥袋子的人参，全连每个人都有，和他打过架的人都有，至少也是两根。正是因为这个事，后来让他开摩托的时候，有人怀疑他给张连长的人参不止两根。当然不止，我记得他给我的至少就有五六根。年底我休假的时候，都带回老家了。

我一直觉得张连长让小徐开摩托，首先是因为他的确会开，再就是他确实不是训练的料。让他跑通勤，一边兼顾着养猪，也算是人尽其才。此外，大家普遍认为连长与小徐性格上有相似性，就是两个人都比较“虎”。有一回，连长回营房办事，办完事，吃过中午饭，小徐开摩托送他上山，回驻训点。那一路真是风驰电掣。在驻地县城的东关，他们居然把师长的车给超了。关键是这两个人，居然没有一个注意到他们把师长的车给超了。师长当时的车应该是桑塔纳之类，在驻地小城，也算是较为显眼的好车了。师长一看，这个挎斗摩托居然把我的桑塔纳超了，这肯定是超速呀，就让司机追，想及时地批评一下，让他们注意安全。师长是到师理疗所去看望老同志的，一直追到理疗所，也没有追上。这一段路程，约为六公里。到了理疗所，震怒的师长就给师作战值班室打电话，之后副参谋长直接给驻训点打电话，批评张连长。即便这样，下个周一的师早班会，师长又重提此事，表示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管是撞了地方群众还是自己人受伤，都是不能原谅的。“又不是打仗，需要那么十万火急吗？”

张连长后来又出过一次事。我当时已经借调到机关了，听人说大致的经过是：上级有一个工作组要到师里来，为了搞好接待，管理科要把招待所重新打扫布置一下，招待所人手不够，于是经过协调让侦察连出公差。侦察连去了两个班，干活过程中，和招待所的兵起了点冲突，恰好这时张连长过去监督查看，碰到这种事，他觉得招待所的兵没有道理，在难为侦察兵们，于是就批评了招待所的兵。但是招待所的兵不服气，表现得不谦虚、不理智，张连长怒火一起，就随手摔了身边战士手里的一块抹布或者一把扫帚之类，发了脾气。恰好，首长也过去检查招待所的打扫布置情况，就十分恼火，觉得张连长身为干部，竟然和战士起冲突，没有形象，或者形象恶劣。而且，这事发生在工作组就要来检查之前，给师部的迎检工作抹了黑。

东北有句话，“不打馋，不打懒，专打不长眼”。也就是说，你在关键时刻犯的错，可能就要受到普通时刻同样错误加倍的处罚。张连长被要求在直属队干部会上作检讨，据说他坦然地拿着一张纸，缓缓地站起来，似有委屈又声情并茂地读：“我对招待所的兵说，你不要跟我比比划划，他仍然跟我比比划划，我说你再跟我比比划划，我就将你拿下，他还是跟我比比划划，于是，我只好将他拿下……”这一段话，如果用标准的普通话来读，不过就是绕口和啰嗦，但是换成东北话，把“仍”“将”字读三声，就会发现，他与当时如日中天的赵本山有某种神似，连台词上的写作技巧也越看越像了。这几句词，一度在好事者中广为流传。在我本人这里，更是随着岁月的烟尘历久弥新。二十多年过去，每次想起来，都是又想笑，又觉得不可思议。不只一个人对我讲起这段检讨词，以及他检讨时的表情和声音，我在脑海里能还原出场景。我想，很多人肯定都是在硬憋着笑，而副参谋长和直工科长一定气得肺都炸了。但是，我真的相信，他一定是真的觉得自己委屈。

这件事后，张连长就被调整到了团上。

张连长之后是王连长，王连长相当年轻，是直接从排长提拔为连长的。他是军校毕业后分到我们连的，原来不是我们师的兵。

他在连队当排长时，我俩的关系非常不错。周末，有的时候不是周末，我们也会在晚上一块儿打台球。他的台球技术非常好。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无话不谈。那时候，我因为要准备考军校，常常一个人在一间库房里学习，他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就去“打扰”我学习，和我聊天。我喜欢他来打扰。他给我看他对象的照片。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她还跟他到部队来过。的确是很漂亮。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演员萧蔷的那种漂亮，但要清纯、秀气得多。而且，她好像是在什么机关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属于硬件软件都十分过硬的对象了。

她去的那一次，带了他们家乡的空心面，在炊事班煮的时候，我还去吃过，确实非常好吃。那么细，居然是空心的，盛在碗里，似乎是坨了，其实没有。它没有北方面条强调的筋道，有些入口即化的意思。只记得他的新婚爱人很温柔，而他似乎比她还要温柔。一起待过两个晚上，闲聊天嘛，他总是滔滔不绝，兴奋但又要压抑自己不能太兴奋，就是那种拼命在女生面前表现自己的样子。但是，只要她说什么，他马上就会变得小心起来，声音也会跟着变得拘谨。如果她让他干点什么，他绝对不会再假手别人，都是不声不响地亲自落实，脸上洋溢着幸福。

他曾多次跟我表露过想要调回到老家，想当家门口的兵。因为他当时的表现极为优秀，无论个人军事素质，还是组织连队训练、参加各种活动，都很抢眼。我个人觉得他在我们师还是很有发展的。

他当连长时，我已经不再参加连队的工作，伙食关系还在连队，回去吃饭的时候也不是很多，常常因为到别的连队有事，赶上饭点，就蹭一口得了。偶尔回去，也觉得我俩的关系没有原来亲密了。我不记得他在侦察连当了多久的连长，后来，他真的就调走了。那时我在直工科，我记得当时的科长还非常惋惜，跟我闲聊时气得直骂。后来我也跟别人聊起过他，忘记谁说的了：“这小子，就是媳妇太好看了，不放心。”这话太刻薄。不过，我个人也真的感觉他把爱情和家庭，看得比别人重一些。

王连长之后是赵连长。赵连长是步兵出身，训练尖子提干。他原来是“奇袭‘白虎团’大功四连”所在团的战士，也许就是四连的兵也说不定。侦察连连长空缺出来后，应该是有首长推荐，才过来的。对于一个师来说，侦察连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专业分队内部有优秀人才，自然会优先考虑，如果真的一时青黄不接，从步兵里选，那也一定会慎重地选优秀人才。虽然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开连队很久了，但仍常常回去，和他也很快熟悉了。他是一个很客气朴实的人，我多次看见他在沙坑里练倒功，这是他们步兵连不训练的科目。我还见过他训练其他的侦察专业科目。事实上这些科目，他作为连长基本不会被考核。他主要的工作，其实还是管理和组织训练。而组织训练，只要有一支强有力的骨干队伍就行。但他就是希望能先把自己训练好。

有一回，他问我有没有连队建设的好建议，我当然没有什么建议。我问他，我们的“胆量训练”能不能恢复，这是李连长、张连长在时连队都要搞的，算是侦察连最有特色的招牌科目，但王连长在任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取消了。赵连长甚至都不知道这项训练，我告诉他具体程序：晚上让战士到营房外的靶场、火葬场，以及山上的公墓去找纸条。他很不解，我说这是那些参战的干部们一直主抓的训练，他表示可以考虑，但后来好像也一直没有再搞。至于为什么，我也没有再问，再问就有点烦人了。也可能是他没有向上级请示，也许是他请示了上级，上级没有同意。毕竟，这项训练存在管理上的风险，而当时很多领导都不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

大概就是赵连长任上，我被借调到北京某单位帮助工作，很少回部队了。侦察连也回去过一次，但和我相熟的老兵已经非常少了。颇有“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感。至于赵连长之后，是谁接任的连长，我也记不住了。

二〇一六年，或者再晚一些，我到昆明参加一个活动，下了飞机，一下子就想到了李连长。我对组织活动的老师说：“我的老连长就在昆明呢。”

“没事，安顿好，住下来，你就可以联系他。如果用车什么的，你也可以跟我说，到我们住的地方住，也没有问题。”

但我最终并没有联系李连长。除了因为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外，更主要的是，我更愿意他以一个传奇的形式，朦胧而鲜活地存在我的记忆里。

事实上，不光是李连长，张连长、王连长、赵连长，我都没有再联系过。他们延续了一个连队的历史，相对于一个时代，这段历史微不足道，但这段历史，我参与了其中，也就成了我的一段历史，所以久久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