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劳动及其独特性审视

2023-05-15 09:18成龙陈继旭
理论导刊 2023年5期
关键词:独特性中国式现代化劳动

成龙 陈继旭

摘 要:中國式现代化中的劳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劳动价值的遮蔽,以劳动为主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资本主导现代化的发展和超越,彰显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坚持、劳动素质的提升和劳动分配难题的破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劳动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为依归,不断增进劳动者福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使崇尚劳动成为价值共识。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劳动;劳动价值;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5-0056-08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及原创性贡献研究”(19ZDA016)。

作者简介:成龙(1964—),男,甘肃通渭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评审专家,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继旭(1985—),男,杭州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深刻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成为学界的理论诉求和探索热点。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劳动主导的现代化,现有研究鲜有从劳动独特性视角对现代化过程进行分析。在这种独特性中起主导作用的劳动承担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中劳动的独特性,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和本土特色。因此,从劳动的独特性出发,进一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中劳动的理论内核

(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价值主线

古往今来,对美好生活的认知标准和实现方式各有不同,如亚里士多德把目标定义为“善”,认为追求“善”的生活是美好的,而康德认为美好生活是一个不确定的纯主观概念。马克思则从劳动入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压榨劳动力的批判和异化劳动的反思,认为劳动既是出于生存需要获取物质资料的手段,也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未来的美好社会也是劳动获得解放的社会。

其一,劳动是人保存生命、维持生存的基本手段。“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1]通过劳动,人类从自然界获取吃穿住用等方面的资料,摆脱完全听命于自然的状况,从而实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的目的。劳动构成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和自然发生交互作用,以获取吃穿住用资料,这是人适应自然的过程,自然界体现为“人的无机的身体”。

其二,劳动确证人的本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1,而劳动则是搭建人与人、人与社会沟通交流的桥梁。通过劳动,人认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开始自主自觉地追寻有意义的生活,包括认识和改造自然,发展社会关系。在生存需求以外,人不满足于现状,通过劳动实现改善性需求,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不仅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构造,还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163。这既满足了人的物质需求又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使劳动具有了审美意义。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一种本真意义上的劳动,自然成为人的劳动对象和“作品”,人在劳动中获得表现和享受,从而实现对自我的确认。

其三,劳动创造历史,创造美好生活。“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196。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不是被动的适应现实,而是依据周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人文背景主动改变自身生存状态,构建理想图景,创造美好生活。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劳动贯穿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95。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生产方式推动了世界历史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形成,劳动、资本、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三者的不同结构和组合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道路:国家主导的专制霸权、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3]。

(二)资本对劳动价值的遮蔽

在资本统治下,马克思分析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以及死劳动和活劳动等四对劳动的矛盾运动[4]。资本主义社会有其进步的一面,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商品极大丰富、科技突飞猛进、全球市场形成。与此同时,在这一生产方式中,资本获得支配一切的权力,成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扭曲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工具性被无限放大。劳动具有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被资本统御,其工具性一面被无限放大,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产品被异化。劳动的目的是赚取更多的金钱,消费更多的物质产品,而不是享受劳动的过程,创造美好的生活。劳动者不再自由,劳动关系是支配关系,人被自己创造的商品支配。高科技手段、流水线作业、程序化管理、对自然的无限度索取等劳动手段和方式都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剩余价值,追求更多利润。即使在数字时代也不例外,意大利学者安德里亚针对Facebook等网络社交平台与互联网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平台资本积累仍然是建立在剥削用户无偿劳动的基础上[5]。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数字时代资本的剥削手段随着技术进步变得更加多元而隐蔽,劳动者“长期而稳定地受剥削反倒成为一种特权”[6]。其结果是一方面劳动为少数资本家创造了美好生活,劳动者越勤劳,资本家攫取劳动果实越多,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分化越严重;另一方面,劳动成为一种强迫性行为,劳动者的价值诉求被遮蔽,资本主义越是发达,价值虚无和认同危机越是严重。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劳动价值的积极彰显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基础上的。对劳动者生存境遇的同情、对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批判贯穿马克思一生,他承认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同时批判其带来的劳动异化和对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分析了劳动的认识根源和实践根源,通过回顾奴隶劳动、封建劳动和雇佣劳动,认为“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2]184,停止劳动,任何一个民族几个星期都会灭亡[7]。但劳动不应该建立在剥削基础上,他从劳动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给出了拯救的良方,其核心是在规制资本的无限制扩张的同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描述了生产这一历史趋势,“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8]。这种新的社会形态要实现的是生产力和人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理想的现代化图景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及人的解放,人们不再对劳动避之如瘟疫,而是享受劳动带来的乐趣。

中国式现代化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9]“勤俭自持,习劳习苦”[10]等传统劳动文化美德,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制度设计上鼓励劳有所得,实行按劳分配;在价值理念上倡导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在目标设定上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组织保障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种现代化模式中,资本二重性得到驾驭并在控制中發展,劳动者的潜力得到激发,劳动价值得到彰显,劳动创造现代化美好生活的愿景将最终得以实现。

二、中国式现代化中劳动的历史进路

鸦片战争后,从洋务运动“学器”、维新运动“改制”到孙中山等资产阶级“建党”,中国都未能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些探索脱离群众基础,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并未被纳入各方视野。主张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步入历史舞台,自带劳动“基因”。李大钊在其现代化构想中指出,“平民主义”是其政治目标,并认为人生求乐,在于尊重劳动,“一切苦境,皆可由劳动解脱”[11]。党的一大党章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纲领[12],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提出“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13]。回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劳动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劳动人民通过辛勤劳动,以战天斗地的主人翁精神,为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改革开放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奔向小康;新时代,坚持科学劳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用劳动铸就梦想,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坚持劳动者主体地位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劳动者的主体作用,毛泽东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思想推广到党政机关和部队,认为人民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可以充分动员劳动群众,组织成一支劳动大军[14]。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上,刘少奇表示劳动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事,劳动者是最受尊敬的人,劳动节也应该成为我国最值得庆祝的节日,并认为劳动者、劳动英雄最光荣,这是社会主义新的道德标准[15]。1954年《宪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劳动者享有劳动、休息、物质帮助等权利。陈云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幸福没有其他道路,“只能经过人民自己辛勤的劳动”。各行各业的工人、职员、社员的劳动是完成五年计划必不可少的劳动,全国人民都完成任务,五年计划一定完满实现[16]。邓小平提出党员要从事劳动,要求党员划清劳动和剥削的界限[17]。劳动人民翻身做主极大激发了劳动热情,涌现出一批劳动楷模如铁人王进喜、“钻头大王”倪志福、“电机华佗”宋学文等全国劳动模范。

改革开放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者也从原来的“单位人”转为“自由人”。这一改革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对企业的完全依附以及职业选择的单一性,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充分尊重个人的兴趣、天赋等。改革打破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束缚,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增加了现代化建设的活力。与此同时,改革也打破了“铁饭碗”,下岗职工出现,失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多元化市场主体的出现,也使一部分人质疑中国社会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劳动者主体地位是否动摇。对此,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指出要保护工人利益,确保劳动者主体地位;党的十六大提出“四个尊重”,其最根本和核心的内容是“尊重劳动”,保障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肯定劳动者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贡献。在现代化实践中,党和政府坚持“先富带后富”,通过行政、法律、工会等多种手段协调劳资双方利益。面对现代化建设中的艰难险阻,党和国家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调动其主动精神,激发其主动意愿,共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破浪前行。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深刻转变,产品升级换代,经济发展动能从劳动力驱动转为科技驱动,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面对新形势,习近平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要当好主人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18]9,要求党和政府坚持“四个尊重”,树立崇尚劳动意识,弘扬劳模精神。这一阶段,国家积极提升劳动者素质,尊重知识和人才,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精神,完善创新创业政策,支持广大劳动群众大胆试错、大胆创业;人民群众将个人追求和国家社会前途紧密相连,承担起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使命。从主动精神到创造精神,劳动群众对主体地位的认同,也激发群众强化了责任感和家国情怀,人与人、人与国家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情感维系,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爱岗敬业的劳模精神等富有中国风格的劳动文化也给现代化建设打上了中国特色。

(二)破解劳动者发展困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经历了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从工业现代化到科技现代化等过程。对应到劳动形态,则表现为从体力劳动到技术劳动再到智力劳动依次占据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现代化被设定为工业现代化,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1437,1954年首次确立“四个现代化”[20]。此时,恢复生产、发展国民经济,确保人民能够实现温饱生活是第一任务,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建设工厂、厂房,新中国需要大量普通劳动力来承担这些繁重的工作,对技术和知识的要求相对较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鼓励通过技术革新推动现代化发展。同年9 月邓小平在鞍钢发表讲话,提出“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21]。对熟练技术工人坚持按劳分配要在工资奖金、考核评选等方面有所体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电子工业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党和国家敏锐意识到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采取了变革劳动者队伍结构、提升劳动者素质、重视科技人才、大力普及教育等一系列措施。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16字方针[22]540。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兴起,劳动的科技含量日益提升,科技工作者成为各行各业竞相争取的人才,这些变化拓展了劳动形态,改变了劳动分工。新劳动形态将人从复杂、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创造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其也可能带来新的异化风险、劳动歧视和新剥削形态。对此,习近平强调要“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劳动、知识和人才的重视以及对新劳动形态可能性后果的敏锐觉察。总体来看,无论是体力劳动、技能劳动还是智能劳动,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都充分重视并始终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立场。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国就提出劳动平等,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在我国享受平等的地位,“不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都是劳动”[19]41。

(三)调适劳动分配难题

在由商品和资本建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中,劳动者的能力和价值不断贬值,被金钱和商品资本支配直至一无所有,而资本家占有一切。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打破分配伦理,改变劳动性质,使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解放人、发展人的能力,而非摧残人、迟滞人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分配关系经历了“平均主义”“效率主义”“效率优先、兼顧公平”三个阶段。

现代化建设初期,面对艰巨的建设任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我国调整劳资关系,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通过劳动改造,为现代化建设服务[23]。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现代化以重工业为主,并建立一系列配套的劳动制度和规定。实行集中统一的劳动管理制度,劳动定员定额,工资统一调配。这种制度和当时的国情相适应,但在后期发展过程中,由于过于僵化以致损害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出现集中“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现象。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聚精会神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随着我们党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逐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放活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我国的劳动制度、劳动关系和劳动观念也随之改变,平均主义被打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制度。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加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法治化进程。党的十六大提出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一阶段,劳动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上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现代化进程加快,“三步走”分解目标逐步实现,劳动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党中央对劳动更加重视,习近平明确提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并鼓励工人阶级增强历史使命感,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用劳动铸就梦想[24]。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劳动发生的新变化,制定了系列文件:2015年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以化解劳动矛盾;2016年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8年劳动教育纳入全面发展人才培养体系;为鼓励劳动新业态、推动就业创业,适应数字劳动趋势,2018年国家发布《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2020年出台《民法典》,再次对企业等市场经济行为主体进行规范,为劳动者权益提供保障。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改革,分配伦理观也在不断发生变迁,表现为对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视,对资本无限扩张属性的适度控制,从而有效保证了劳动者能获得相应劳动成果的正当权利,维持和谐的劳动关系,使劳动者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劳动的现实观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的观点,保障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升劳动人民的劳动素质,通过共同富裕实现了以劳动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共享”的概念本质上从属于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分配,而“发展”的概念从属于社会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演进。马克思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324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由其创造,因而人民群众也理应享有相应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劳动者通过劳动加强了共享的联结,又通过共享公平地享有劳动成果。

(一)劳动者福祉得以增进,劳动素质不断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把增进劳动者福祉作为推进现代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确保改革成果由劳动人民共享。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并根据物质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充实和丰富自身的内容,以适应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类需要。根据“劳动—收获”的生成逻辑,当劳动者在为自己劳动、劳动产品和资料归属自己支配时,劳动者也从中获得确证自我的力量。国家充分保障劳动者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杜绝资本的过度剥削,“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5]。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健全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为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劳动群众的收入和购买力水平也获得极大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数据,在全国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中,冰箱拥有量101.8台,彩电拥有量120.8台,洗衣机拥有量96.7台,空调拥有量117.7台,移动电话拥有量253.8部;从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来看,1978年至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2元增长到32188.8元,人均消费支出从151元增长到21209.9元[26]。可以看出,涉及民生的重要物资基本得到普及,劳动群众收入和购买力得到显著提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劳动者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与此同时,劳动者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受益者。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劳动群众的福祉也得到同步增进。

勞动在满足人们生产消费等基本需求的同时,其本真意义在于通过劳动使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增进劳动者的福祉也需要提高个人劳动认知,提高劳动者素质。习近平强调:“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18]9我国现代化进程赶上了新科技革命引发的劳动的新形态与新变革,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轮技术变革引发了生产生活、劳动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劳动形态从过去的固定时空生产、面对面服务转变为如今的智能设备生产、跨时空服务;劳动对象从物质化原料及半成品加工延伸到虚拟信息数据处理;劳动产品从有形产品、固定时空的休闲娱乐生产生活服务延伸到程序软件等数字产品、在线匹配的知识信息服务;劳动资料从传统的劳动资料、劳动力、机械化设备延伸到数字平台、工业机器人等新兴劳动资料。

当前我国现代化面临国内外环境多重挑战,一方面,世界经济逆全球化,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在部分高精尖领域,中国面临美日欧等的科技制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但仍然存在地区差距较大、收入分配不够合理、高科技高质量产品转型升级等困难和挑战,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能、实行供给侧改革。国家对科技人才、技术人才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需要发挥科研人才的创新精神推动科技的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一批技术精湛、爱岗敬业的技术人才把实体经济做大做强。近年来,国家陆续推出“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马兰花计划”、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出台技能人才评价标准,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等;设立技能培训专账资金,拓宽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使用范围,提升资金使用效能;通过“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职业技能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标准和措施活动,确保劳动者素质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向同行。

(二)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劳动环境持续改善

习近平指出:“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27]开启“十四五”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切实改善、维护好劳动环境,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职责使命和初心所在。 从现实国情看,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及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展开,一方面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时间弹性化,劳动场地移动化;另一方面,资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断增长,资本支配关系更加隐蔽,出现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情况。此外,劳资纠纷、职业歧视等问题进一步加剧我国劳动力市场矛盾,给劳动关系、劳动环境改善带来新的挑战。

劳动关系反映的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也从各主体间围绕工具理性、对立理性的竞争零和博弈转换为和谐共享平等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变了劳动的性质,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着力协调现实发展中的劳动关系,实质是解决劳动人民内部的发展矛盾,消除发展中影响劳动关系的多重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劳动保障制度,各项工作取得喜人进展。在体制机制保障方面,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法》《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等,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等权利,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完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多元处理机制。在劳动保障和弱势群体保护方面,国家出台《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为农民工工资争议处理提供法律援助。面对新冠疫情突发状况,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针对平台经济和新劳动就业形态,国家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指导意见,明确保障责任,补齐保障短板,优化保障服务,完善保障机制,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2022年,国家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活动,一方面积极引导企业自觉践行社会责任,关爱员工,保障权益,厚植和谐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引导员工增强企业认同感、责任感,通过发挥双方的积极主动性打造利益、事业和命运共同体[28]。这些做法规范引导资本有序运行,为劳动者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创造了良好条件,防范并化解了劳动关系中的各类矛盾,也激发了劳动者干事创业的热情,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三)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得到巩固,崇尚劳动成为价值共识

习近平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29]这种共享发展,既不是“共”而不“富”的共同贫穷,也不是“富”而不“共”的利益格局失衡,而是共富共享发展红利,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这四个相互联系、相互贯通、辩证统一的方面,要求保持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暂时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均,走出一条符合人类认识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这条公平正义的道路,马克思明确指出最终是“按需分配”,但在客观物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过渡环节如何分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劳动人民最终摸索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明确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弥补市场和政府失灵,助推共同富裕。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分配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创新发展,以及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充分把握。在这种分配制度下,一方面分配公平得到体现,每个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劳动发展权,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土地等都能得到合理配比和保障;另一方面分配正义得以实现,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唯利是图、无序扩张,确保生产经营遵规守法、健康有序,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方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情况下,我国摆脱了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而二次和三次分配则起到“稳定阀”作用,确保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共同富裕的实现。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2022年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4亿人、2.9亿人,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497亿元[30]。

如果劳动制度没有融入人文精神,那么劳动分配的公平正义将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在制度改革和探索中,观念上实现劳动价值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也在同步进行。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倡议要形成“崇尚劳动”的价值共识。他认为劳动不仅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美好梦想,破解发展难题,创造中华民族光明未来。整个社会必须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从而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潜能[22]46。新时代,崇尚劳动的价值共识正在通过两条途径得以实现:一是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感受榜样力量。劳动模范作为推动我国各行各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身上的劳动精神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重要内容,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诠释。全媒体时代,这种劳模精神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迅速传播,人们对其认同感不断增强。二是鼓励在大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颁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劳动教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贯彻落实新时代德育目标的核心任务之一。总之,由崇尚劳动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共识,把个体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统一,必将汇聚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齐心协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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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0.

[2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47.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4-45.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46.

[26]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27]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2-26(02).

[28]关于开展2022年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EB/OL].(2022-05-25).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ldgx/202205/t20220530_450899.html.

[2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1.

[30]夯实民生之本 增进民生福祉:“中国这十年”系列主[JP+2]题新闻[EB/OL].(2022-08-26).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208/t20220826_484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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