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谷里的热带想象与植物缠绕

朱英豪

“放心，這些我都是用消毒水洗过的。来，你捏住这头。”

在坡上最顶层的简易廊屋里，陶姐从身后背篓里掏出新床单被褥，帮我整理铺盖。窗外大风怒号，偶尔还能听到隔壁小哥和家里媳妇用微信聊天，说今年嫁接完的荔枝苗，明年就可以结果了。

在这片方圆300亩新开垦的荒山里突然冒出来的几栋阁楼里，这位元江边上长大的水傣大姐每天背着布草用的箩筐爬上爬下，给住客换洗床褥，劈柴做饭，喂猪喂鸡，张罗着山地未来研发中心十几口子的一日三餐。时不时，身边还跟着一只不安分的小昆明犬。

拜赛先生所赐，民国十一年出版的《元江县志》虽然还有烈女传的篇章，却已经在用“陆海冷热空气交换”和“印度洋冷流”来科学地解释为何元江“多风之时恒在冬春之际”。

当然，他们也略带自豪地解释了这里为何“四季皆夏，九夏皆伏”。北方还是隆冬的12月，我驱车从昆明驶入昆磨高速，并在靠近世界第一高桥旅游风景区的地方拐向东南方，与奔流的元江（红河）并驾齐驱。驶入元江县街头，我领教了什么叫九夏皆伏，车里的温度骤然升到34摄氏度。外面的房地产和饭店广告牌，都不避讳以“热都”或“太阳城”自称。有人将元江和元谋、景洪一起，比作云南三大火炉。就连我深夜入住的酒店，也对此很应景。甫一开门，黑漆漆的房间尽头亮着一圈“焰火”—上一位入住的客人临走时忘了关麻将桌上的装饰灯带了。

从事民族生态学与农林复合系统生态修复研究的许建初教授坐在研究中心一栋灰瓦阁楼的客厅里，等候访客的到来。身后桌子上，放满了各种带有标签的瓶瓶罐罐。滇橄榄、牛角瓜、余甘子、芒果……那是他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同事挖掘多年的“富矿”—红河流域干热河谷的典型植物种子标本。而在另一侧的墙上，挂着植物学界一些和云南关系密切的老前辈的照片：胡先骕、冯国楣、蔡希陶……

一颗牛角瓜种子被剖开后露出毛茸茸的冠毛纤维，在罐子里躺着像一只“刺猬”。这种热带植物虽然在印度半岛、中国东南亚乃至波利尼西亚等热带地区都是原生，在国内却不常见。我第一次听说是在夏威夷，那边的里利奥卡拉尼女王喜欢它紫蓝色的花冠造型酷似皇冠，把它串成花环佩戴。而在印度神话里，它是用来供奉给湿婆神的。

古代中国人看待花冠却是另一个角度—牛角瓜的副花冠裂片比合蕊柱短，顶端向内，犹如蹲着5只可爱的小狗。相传苏东坡被贬谪海南，宰相王安石为其饯行，席间赋诗一首，诗中有“五狗卧花心”之句。苏东坡心想：五只狗如何能卧于花心？于是将此句改成“五狗卧花荫”。到了海南儋州后，他才发现的确有“五狗卧花”，顿觉后悔羞愧。

胡先骕先生被尊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在本刊上期的《两个被遗忘的“植物猎人”》里，他就是为在中国去世的植物猎人波尔登立碑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因为独特的生态和气候环境，云南是清末民初西方植物猎人云集的地方。但说到蒙自和红河地区，却不得不说一下爱尔兰人韩尔礼（Augustine Henry）。这位业余兼职做植物采集的英国驻华官员，工作期间采集了1.5万多种标本。这些早期的采集成果成为伦敦林奈学会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植物名录》（1886-1905）第一卷的主要资料来源。目前光英国邱园，采集者署名为韩尔礼的蒙自标本就有145种之多。

有趣的是，韩尔礼喜欢蒙自一带的植被变化，多于澜沧江地区。但他似乎不喜欢牛角瓜。也许是因为之前他被派往海南、台湾等热带地区工作多年，早见怪不怪了。相比之下，他更钟情于杜鹃花。在1898年6月8日写给邱园第三任园长戴尔（Wil lia mThiselton-Dyer）的一封信里，他讲述了当年1月从蒙自到思茅的18天旅行，“在红河岸边，木棉和‘丑陋的牛角瓜开花了。我们还发现了铁线莲、龙尾蕨、冬青叶梧桐和滇铁线莲等植物。经过塔朗后，我们穿过连绵的松林，观察到野孔雀。总体上，我们收集了大约30种开花植物。我们还和‘傈僳族‘掸族有过一些有趣的遭遇。在田江河谷，我们遇到了友好的瑶族猎人。一位‘傈僳族文人给了一些手稿，并给我们做了翻译。”

如果韩尔礼来到这里，他应该会为眼前的景象感到吃惊。和当年邱园的植物猎人为之工作的地方一样，这座“富矿”引入了来自喜马拉雅山区、东非高地和南美安第斯山区的一些特有植物种子。访客先是会被离人行道不远的一片“葡萄架”吸引。那是今年4月刚刚种下印加果的庄园，像极了卡拉布里亚盛夏的葡萄园，绿油油一片，星星果有五角的，也有六角的，个头饱满，宛如女孩挂在帷帐上的小香包。转过弯的入口处，一大片非洲猴面包树、南美仙人掌等热带植物扮演着迎宾的角色。随着海拔逐渐升高，撒哈绒、美洲牛油果、拇指橙等植物开始登场，包括印度紫檀、羊蹄甲、大树紫薇、爪哇木棉在内的行道树，正慢慢形成这里的风景线。

这里隶属迤萨镇，迤萨在彝语里就是“干旱缺水”的意思。“干热”河谷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少雨，以至需要雨水滋润的树木非常稀疏，树荫与树荫之间不能合拢连成一片。这种生态相对脆弱，一旦开发不当，植被就会被破坏，水土严重流失，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将频发。

干热河谷里的这种植被生态有一个专有名字，叫作萨瓦那（savanna）稀树草原生物群落区，是加勒比海泰诺语的借用词。世界上大规模的萨瓦那植被主要分布在东非南非、澳大利亚和南美雨林南北尾界。中国云南三江流域留存（不包括温带），是河谷型萨瓦那的世界级孤本。

稀树草原让人莫名亲切，因为它被写入了人类古老的基因里。最新的科学已经证明，当200万年前人类从东非大草原出走，他们居住的环境就是稀树草原，是它们最先哺育了最早的人类。

在离山地未来研发中心大概20分钟车程的元江河畔，就有一个专门的萨瓦纳生态观测站。作为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的下属站，它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接近理想状态的干热河谷萨瓦那植被生态群。

进入生态站需要翻过一条横跨元江的吊桥，然后徒步上山半个小时。桥刚修起来没几年，之前人们需要花半个小时坐铁皮船划过江—一旦雨季来临，就有可能被困在对岸数日而望河兴叹。

渡河之后，景色大变。观测站的工作人员、傣族小伙刀新明带我在山里穿行。红褐色的土壤、富含砂质和石砾或碎石、无处不在的霸王鞭和芦荟、稀疏的树木和旱生的草丛组成的植被，仿佛置身非洲南部草原。穿过一片芦荟花丛，我的脚一下子踩到了一块看似有字的断桥石板上。弯下腰仔细查看，才发现那竟然是一块古石碑。碑文因剥蚀已漫漶不清，但大致能读出是清代元江军民府颁布的乡约民规。石碑桥边上一汪池水，是一口塌陷的水塘。原来，这个保护站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叫南昏村的村旧址。因为观测站的建立，包括小刀家人在内的村民被要求搬到河的对岸重建家园。斯人已去，徒留残垣断壁、石碑石槽，以及依稀能辨的上山小径。

在蒙自采集植物时，韩尔礼经常倚仗一位叫老何的本地人，他常在信中称他为“最诚实最勤奋的”。在老何因为疟疾去世后，韩尔礼按照向发现新植物的人致敬的传统方式，用红河鹅掌柴（鹅掌藤）的拉丁命名来纪念他。

鹅掌柴是小乔木，可以高达10米。也许是因为海拔太低，在保护区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乔木，但看到了一棵低矮的元江柄刺果。我不认得这种树，边上的一块牌子告诉了我：柄刺果是元江干热河谷的狭域特有物种，也是原生季雨林的建群种，是植被恢复中的重要标志树种。由于生境炎热干旱，历史上的过度砍伐，种群更新十分困难，属濒危状态。

这些都是人们对消失的人或者植物的纪念方式。如果消失的是一个历史村落，我们是否也应该做一些主动的纪念，让后来者能知道这片土地曾经的历史，而不只是留下会被踩在脚下的碑文呢？

小刀带我去看林子里一棵50 0年的芒果古树。它如今依然郁郁葱葱，但树底下过去纳凉集会的小空地广场，已经快被地面上的草木侵蚀殆尽。在去往实验基地的路上，我们碰到几个捡落叶的村民—其中包括小刀的母亲。他们把一片片羊蹄桉树的落叶拾捡起来，放进某个上面写着“缅甸大米”的塑料口袋里。这些叶子非常稀少，他们一天也捡不到多少。获取它们，是为了检测在不同环境下，植物叶片的温度调节机制。

山林里一片寂静，让人难以想象过去这里曾经住着几百户傣族人家。站在半山腰，小刀用手指了指河对岸的一座山峰，上面有一块光秃秃的平地。那是他们南昏村整体搬到對岸后的第一个村址。刚搬过去不到两年，雨季时爆发了泥石流，把整个村子都冲垮了。“泥水没到我的膝盖呢”，他回忆那时候的骇人场景。于是，村民们只好再次搬迁，现在他们被安置在山下的二级公路边上。

1909年，《四千年农夫》的作者富兰克林·H·金博士来中国取经，在工业之变中探寻东方农业永续的奥妙。他在书中写到，古代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轮作豆科植物，但并不知晓背后固氮增加土壤肥力的科学道理。元江南部普漂社旧址上居住的水傣先民们，也只是凭借千百年来与大自然打交道而习得的经验，挑选了这片风水宝地安顿自己的子孙后代。南昏村的两岸植被，让人想到高黎贡山的东西两面，东边是亚热带，西边几乎是热带。生态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除了山体阴阳面的光照之外，造成这种差异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就是岸北有一个自然形成的缓坡度，它犹如一个天然的池塘，可以尽可能地储存水分，非常利于植物生长。

回来的路上，我在荔枝园里碰到了干活的生产队长李翠兰。头天夜里刚下完雨，是施肥的最好时间。我问她，这山谷里这么多全球各地的植物，最喜欢哪种？她答是爪哇木棉。因为开花的时候，花絮不会像本土木棉那样爆开，飘得到处都是。但从外形上，她还是喜欢当地木棉更艳丽的花色。

别以为爪哇木棉是新品种，它早就入诗入画，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那位被谪海南的苏东坡，为感谢当地黎人用木棉絮为他弹了件衣服，还作诗酬谢：遗我吉贝衣，海风令夕寒。那吉贝，正是南洋方言Ceiba的音译，如今也成了拉丁植物名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