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教育能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吗?*
——基于“三权分置”下转入视角

2023-04-15 06:30洪名勇张兴叶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3年2期
关键词:三权分置农地健康状况

洪名勇,娄 磊,张兴叶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阳 550025)

一、引 言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地区率先施行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实现了农地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分离,促使农户种地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升。然而,随着改革效应进一步释放,“两权分离”的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着使用权排他性弱、交易权受到严格限制和收益权极为有限等弊端,直接导致农户基于农地承包合同而获取并能够行使的权利尺度范围变得愈发狭窄(Fei 等,2021)。针对于此,我国逐渐摸索出一条由农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向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农地产权改革新路。农地“三权分置”产权制度变迁不仅是我国特色“三农”理论的一项重大创新,而且有力展现出国家在农地产权领域上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此外,在“三权分置”的农地产权制度背景下,不断放活农地经营权、推动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以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对提高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地经营权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派生权利,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创新和亮点所在,其承载着更深层次的价值内涵,具有更重要的实践价值(Dong,2021)。如经营权流转、经营权互换、经营权共享和经营权模式创新等。当然,农地经营权流转作为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受到一众学者的研究青睐。相关学者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可能更愿意承担技术创新和使用带来的风险,更信任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实践等(Kung,2002),具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Welch,1970),能够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推动农地经营权的转入(王兴稳等,2015)。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洪名勇等,2021;Alhaj等,2022),相关学者认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可能越愿意在农地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有利于农地经营权的转入(杨璐璐,2018)。

尽管学者就健康、教育与农地经营权转入之间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但相关研究没有充分阐释“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权转入的重要性,且未深入探讨健康、教育与农地经营权转入之间关系。因此,本文基于“三权分置”下转入视角,利用贵州省湄潭、金沙、息烽与镇宁4县49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健康、教育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推动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进而不断稳定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

二、研究视角与理论假说

(一)研究视角

理论研究认为,进行细分的地权结构可通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在“两权分离”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下有关经营主体转入农地的权益却无法得到全面保护,其积极性不能够得到有效发挥,严重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为此,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本质上看,农地流转实现了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农地承包人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农地经营权以无偿或者有偿的方式让渡给他人的一种交易方式。然后,国家出台相关农地流转政策强化对农地承包人相关权益保护,使其更好地让渡自身拥有的农地经营权属性。从现实情况看,只要出现农地流转现象,就存在着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形,就意味着需要加强转入农地经营者的权益保护工作(Liu等,2017;曲纵翔等,2021)。因此,无论是从本质上看还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我国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实质是从“两权分离”中农地承包经营权分离独立出经营权,与此同时做好对承包人经营权让渡工作以及对转入农地经营者相关权益的保护。

进一步,从中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演变路径视角分析,国家层面出台的相关文件或相关政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根本地位,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所决定,不可以改变(郑淋议等,2020);二是,严格保护农地承包权,农地承包权是农户作为集体组织成员而天然获得的权利;三是,加快放活农地经营权。相关文件和政策最大贡献是首创了“农地经营权人”这个概念,意指农地经营权流转关系中的转入方,即农地的具体经营者。如果农地没有流转,经营权不可能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而独立,则为“农地承包经营权人”而不是“农地经营权人”(孔祥智,2017)。此外,放活农地经营权是相关文件和政策的重中之重。这是由于:一是,2002年国家发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设置了“农地经营权流转”这一节,主要规定了农地流转的方式、主体、发包方和承包方的责权利,却很少涉及农地流转后转入方即农地经营权人的权利(管洪彦等,2017)。二是,2005年原农业部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了农地受让方(转入方)即农地经营权人的责权利,然而更多的是限制和责任(管洪彦等,2017),如“受让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土地,禁止改变土地的流转用途”等。三是,农地流转实践中对农地经营权人的限制约束较多,如部分地区强制要求农地经营权人预交一定的农地租金或风险保证金,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仅在部分试点地区推行(安海燕等,2016)。综上所述,明晰农地“三权分置”是把农地经营权作为一项权利独立出来,而农地经营权人即农地的转入方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基于“三权分置”下转入视角着重对农地经营权流转展开相关研究。

(二)理论假说

费雪在《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的研究视野中。此后,越来越多学者致力于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尤其是对人力资本构成要素健康、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农地经营权流转取决于市场主体对农地的需求,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农户,健康和教育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农户的体力和智力。虽然健康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替代(李珍珍等,2006),但两者本质不同。农户所受教育分阶段,尽管强调“活到老,学到老”,但这对普通农户而言不可能,在实地入户调研和农户交流时也得到同样的回答。体力好(健康)的农户可很好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体力差(不健康)的农户很难甚至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而农户对健康投资必须是持续的。

健康是农户从事一切正常活动的前提,健康与经济地位存在梯度相关关系。然而,非健康状态会增加农户劳动的负作用,更有甚者,剧烈的健康冲击可能直接导致农户丧失劳动能力(游和远等,2013)。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农村地区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农地能够为农户提供劳动机会和收入,是保障其基本生存的一种关键要素,此时农地价值极高(王亚楠等,2015)。当农户身体健康,倾向于转入农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杨璐璐,2018),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从而不断提升其农业收入水平。当农户身体不健康时,很难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就会考虑将农地经营权转出,以获取一定租金收益来保障生活,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H1:农户身体健康对农地经营权转入具有促进作用。

农户接受的教育包含普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Hendrix 等,2021)。由调研可知,农户所受的教育仅是普通教育,不包含职业技能培训。此外,教育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可能影响在于:一是,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对相关农业新技能接受能力较强,农地的生产经营水平较好,农地的生产效率较高,生产成本较低,农地生产净收益较高,从而刺激农户扩大其在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上的农地需求。二是,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非农就业能力相对较强,更有可能在非农就业市场上获得就业机会,获得更高的非农就业薪酬。在劳动时间一定的前提下,农户更有可能转出农地,进而抑制其农地经营权的转入。

借鉴王兴稳等(2015)教育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理论研究成果,本文教育对农地经营权流转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见图1。在图1a 中,MR0代表农户初始受教育程度的农业边际净收益曲线,Qin代表农户初始的农地经营规模,W0代表农户初始受教育水平下非农就业的预期工资曲线。MR0和W0相交于E0点,此时农户的最优经营规模为Q0,其实现了收益的最大化,转入农地经营权的面积为QinQ0。

在图1b中,MR1代表农户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后的农业边际净收益曲线,W1、W2、W3分别表示农户受教育水平提高后三种可能的非农就业预期工资曲线。第一种,当W0变化为W1时,MR1和W1相交于E1 点,农户的最优农地经营规模为Q1。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农户的转入面积由QinQ0增加至QinQ1,增加转入面积为Q0Q1,此时教育能促进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入。第二种,当W0变化为W2时,MR1和W2相交于E2点,农户的最优农地经营规模仍为Q0,农户将维持原有的转入农地规模QinQ0,此时教育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入不会产生影响。第三种,当W0变化为W3时,MR1和W3相交于E3点,农户的最优农地经营规模为Q3,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农户的转入面积由QinQ0减少至QinQ3,减少转入面积为Q3Q0,此时教育抑制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入,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图1 教育对农地经营权转入影响示意图

H2:教育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考察“三权分置”下转入视角健康、教育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2019年12月下旬,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和贵州大学农村农地制度创新研究中心相关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在贵州省湄潭、金沙、息烽和镇宁4县进行入户调查。湄潭县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确定的第一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金沙县是贵州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息烽县是农业部确定的全国农村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县,镇宁县是贵州省少数民族布依族和苗族聚居之地,区域的选取均具有一定代表性。课题组在上述4县调研时采用分层随机抽查的方式,按照县—乡(镇)—村—组的行政垂直关系依次分层。共随机发放问卷550 份,回收问卷共507 份,问卷回收率达到92.18%。对出现明显错误、相关内容重复以及与本文研究主题不符等问卷作废处理,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90份(湄潭134份、金沙137份、息烽100份、镇宁119份)。其中,转入户174份、转出户316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6.65%。

(二)变量选择

1.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农户身体健康状况和农户受教育程度。其中,农户是一个组织概念,农户身体健康状况是农户组织所有成员自评身体健康状况的加总平均,并参照郑超等(2022)研究做法,对农户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了2个等级划分①调研问卷中设置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评价:很不好=1,不好=2,一般=3,好=4,很好=5,再设定健康=1包括农户组织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加总平均中的一般=3,好=4和很好=5,不健康=0包括农户组织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加总平均中的很不好=1和不好=2。。农户受教育程度是农户组织所有成员受教育年限加总平均,并且参照康姣姣等(2021)研究成果,对农户受教育程度进行了5个等级划分。

2.控制变量

为提高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借鉴王兴稳等(2015)的研究成果,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和政府作用三个维度。其中户主个体特征涵盖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是否是党员和是否是村干部;家庭状况主要包括家庭人数、外出务工人数和家庭年收入;政府作用包括政府相关补贴和政府发布农地经营权流转政策获取难易程度。由于贵州省率先在全国实施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尽管相关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对农地经营权流转产生显著影响(刘一明等,2013),实际上并不需要考虑这一因素。最后,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状况等存在差异,有必要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变量设置及统计性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设置及统计性描述(健康=1;不健康=0,以此类推,调换位置)

(三)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农地经营权是否转入(Y)是二值变量,适合使用二元Logit模型。因此,本文构建的模型如下:

式中β0为常数项,β1,β2,…,βn为函数的系数,X1,X2,…,Xn为相应的解释变量,P为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入的概率。

四、结果与分析

(一)健康、教育与农地经营权转入的统计性分析

农户数据汇总表明(见表2),农地经营权转入174户,占比约为35.51%,农地经营权转出316户,占比约为64.49%;其中镇宁县的农户转入农地经营权有78户,占比高达65.55%,金沙、息烽和湄潭的农户转入农地经营权有43、24和29户,占比分别约为31.39%、24%和21.64%。总体上表明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意愿高于转入意愿,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农户迫切希望转变自耕农身份,转出农地经营权,从事非农就业。镇宁的农地经营权转入比例较高主要是因为其为少数民族布依族和苗族聚居地,相对封闭,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较少,农户多以务农为生,更愿意转入适度规模的农地以获取农业种植的规模效益(洪名勇等,2017)。

表2 统计性描述

174户转入农地经营权的农户中,身体健康的有132户,占比约为75.86%;湄潭、金沙、息烽和镇宁农地经营权转入的农户分别有19、29、18 和66 户农户身体健康,分别占比约为65.52%、67.44%、75.00%和84.62%,均大于65.00%,在统计学上验证了农户身体越健康越有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的假说1。此外,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户有167户,占比约95.98%,而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户有7户,占比约4.02%;湄潭、金沙、息烽和镇宁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户分别有29、40、22、和76户,分别占比100.00%、93.12%、91.67 和97.44,均大于90.00%,而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户分别有0、3、2和2户,分别占比约为0.00%、6.98%、8.33%和10.00%,由此可知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符合理论分析假说2的第三种情形。

(二)健康、教育对农地经营权转入的影响分析

为解决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尽可能地多添加控制变量以及逐一从不同的维度实证检验(见表3)。由表3可知,农户身体健康状况显著正向影响农地经营权转入,表明农户身体越健康越有利于促进农地经营权转入,验证了假说1。因为农户承包的农地面积固定,当农户身体健康时,理性人假设会促使其转入适度规模的农地来获取农业种植的规模效益。此外,农户受教育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农地经营权转入,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验证了假说2理论分析的第三种情形。这是由于农户承包的农地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有限,这样会提升农户弃农而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刺激其在农地流转市场上增加农地的供给。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非农就业的收益越高于其转入农地开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收益,从而也会促使其倾向于转出农地经营权。不过,这与王兴稳等(2015)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4省1 120户农户调研数据得出的研究结果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两者所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状况等不同,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分析

1.健康与教育相关系数检验:稳健性检验一

农户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相关性。为此,借鉴许黎莉等(2021)稳健性检验做法,对农户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农户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178,且不显著。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户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两个变量之间相关性很弱,间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详细检验结果,备索。

2.替换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二

对于测量误差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借鉴罗必良等(2019)稳健性检验做法,使用农户农地转入块数和农地转入面积(单位:亩)分别替换农地是否转入,而农户农地转入块数与农地转入亩数为连续变量,适合采用OLS模型进行稳健性估计,表4的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3.改变回归方法:稳健性检验三

与Logit模型类似,Probit模型常应用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元离散变量时的模型估计。为此,借鉴朱桂丽等(2021)的研究做法,将Logit模型转换成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的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异质性检验分析

1.人均可支配收入:异质性检验一

以2019年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6 012元为分界线来划分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表5实证结果表明,较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农户健康状况越好越有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较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可能是因为较高收入农户相较于较低收入农户在资金要素禀赋上占据比较优势,更愿意加大对其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力度,有利于其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从而促使身体越健康的农户越会转入农地,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则会理性地从事非农就业赚取比转入农地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更多的收入。

2.契约类型:异质性检验二

农业农村部明确要求农地流转时要签订书面式契约,但实际调研结果却显示将近一半(47.76%)农户仍旧选择口头式契约。表5实证结果表明,选择口头式契约的农户健康状况越好越有利于农地经营权的转入,选择口头式契约的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农地经营权的转入。可能是因为在人情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农村地区,农地经营权有序转入更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交往中良好声誉、信誉和彼此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作用的结果,且能够降低农地转入时双方的交易成本。

表5 异质性检验结果

(五)机制检验:联动效应分析

借鉴钱龙等(2021)的研究做法,将“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进行二元logit模型回归(见表6)。结合表3的基准回归结果可知,农户身体健康状况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户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转入农地经营权。而“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地经营权转入具有抑制效应。因此,在农户身体健康状况不存在较大差异的前提下,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调节农户不转入农地经营权。

表6 机制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研究表明,农户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越有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结果的影响在拥有较高收入与农地流转时选择口头式契约的农户群体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联动效应检验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农地经营权转入具有抑制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结论通过对贵州省湄潭、金沙、息烽和镇宁4县490户农户调研数据的相关分析得到,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仍有待商榷。此外,本文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如农户身体健康状况是调查员通过访谈被访者以及被访者对农户组织其他成员健康状况介绍后,经过调查员整体判别后再评估出农户的身体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的人为主观性,因而在以后的调研和研究中需要格外注意。

(二)政策建议

第一,就农户身体健康状况改善而言,要积极引导农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此外,政府不仅要为农户创造美好的人居生活环境,而且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以及完善农村医疗健康保险政策。

第二,尽管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农地经营权转入,但并未表明为了助推农地经营权转入而不允许农户接受更高和更好的教育。教育投入在农户那里更可能是一种“沉没成本”,不过,为了农户长远发展需要以及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要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户的受教育程度。

第三,千方百计提升农户的收入水平,促使农户在资金要素禀赋上拥有一定比较优势,让其拥有充足的资金存量以转入适度规模的农地。同时不断强化农户之间声誉、信誉、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降低农地转入时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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