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快速定罪一个人会让我担忧

Farhad Manjoo

过去几周，我关注了南卡罗来纳州知名律师亚历克斯·默多（Alex Murdaugh）的谋杀审判。刑事司法制度对智能手机和其他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数据的依赖程度，令我困惑和担忧。我们都会受到自身携带电子设备不间断的紧密追踪，但这些设备产生的大量数据记录，并不容易被解释。

至于默多的这起案件，控辩双方在争论过程中都涉及了大量数据，而且双方都在讲述一个重要问题—在如此重大的案件中，数据记录可以举证什么或不可以举证什么—在我看来，陪审团应该也很难给出一个根本性的判 断。

他们显然做不到。我对他们的决定没有太大的异议，只不過，他们达成裁决的速度之快（只用了3小时），让我对司法系统处理这类数字证据的策略深感不安。

对于我们的电子设备喷涌出的大量数据，我担忧的部分在于，它们也许能够使犯罪过程清晰化，但也很可能同样轻松地模糊罪案的情况。

默多被判枪杀了其妻玛吉（Maggie）及22岁的儿子保罗（Paul），作案时间是2021年6月，地点则是其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科勒顿县家族豪宅的狗舍附近。此案没有目击证人，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凶器或者沾了血的衣物，谋杀发生在默多自家院中—他发现妻儿时触碰过他们的尸体，因此，在事发现场发现了他的DNA证明不了什么。

控方的论据有两大核心内容。首先是默多过往的欺诈行径—他承认从客户乃至律师合伙人那里窃取了数百万美元，并为了隐瞒自己的行为对几乎所有人撒谎，在这起案件中他也对警察撒谎。控方称，默多之所以杀死妻儿，是为了使人们不再对他的金融犯罪盯着不放，我对这样的理论深表怀疑，因为谋杀只会导致警方对他更加详细的盘查。

其次，控方利用大量数据重构了一份颇为紧凑的作案时间表。控方调取了玛吉、保罗和默多本人iPhone中的信息；他们和家人与朋友的通话记录；默多越野车的位置及速度数据；默多办公室安保系统的日志条目；公共道路上的车牌识别系统捕捉的图像；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应用上的交流记录；大量财务数据；以及默多报警和警方到达现场时留下的视频及音频记录。

当局会挖掘这些数据，以确定基本事实。比如某人于何时身处何地，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默多案的检察官声称，他们在数字记录中发现了许多更多深层的真相。但他们对数据的解读，有时候让我困惑。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在数据中找到了某些并不一定成立的推断，这让我愈发警惕当局可能会根据我们的数据编造出奇异的故事。

以受害者的死亡时间为例，验尸官称，死者是晚上8点到10点之间被杀害的。为了获得更准确的作案时间，控方重点强调了两位受害者的手机使用情况。熟悉保罗的人都知道，他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而保罗和玛吉的手机最后一次解锁均是在遇害当晚8点49分左右。控方据此认定，玛吉和保罗死于这个时间之后，因为此后的信息均未予回复。

这个死亡时间的推断，给默多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保罗当晚8点45分左右在狗舍附近拍摄的一段Snapchat视频录下了默多的声音，也就是说受害者死亡前几分钟，默多在犯罪现场。起初，默多告诉警方，他当时没在狗舍附近，那段Snapchat视频被发现后，他才承认自己去过那里。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撒谎，是因为服食阿片类药物成瘾导致的妄想症。

默多的iPhone没有记录他在案发当晚8点9分到9点2分之间有任何步数。然后，当晚9点2分，默多的手机记录下其一连串的活动，打了很多通电话，走了很多步。因为大家都清楚他也总是跟自己的手机形影不离，那么，之所以出现没有活动记录的一小时，控方认为这表明他有意将手机藏匿起来“制造不在场证明”。

拜托，此话当真？我看得出，若将其中一些细节在恰当的时间轴上排列起来，确实能够描绘出一幅足以令默多定罪的画面。但我期待的是，陪审团能花点时间思考其中许多数据应该有的那些完全无害的解读。比如，当晚8点49分，保罗·默多的手机电量仅剩2%—难道这不是足以让他暂时放下手机的完美理由吗？

研究发现，iPhone的活动计量还远远称不上完美。有时候，我明明在飞机上，我的iPhone却以为我在开车；我明明在车上，我的苹果手表却称赞我积极锻炼。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些设备精良到能够提供足以定罪的数据？

默多迅速被定罪，表明法律系统可能难以梳理清楚这些数据背后的复杂性。默多的辩护团队指出了其中一些问题，但因为技术本身就很复杂，其特性又很难解释清楚—可能还因为亚历克斯·默多撒谎的事实很难辩驳—他们的论点显然没有被采纳。

没错，如今，我们的设备能够捕捉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但解读相关的数据绝非儿戏。在默多一案中，控辩双方都颇为倚重数字记录，但案件盖棺定论时，我却感觉自己未能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陪审团并未做到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