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译论当代阐释的路径探析

唐瑛

摘 要：中国传统译论不乏经典、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但呈现经验式、话语式等特征，缺乏理论创建意识，因此阐释和转化中国传统译论译思成为当下建构中国译学体系的重要任务。作为中国传统译论当代阐释的典范力作之一，《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突破了对钱锺书“化境说”及其研究成果的综述、阐释、评价和应用，通过“以钱解钱”与“以钱证钱”相结合、译论与译艺相印证，提出了全译“化境”实质论，建构了以全译事实为基础、以求化原则为指导、以求化过程为导向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深化和丰富了钱锺书的翻译思想研究。

关键词：全译求化机制 中国传统译论 翻译理论

中国传统译论源远流长且一脉相承，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富有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意蕴，成为珍贵的译论遗产。其中，钱锺书的“化境說”常被置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1][2]，或被视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时期的“十大学说思想”之一[3]，备受学界不同层面和视角的阐释、赏析和运用，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但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数量有限。余承法教授的新著《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是继于德英《“隔”与“不隔”的循环：钱锺书“化境”论的再阐释》[4]和杨全红《钱锺书译论译艺研究》[5]之后的第三部力作。这三部著作呈现了不同的研究路向和重点。于德英基于阐释学路向，以“隔”与“不隔”为线索，打通了钱锺书学术、诗学思想与翻译思想之间的联系，对“化境说”进行了古今融合、中西对话的阐发，是中国传统译论理论阐释的重要成果。杨全红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了散见于钱锺书著作中译论、译艺的论述，精心绘制了钱氏译论和译艺的全貌，综述了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与品评，是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整理和述评的重要成果。余承法在前人述“化”、释“化”、评“化”的基础上迈进了一步，基于对钱锺书“化境说”内涵和实质的充分诠释，借助自建的“钱锺书作品全译语料库”，从钱氏译艺中探索出一个求化机制体系，实现了全译求“化”行为和入“化”境界的有机融合，是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化阐释和创造性转化的典范力作。

一、释全译“化境”之实

《全译求化机制论》是作者继出版《全译方法论》[6]之后推出的第二部全译研究专著。该著主要内容分为两大板块：释化和求化，“前者是前提与基础，后者是重点与核心”[7]。在释化部分，作者聚焦于论述两个问题：建构全译求化机制的必要性以及“化境”和全译的关系。

作者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心梳理，分门别类地总结归纳了各派核心观点。从探、解、辩、评、用五个维度总结了“化境说”的聚焦研究成果，从“化境说”与“信达雅”“神似论”“不隔论”“功能对等论”“西方结构主义翻译理论”“鲁迅的翻译思想”“许渊冲的翻译思想”的对比总结了“化境说”的比较研究成果，从搜集和整理、阐述和评价两种方式总结了“化境说”的总体研究成果。该著对“化境说”研究综述客观、全面、清晰地呈现了现有学术成果的谱系图。基于此，作者总结了现有研究“十多十少”的不平衡现象，并提出宏观思考和微观考证相结合、逻辑推演和事实挖掘相支撑的研究理论。作者弄清研究现状，明确现存问题，提出改进方法，凸显了建构求化机制的必要性。传统译论具有经验式、话语式等典型特征，缺乏理论创建意识，对传统译论的继承和发展需包含内涵阐释和体系建构，兼顾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罗新璋曾提出“译艺求化”[8]对我国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性，作者积极响应这一呼吁，基于多年全译研究和“钱学”研究的积淀，致力于“求化”这一核心命题。

作者进而辩证地分析了“化境”和全译的关系，提出全译“化境”实质论，详论全译的本质体现为“化”。一方面，他从全译定义的演变和全译行为的特征发现“化”为全译的核心和精髓，“全译求极似，求似就必须化解矛盾，渐化原文内容，化生译文形式”[9]。另一方面，他通过对钱锺书“化境说”中“化”“境”追根溯源，勾勒“化”“境”语义演变的轨迹，对钱锺书经典译论开展点面结合的剖析，考察“化”的内涵、求“化”方法与核心概念在钱锺书翻译思想体系中的定位，将“化”的基本内涵凝练为“事物的量变质保……译文对原文的形变实存”[10]。基于上述两方面研究，作者指出“化”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标准或理想，论证“化”为全译最高标准与最高理想的通约、全译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全译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全译保真与求美的结晶以及原文与译文艺术价值的共现。该部分对“化”进行说文解字和多维考证，揭示了“化境”和全译的关系，挖掘了“化境”的多层内涵，确保了“求化”概念的合理性。传统译论话语“化境”和当代译学术语“全译”因“化”而联姻，这为建构全译求化机制做了充分准备。

二、寻全译“求化”之径

该著的第二部分主要内容为求化。全译“化境”体系的建构“以求化原则为指导、求化过程为导向、求化机制为关键和核心”[11]。作者首先论述了全译求化的原则。全译的内在规律为极似律，极似包括意似、神似、形似，分别对应译文与原文“在语理意义、语表形式和语用价值上的极似”[12]。基于这一内在规律，作者提出了语用价值优先、语里意义次之、语表形式第三的全译求化三位一体原则。全译求化原则的提出紧扣定义，发掘规律，遵循学理，体现了建构全译求化机制的科学性。

确立了全译求化原则后，作者通过自建“钱锺书作品全译语料库”，并结合自己二十余年来全译研究和“钱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建构了全译求化机制。全译求化机制是指“人和/或机器因原文语用价值再现和语里意义传达之需，对原文的语表形式进行数量增减、位置移动、方式变换、结构分合时遵循的原则、执行的程序、运用的策略、采取的手段方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行为，包括单一机制和组合机制”[13]。单一机制包括7种，即等化、繁化、简化、移化、换化、分化、合化；组合机制包括15种二合机制、20种三合机制、15种四合机制、6种五合机制、1种六合机制，共57种。单一机制针对某一语言单位，聚焦某一求化手段，侧重某一求化方法，每种单一机制都从内涵、理据、类型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透彻、深入浅出的阐释和例析，内涵界定包括术语由来及其定义，术语由来涉及概念溯源和相关研究述评，定义涵盖内涵和外延。作者采用“两个三角”的翻译研究思路，对每种单一机制的运用理据进行表、里、值、语、思、文六个视角的分别考察和“两个三角”的综合考察，并对每种机制的类型划分都以操作为根据，辅以对语料库中译文的详尽分析，呈现出以可操作性语言单位为参照的层级性。组合机制围绕两种及以上求化手段，对两种或多种求化方法组合运用。作者首先基于机制间性，从理论上解释了组合机制运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机制间性即“全译求化单一机制在操作中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关联性”[14]。他紧接着通过对自建语料库中四个典型文本的数据统计分析，从事实上证明了组合机制存在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全译求化组合机制的建构基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理据充分，数据直观，译例经典。

该著对钱锺书的“化境说”和全译求化机制体系进行了深度融合，“以钱解钱”“以钱证钱”是贯穿全文的论证方法。一方面，在构建全译求化机制单一机制和组合机制的过程中，作者对每种机制的界定都以钱锺书的译言和译论为佐证；另一方面，作者从语料库中选取了235条译例，分析和解释每一种求化机制。这种论证方法加强了全译之“化境”标准和理想与“化境”之全译实现路径的融合，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操的路径，实现了钱氏译论译艺的互动考察以及全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相互渗透。

三、入全译“求化”之境

该著是一部具有“长度、宽度、高度和厚度”[15]的著作，以丰富的译例分析、通俗易懂的语言、严密的逻辑论证阐述了全译求化过程和机制体系，既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化阐释和创新性转化提供了范式，也为全译实践中如何求“化”入“境”提供了操作程序。译论译艺相互印证，理论实践融会贯通，真正实现了全译求化的“打通”之境。

该著在提炼概念、创新术语方面具有教科书般的参考价值。在建构全译求化机制的过程中，作者对重要术语都从词源、术语提出、意义演变、相关概念辨析等方面进行了纵跨古今、横贯中外、多学科多视角的考察。例如：作者对“化”等核心术语进行了文学、美学、哲学等多学科考察以及内涵、外延等意义阐释，对“等化”“繁化”“简化”“移化”“换化”“分化”“合化”等七个关键术语追踪探源，考证了它们在翻译学领域的首次提出及内涵演变，并分析了它们与国内外相关概念的异同性。由此可见，该著对概念界定和术语创新建立在古今、中西、学科打通的基础之上，厘清了术语的发展历程，提炼了共性特征，辨明了精神内核，避免了对术语内涵进行僵化与断章取义的曲解和误解。

作者一直从事翻译实践，深耕于翻译本体研究和“钱学”研究，站在本体论的高度，深度挖掘了“化境”包含的丰富内涵，精准解读了“化境”的理论精髓。正因作者實现了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该著将“化境说”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他没有简单地把“化境”视为一种标准或理想，而是将其置于钱锺书翻译思想之中，并且将钱锺书翻译思想置于“钱学”体系中，将“钱学”放在古今、中西、学科“打通”的学术背景中，探究了“化境”及其相关概念的虚涵数意，从而论证了“化”不仅是全译转化的精髓，更是全译的本质。他将“化境”放置于全译本体研究的框架之中，融汇于对钱锺书的译论阐释和译艺赏析之间，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在该著中，宏观思考和微观考证有机结合，逻辑推演和事实挖掘相得益彰，“化”之径和译之“境”得以通解，传统译学概念之“化境”和当代译学范畴之“全译”得以融合，“化”“诱”“媒”“讹”的概念也渗透于全译求化的过程中，并且一脉相通、彼此呼应。

四、结语

全译求化机制建构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上，生发于对钱锺书译论译艺的深度解读之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阐释中国译论，运用中国译论解读中国翻译实践，经由人文解释辅以科学的量化研究，既有理论研究的高度，又有实践指导的效度。该著践行了“贯通中西，整合、转化、创新，铸就中国译学话语体系”[16]的使命，充分挖掘和丰富了钱锺书“化境说”的内涵和价值，将其与现代译学理论深度融合，赋予其新义和活力。稍许遗憾的是，对全译求化机制及其操作手段和方法分析较多，对译作的接受和传播效果较少提及。依据该著提出的全译求化过程，其终极目标是“打通”——“打通”原作和译作、“打通”作者和译者、“打通”译者和读者、“打通”作者和读者、打通原语世界和译语世界。缺乏翻译效果的评价，这一终极目标是否通过全译求化机制得以实现便无从得知。瑕不掩瑜，这点不足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全译求化研究的空间和生命力。《全译求化机制论》是作者多年来深耕于翻译本体研究和“钱学”研究的结晶之作，建构了“化境说”理论体系，同时也彰显了翻译研究打通、融合的“求化入境”学术精神，值得向学术界推荐。

（作者单位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