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想尔注》对儒家的态度及其成因

石 明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老子想尔注》(以下简称《想尔注》)全名《老君道德经想尔训》，是早期道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老子》的注释本。此书早佚，《正统道藏》也未收录，清末敦煌莫高窟发现六朝写本残卷，后藏于伦敦博物馆，编号斯坦因6825。此书作者至今未有定论，一说张陵，如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和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一说张鲁或刘表，如陆德明《经典释文》。饶宗颐折衷诸家论言：“陵初作注，传衡至鲁，而鲁更加厘定，故有‘系师定本’之目。”[1]4-5后人基本赞同此说。作为早期道教五斗米派的重要著作，《想尔注》不仅吸收了《河上公章句》和《太平经》等道家的重要内容，而且表现出对儒家思想颇为复杂的态度。笔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抒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想尔注》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讨论作者对儒家持肯定或否定态度，关注可能的成因；二、分析“五经半入邪”句“半入邪”的具体内涵；三、阐述《想尔注》如何对儒家思想进行吸收和利用。以下简要概括之。

其一，学界目前大多认为《想尔注》对儒家采取了批判和否定态度。相关研究最早可见陈世骧先生1957年论文《“想尔”老子道经敦煌残卷论证》云：“然于其排诋五经，贬抑孔丘，可见张鲁时代道教初立，其心目中之大敌，乃当世之儒学。”[2]陈氏指出，汉末之际，佛道疆界未明，宫中黄老与浮屠同祠，三教中惟有儒学与道教壁垒相对，故《想尔注》诋儒经而抑孔丘。此后学者基本赞同陈氏观点，他们依据的也是《想尔注》第十八章“何谓邪文？其五经半入邪”和第二十一章“道甚大，教孔丘为知”两句。如李养正先生说：“《老子想尔注》中有诋毁儒学、贬抑孔丘的内容……这种与儒家相抵触的著述，也当然会被社会所排斥。”[3]李刚教授则认为所谓“邪文”主要指儒家经典。为贬低儒家，作者曲解老子原意，最终强调王者要“法道为政”。[4]张运华从神学化的角度分析指出，《想尔注》把儒家学说作为伪伎的一种进行批判，将儒家五经及其各种传记、私人著述都视作“邪文”，甚至对儒家攻击道教“道书欺人”“无长生之道”等言论进行了正面还击，最后得出儒学“罪盈三千，为大恶人”的结论。[5]

另有一派持不同意见，以饶宗颐先生为代表，他在《老子想尔注校笺》中写道：“以五经半为邪文者，《太平经》卷五十一《校文邪正法》云：正文者，乃本天地心，守理元气。古者圣书时出，考元正字，道转相因。微言解皆‘元气要’也。再转者，密解也(似指谶纬秘书而言)；三转成章句也……章句者尚小仪其本也，过此下者，大病也。论书有六转，转即变也。章句尚小仪其本，故半入邪。”[1]74饶先生主要是参照《太平经》来论证《想尔注》的思想。他以经中卷五十一和卷六十七的文字结合认为，《想尔注》作者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只强调“道在儒上”的优先地位，对儒家的五经之学，作者主张“尚小仪其本”，因此《想尔注》没有否定儒家思想。张利文在《试论〈老子想尔注〉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融合》一文中更发挥饶氏观点指出：“‘半入邪’的‘半’字，是指从‘正文’流出，不断分化，并逐渐转失其本的程度之半，并非指数量上的局部之半。”[6]最终他得出《想尔注》迎合儒家思想的结论。

其二，关于“五经半入邪”所指的具体内涵。1988年，卿希泰先生出版《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在书中他写道：“‘……何谓邪文？其五经半入邪，其五经以外，众书传记，尸人所作，悉邪耳。’很明显，他(指《想尔注》作者)对儒家及其经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7]卿先生赞同《想尔注》对儒学批评的观点。他结合背景分析认为，东汉年间今文经的章句之学和古文经的训诂之学十分僵化，朝廷以孝廉察举人才被虚伪之士利用，导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故卿氏结论是《想尔注》“五经半入邪”主要批评儒家两汉经学。蒋振华教授也赞同说：“联系《想尔注》产生的时代背景，这种对儒家五经的态度，多半是出于对汉代特别是东汉以来繁琐章句之学及其丽辞淫句之不满。”[8]他还猜测五经不入邪“可能暗指《易》《书》全部及《诗》的半部。”言下之意，即认为《想尔注》作者反对的儒家五经是《礼》《春秋》和《诗》的半部，因为这些内容充斥着周礼的道德规范，是被《老子》中视作浮华虚伪的部分。汉末之时，章句的浮华繁琐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佞辞巧说破坏了真道之言。姜生教授则称：“《想尔注》批判的‘邪文’，说‘其五经半入邪’，指的是儒书的谶纬化，是要求超越谶纬，而以修道为成仙的途径。”[9]以谶纬化的儒书来具体限定《想尔注》对儒家的批评是一种折衷办法，他认为《想尔注》所否定的只是两汉之后迷信奉行、神化孔子的儒家经典。

其三，关于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和利用方面。从《想尔注》说“五经半入邪”的内容看，它似乎排斥儒家虚假的忠孝仁义，但综观整个文本，我们也能发现其中多有对儒学的借鉴和利用。上世纪末开始，很多学者逐渐注意到这些内容。如瀚青认为，虽然《想尔注》从“真道”的立场排斥儒家经典的“邪道”，但在教育方面，它的教人行善，“至诚”“忠孝仁义”却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同，明显表现出吸收儒学的迹象。[10]陈丽桂则主张儒家的部分伦理道德思想为《想尔注》所吸收采从，如第十八、十九、二十七、三十章等，都反复强调“至诚”与“至诚守善”的重要性，其它也有推崇“臣忠子孝”“忠臣辅佐”的内容，表现出道教与儒教的交集处。[11]贺绍恩先生通过分析总结认为，《想尔注》作者吸收、改造和利用了汉儒的大量理论思想，包括以天人感应为主的神学天命论、以阴阳五行为主的政治科学思想和以忠孝节欲为特色的伦理理论等。[12]总之，在早期道教理论的构建中，儒家思想起到了深刻的启示作用。

笔者以为，《想尔注》对儒家态度的讨论，上述两派都有值得商榷之处。若完全主张儒道对立，不利于进一步揭示《想尔注》等早期道教经典对儒家的吸收利用，而以《太平经》文本嵌套《想尔注》的内容也多有缺陷。本文接下来以此展开。

二、《想尔注》对儒家思想的矛盾

现存《想尔注》残本共三十五章，缺《道经》一、二章和三章首句及《德经》全部，篇中直接涉及儒家的句子有以下内容：

“智慧出，有大伪。”真道藏，邪文出，世间常伪伎称道教，皆为大伪不可用。何谓邪文？其五经半入邪，其五经以外，众书传记、尸人所作，悉邪耳。(18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甚大，教孔丘为知；后世不信道文，但上孔书，以为无上；道故明之，告后贤。(21章)①

从这两句明显可知，《想尔注》有站在道教的立场质疑儒家的意图。“智慧出，有大伪”，老子本章的原义是批评人心自私、欺名盗世、道德不行的俗薄现象，《想尔注》则将“真道”与“邪文”对立，否定世间其他“伪伎”。它宣扬自己是“真圣道知”，将儒家五经等划为半入邪道，五经以外更是“诈圣邪知”，旗帜鲜明地拉开了与其他理论的距离。作者又云：“后世不信道文，但上孔书，以为无上”，批评后世之人不相信大道条文，反而盲目崇尚儒家孔书，自然也是对儒家典籍的否定。《想尔注》十九章云：“今人无状，裁通经艺，未贯道真，便自称圣，不因本，而章篇自揆，不能得道言。”此处虽然没有直接点明批评的对象，但结合上下文可知，“经艺”指儒家的五经六艺；“圣”是指教授学生的儒生；“章篇自揆”，即后世学人擅自编排经书篇目、妄解道言，他们恣意歪曲篡改，最终导致乱象丛生。《想尔注》还对后学之人“逐邪学”的现状进行了猛烈指斥，“子不念供养，民不念田，但逐邪学，倾侧师门，尽气诵病，到于穷年。”《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宋)登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13]2557，“(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13]2553等。时人如此尊儒家为至上，不信道文，想必都是五斗米道所反对和痛恨的。

另外，《太平经》与《想尔注》在思想上确实大体同气相求，但笔者以为，勉强以其来解读《想尔注》是不合适的。《太平经》卷五十一《校文邪正法》以考校古今诸书、判定众文类属为主旨。篇中断言，“致善者”之正文“与圣辞相得”，但六转变化后就混乱衰败为“欺文”。书又强调：“章句者，尚小仪其本也，过此下者，大病也。”[14]190张利文博士用本卷内容推测《想尔注》对五经的定性是“小仪其本”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若因此说它肯定儒家则显得过于武断。“小仪其本”，“仪”指奉为法则之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仪，度也。度，法制也。毛传曰：‘仪，善也。’又曰：‘仪，宜也。’又曰：‘仪，匹也。’”[15]意即《校文邪正法》认为章句之学尚有一部分还能遵守根本，但此类以下，则全属祸害。既是“小仪”，换言之还有一部分“不仪”，不符合“真道”，《想尔注》以“半”训“小”是诠释它的“部分”之意。也就是说，《想尔注》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既有排斥亦有肯定，而从本段“五经半入邪”看，或排斥意味更浓。因为同样一句话，站在否定的立场与站在肯定的立场表达结果完全不一样。《想尔注》没有用“小仪其本”(肯定居多)而是用“半入邪”(否定居多)说五经，则张氏所认为的“迎合”是站不住脚的。再则，仅以《太平经》来分析，它在本卷将世间文章分为六类：微言解、密解、章句、浮华、分别异意、欺文。它对章句以“小仪其本”论，但书中也有多次对章句持批评态度。如《学者得失诀》说：“学凡事者……守众文章句而忘本事者，非也，失天道意矣。”[14]277-278《守一入室知神戒》说：“故一本文者，章句众多故异言。令使天地之道，乃大乱不理，故生承负之灾也。”[14]420以上都揭示了它对浮华章句的不满与否定，是以若仅凭《校文邪正法》的“小仪其本”得出《想尔注》对儒家的肯定，是很值得怀疑的。根据“其五经半入邪，其五经以外，众书传记，尸人所作，悉邪耳”可知，《想尔注》将众文诸书分为三类：真道、五经、五经以外，《校文邪正法》却是六分法。按照《想尔注》的理解，除了五斗米道所传记之书外，其他都非真道，儒家五经“半入邪”，众书传记“悉邪”，而以《校文邪正法》言，尚有“密解”比“章句”更值得肯定，两书抵牾之处可见一斑。

当然，《想尔注》也没有完全抛弃儒家，书中将儒家的伦理价值与道教的修仙相结合，阐述修道意义，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倾向。如《老子》五章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想尔注》注解说：“天地像道，仁于诸善，不仁于诸恶；故煞万物，恶者不自爱也，视之如刍草如苟畜耳。”此章《老子》本义是宣扬“无为”之宗旨，认为天地与圣人都无仁爱、偏私之心，任由万物百姓自生自长和自灭，但《想尔注》却将“天地不仁”“圣人不仁”解读为天地圣人是赏善罚恶的，所以人们应该积善行德，与天神亲近。后文更说：“是以人当积善功，其精神与天通，设欲侵害者，天即救之。庸庸之人皆是刍苟之徒耳，精神不能通天……生死之际，天不知也。”它倡导一种行善积德的报应论，以传统儒家《易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思想阐释《老子》，可见其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并不否认。十八章亦云：“道用时，帝王躬奉行之……吏民莫有不法效者……竟行忠孝质朴……臣忠子孝，国则易治”，很明显宣扬了儒家的忠孝价值观。以这样一种形式注解《老子》，说明《想尔注》确实在一开始就容纳了儒家思想的内容。

又有很多学者认为“道甚大，教孔丘为知”，这句话将《老子》原文的“孔德”之“孔”曲解为“孔丘”，让“道”教孔丘为知，是附会历史上孔子曾向老子执弟子礼的说法以贬低儒家，但细分析可知，这句话也没有真地贬低孔子。《老子》书中的“道”是最高哲学范畴，它被描述为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作用无穷的依据。《想尔注》发挥了《老子》之“道”，对“道”人格化和神化，如云：“吾，道也。帝先者，亦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让“道”获得了人格属性，能够“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使人“所以得仙寿”。《想尔注》中的“道”拥有全知全能的无上神通，不仅教孔丘为知，还遣奚仲作车、使黄帝为室。在作者笔下，“道”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统领者。孔丘从“道”处学得真知，非但没有贬低其“圣人”形象，更突出了他“天所挺生”的地位，圣人“生必有表，河洛著名。然常宣真，不至受有误耶道”。《想尔注》的孔子形象是受天命而降生的，他的出现是为了避免世人误入邪道。汉桓帝时边韶作《老子铭》曾言：“(老子)道成仙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16]当时类似的说法尚有许多，《想尔注》在此背景下提出“道”“教孔丘为知”，很明显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因为五斗米道的天师张陵，也是受“道”教而知者，是“道”以人格化的形式与他盟约，授权其建立五斗米道来教化世人。《想尔注》通过叙说“道”为圣者作师，不是在贬低孔子等其他圣人，相反，它是借孔子等来完成自己天师的形象塑造。

三、《想尔注》对儒家态度的成因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得知：《想尔注》对儒家的态度总体是游移不定的，它既有对五经典籍的排斥，也包含对忠孝仁义的认同。早期道教思想往往杂而多端，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避免地会经历许多困难的抉择，《想尔注》即真实体现了这点。两汉时期儒学的广泛性和重要性，使得追求长生修道、宣扬太平理想的道教从创立之初，就必须思考如何对待传统儒家的思想内容。也正因为《想尔注》作者在立场上的困惑，才在“排斥”和“认同”之间形成一股张力，为新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更广阔空间。我们研究其对儒家态度的成因，不但有利于审视早期道教思想的发展演变，而且能够进一步揭示儒道互相渗透与融合的内在进程。

第一，《想尔注》对儒家的批判应与它自身的宗教特点和当时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考察。受到儒家经学注解诠释方式的影响，《想尔注》是道教对道家经典《老子》的一种新疏解，但它绝非学术意义上的一般释义，而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从宗教的立场来诠释《老子》。《想尔注》的目的是将道家哲学转向宗教神学，并因此吸引广大群众，阐扬长生成仙。所以我们对其定义首先应是一部宗教典籍，而不是哲学文本。

宗教信仰的本质是排他性。不同的信仰者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所奉行的才是真理(如五斗米道的“真道”)。当碰到其他的信仰体系时，很容易表现出“排他情绪”。宗教信仰的排他形式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排他的本质不会丧失。在《想尔注》中，我们也能看到它对于其他妄言道教、擅自称圣之徒攻击多么猛烈。文中通过“真道”与“邪文”这一对范畴或概念来树立正统性。《想尔注》所批评的“伪伎”有几方面：一、儒家五经、私人著述之类；二、托黄帝、玄女、容成相教的“房中术”类；三、不知“道”之真意，妄称道教之流等。在五斗米道形成初期，其时尚有太平道、巫鬼道、方仙道等并存于世，它们互相排挤，斗争激烈。儒学作为当时的一种非宗教理论体系，虽不是《想尔注》所抨击的主要对象，但却已被东汉的儒生包裹上宗教色彩。如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认为：“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17]以人为编造预言的形式神化孔子、抬高《春秋》，自然也就与《想尔注》的宗教信仰对立。各宗派在信仰层面上是不存在让步可能性的。虽然今天的残本只有寥寥数句，但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五斗米道与其他思想对立的情形。两汉之际的儒家思想附着了神学色彩，五斗米道为了宣扬自己真理的唯一性，必须将矛头对准儒学加以排斥，这是《想尔注》作为宗教典籍的立场与出发点。

第二，《想尔注》对儒家的容纳应结合宗教生存发展和两汉文化主流来分析。中国自古王权都置于神权之上，任何一个宗教在我国要想得到发展必须依赖于政治的支持。五斗米道的早期创始人张陵、张鲁肯定也明白此理。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统兵进攻汉中时，张鲁就有言：“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18]由此可知，或一开始五斗米道就主动而非被迫靠近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以期获得上层的支持以合法化生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逐渐笼罩中国数百年，成为国家的主要治理依据，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文化色彩下，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伦理秩序都浸染了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早期道教虽提倡出世修仙，但它的内在矛盾也十分明显，要求既修“人道”也修“仙道”，二者并行不悖。这实际上就是儒家主义的中国社会传统与道教的宗教超越精神相碰撞时，必然出现的一种观念调和。如稍早的《太平经》重视孝行，把“孝”称为“善之善也”，把“不孝”称为“最恶下行”。《想尔注》也不例外，它提倡忠君，鼓励贤人学道做官，辅助人君治理天下，“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佐务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主张为君王勤修德行，为臣吏尽行忠孝。《想尔注》还云：“道用时，家家慈孝，皆同相类，慈孝不别……臣忠子孝，国则易治”，“国不可一日无君……非天下所任，不可妄庶几也”，肯定儒家思想，反对犯上作乱等。作为一本宗教典籍，《想尔注》以长生修仙为任，引领信众迈入神仙世界，但其教义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又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作者对传统思想的妥协，甚至希望能借机完成民间道教向上层道教的转变。事实也证明，《想尔注》把奉行忠孝仁义与社会太平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一套家国天下的政治哲学，在汉中地区逐渐发展，最终占据了中国道教的主流。

第三，《想尔注》对儒家的复杂立场应与儒道“共同话语”和汉代以降《老子》注释的新特点相联系。道家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人们因之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认为儒道完全对立。司马迁评汉代学风言：“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19]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许多学者不但不绌儒或绌道，反而是儒道兼习，只不过学有所偏，或偏儒或偏道而已。”[20]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源非常丰富，又都牵涉圣、智、仁、义等共同话语，故汉代大儒著作多引《老子》语，经传诸子百家学无不通。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儒道都对宇宙天理、人生人道、政治伦理等方面做了共同的话语探讨。伽达默尔曾提出：“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因为这本文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21]《想尔注》正是以《老子》文本为依托，建立在传统思想“共同话语”的基础上而创造出的一种新说。

汉代以降的《老子》注释都有这种特点。以《河上公章句》为例，虽然它站在道家自然无为的基础上对儒家仁义多有批评言辞，如云：“礼废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礼者贱质而贵文。”[22]150但在另外一些注解中，河上公也兼弘儒家思想，《修观》篇说“修道于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信妻贞……修道于国，则君信臣忠，仁义自生，礼乐自兴，政平无私”[22]207-208，表现出肯定儒家制度的一面。严遵注《老子指归》，一方面反对以仁义礼教治国，认为“礼之为事也，中外相违，华盛而实毁，末隆而本衰”[23]6，一方面他又“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23]147，既以道为宗，又讲儒家伦理，正是汉代以后儒道兼综的新特点。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想尔注》学习了汉代的解老方式，在文本的“不定”与“模糊”间倡其发明、拓其延伸，终于形成了五斗米道济众大航的宗教经典，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上留下重要篇章。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想尔注》对儒家的思想表现出复杂态度。它既有站在宗教立场上排斥儒家典籍、诋毁五经六艺的内容，也有站在传统立场上迎合忠孝仁义、容纳儒家伦理的色彩。

首先，《想尔注》有明显反对儒家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它将五经划为半入邪道，旗帜鲜明地与儒家理论拉开距离上。针对世人迷信经典，神化孔子等举动，《想尔注》也痛加批评，认为被儒生包裹上宗教色彩的五经典籍未贯道真。有关“半入邪”句虽然可以说明《想尔注》对儒家态度的暧昧游移，但是仔细结合文本分析，该章实质是基于宗教信仰的角度，以正统道教自居的方式抨击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异端之说。这是《想尔注》作为一部宗教典籍的理论基础。

另外，基于汉代忠孝仁义的广泛性与重要性，《想尔注》也有站在传统立场上，结合自身特点，利用儒家伦理内容阐发修道意义的论述。作者不仅在书中通过攀附孔子、黄帝等人来树立天师的至高形象，而且多次强调积善行德、行忠孝质朴，主张拥有忠诚至孝之心是长生成仙的必要条件。它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暗含了早期天师道以隐微的观念调和方式，希望借机完成道教合法性转变的诉求。

作为早期道教思想的重要资料，《想尔注》以徘徊和不定的方式继承了汉代解老的诠释学特点。它以文本为依托，在经与注的张力之间开拓新的内容和方向，用神学化的语言和新颖的理论对儒道两家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想尔注》与儒家关系的特点揭示，不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现早期道教思想的演变路径，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儒道融合的内在进程。

注释：

① 相关原文均引用自饶宗颐著：《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其他不另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