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功能区粮食安全水平的时空差异及障碍诊断*

罗海平，王佳铖，胡学英，李卓雅

（1.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昌 330031；2.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118）

一、引 言

我国实行基于功能分区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2003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政策措施的意见》，将我国31个省（市、区）划分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并基于资源禀赋和粮食生产差异细分了粮食生产任务。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中指出，“主产区要努力发挥优势，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强调了粮食功能区在粮食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国学者针对三大功能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首先，关于功能区的划分，学者认为划分粮食功能区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生产、加工、运输优势，从而加速我国粮食供需平衡格局形成（曲福田等，2008）。其次，关于功能区的粮食安全保障，学者从粮食生产、供给、获取等方面对划分的功能区展开针对性研究：第一，针对主产区的研究主要从粮食安全贡献度（陈璐等，2017）、生态安全（罗斯炫等，2020）、灾害周期（田志会等，2019）、生产效率（张凡凡等，2019）等方面展开。其中，罗斯炫等（2020）认为主产区作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主力军，尤其需要协调好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第二，针对主销区的研究主要包括利益补偿（马彪等，2019）、粮食自给率（王跃梅，2016）、责任分担（何蒲明等，2020）等方面，如马彪等（2019）认为由于粮食生产存在高投入、低利润属性，大量粮食调入的主销区应对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第三，针对产销平衡区，大多学者认为该功能区应继续保持粮食产需平衡，并适当分担粮食安全责任，减轻主产区的粮食调出压力，实现我国粮食安全平稳发展（宋戈等，2018；华春树等，2021）。再次，关于粮食安全水平以及区域差距的测度，学者主要通过综合加权法（姚成胜等，2015）、熵权TOPSIS 法（高延雷等，2019）、耕地压力指数法（罗翔等，2016）、DEA 模型法（张凡凡等，2019）等方法评估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并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罗海平等，2020）等方法测算其区域差距，如罗海平等（2020）利用DEA模型法测算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效能存在“北强南弱”的空间特征，并利用泰尔指数发现产销平衡区内的粮食生产效率存在较大差距。最后，关于粮食安全阻碍因素，学者主要应用障碍度模型（姚成胜等，2015）、结构方程模型（王瑞峰等，2020）等方法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探讨粮食安全问题时，通常以单一功能区或以整个中国作为切入点，完整性和差异性方面仍存在进步完善空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不断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确保产销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说明三大功能区拥有各自的粮食安全保障任务。因此，从三大功能区角度切入，有利于全面认识我国粮食安全状态，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粮食生产安全、粮食供给安全和粮食获取安全三个子系统构建粮食安全评价体系，采用综合加权法、泰尔指数法考察2000～2018年三大粮食功能区粮食安全水平的时空演化及空间差异，并利用障碍度模型探究粮食生产、供给、流通中的潜在风险，以期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相关政策参考。

二、研究区概况

粮食主产区是指气候温和、土壤条件良好、地理位置优越，适合种植农作物，且具有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的重点粮食生产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区）。主产区总面积为3.768亿公顷，耕地面积为8 883.4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65.9%。2020年末，主产区粮食产量为52 597.5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8%，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承担了主要责任。

粮食主销区是指二、三产业较为发达、经济发展水平高，但粮食产量低、粮食需求缺口大的粮食消费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7个省（市），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该区域总面积0.477 亿公顷，拥有耕地共747.8 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6%。2000～2020 年，主销区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至不足全国总产量的10%。

产销平衡区是指粮食生产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的功能区，包括山西、宁夏、青海、甘肃、西藏、云南、贵州、重庆、广西、陕西、新疆11 个省（区、市），主要分散在中西部地区。平衡区占地面积为5.379亿公顷，耕地面积为3 846.9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8.5%。近年来，平衡区的粮食产量保持在11 000万吨以上，约占我国粮食生产总量的15%～20%。

三、研究方法

（一）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粮食的概念由来已久，但仍未形成共识。国外学者认为粮食包括谷物、淀粉块茎（木薯、马铃薯、甜薯、红薯等）、糖类、豆类、坚果、油料、蔬菜、水果、刺激物（咖啡、可可豆、茶）、调料、酒类、肉类、食用蛋白、动物脂肪、奶类、蛋类、鱼和海产品、其他水产品及其他，共18类，而国内学者则更加注重传统食物，将谷物、淀粉块茎和豆类认定为粮食（周强等，2011）。类似地，国内外对粮食安全的定义也有所不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1974年首次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随后，粮食安全委员会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对粮食安全概念不断补充，并于2012年将粮食安全最新界定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所需的物质和经济条件”（张元红等，2015）。粮食安全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引入我国，但限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当时的粮食安全仅包括数量层面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们对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粮食安全不仅要实现总量增长目标，还要考虑粮食质量、资源节约、粮食结构、自然灾害、生产效率、获取便利性等因素。基于此，本文以谷物、淀粉块茎和豆类作为研究对象，并参照相关学者（FAO，2013；姚成胜等；2015），从粮食生产安全、粮食供给安全和粮食获取安全三方面构建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选取如下（见表1）。

第一，粮食生产安全意味着粮食高效生产，有足够的粮食产出。①人均耕地面积。耕地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耕地数量直接影响粮食产量（戈大专等，2018）。粮食安全与人口数量息息相关，故选取人均耕地面积指标能更合理反映我国粮食安全水平，计算公式为：耕地面积/常住人口。②单位耕地面积机械动力、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单位耕地面积水资源量。机械动力、劳动力和水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故这三项指标能有效表征粮食生产效率，计算公式为：农业机械动力或农业从业人员或水资源量/耕地面积。③财政支农支出。政府可通过增加农业补贴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以此来保障粮食安全（张元红等，2015），故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粮食生产效能，计算公式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

第二，粮食供给安全说明粮食供给具有良好的平稳性。①粮食总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有足够的粮食用于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粮食安全的基础，故人均占有量是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计算公式为：粮食总产量/常住人口。②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将粮食产量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能降低区域间粮食调配压力，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平稳性，计算公式为：（当年粮食产量-粮食产量均值）/粮食产量均值。③作物成灾率。成灾率是反映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农田、气候、人为干预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占据绝大部分农作物播种面积，2020年达到70.1%，故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粮食作物受自然灾害影响所造成的损耗情况，计算公式为：作物成灾面积/播种面积。④粮食自给率。《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明确提出“中国粮食自给率要基本保持在95%以上”。各大功能区保证足够的自给率，就能减少外部冲击造成的波动（王跃梅，2016），故该指标可以反映粮食供给的稳定性，计算公式为：粮食产量/粮食消费量。

第三，粮食获取安全意味着居民获取粮食能力具有保障，包括“买得起”和“买得到”两个方面。①粮食价格指数、居民恩格尔系数。粮食价格会影响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恩格尔系数能够反映贫困程度。在粮价大幅度波动时，贫困人群难以减少非食品支出进行缓冲，无法保障粮食安全，故这两项指标能够衡量居民是否“买得起”，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食品消费支出/总消费支出。②道路密度。当前我国粮食产量分布不均，粮食区间调配呈现出“北粮南运”的流通格局。顺畅、及时的粮食物流能够提高粮食供给效率，保障居民“买得到”，故道路密度是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计算公式为：省内道路总里程/行政区划面积。

（二）粮食安全系数

参照姚成胜等（2015）的处理方法，对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再通过熵权法得到指标权重，最后采用综合加权法计算三大功能区2000～2018年的粮食安全系数。

式中：S为粮食安全系数（0≤S≤1）；为第i年第j项指标单位化后的值；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

参考王海平等（2015）的分类标准，将粮食安全系数划分为5个等级，如表2所示。

表2 粮食安全系数等级划分

（三）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Theil）能够测算地区间不平等程度，其结果越大表示地区间差异性越大。该指数可分解成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便于比较其对区域整体差异的影响和贡献（罗海平等，2020）。公式如下：

式中，T、Tb、Tw分别为总体差距、三大功能区内差异和三大功能区间差异；Sk、Sc、Sa分别为第k个功能区、第c个省份和三大功能区总体的粮食安全系数；Nk、N分别为第k个功能区和全国的省区个数；gk表示第k个功能区的省区个数。

（四）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可以直观观测各指标对粮食安全水平发展的阻碍程度，便于制定针对性解决措施，改善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姚成胜等，2015）。计算方法如下所示：式中，Dij为第i年第j项指标的偏离度，Dij=1；Fj为因子贡献度，即Fj=Wj；hij与Hij分别为各

项指标和三大粮食安全子系统对粮食安全的障碍度。

（五）数据来源

本文的粮食价格指数、省域道路总里程、耕地面积（2007～2017年）、水资源量（2002～2018年）、财政支农支出、粮食消费量等数据来源于2001～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农业机械动力、作物成灾面积、播种面积、食品消费支出、总消费支出等数据来源于2001～201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行政区划面积的数据来源于2001～2019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农业从业人口的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耕地面积数据来源于2000～2006 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8 年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2000～2001年水资源总量数据从各年份中国水资源公报补充；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2001～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总人口”。

四、结果与分析

（一）三大功能区的粮食产能比较

当前我国粮食产量稳步提升，但各功能区的粮食生产能力仍存在较大差异。对比粮食单产量（粮食总产量/耕地总面积）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总产量/常住人口），能有效区分不同功能区的粮食产能状况，从而明确各区域的粮食主体地位，如表3所示。

表3 三大粮食功能区的粮食单产量以及人均粮食占有量

主产区、主销区、平衡区的粮食单产量稳中有进，分别以年均1.5%、0.8%和1.7%的速度增长至2018 年的5 862.372 公斤/公顷、5 825.596 公斤/公顷、4 691.744 公斤/公顷。根据许红（2020）的划分标准，自2013年起，主产区、主销区和全国的粮食单产量均已达到高产水平（5 500公斤/公顷以上），平衡区则仍处于中产水平（4 000～5 500公斤/公顷）。这主要是由于区域间的资源禀赋以及功能定位存在差异，主产区耕地质量高、气候适宜、受到较多的政策支持，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保障了粮食产能；主销区耕地数量少、质量不高且不连片，只能通过提高经济、科技投入比例的方式发展高单产的都市农业以保障基本的口粮自给；平衡区则受限于土壤、气候、经济水平等相关因素，粮食生产条件较差，故粮食单产量较低，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3%。

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呈“U”型演变，2003年达到最低值，仅为333.283公斤/人。2010年起，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便始终高于400公斤/人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到2018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公斤/人，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7.9%。分区来看，主产区作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功能区，人均粮食占有量年均增幅超过2.0%，2018 年达到641.071 公斤/人，约为国际标准的1.602 倍；主销区将大量耕地资源用于经济建设，粮食产量有限，导致人均粮食占有量以年均4.0%的速度下降，2018 年降至100 公斤/人以下；平衡区始终保持稳定的粮食生产格局，人均粮食占有量以年均0.7%的速度小幅增长，但始终未及世界平均水平。可见，各功能区粮食主体地位存在明显差异，主产区成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主力军”，平衡区和主销区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有待加强。

（二）三大功能区粮食安全水平的时空演化分析

1.粮食安全水平

根据粮食安全系数的计算结果，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可分为缓慢下降（2000～2004 年）和稳步提升（2004～2018年）两个阶段。因此，通过ArcGIS10.5软件绘制出2000、2004、2018三个年份的粮食安全水平发展情况以直观反映其空间演化趋势。

由图1可知，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三个特征：

图1 2000～2018年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演变趋势

第一，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先降后升，且呈现出从“南高北低”向“南低北高”转变的空间分布趋势。相对而言，2000～2004年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发展状况有所恶化，处于较不安全级的省（市）由14个增加至25 个，处于不安全级、临界安全级和较安全级的省（市）分别由3、11 和3 个减少至2、4 和0 个；2004～2018年，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相比于前一时期明显上升。截至2018年，分别有2、5、17和7个省（市）的粮食安全水平处于较不安全级、临界安全级、较安全级和理想安全级。具体而言，处于我国北部的新疆、甘肃、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区粮食安全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年均增幅接近10%，实现了向理想安全级的转变。相对而言，位于我国南部的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区粮食安全水平发展较慢，年均增幅约为2%，等级跨度较小，仅实现了较不安全级向临界安全级转变。

第二，主产区与平衡区的粮食安全水平不断改善，其系数由期初的0.349、0.368 增长至期末的0.667、0.613，年增长率分别为3.6%和2.9%。2018 年，粮食主产区各地均处于临界安全及以上的等级。其中，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湖南、湖北的粮食安全系数超过0.7，处于理想安全级。可见，主产区的粮食安全水平处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平衡区的粮食安全水平走势平稳，整体处于较安全级，与理想安全级仍有一定差距，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有待提升。

第三，主销区粮食安全水平的增长动力不足，其系数由期初的0.497下降至期末的0.463，总体保持在临界安全级。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较快，资本积累较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带动了农业高速发展，因而早期粮食安全等级较高。然而，由于生产重心改变，主销区将生产资源向二、三产业倾斜，粮食生产能力减弱，导致其粮食安全水平不进反退，增大了主产区的粮食调出压力，不利于区域间平衡发展。

2.粮食生产安全水平

粮食生产安全对粮食安全的贡献度保持在45%左右，是贡献度最大的子系统。其动态走势表现为以2004年为拐点的“U”型，与粮食安全水平的发展态势相似程度高（见图2）。

图2 2000～2018年三大粮食功能区粮食生产安全水平发展趋势

2000～2004年，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粮食生产安全水平表现为“稳中有降”，其数值分别从0.155、0.171、0160下降至0.134、0.155和0.141。由于三大粮食功能区城市化持续推进，农业用水向效益更高的城市二、三产业转移，加之退耕还林（草）政策落实，大量农用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林地和草地，生产资源减少，粮食生产能力随之下降。该阶段内，主销区的粮食生产安全水平位列第一，主要是因为主销区处于沿海发达地区，生产资源相对丰富且农业机械化水平起点较高，具有较强的粮食生产能力。

2004～2018年，三大功能区的粮食生产安全水平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究其原因，政府为应对粮食连年减产问题，免除了农业税、提高了“三农”支出和各项补贴规模，各功能区的财政支农支出大幅增长，保障了农业生产积极性。这一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开始步入中级阶段，主产区大量投入使用农用机械，并重点提升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极大地提升了粮食生产效率，使其粮食生产安全系数以年均5.6%的速度从0.134攀升至0.290，增速居第一位。

3.粮食供给安全水平

粮食供给安全的贡献度最小，保持在20%～30%之间。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发展趋势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以2005、2009年为节点，大致可分为下降（2000～2005年）、平稳（2005～2009年）、分化（2009～2018年）三个阶段（见图3）。

图3 2000～2018年三大粮食功能区粮食供给安全水平发展趋势

2000～2005年，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市场化的浪潮使农业劳动人口外流至二、三产业，不少地区出现耕地荒废，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现象，各功能区的粮食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主销区的粮食供给安全系数下降0.120，降幅最大，主要是因为从2001 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粮食购销市场化，主销区部分省份如浙江、广东取消了农民粮食定购任务（王跃梅，2016），将生产重心从农业转移至二、三产业。在此期间，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由4 085.518万吨、198.008公斤/人下降至3 415.734万吨和149.719公斤/人，粮食供给能力大幅降低。

2005～2009年，三大功能区的粮食供给安全系数走势平稳，且具有极高相似度。由于该时期政府一号文件聚焦于“三农”问题，以一系列惠农政策支持粮食生产，加之农业现代化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农作物成灾率也以年均3%的速度下降，带动主产区与平衡区粮食产量分别以2.9%、1.2%的速度稳定提升，保证了粮食供给能力的平稳性。

2009～2018年，主销区的粮食供给安全水平连年下降，跌至第三，主产区和平衡区的粮食供给安全水平快速提升。2016～2018年，主产区的粮食供给安全水平出现增长拐点，跃为最高，表明现阶段主产区的粮食供给能力大幅增长。近年来，国家对主产区在资金、技术、政策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帮扶主产区建设了大规模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改善了粮食收储设备，提高了粮食生产加工水平，加强灾害治理风险管控，扩大了经济效益，使其粮食供给平稳性大幅提高。

4.粮食获取安全水平

粮食获取安全水平的波动性强，其贡献度保持在25%～35%之间，位居第二。各功能区的发展趋势存在一定相似性，可以划分为“N”型（2000～2006年）和“U”型（2006～2018年）两个阶段（见图4）。

图4 2000～2018年三大粮食功能区粮食获取安全水平发展趋势

2000～2006年，粮食获取安全水平先增后降再增。2003年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提高了粮食购销市场活跃性，但由于粮食收购主体骤增，加之非典疫情影响，粮食价格指数上涨近25%，恩格尔系数下降约3%，降低了居民粮食获取能力，导致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获取安全系数分别下降0.027、0.022和0.021。2004～2006年，粮食获取安全水平大幅提升，这主要得益于“村村通”系统工程的实施，使全国道路总里程增加158.907万公里，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道路密度分别提升46.1%、15.2%和42.1%，粮食获取的便利性大幅提高。

2006～2018年，三大功能区的粮食获取安全水平均表现出“先降后增”的发展态势，并呈现出明显的高低差异，主产区最高，平衡区次之，主销区最低。2006～2012年，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我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要求大力发展生物燃料。一方面，能源价格上涨提高粮食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生物燃料开发增大粮食需求。这造成了全国粮价指数以年均约8%的速度上涨的局面，降低了居民粮食购买力。2012～2018年，各功能区粮价指数均突破2，粮价增速开始放缓，制约作用减弱，粮食获取安全水平开始回升。

（三）三大功能区粮食安全水平的空间差距分析

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能够反映三大功能区粮食安全水平区域差距的动态演进过程，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00～2018年三大功能区粮食安全水平的差距及分解

泰尔指数以2009年为拐点，呈先降后增的“U”型走势。2000～2018年，泰尔指数逐年下降，并在2009年达到研究期内的谷值0.007，此时总体差距最小。2009～2018年，泰尔指数以年均11.1%的速度由0.007增长至0.018，说明在此期间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的地区差异不断扩大，地域不平衡风险逐渐显现。2009年以后，组间差距由0.001增长至2018年0.010，扩大了10倍，导致泰尔指数逐年增加，说明在此期间，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的区域差距呈扩大趋势是由三大粮食功能区之间的差异增大引起的。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期内，组内差距以年均4.4%的速度逐年降低，说明三大粮食功能分区较为合理，功能区内部粮食安全水平差距逐渐缩小。

从各功能区看，主产区泰尔指数均值为0.007，总体呈下降态势。说明主产区内粮食安全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且随着生产资源、技术等条件的改善，粮食安全水平逐年提升，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除少数年份外，主销区的泰尔指数均高于主产区和平衡区，说明其内部差距较大，区域不平衡风险较高。平衡区泰尔指数走势与主产区较为相似，但其均值高于主产区，主要是因为平衡区内部地域跨度和生产条件导致粮食安全水平差距较大。

（四）三大功能区粮食安全障碍因子诊断

障碍因子分析可分类诊断阻碍事物发展的因素。分析三大粮食功能区的障碍因子，有利于识别影响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为精准决策提供相关参考。

由表5可知，三大粮食功能区排名前5障碍因子的障碍度累计之和均超过0.6，对粮食安全水平发展的阻碍程度较大。其中，2018年主产区主要障碍因子的障碍度之和最高，为0.912，2010年主销区的障碍度之和最小，为0.602。

表5 2000～2018年三大粮食功能区粮食安全的前5位障碍因子及其障碍度

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0 年，财政支农支出（A5）始终是各功能区排名前2 的障碍因子。与此同时，单位耕地面积机械动力（A2）、居民恩格尔系数（C2）的障碍度均排名前5，说明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政府的农业支持力度不高，制约了粮食安全水平提升。人均耕地面积（A1）也是各功能区的主要障碍因子，其障碍度呈增长趋势，主要是因为2000～2010年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面积扩张了1.838×106公顷。其中，约有69%的土地来源于耕地（Wang等，2012），耕地面积下降，加之人口总量持续上升，使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至0.091公顷，阻碍粮食安全发展。

2010～2018年，人均耕地面积（A1）的障碍度仍排名前5。在此期间，主产区人均耕地面积从0.100公顷增加至0.110公顷，障碍度下降0.049，而主销区和平衡区的人均耕地面积有所下降，其障碍度分别上涨0.066和0.040。财政支农支出（A5）的障碍度排名直到2016年才跌出前5，说明农业资金不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了我国粮食安全发展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指数（C1）的障碍度持续增加，现已成为各功能区排名前2的障碍因子，主要是因为，1998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放开了粮价，加之近年来酿酒、生物燃料等工业的发展扩大了粮食需求，致使粮价上涨，影响粮食安全。

从各功能区来看，主产区的主要障碍因子集中于粮食生产安全子系统。其中，人均耕地面积（A1）和单位耕地面积水资源量（A4）的障碍度年均增幅约为5%；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A3）的障碍度年均增幅接近15%，由2000 年的0.023 增长至2018 年的0.235。除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B3）、粮食价格指数（C1）外，主产区其余两个子系统中各项指标的障碍度均呈下降趋势。平衡区的主要障碍因子均匀分布于各个子系统，障碍度增幅排名前3 的指标分别为粮食价格指数（C1）、人均耕地面积（A1）和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A3），其余指标均各有增减，变化幅度不大。主销区的主要障碍因子由粮食生产安全子系统转移至粮食供给安全子系统。粮食生产安全子系统中的单位耕地面积机械动力（A2）、单位耕地面积水资源量（A4）、财政支农支出（A5）的障碍度逐年降低，在2014 年后，这些指标已不再是主要障碍因子。相反，除作物成灾率（C9）外，粮食供给安全子系统中各项指标的障碍度均呈增加趋势。其中，人均粮食占有量（B2）和粮食自给率（B5）的障碍度年均增幅超过10%，并在2012年后，成为排名前5的障碍因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构建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三大粮食功能区粮食安全水平的时空演化、空间差异及障碍因子，探究了不同功能区粮食安全保障状况及潜在风险。研究发现：一是主产区的粮食产能最高，粮食生产能力较强；平衡区的粮食产能较低，粮食生产潜力较弱；主销区粮食产能最低，粮食保障压力较大。二是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的空间格局表现为由“南高北低”向“南低北高”演变，主产区与平衡区的粮食安全水平逐年改善，而主销区则呈下降趋势。三是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的改善主要依赖于粮食生产安全水平的提升，主销区粮食安全水平降低主要是由于粮食供给安全水平的下降。四是粮食功能分区较为合理，除主销区外，各功能区内部粮食安全水平的差异较小，但粮食安全水平的差异呈扩大趋势，存在地域不平衡的风险。五是财政支农支出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粮价持续上涨等问题是制约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的重要因素。从各功能区来看，水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不足是阻碍主产区粮食安全水平改善的关键因素；人均粮食占有量和粮食自给率较低是主销区粮食安全的主要阻碍因素；平衡区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粮价上涨、劳动力外流和耕地面积下降。

（二）政策建议

1.持续推进粮食功能区建设，加强粮食安全保障分工。粮食功能分区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进一步明确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粮食生产责任，强化其职能分工，并在此基础上，适当提升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生产能力，降低主产区粮食保障压力。

2.主产区应推动节水工程建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建设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水库扩建、增建来做好蓄水、保水、养水工作，降低农业自然灾害损失。同时，推广管道输水、滴灌、喷灌等灌溉技术，逐步减少直至淘汰大水漫灌的用水方式，减少水资源浪费，着力实现粮食生产的绿色、高效、永续发展。

3.平衡区应加大生产资金投入，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效率。通过增加农机农具的投入使用率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弥补因耕地减少和劳动力流失造成的生产力不足，实现粮食产量平稳增长。

4.主销区应持续发展现代化都市农业，确保稳定的粮食供给。依靠现有的高新先进技术、专业人才以及研发优势，实现有限耕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提升粮食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量，保证基本的口粮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