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她的“余光”

张爱玲的看人看事叫“张看”，余静的读人读书不妨叫“余光”。

人可以貌相。第一次见到余静，觉得“扶柳弱质”这个词终于有着落了。他们夫妻都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余静话不多，温凉，人好像刚从早春里出来，一段草色春气一节一节地传过来。她的夫君如同刚点燃的篝火，又是冒烟又是着火，热气腾腾。有一年，我们共同出游，一路游山玩水，吃饭喝酒，余静说什么我全没记住，但是她先生指点江山的手势我始终忘不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搭伴去看拍卖会，她先生只是坐在旁边，余静倒像是美术教师，在给我们普及书画作品：你看这色彩，你看这用墨，你看这线条，现在的人都画不来了。她先生坐在旁边，过一会儿只是问一下，举不举？余静说，没意思。又过了一会儿，余静说，举，接着举。她先生便高高举起。两个人举了一幅画，满意得欢天喜地。他们两个都在报社工作，余静搞文化，夫君搞体育，两人走到一块儿让人难免想，人家这两口子搭配得好。

余静在报社做记者、编辑，总让人觉得浪费。新闻是速朽的伟大事业，从事它的人常常不满足，特别是搞文化的人，如果有立言的雄心，难免有在报社体验生活的感觉。我们见了面通常都会说，最近写啥？如果没写，彼此都觉得可惜。如果写了，立马肯定，对着呢，就是得写，抓紧写。果然，余静后来就开始写小说了。我看完小说，说，这超过了陕西百分之九十多的作家。余静认为是熟人的客气，我说不是，这得归功于报社的工作，眼界宽，有烟火气。余静的小说虽然写感情、写日常生活，但是不枝不蔓，结构的稳定显示了作者内在的定力。这显然是做报纸编辑留下的影响。报纸的编辑要有刀斧手的狠辣，敢砍敢削。后来她又为秦腔立传，我说，这是向章怡和先生迈进。余静认为我评价太高，我说，气质是难于模仿的。余静是文化记者，又是学艺术出身，如果艺术的挚爱不渗进生命，文学的表达是没有气韵的。

我马齿徒增之后，买书越来越不敢下手，知道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多能力读书，但是看见人推荐的书还是禁不住想买。人是需要陪伴的动物。读书貌似一个人的活动，可是没有别人的“烛照”，我们还是会像长夜行路，觉得茫然不知所措。我一直觉得帕慕克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作家。土耳其处在欧亚的交汇处，被自己的信仰、历史和雄心拖拽得气喘吁吁。中国也有自己独立的文明，也面临现代的冲击和回应，两个国家相似之处颇多，帕慕克的写作自然会给中国作家和读者许多启发。我买了帕慕克不止一本书，《我的名字叫红》每次读后都会心不少。可是我读到余静的解读，赶紧点赞。余静从艺术和信仰两条线切入，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信仰、历史对创新的禁限讲得清晰、通透，我读后感觉一下子就从隧道里出来了。余静梳理得简单，但是我知道这背后是有深厚的专业基礎做背景的。余静也画画，她也面临一个画家在传统和创新之间的两难，再宕开了说，也是她面对世界、人生变化的选择和坚守。所以帕慕克的故事她深有体会。

书话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周氏兄弟、叶灵凤、唐弢、黄裳等前辈都是书话大家。写书话的人大多出身作家或者编辑，作家能读懂作家，编辑和作家交往多。但是传统的书话写作，多的是见识和趣味，带有鉴赏的意味。余静的读书不是鉴赏，也不同于文学批评，而是与作家交换的生命体验，是个人思想的跋涉。她不满足于读懂作家，她要把自己也放进去。《记忆与梦境》实际上是余静和作品的互动、和自身记忆与梦境的互动，也是与一个小说母题的互动。这种阅读已经超出对一本书的欣赏，也是一个人的成长记忆。余静读《小团圆》，是作家在读作家，也是女人在读女人，更是心灵在探索心灵。我读《小团圆》也读不进去，连带影响我读张爱玲的所有作品，觉得都幼稚、做作。借着她的“余光”，看她对《小团圆》的欣赏，我又回到一个女人的角度，重新看待张爱玲，觉得依然尖锐、深刻、让人受伤。

写作是伤人的：伤身体、伤心。一个没有浓度和烈度的作家，一个灵魂平静安详的作家，作品注定是平淡的。余静写散文，是对她小说雄心的补充，也是她人生的休整。如果说她写小说像养虎，写散文就像养猫。她写小说，是照猫画虎。

（责任编辑：孙婷）

王朝阳 媒体人，在《收获》《人民文学》《美文》《散文》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多篇。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人民文学》新世纪散文家奖、《美文》报人散文奖、年度中国最佳散文等奖项。出版有《集体记忆》《丧乱》《我跪在故乡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