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权力与精神形塑
——基于西宁市乐家湾镇早市的研究

康 逸 马成俊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人类生活聚居的场所，它的空间环境承载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蕴含着记忆和情感，积淀着历史与文化。 人和空间之间有着一种精神上的依存关系，共同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形成共同的契约与信仰、权利与义务的相互依存关系，并通过各种方式和事件的相互交往，发生情感连带，形成亲疏远近各异的人际关系网。因此，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容纳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互动的重要场所。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集市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空间，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钟兴永认为，“原始社会末期的井旁早市和森林边缘的‘日中为市’，可视为中国集市贸易的雏形或源头”[1]。 传统集市的变迁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 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都通过集市交换而获得，人们也在这个空间中交往、交流、交融。有关集市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 下面，简要梳理之。

20 世纪初至6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通过对四川（成都平原）农村集市的田野调查，运用中心地理论提出影响深远的“基层市场社区（共同体）理论”。他的这一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元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农村集市是“以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为基础所形成的场合”，并且买卖双方因为“熟人”面子的问题大都不会在本村集市进行交易[2]。 费孝通又在《江村经济》中剖析了农村社区中集镇的地位和作用，并把集市作为考察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社区变迁的窗口，基本框定了近代市镇研究的路径和取向[3]。 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提出中国农村社区组织是集镇。王铭铭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对中国集镇的功能进行了总结，认为中国的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互惠场所、夸富宴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4]。

目前来看，研究华北、江南、四川等地的集市较多，而研究我国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海拔地区的集市相对较少。 关注农村集市较多，对城市社会中的集市关注相对较少，对城市社会中参与集市活动的各民族各群体的主体性关注较少，对市民社会中的集市生活体验关注不够；对集市作为公共空间所承载的文化、记忆、现代转型、商业价值以及其中一个个鲜活的人乃至这些人汇聚成的群体所见不多。 本文将以西宁市乐家湾镇早市为个案，以当代空间社会学理论为框架，分析多民族社区公共空间（早市共同体）中的权力运作机制，以期揭示空间生产对各民族精神空间的形塑作用。

一、西方空间理论与实践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维度之一， 有关空间的概念和研究贯穿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科发展始终。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里谈到的“库拉圈”，就是一个完整的交易空间。而普理查德的《努尔人》则描述了非洲努尔人为适应旱季雨季的不同生态环境，在高山和平地之间交替迁徙的空间节奏。 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中运用动态平衡理论，提出存在着观念层面和经验层面两种不同面向的空间，空间依附于政治的观点。 涂尔干在分析“集体意识”的时候曾提到，当人们在共同的时空中共同关注某一对象的时候， 共同的思想和情感将会在其间流动并强化。 可见空间对人们集体意识的影响。“在齐美尔看来，空间是社会互动形式得以成立的条件或基础。”[5]他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认为城市生活的首要特征是“理性至上”，否则无法适应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方式，强调这是都市空间对人们精神世界塑造的结果。

活跃于20 世纪上半叶的芝加哥城市学派，其代表人物之一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族、各文化相互混合、作用的大熔炉。 城市就是这种生动的、潜移默化的相互作用的中心，新的种族、新的社会形态又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6]托马斯·雅布隆斯基对芝加哥“后院”的邻里研究，表明：“社区精神……是依赖于（实际上，是产生于）空间力量。 社区文化包含了部门空间习惯和领地忠诚。 ”[7]

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8]他认为空间不仅是权力的容器，还是一种权力的策略与手段。 布迪厄的场域空间理论以实践论为基础，认为行动者在这个场域内被赋予的地位与权力则来自于他们能够动用的资本。 这种资本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这个场域空间内对他人施加影响，去控制或改变空间内的日常运作规则。 布迪厄还认为，场域包含各种潜滋暗长的活动力量，是一个充满斗争的空间，要时刻把它视作一个被争夺的空间，去分析空间内的行动者、资本与惯习。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实践不断形塑着社会结构，它隐藏在人、地点及社会事件过程的习惯之中，赋予日常生活及城市现实以结构，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凝聚力、持续性，并帮助人们建构某种稳定的空间能力。 ”[9]此外，国家作为制度体系的组织者和规划者，通过空间的生产，将权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措施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弥散在空间中，形塑着人们的行为。

二、乐家湾早市空间的变迁

空间与人的行为具有某种天然的情感和认知联系， 社区内的公共空间是绝大多数各民族社区成员共同生活、交往互动的空间。 费孝通认为：“居处的聚散多少是有关生活上的亲疏，因之，空间距离给了我们研究社会联系的一个门径。 ”[10]乐家湾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早市是传统中国城市固有的底色。 每一个集市都藏着一个地方最隆重的生活仪式。 乐家湾集市的开办伴随着西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乐家湾的城市化而展开。 从最初零星的三轮车流动商贩到马路市场再到中期的新颜路早市， 后又因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搬迁到金桥路，成为金桥路早市，乐家湾早市在这十余年期间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乐家湾各民族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间记忆和情感记忆。

上十里铺村早市兴起于21 世纪前后。 为缓解供需矛盾，2013 年，东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在民和路中段东西走向的新颜路（上十里铺村）设立了新颜路早市（人们习惯称之为民和路早市）。 早市形成之初，摊位只有100 多个，而后发展到300 个，商户200 余家。 2017 年9 月1 日，时值西宁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之际，一起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将早市推上了风口浪尖。 早市由来已久的交通拥堵、噪音扰民、卫生环境差等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时间早市规模缩减了一半。 2018 年，经过招标，由西宁金桥惠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中标并于当年8 月正式负责运营管理早市。 搬迁后的早市更名为金桥路早市。 金桥路早市将所有商户集中在一方形区域内，设有四个安全出口，一个停车场出入口，五横五纵人行通道（便于人们行走，比起民和路早市的直线型分布，安全方便许多），五条消防通道。 市场内安装20 个不同角度的监控摄像头并与公安机关联网，配有高音喇叭、防爆器材、灭火器、防撞柱及防撞墙。 同时各出口设有公平称、公示栏、红黑榜等。 早市正门入口设老年休息区、办公室、监控室等,早市围栏上有十五块大型长方形宣传板块，用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扫黑除恶、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市民公约等等，早市入口处立有国旗杆，国旗在上方迎风飘扬。 早市内设有摊位近500 个，主要经营蔬菜、水果、肉食、调料、水产、豆制品、百货、面条、馍馍、花卉等。 现有登记经营商户近250 家，并设有散摊区，精准扶贫摊位等，配有保安10 名，管理人员5 名，食品安全员1 名，保洁员6 名。

金桥路早市就像是一个隐匿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特殊空间。联系特纳的仪式理论，门既是一种空间转换装置，也是一种阈限装置。 跨越大门进入早市，各民族市民就从一个空间转换到了另一种空间。每个人的身份和状态都被重新定义。各民族的人们在这里采购，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也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不仅充满了生气，也成为社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乐家湾早市的变迁，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市场规模、摊位布局、管理方式的变革。早市的热闹与繁荣是各民族和谐互动的体现。

三、早市空间中的权力运作机制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11]一个空间的相对独立性、与外界空间的区隔性，建构了一个权力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场域里，权力得以发挥作用。 福柯认为：“权力的规训势必会涉及某些空间手段，通过空间的分配，权力得以实现驯服身体的基础；通过空间机制实施层级监控，特别是借助所谓‘全景敞式’的空间手段，规训得以从外在转向内在，实现了权力控制的‘自动化’。 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借助空间，权力被微观化为规则、要求和表象。 ”[12]可以说，早市四个安全出口的设置将早市空间从整体社会空间中区隔出来， 同时将商户封闭在市场内， 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单元、类别，以横竖两轴及编号为其定位，目的在于通过空间的划分，将行动者（早市管理者、城管、商户、顾客）规范到相对固定的位置及场域。 一旦进入早市，就要遵循早市空间内的规则、逻辑。 根据园区城管局（国家权力）要求，早市经营管理者在早市空间里设置了20 个不同面向的24 小时监控摄像头，并配有10 名保安、5 名管理人员在安全出口及市场内来回巡逻，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市场管理、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隐患排查等规章制度。 因为有这些机制，早市空间内的被监视者很难去在意并确认监视者（权力的形象化）是否在场，他们不得不认为监视者（权力）是始终在场的。因此，可以说，权力在早市场域内无处不在，且总是默默地发挥作用。 就像在访谈中被问及是否可以推迟早市收摊时间（为的是延长摆摊时间，增加收入）时，早市经营者笃定地回答：“那不行，城管局有规定。 城管也在这里，还有监控，对面就是办公大楼。 他们能看见。 ”“如果不按时收摊呢？ ”“那不可能！ 市场内的大喇叭十一点就开始催大家收摊，他们（早市管理者）的人也会提着小喇叭满市场转着喊催大家收摊。如果不按时收摊，他们就骂，多几次就不让出摊了。 ” 早市管理者把这个出摊收摊的时间当作了一种调控的手段， 以此控制商户和顾客。 这种最初源于外在的监控，最后转化为自己对自己的规训，一种被权力形塑的主体就形成了。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僵化、刻板、非辩证和静止的。 ”[13]列氏还表明：“空间是社会产物……空间的生产体现了政府监管者和规划者，建筑师和科学家的权力位置，体现了他们对合理化的城市地图和规划的创造。 ”[14]为什么早市要从之前镇域内人口最为密集的民和路一带搬迁至现今的山脚下，隐匿于街角中？这不仅是政府（国家权力）出于加强城市管理，方便市民生活的正向考虑，也是为了盘活土地资源、降低社会治安风险的科学决策，更是广大早市商户（流动人口）维持生计的迫切需求，还是镇域内几万居民的生活诉求。 早市得以搬迁，早市空间得以存续，是多方权力合谋下的结果。 正如一位受访商户所言：“之前民和路早市比现在热闹，人流量大，生意好，但是那边堵塞交通，影响市容，还出了一场车祸，早市是无论如何不能在那里办了。但乐家湾镇几万人口①要吃要喝，也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早市，不然人们上哪买菜？ 我们这些商户又上哪挣钱养活自己？ 现在虽然有几个生鲜超市，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到早市来买东西，毕竟我们都是小本生意，便宜。 ”

布迪厄认为在社会学研究里引入社会空间和场域概念是必要且合理的。 他指出：“场域这个概念用来指示在事物的建立过程中一种关于方法选择的理论和发生姿态”，[15]“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16]根据前文，我们可以感觉到早市空间内存在着不同的行动者，城管（政府监管者）、早市经营管理者、商户、顾客等。在早市空间这个场域内，自有它的规则。早市的运作机制遵循着功能学派提出的均衡论，确切地说，是利奇的“动态均衡论”。 在早市空间内，早市管理者所能利用的摊位数量是有限的，肉类摊位几个、果蔬摊位几个、百货摊位几个、豆制品摊位几个等等这些的数量都是既定的；每日的客流量也是既定的，基本都是周边的各民族市民。 既然需求是既定的，那么供应也不可能太多，这样一来，早市空间内的供求关系就会始终处于总体均衡的状态。 假如偶有打破，也会在一定时间内的摇摆后再次趋于平衡。 以下就是例子之一：

临近2021 年春节，早市管理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这位妇女操河南口音。她向早市管理者Z姓经理（河南人）申请摊位，以便在市场内临时摆摊。 他们用河南方言交流：

女商户：老板好！ 今天冷里狠啊。 我是卖豆制品的，我看这两天早市里摆摊的也不多，我想过来摆几天。

经理：不中！ 这两天正是挣钱的时候（指快到春节了），你看那边豆制品摆摊区都饱和了，没有摊位。

女商户：我以前就是在早市里摆摊的，只是前几天孩子在河南老家结婚，我回去了一趟。 现在不是空着这么多摊位嘛，都是老乡，你就通融一下！

经理：我给你说了不中！豆制品摊位早都饱和了。来买菜的人就那么多，买豆制品的人也就那么多，你再来跟早市里的豆制品商家竞争，人家挣钱少了，人家不骂我？ 你以前都不支持我，我现在凭啥要支持你？

女商户：可我以前就是在这里摆摊的呀，老板，你就通融通融……（操着河南口音继续低声恳求）

经理：给你说了不中就是不中！ 你年后过来了再说！

可见，“行动者在一个特殊场域中被分配的社会地位和特定权力首先是依靠他们能够动用的特定资本”。[17]这种资本使得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既定的场域内对他人施加权力，产生影响。早市经理的早市管理者身份“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内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 ”[18]具体来讲，他决定着商户能否具有进入早市空间的合法性。 河南女商户作为豆制品供应商在最初缺乏豆制品供应的时候，被赋予入市摆摊的合法性，她所经营的类别就是她的资本。 但之后她的退出使她失去了这种合法性，同时在动态均衡论的作用下，短缺的豆制品供应已由其他商户填补，豆制品的供求关系再次趋于均衡。现如今，河南女商户拥有的资本仅仅是自己和早市经理是老乡，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可以加码的资本。她想要利用地缘上的亲近，熟人社会的同乡情结，与早市经理套近乎，拉关系，找回自己丢失的合法性，恐怕自己所持有的资本已不足以支撑她加入这场游戏的权力（资本）互动。 因此，早市空间场域对行动者及其实践有自主的形塑作用。 这种形塑作用，不直接作用在他们身上，而是通过行动者的关系以及彼此间的生产、实践，产生作用。 从福柯到列斐伏尔再到布迪厄，我们可以发现，在早市场域内，权力无处不在，权力以一种隐秘而实在的机制规范着人们，形塑并规训着人们的行为。

四、早市空间对各民族市民精神空间的形塑作用

人是群体性动物。 段义孚认为：“对于人类而言，空间是一种心理需要，是一种社会特权，甚至是一种精神属性。 ”[19]挪威著名建筑学家诺伯舒兹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中认为空间因负载了地方性意义而成为场所，它不仅是实体空间的客观存在，还使在空间里互动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对这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就是“场所精神”。工作、生活在乐家湾镇的各民族，如何将此地，而不是彼地当作自己的“地方/场所”？ 目前，早市是一个方正空地，它既是物理空间、经济空间，又是邻里互动、社会网络的生活空间；它不仅是政府监控下的某一单元，也蕴含着共同体意识和群体情感。 早市有严格的出摊、收摊时间。 这造就了早市场域内的所有行动者必须遵守这个规则，但凡踏入早市边界那一刻，人们就置身早市场域内，成为“早市共同体”的一份子。

（一）恋地情结

在乡土社会中，集市是人们交往的三维空间的物化形态；是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等多维综合运转的结果在空间上的投影，是人们“集体记忆”和情感的归属。 在现代社会，早市通常是自发形成，而后经政府规划、认定，与企业签订协议后，准予开设。 这样的场域是经过长期的演化组合，由路径、区域、建筑等元素建立的彼此稳定的有序空间结构。 乐家湾镇在新世纪进入快速城镇化后， 早市成为了被政府办公场所、住宅小区、企业等所区隔的人们的共有空间，也是承载日常生活、蕴含记忆情感、积淀历史文化的场域。 而这样一个充满记忆和情感的空间场所正是生活在该社区的各民族市民所需要并刻意赋予其重要精神意义的。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一书“前言”中写到：“恋地情结（Topophilia）是人与地的情感纽带。 ”[20]可见，人与环境/空间之间有着精神心态上的依存关系，是具体“地方”的人对具体“地方”的爱。 生活在乐家湾镇的各民族同胞们，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物质载体（早市）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

早市的存在，使得城市公共空间更加具有生命力，充满市井气息与活力的多色彩、多情调的公共生活使人们在心灵深处体会到接地气的交往空间本就该如此。 因此， 精神上的认同须以场所的认同为前提；认同感产生归属感。 不少受访者表示：“我觉得住在乐家湾镇是最好的，空气好，交通也不堵，而且有早市，热闹又方便，现在还有吾悦广场，为什么要去市中心挤？”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除步行来此的市民外，也有骑电动车来的（早市外设有专门的非机动车停放点），乘坐公交车来的，开车来的，甚至曾经遇到过从西宁市海湖新区（城市最西边）开车来此采购的市民。 有的市民甚至没有采购需求，也要到早市逛逛。 几位受访市民均表示，逛早市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 每天来逛逛，除了采买物资以外，还能锻炼身体，听听社会新鲜事，聊聊家长里短，在热闹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中感受一下平时在明亮高楼里感受不到的市井气和烟火气，粗朴简单又热切真实。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爆发，西宁出现确诊病例、早市关闭的那段时间，他们表示特别怀念以往逛早市的日子。 后来，乐家湾早市作为全西宁市首家获批重新开放的市场，即便刚开始所售商品不多，出于防控需要，逛早市也没有以前方便，但他们仍然愿意周末来早市逛逛，仿佛早市开了，逛了早市，生活才算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人的心里才踏实。

有了人的情感投射，空间变得不再陌生，从此人和空间之间便有联结，一种地方认同感（恋地情结）就产生了。 英国人文地理学家Tim Cresswell 认为，“地方是在权力脉络中被赋予意义的空间。 ”[21]正是因为早市具有的这些场所特质，以及早市本身营造的物理特性使得人们乐意加入到“早市共同体”当中来，从而不断加深和延续对早市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联结。

（二）行为趋同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在生产与再生产中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关系，改造自身以及自身的精神世界。哈维也认为：“民众通常是以空间为媒介感知被建构的语篇，并基于情感反应、习俗惯性、价值形态等采取相对固定的行为决策。”[22]任何的社会交往关系都必须依托于具体的空间才能发生。如果没有人的参与，空间也只能给人以空荡荡毫无生气的感觉。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句古老的谚语：“人往人处走”，精辟地说明了空间环境中最吸引人的元素还是人的活动本身。

据调研了解，在早市近250 家商户中，80%是河南人，其余为山东、安徽、四川、辽宁等省的外地人以及西宁本地人，商户中多是汉族，也不乏穆斯林、藏族；逛早市的市民中绝大部分为乐家湾镇常住人口，户籍为外省人、西宁本地人、州县农牧民等，民族成分包含汉族、藏族、回族等。 作为充盈着各民族摆摊、“逛早市”行为的公共空间，早市成为了多民族社区各民族居民当下所拥有的“活”的文化现实，一种正在进行的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早市里，售卖牛肉、羊肉、鸡肉以及它们内脏的商户基本是穆斯林同胞。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既然早市内的蔬菜、水果、豆制品、百货等经营类目都有相对集中的摆摊区域，那么肉禽类也应该在一起。 其实不然，牛羊肉摊位和猪肉摊位是分开的，这在内地非多民族聚居的社区是难以见到的，甚至会认为是政府、市场管理者规划不合理，但在这里却是默认的规则，是多民族彼此尊重、和谐互动的体现。

早市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物理空间的“早市”，必须有人的出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23]。 因此“逛早市”就成为了当地各民族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程序性行为。受访的不少市民表示，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来早市；也有市民表示，平时工作忙，但周末一定要来早市逛逛。“人们日复一日地按照这条路线运动……出于习惯性使用的原因，路线本身获得了多种意义和稳定性。 ”[24]早市作为包容市民日常生活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空间而存在，借由它，生活因为日复一日的程序化而变得具有形式感，从而可以被掌握。 在早市附近小区居住的几位负责送孙子上学的老人表示，他们在工作日早上将孩子送到幼儿园或学校后，就到早市开始履行一系列“工作程序”：蔬菜区、肉食水产区、瓜果区，统统走一遭，询问价格、对比质量，尔后根据需要采买，最后再到老年休息室坐一会儿，聊聊天，吹吹牛，最后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家中，开始做午饭……对于这些老人而言，每天重复的这些程序使得他们的生活具有规则和意义，并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深刻地影响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与借以度日的方式。当然年轻人也不例外，他们也愿意加入到早市的互动中来。几位受访的年轻人表示，平时上班忙，没时间逛早市，但周末一定要带着孩子、家人来早市逛一逛，感受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继承下来的，无章无序积累的，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混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 ”[25]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各民族的人们有着相同的行为，经年累月，也就构成了“我们”共同的生活文化。

（三）互动共融

早市可以被看作是多个民族共同交往的重要场所之一， 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在早市中体现。 端午时节，早市上有三五家商户在卖五彩线及香包，不少少数民族同胞驻足为自家小孩购买，可见端午节佩戴五彩线或香包的习俗可能以前仅仅是汉民族的文化符号，如今正在并将持续在城市多民族社区内被传播、被接受，扩大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据观察，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人也会时不时买上一些少数民族同胞制作的青海特色的焜（kǔn）锅、油炸撒子、黄南馍馍②等等。 卖面条的重庆商户也学会了制作青海拉面、面片、旗花面。 受访的一位四川籍市民表示，“在我们家乡并没有寒衣节烧纸的习俗，逛早市的时候发现当地人都在买香蜡钱纸，问了问才知道，原来在青海寒衣节要烧纸，于是我也买了一些。 ”这些，既是传统风俗、饮食习惯的互动，也是调和，体现多民族间的包容、适应与融合。早市尽可能地提供多种多样的商品， 但不可能完完全全满足来自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的人们的所有需求。 换句话说，早市只能提供这些商品，逛早市的市民只能选择这些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的饮食结构、甚至是风俗习惯逐渐调适、融合、趋同，形成新的习惯、认同。

五、结论与探讨

从政府层面的城市规划及管理来看，早市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但从民众日常生活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来看，早市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逝。 对于乐家湾镇的各民族居民而言，早市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集市，而且也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集市。 早市不仅是消费的场所，也是满足文化想象的地方；还是文化生产的空间和历史记忆的储存器。 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来看，早市满足了人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需要。 人们在其所生存的环境中，探寻和发明出一种相应的文化模式，以适应周围的环境。 各民族的相互尊重，对早市的认同，对乐家湾镇多民族社区的认同，对“地方”的认同，乃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或许其中的一个起点就是以增强各民族在公共空间（早市）中的互动为肇始。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体的记忆之上的。 ”[26]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区建设特别是多民族社区建设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区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主体部分。 人的生活的意义部分地源自公共领域或者说公共生活中的参与与互动。”[27]因此，公共空间（早市）为促进社区各民族互动、形塑各民族市民精神空间认同感提供了场所。 但“它（空间）不仅是一个背景、场所，同时也是一种塑造的力量，我们的人生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当中，并通过这样的空间展开的。”[28]“人们常常会因为生活在一个场所中而得到大量的愉悦感。 这种愉悦感来自场所的区位特征，包含其中的社区场景，以及个体生活在场所中而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联系。 ”[29]人们在同一空间内持续而持久的互动将逐渐形塑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当各族民众进入、接受、占有、共享、相遇同一个空间，事实上，他们也成为了一个整体。 因此，从公共空间（早市）对各民族精神空间的形塑作用角度考虑，重视各民族在公共空间中的彼此“看见”，和谐互动，注重让各民族在多民族社区公共空间中找回传统乡土社会的那种“熟人感”，再在“熟人感”中，建立“我们感”，或许可以成为加强多民族社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