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群体异地城镇化的社会融入研究
——以河北省辛集市为例

李鋆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0）

1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不断扩大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镇就业，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外来务工群体——“农民工”。顾名思义，该群体兼具农民与工人两重属性。这并不是一个新近的概念，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都是兼业的，农闲时去做工一直都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1]。而如今的农民工则更多突出的是其工人的身份，通常以做工为主，无工可做时才选择回乡。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的扩张导致大量可耕农田减少，更加重要的是外出务工能够创造更多的收益。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 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7 172万人，比上年增加213万人，增长1.3%[2]。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辛集市的大量外来裁缝工人正是这庞大农民工群体中的一部分。皮革制衣产业一直是辛集市的主要产业之一，素有“中国皮革皮衣之都”的美称。因其较低的生活成本和较高的制衣价格，辛集吸引了不少来自安徽、江西、四川等地的制衣工人。他们大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以夫妻或家族为单位前往当地寻求生存机会。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流入地会经历怎样的适应与融入过程？还有一些工人经过积累和个人职业的发展规划，也效仿起当地的工厂模式，纷纷组建起栖身于村落之中的小作坊，进而逐渐扩大规模。而这些工人到老板的身份转换何以可能，身份转换之后对自身，原有群体和当地市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笔者产生了以下理论思考：裁缝群体遵循着怎样的社会融入路径？身份转换之后是否会带来融入路径的变化？文章将运用“半城市化”概念，结合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流动裁缝群体的融入与分化。

2 流动裁缝群体社会融入与分化的表现与特点

2.1 从单人进城到全家人进城

2.1.1 手艺传递

20世纪90年代开始，裁缝手艺成为初入社会的农村青年竞相学习的香饽饽。相较于其他手艺，裁缝在那个年代属于简单易学，不辛苦还很挣钱的行当。一般上了几年学之后父母也会鼓励孩子去学，要么跟在熟人介绍的师傅后面学，要么进入当地的服装培训班，待学成之后便一个人或结伴前往目的城市。这些刚学成外出的通常都是还未成家的小伙子，一般在流入地的交际和资本也很有限，到了该成家的年纪还是会选择老家的姑娘，这个时候便出现了手艺传递。也就是说成家之后女方会跟着男方外出做裁缝，无论其原先是做农活儿还是手工活儿，到流入地跟着丈夫现学现卖。

此外，这种传递不光发生在夫妻之间，在兄弟姐妹之间也同样适用。往往在流入地的小工厂里，会有多个亲戚团体的存在，在居住方面也都是集中在一起。其实这种在当地以亲戚圈为主的生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外来人口社会交往的闭合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入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笔者发现，辛集市相当一部分的外来工人，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通常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入工厂便自动成为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一件衣服的整个工作流程。并且在有些工厂内存在着多个家庭工作小组。而在居住形式方面，也是一家人或者关系亲近的人共同租住在一个院子里。这种集体形式的在当地工作和生活，减轻了以个人为单位生存的不安与陌生感，更能促进外来人口在当地的融入。

2.1.2 社会政策的放宽

外来人口的增加不光是依靠同乡之间的信息传递就能实现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政策的放宽给务工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世纪初期，外来人口需凭暂住证才能留在当地，并且不定时的还会面临着盘查，非常不利于务工者的向外流动。河北省为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规范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于2012年3月1日起施行了《河北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定》。另外子女教育方面，石家庄市也联同市教育局、市公安局等六部门出台规定，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报名入学时，必须持有监护人双方及随迁子女本人于入学当年5月31日前在公安部门办理的居住证[3]。

教育政策的放宽让更多的外来人口可以将子女带在身边，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父母也通过学校的媒介有了更多的社区参与。而这种从单人进城带动全家人进城的例子在当地屡见不鲜。

2.2 工人变老板的阶层流动

市场是动态的，裁缝群体也并非一成不变。最初到当地都是从工人做起，经过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成为了车间管理，更加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有自己当老板的“野心”。而这光有“野心”是不够的，还需要积累相当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他们是敢于跳脱出同乡圈，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先行者，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混得开”式的融入。

2.2.1 对原有群体的影响

成为小老板是需要相当的机遇和魄力的，这群人从原有的工人群体分化出去，很难不对停在原地的人产生影响。在一次与张老板同乡的工人闲聊时谈到对其的看法：“这个人鬼点子多，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娃娃，也不好好学手艺到处混，那时候好多做不来的事还找我们嘞，东窜西窜的在这里找了个老家的媳妇儿，没做几年手艺就开始搞厂……”当被问及是否会去他厂上做事时则持否定态度。可以看出，对原有群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落差，对于比自己晚到当地的后生做出了更大的成就，会有一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小老板们实现了社会地位的爬升，而工人群体依旧停在原地，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使原有群体渐行渐远。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充满力量的，个体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每一个场域中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任何统治都隐含着对抗[4]。如若工人进入老乡或者熟人工厂，二者便形成了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从原先同级的工友关系转化成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这其中的力量表现为一种“谁都不服谁”的暗自较劲。所以工人则更不愿与同乡熟人小老板处在同一场域将这种不对等暴露并放大。

2.2.2 对当地行业市场的冲击

“安徽的老板是最坏的，把工价压低，压榨工人……”这是在与一位安徽籍工人的闲聊时听到的。可以看出，在工人看来外地人工厂形成了一定规模，对当地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造成这种影响的当然不止安徽籍老板，来自其他地区的老板也发挥着作用。有一种说法是南方人精明，北方人率直，不同地区的人心性也不一样。像来自于安徽、江西、浙江这些南方地区的人在北方地界做生意，不同的脾气禀性展现在经营理念上。正如上面那位工人所说，存在相当一部分老板恶意压低工价，市场上的其他工厂也纷纷效仿，这也让工人们感叹手艺不好做，一年不如一年。此外打破市场平衡的还有类似于去其他工厂“偷样子”的恶性竞争行为，这样的案例多发生于同乡工厂之间，一是这样的工厂好进入，二是同乡之间的竞争意图更迫切。

3 流动裁缝群体阶层流动分化与社会融入差异的归因分析

王春光的“半城市化”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这一概念确切地表达出流动人口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化现象。呈现出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完全性，其特征是：农民虽然已从农村迁往城镇，但其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仍处于不完全的阶段，以及在住房等其他领域都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公民一样的待遇，更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无法真正地与都市生活融合。这里的半城市化更多的指向为学者定义的社会融入诸方面的个别层面融入，如依照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的递进关系融入。可以说大多都停留在经济融入层面，因为辛集市作为一个县级市，以皮革生产作为支柱型产业，其城市规模远不如北京、上海的那种大都市，消费水准等方面也基本与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基本持平，所以不存在有经济方面的差异带来的融入困难问题。而且在经济收入方面远比老家高出好几个层级，富足的收入能够带给流动人口更多的幸福感和融入感。对于外地的小老板而言，他们的融入层级可能会达到社会层面，毕竟他们是一种“混得开”式的融入，这种“混得开”是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本作支撑的。

而在这里对裁缝群体而言，他们的半城市化更多的是一种行业内的融入。裁缝手艺是当地市场需要的，工人穿梭于各个工厂之间，可以很自然的询问到自己想要了解的情况。各厂服装的做法技艺也都大同小异，进入一个工厂无需再面临着适应的问题，很迅速地就能融入进车间这个场域。手艺是通用的，以手艺作为融入媒介无疑能更多地减少疏离感。其实探讨融入问题，不光要考虑客观因素，也要结合他们的主观意愿。流动人口是否愿意融入当地社会是值得考虑的。大多数流动人口都呈现出一个季节式流动的趋势，每年只在旺季来此工作，租有固定的住房，有固定的工厂或联络人。这样的要么是单人要么是夫妻群体，对他们而言，是否能融入当地社会显得不甚重要，只要能在当地有一个迅速投入工作的条件就已知足。而对于那些拖家带口的，子女在当地接受教育的，他们对于融入的主观意愿更强烈且有必要。

流动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重构他们社会网络的过程。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由于互动而产生的较为稳定的关系体系，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社会互动会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关系可分为强、弱两种类型，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5]。对于辛集市的裁缝群体而言，同乡之间是一种强关系，通过同乡的介绍来到此地结识当地的工人或老板靠的是一种弱关系维持。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二次建构社会网络的基础是乡土社会中的初级社会网络，进而不断建构次级社会网络。通常认为初级社会网络的构建是出于“情感性动机”，次级社会网络的于“工具性动机”，但这样一个流动群体，他们与同乡的初级社会网络建立联系主要是想利用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工具性动机”。他们的次级社会网络构建也是有选择性的，通常要看是否可以达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城市居民或者流动人口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引起两者之间资源的流动，会造成双方的收益不平衡，这时收益少的一方就对收益大的一方产生了期望，而收益大的则对收益小的有一种义务[6]。

社会网络的成功建构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借用林南的观点：社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或者说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7]。相较于裁缝工人，裁缝老板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他们社会资本的获取也多是带有目的性的。凡是对他们经商有益处的，这样的关系都会去拓展。类似于皮革展会、服装博览会等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扩大社会资本的时机。交往范围也是一种资本，如果过于狭窄则意味着资本缺失[8]。基于此裁缝老板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经商本就是个不进则退的过程。当然交往范围的逐渐扩大也带来程度更高的社会融入。

4 结论

结合以上研究发现，辛集市的外来裁缝在自身的职业发展过程中分化为工人和老板两个群体。两个不同群体不止表现在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融入程度不同。裁缝工人小富即安的生活态度让他们保持在经济融入的层面，裁缝老板渴望获得更多的财富，也促使他们主动去拓展社会网络并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其融入也包括了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而不论是裁缝工人还是老板，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都是围绕着制衣展开的，其融入也是一种基于行业内的半融入。而探讨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不光要考虑客观因素，还要结合他们的主观意愿，因此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主要从劳动保障的视角切入。流动人口的权益得到保障了，幸福感提高了，他们对于当地社会的融入也更主动和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